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任皓丨府际交流网络与区域间市场分割——来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的证据丨2022年第3期
府际交流网络与区域间市场分割
——来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的证据
◉ 任皓
【摘要】地方政府间无序竞争是导致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的主要制度因素，府际交流网络能否影响地方政府市场分割决策，进而降低省际间市场分割程度？本文使用手工搜集的2004—2017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数据构建府际交流网络，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府际交流网络结构对于市场分割绩效的影响。本文发现，在府际交流网络中地方政府由于其相对位置差异形成了异质性的网络结构，通过内嵌于网络结构中的社会资本的粘合效应与连接效应对市场分割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1）粘合性社会资本与市场分割程度负相关，具有更高粘合性社会资本的地方政府更可能选择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政策，降低市场分割程度；（2）连接性社会资本与市场分割程度呈现“U”形关系，随着地方政府的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增加，其市场分割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
【关键词】异地考察；府际交流网络；市场分割；网络结构
【作者介绍】任皓，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renhao2020@hnu.edu.cn。
【引用格式】任皓.府际交流网络与区域间市场分割——来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的证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3):80-93.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区域间市场分割
（二）网络治理与府际交流网络
（三）网络结构与社会资本
（四）理论假说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二）实证模型
（三）变量选择
四、实证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高增长速度，这其中地方政府间竞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也造成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区域间市场分割等严重负面问题。长期来看，区域间市场分割不仅与经济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更会损害经济发展效率，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统一国内大市场的形成。总体来看，在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区域间市场分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公共治理难题。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消除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制度基础是构建地方政府间有效合作网络，但是现有文献尚缺乏地方政府间网络与区域间市场分割相互关系的稳健实证结果。由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为：地方政府间网络联系是否会降低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
针对此研究问题，首先，本文根据公开信息搜集并整理了2004—2017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数据库，使用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数据构建了省级政府间自组织府际交流网络（以下简称府际交流网络）。其次，本文基于网络治理理论（network governance）提出府际交流网络影响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的理论模型：府际交流网络中的地方政府由于相对位置差异形成异质性的网络结构，内嵌于网络结构中表征互惠信任的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与信息流通的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差异化影响地方政府市场分割决策，进而造成异质性的区域间市场分割绩效。最后，本文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府际交流网络结构与省际间市场分割程度的互相关系，验证了府际交流网络会通过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对区域间市场分割绩效造成异质性影响。
本文的边际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本文提出使用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构建自组织府际交流网络的新方法。根据Yi的研究，自组织网络是指不受上级政府控制，且不具有明确政策目标的网络联系。与当前文献中普遍使用的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网络相比，本文提出的府际交流网络既区别于受上级政府影响的官员异地任职网络，也区别于具有明确政策目标的区域间政策协作网络，为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网络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本文使用空间自回归方法验证了省级政府间交流网络对省际间市场分割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既为政府间网络降低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提供了更为稳健的实证证据，也是对现有网络治理绩效定量评估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三，本文基于网络治理理论构建了府际交流网络影响区域间市场分割绩效的理论模型，通过将网络治理理论拓展应用于区域间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从网络治理角度进一步理解我国地方政府经济政策与经济行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区域间市场分割
分权改革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分析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方面，学者首先注意到财政分权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激励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影响，基本观点是财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为了保护与扩大税基而选择市场分割政策。另一方面，以周黎安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财政激励并不足以构成分权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全部激励解释。在我国买方垄断的官员劳动力市场中，地方政府官员会为了最大化职务晋升概率进行锦标赛式的“为增长而竞争”，由此造成了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倾向，进而导致了区域间市场分割。以上分析表明区域间市场分割并不必然存在，而是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下，通过权衡市场分割政策与区域一体化政策的超额经济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认识到造成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问题原因的基础上，部分研究尝试从官员视角探究地方政府间横向联系对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影响。理论基础为：既然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问题是由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行为导致的，那么官员的异地任职可能通过强化信息交流与信任构建的方式促进政府间合作，从而降低市场分割程度。部分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理论假说，发现若两省间存在因为官员异地任职形成的网络联系，则两省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也会相对较低。
