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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辩证关系和实践创新

余卫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

付文军

论新的赶考之路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蒙象飞

探索笔会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素与结构 

佟德志，王旭

人民监督权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价值与保障机制  

王阳亮   

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政治学研究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体系  

朱碧波     

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民属性的形成与发展

孙保全

政党治理

内力塑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类型学分析   

王小鹏   

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动因、要义与路向  

张书林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四种类型及其运行机理  

陈亮，李元  

公共治理

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为例

衡霞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流动性冲击与家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金昱彤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

杜姣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解构与重构：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  

冯刚，陈倩

基于多圈层耦合的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体系建构   

吴锋，仲建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辩证关系和实践创新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两个结合”作为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具体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依存又相得益彰，既交融互动又辩证统一，不仅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直接构成了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遵循。而要在“两个结合”的创新实践中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充分认识“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实践基础上的问题导向和理论创新，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余卫国，男，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议题，目前学界主要从四个维度进行阐释。在其特点阐释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和政治经济学考察，在此基础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理基础。在其内涵阐释方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持与贯彻，又是立足中国现实并探索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因而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在其逻辑阐释方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既是积极回应“时代之问”的科学选择，又是基于世界历史和中国实践的伟大创造。在其价值阐释方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学理赓续与民族化的结合，又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求索之路，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境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走出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现代化的统一体，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阐释应是整体性的，既需要在“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与“走自己的路”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它的特点、内涵、逻辑与价值等，也需要整体性地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此凸显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付文军，男，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论新的赶考之路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摘要：百年来赶考与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有机互动，前者是后者的实践形态，后者规定了前者的方向和内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指引着新赶考之路的前进方向，也赋予了新赶考之路的时代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根本路径是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进方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需要以科学理论引领赶考之路的正确方向，以伟大建党精神激发走好赶考之路的奋进动力，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形成走好赶考之路的历史合力，培育时代新人确保走好赶考之路后继有人。

作者：蒙象飞，男，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素与结构

摘要：全过程人民主是全链条、全覆盖、全方位的民主，其中蕴含着民主体、客体、程序等要素，形成完整的结构。全链条是指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成的复合程序，保证了全过程人民主的程序完整性。全过程人民主的客体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又包括国家、社会、群众等各个层次，是全覆盖的民主。全方位民主以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四套班子为依托，将民主贯穿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之中，是全方位的民主。对全过程人民主要素与结构的进一步认识应该从实践出发，满足理论饱和性的要求。

作者：佟德志，男，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旭，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民监督权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价值与保障机制

摘要：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人民监督权力”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它不仅是全过程人民主的内在价值，也是全过程人民主真实、有效的制度保障。“人民监督权力”的探索包括刚性的纪法监督与广泛的人民群众监督形式，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主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反腐败与作风建设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以监督合力实现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以人民监督贯穿人民民主全过程，充分保障了人民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善刚性的法律监督、柔性的人民监督常态机制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建设是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主的着力点。

作者：王阳亮，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真正当家作主，更谈不上发展全过程人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主的意义是根本性的。从更具体层面看，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出于政治自觉，同时根据党情国情需要和长期实践积累的经验，在制定实施民主政治发展方案时坚持民主集中制：大力发展协商民主：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创新民主实践平台渠道，从配置逻辑：制度安排：实践条件等各方面为全过程人民主发展提供坚实政治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主呈现出人民性、真实性、广泛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五个相辅相成的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主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体系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由逻辑起点、目标导向、体系格局、道德原则与实践路径等核心要素组成的结构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这种多元一体的结构性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难以绕开的现实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是各民族共富共享，它充盈着中华文明济世安民的弱势关怀、均衡发展的空间正义和文化赓续的集群关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体系格局是各民族共建共治，涉及激活各族人民的主体地位和责任意识，依托全过程人民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协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道德原则是和合共生，强调立足各民族的共生共在，在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的同时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即本体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注重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心理层面要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朱碧波，男，博士，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民属性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西方的民族建构先后经历了“臣民共同体”和“国民共同体”阶段，这为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国际视野，有助于在中西比较中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与西方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民属性的形成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近代中国的“国民”概念起初具有指称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内涵，此后转化为描述权利义务关系的个体身份概念。抗日战争爆发后，日益觉醒的国民逐渐以“中华民族”为符号和载体聚合为一个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在不同时期相继对国民进行“人民化”及“公民化”的根本改造，并在此基础上重塑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属性。发展至今，“国民共同体”与“多元一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属性，也由此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逻辑。

作者∶孙保全，男，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内力塑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类型学分析

摘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要依靠“自我”而非外力进行党的建设？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着党的建设的独特逻辑和内在规律。从政党类型学的视角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内力塑造型政党的概念和分析范式，有助于在解答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揭示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问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生成与作用彰显、政党引领型国家的生长发展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运行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未来逻辑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内力塑造型政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修正错误、保持肌体健康分别为内力塑造型政党提供了精神动因、价值动因和现实动因。引领机制—回应机制—执行机制—保障机制构建起党自我革命以内为主、内外联动的动力体系，形成内力塑造型政党动力机制的完整实践图式，系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外在环境以及与人民互动中进行自我革命性锻造的动态过程。新的百年，百年大党要以“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实践自觉与政治自觉，塑造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引领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作者∶王小鹏，男，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动因、要义与路向

摘要：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是组织动员力、政治凝聚力的综合展示。基于时代变化、问题倒逼的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具有紧迫性和必然性。乡村社会发展变革的“倒逼”、农业农村农民变革的“倒逼”、部分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倒逼”，已是谋划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需要直面回应的现实诉求。在方案设计上，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需要强化领导力、优化组织结构、塑造功能形态、创新运行机制四个基本维度。提升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需要在村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推进乡村社会力量整合、组织整合、治理整合、经济整合，描绘以乡村社会系统性整合推动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路线图。

作者：张书林，男，博士，政治学博士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四种类型及其运行机理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一些毗邻地区，通过党建引领跨界治理实践探索出毗邻党建这一新型的党建模式。目前，既有相关研究主要包括跨界治理的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对策性研究以及跨界治理与毗邻党建的关联性研究。针对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类型分析及其运行机理这一主题还缺少深入研究。基于“跨界性一层级性”的分析框架，可以把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分为战略引领型毗邻党建、问题导向型毗邻党建、高位推动型毗邻党建、整体联动型毗邻党建四种类型。揭示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运行机理，需要基于“典型案例一类型匹配”的基本原则选择匹配性的案例进行具体呈现和深入剖析。

作者：陈亮，男，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元，男，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讲师，浙江省重点智库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为例

摘要：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是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基层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体系融合的结果，核心在于能力和资源的集成整合。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基于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多重竞争性逻辑，通过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并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推动横向与纵向治理体系相互嵌入，促使乡村治理组织的职能属性更加清晰、权责配置更加明确、资源统筹能力更强。两个村庄治理体系一体化的路径表明，整体性治理念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过程，而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体化实践的基本保障，只有具备上述两个关键条件，才能在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下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人才短缺与治理结构失衡以及多个治理体系间缺乏兼容所带来的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作者：衡霞，女，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流动性冲击与家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将成为社会工作有效展示专业功能、服务社会的重要场域，但大规模社会流动造成农村家庭“一家三地”分离的现实，导致社会工作在农村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以家为核心开展整合性社会工作服务，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取向。推动以家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一要确立家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位置，实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法整合；二要区别多样化家庭中抚养/赡养者的复杂关系，发展差异性的家庭社会工作实务；三要以家庭为单元构建社会保育机制，拓展家庭外部支持，实现家庭向外的公共性拓展；四要围绕家庭建设进行相关政策的整合，制定和完善以现代家庭为核心的政策体系。以家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脉络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流动性社会的回应，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对于全球社会工作的有益贡献。

作者：金昱彤，女，博士，兰州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

摘要：合理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乡土精英治理向二元精英共治的转型。村级事务从以关系嵌入型事务为主向关系嵌入型事务与关系脱嵌型事务并重的变迁是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发生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村干部选任制度的适当调整为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实践中，受村干部选任重视年龄和学历的影响，村治主体中的乡土精英逐步为行政精英替代，由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趋于瓦解。这直接造成村庄中关系嵌入型事务处理主体的缺失，弱化了村级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针对这一困境，存在两种应对思路：一是制定多元化的村治主体选任标准，同时为乡土精英和具有行政精英特质的年轻高学历人群提供进入村干部队伍的通道，确保二元精英共治结构的持续；二是提升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职位对行政精英的持久吸引力，让行政精英产生对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工作的深度价值认同，以更好地习得乡土治理经验与乡土精英特质，推动行政精英向同时具备二元精英特质的综合性精英转变。

作者：杜姣，女，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解构与重构：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

摘要：作为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进阶形态，元宇宙将引发人们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再次变革，也将重新定义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之“网络”。元宇宙中的认知外包与虚拟分身、信息茧房与社交圈群、数字殖民和文明陷阱对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层挑战，同时，元宇宙也通过认证生态与数字创造、人机共育与智慧评价、境脉施教与具身受教环赋能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到来的元宇宙，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应直面挑战、抓住机遇、做好准备，力求将元宇宙这一最大变量化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作者：冯刚，男，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倩，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于多圈层耦合的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体系建构

摘要：在“媒介化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加速演进、复杂耦合的挑战下，应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亟待提升媒介化治理能力，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媒介化”对风险治理既有范式带来的治理挑战及变革可能性出发，综合多学科视角，分析其内涵及生成机理，可以将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解析为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元耦合的“媒介自律能力—媒介协同治理能力—媒介国际合作治理能力”三个能力圈层，并据此构建出多圈层耦合能力体系框架。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设本质上是因应“媒介—风险—社会”的共生关系，基于媒介自律前提，释放媒介作为新型治理工具和新型治理主体的建构性潜能及制度化力量，继而促成多圈层能力耦合集成、增强治理韧性的动态过程。这一进程是因应风险媒介化和媒介化风险的治理变革，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升维跃迁。

作者：吴锋，男，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高校新型智库“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仲建琴，女，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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