虽然部分实证结果证明由官员异地任职形成的政府间网络联系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上述统计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官员异地任职网络虽然可以提高关联地的经济贸易联系，但是也导致了关联地与非关联地之间新的市场进入壁垒，不利于全国总体经济绩效与福利水平的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官员异地任职所形成的两地间经济联系的本质并非府际合作，而是官员与旧任职地的企业形成的政商合谋。
总结来看，虽然理论研究提出有效府际合作网络是降低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必要途径，但是政府间网络是否降低了全社会整体的市场分割水平仍然没有稳健证据。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官员异地任职网络存在缺乏自主性以及易于形成政商合谋等不足，本文认为验证政府间网络降低区域间市场分割需要跳出官员异地任职网络的束缚，找到由地方政府自主形成的网络关系。
（二）网络治理与府际交流网络
网络治理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行政科层制（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的新治理范式，表现为在应对复杂公共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具有共同价值基础的多元参与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形成网络联系。理论上，网络治理被认为可以更为有效地应对传统上单一治理主体无法有效解决的诸如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以及负外部性等问题。在政府治理实践中，网络治理是否有效却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性。Provan和Kenis提出检验网络治理有效性的研究对象应该限定于必须要多主体参与才能达成的政策问题，Lewis强调网络治理绩效应该是治理的结果而非仅仅依赖于上级行政命令。对自组织网络治理绩效进行定量评估并验证网络治理有效性也渐渐发展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本文认为区域间市场分割问题是用来评估网络治理绩效的理想政策议题。由第一部分文献综述可知，导致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形成的非合作行为。特别是，虽然中央政府多次出台针对区域间市场分割问题的政策文件，但区域间市场分割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表明相比于中央政府干预，消除区域间市场分割更依赖于地方政府间自组织网络。
如何寻找地方政府间自组织网络，进而更为科学地评估地方政府间网络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的影响？部分研究提出领导异地考察交流是地方政府自主建立网络联系的有效方式。从政策学习的角度，Heilmann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乐于去政策试点地区学习取经，也有学者使用公共自行车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案例，验证了政府间异地考察交流促进了创新型政策扩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领导人是地方政府合作的关键因素，领导人之间面对面交流更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政府间合作网络。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异地考察活动，张紧跟首先提出这是一项政府间合作形式，Yi等则进一步强调了地方政府间学习考察是区别于府际协议的政府间非正式合作，锁利铭等也认为政府间考察是正式化程度最低的政府间合作形式。
总结来看，官员异地考察交流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已经得到了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视，但是还未有将府际交流网络应用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专门研究。可能原因是当前文献鲜有针对地方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的专门研究。正如杨志和魏姝将政府官员异地考察活动区分为由政府“一把手”带队的综合性考察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的专题性考察，认为现有研究提及的府际考察普遍是指专题性考察。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需要聚焦于地方政府“一把手”。本文针对这一研究不足，基于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活动构建府际交流网络，并从理论与实证双重维度探究其对于市场分割绩效的影响。
（三）网络结构与社会资本
网络治理何以提升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关键在于理解网络结构的作用。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出发，参与主体表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参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形成社会网络中的边，多样化的“节点-边”关系体现了网络结构差异。网络结构不仅会影响社会网络的整体绩效，同时由于不同节点在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差异，也会导致同一社会网络中不同参与主体具有绩效差别。
网络结构影响网络治理绩效的理论基础为内嵌于网络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在网络治理文献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可以实现互惠的网络关系。社会资本不仅存在于民间社会组织之中，地方政府间网络联系也被认为是形成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网络治理理论通过借鉴Putnam提出的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划分，基于结构主义视角构建了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对网络治理绩效差异化影响的理论基础。
首先，粘合性社会资本表示参与主体与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联系紧密程度，距离网络中其他参与者相对距离更近的参与主体具有更高的粘合性社会资本。在当前网络治理文献中，粘合性社会资本被认为会通过信任构建与信息共享两种方式影响网络绩效。第一，信任构建。对于网络参与主体而言，高粘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凝聚与其他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信任，高信任感的社会网络降低了网络治理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并且会显著提升政府间合作的层次与实质，从而有利于提高网络治理绩效。第二，信息共享。网络中高粘合性社会资本的参与主体便于共享其他网络参与者的信息。区别于单一参与主体获得了超出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粘合性社会资本高的参与主体通过信息共享的方式获得了信息富集，打破了信息垄断，降低了网络治理的风险，进而会提升网络治理绩效。
其次，连接性社会资本表示参与主体对网络连通性的影响程度，网络中处于连通中心位置的参与主体具有更高的连接性社会资本。在当前网络治理文献中，连接性社会资本被认为可能通过信息交流与信息控制机制影响网络参与主体的绩效表现。第一，信息交流。处于连通中心位置的参与主体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取与其直接联系的网络参与者的异质性信息，直接的信息交流通过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提高了网络治理绩效。第二，信息控制。当网络中某一参与主体的连接性社会资本逐渐增高，表明其处于治理网络中“搭建桥梁”的关键位置，此时信息交流机制将转变为信息控制机制，这一参与主体将具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性，从而影响网络中信息的传递，改变网络绩效表现。
总结来看，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是内嵌于网络结构中的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在具有协同效应的同时，由于其结构差异也造成了两类社会资本对于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路径。在实证研究中，由不同网络结构表示的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对于网络治理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已经在能源政策合作网络、城市规划合作网络等政策网络中得到了验证。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检验网络治理理论有效性的理想政策工具，由此本文提出在府际交流网络中，各地方政府异质性的网络结构会通过社会资本的粘合效应与连接效应差异化，影响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
（四）理论假说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通过将网络治理理论引入“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分析之中，探究府际交流网络对地方政府市场分割绩效的影响，并提出可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说。
为了分析简便，本模型中的地方政府仅具有市场分割与区域一体化两种经济政策选择。首先，地方政府官员面临“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何种经济政策更有利于获得超额经济收益，地方政府就更倾向于出台这项经济政策。其次，地方政府间通过“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形成自组织府际交流网络，在府际交流网络中地方政府由于相对位置差异具有不同的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并通过各自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异质性影响，从而引导地方政府出台差异化的经济政策。最后，不同的经济政策将会造成各地市场分割水平差异。不难看出，探究府际交流网络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绩效影响的关键在于，区分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由文献综述可知，粘合性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构建和信息共享两条路径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就信任构建而言，政府间信任的凝聚为经济合作提供了正向激励，便于形成事实性经贸合作，此时地方政府选择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获得超额经济增长。就信息共享而言，粘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打破区域间经济信息的垄断，此时经济发展将具有规模优势，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地区经济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府际交流网络中具有更高粘合性社会资本的地方政府具有更低的市场分割程度。
连接性社会资本通过信息交流与信息控制两条路径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就信息交流而言，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具有较低连接性社会资本时，与府际交流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建立直接联系有利于经济信息交流，打破了信息不对称，此时采取区域一体化的经济策略便于享受经济合作带来的增长红利。另一方面，当网络中参与主体的连接性社会资本逐渐增高，信息交流机制将转变为信息控制机制。具有信息控制能力的地方政府相比于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势力”，此时选择市场分割的经济策略反而可以获得部分超额经济收入。以上双重机制反映出连接性社会资本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策略的非线性关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府际交流网络中，连接性社会资本与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关注于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除了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文献综述中提到的关于府际交流网络研究的不足，还基于如下三点考虑：首先，省级政府“一把手”个人特质会对本省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已经得到广泛的实证检验；其次，相比于省长，省委书记作为“一把手”的异地考察活动更具有综合性，省委书记通常会以“党政代表团”的形式对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综合性考察，而省长的异地考察交流活动更具“事务性”，因此省委书记的异地考察更适宜于分析自组织网络治理绩效；最后，从数据可获得性的角度，省委书记公开活动的报道最为全面，有利于数据准确性。
本文手动搜集了2004—2017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信息，并去掉部分不具有经济内涵的礼仪性活动，共获得602条“一把手”异地考察数据，构建了2004—2017年府际交流网络。
图2通过2004—2008年、2009—2013年以及2014—2017年三个时间段，展示了样本期内由“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形成的省级政府间交流网络。不难发现，在上述三个时间段内虽然政府间异地考察交流的频率略有差异，特别是2014年之后府际交流有所下降，但是都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府际交流网络。这反映出在府际交流网络中省级政府具有决策自主性，其考察交流目的地选择受中央政府政策影响较小。
同时，在不同时间段内不同省份的异地考察交流活跃度具有显著差异，说明除了省份因素外，领导本身是影响府际交流的重要因素。此外，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例如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等的点度中心度较高，说明地方政府更乐于与经济发达的省份建立府际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经贸合作是省委书记异地考察交流的重要政策目标，部分印证了本文理论模型提出的府际交流网络会影响地方政府经济政策从而影响市场分割绩效的研究假说合理性。
（二）实证模型
考虑到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与各省地理位置存在空间互动效应，本文建立如下空间自回归模型：
其中，Segit为被解释变量，即i省t年的市场分割程度。CCit为接近中心度，BCit与BC2it为中介中心度以及二次项，Xit表示控制变量，μi和γt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空间自回归模型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加入了空间滞后项
dij表示省份i与省份j的相对距离。考虑到空间权重矩阵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三种不同距离计算空间矩阵：第一，地理距离W1，具体为两省省会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第二，经济距离W2，具体为两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数之差的绝对值；第三，地理-经济距离W3，即综合考虑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具体计算方法为W3=0.5×W1+0.5×W2。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省际间市场分割指数Segit。本文使用盛斌、毛琪淋提出的“相对价格法”计算省际间市场分割指数，这也是当前广为接受的关于市场分割程度的测量方法。本文选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日用品、交通、通信用品、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燃料、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等12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计算了2005—2017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西藏自治区）的市场分割指数，结果如图3所示。2005—2017年以来我国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呈现了波动中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2007年，区域间市场分割呈现较低的水平，这表明2001年进入WTO之后，对外开放带来了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2008年之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省际间市场分割程度有所上升，2010年之后又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2014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各省经济政策波动性加剧，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又有所上升。
（2）解释变量：府际交流网络中的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考Andrew和Carr的研究，使用标准化的接近中心度CC和中介中心度BC表示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接近中心度CC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g为网络中的节点数，d（ni，nj）表示节点i与节点j在网络中的最短联通距离。CC（ni）越高表示节点i的接近中心度越高，具有越高的粘合性社会资本。中介中心度BC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gjk表示节点j与节点k间存在的短程线数目，gjk（ni）表示包含节点i存在的两点间短程线数目。BC（ni）越大表示节点i的中介中心度越高，具有越高的连接性社会资本。
为了使府际交流网络不至于过于稀疏，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活动对于经济绩效的滞后性影响，本文在计算i省在t年的接近中心度CCit和中介中心度BCit时，使用t年与t-1年加总的府际交流网络。
关于上述方法，一个直接的担忧是接近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是否可以表征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且处于府际交流网络中心位置的省份是否会同时具有高的连接性社会资本与粘合性社会资本？根据Freeman的研究，社会网络中接近中心度表示节点摆脱信息垄断的能力，中介中心度则表示节点的信息控制能力，符合本文理论部分总结的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的特征。进一步，本文计算得到府际交流网络中接近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的相关系数为0.3369，不存在过高的相关性。
（3）控制变量：区别于经济学文献中控制变量仅包含经济变量，本文依据社会网络分析加入标准化的点度中心度DC及其二次项作为网络结构控制变量。标准化的点度中心度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ni）表示有向图中与节点i相关联的节点数目，N为网络规模。
本文经济控制变量包括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及其二次项。其中国有经济比重使用各省城镇就业中国有单位就业比重表示，政府干预程度使用各省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使用各省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以上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四、实证结果
本文关注2004—2017年省委书记异地考察交流组成的府际交流网络对省际间市场分割的影响。表2为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2）-（4）为分别使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地理-经济距离矩阵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在模型（2）-（4）中，空间滞后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各省市场分割与其空间位置存在互动关系，证明了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具有合理性。
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接近中心度CC的回归系数α1与中介中心度二次项BC^2的回归系数α3。首先，在表2的模型（1）中，接近中心度CC的回归系数α1显著为负，表示府际交流网络中高接近中心度的地方政府具有较低的市场分割程度。在模型（2）-（4）中，控制不同形式的空间互动效应，回归系数α1依然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府际交流网络中接近中心度与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负向统计关系的稳健性。以上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H1，表明在由地方政府自主形成的府际交流网络中，具有更高粘合性社会资本的地方政府通过与其他参与主体的信任构建与信息共享，更可能采取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政策，进而有利于降低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
其次，根据Lind和Mehlum以及Assaf和Tsionas的研究，确定解释变量“U”形关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顶点处于解释变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在模型（2）-（4）中，中介中心度二次项BC^2的回归系数α3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且顶点范围为0.062～0.066，满足上述条件。实证结果表明府际交流网络中参与主体的中介中心度与其市场分割绩效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弱“U”形关系，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H2。中介中心度代表了地方政府在府际交流网络中的连接性社会资本，随着地方政府更主动地通过异地考察的形式与其他地方政府建立府际联系，其连接性社会资本逐渐增加，通过更直接的信息交流以及资源交换，一体化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其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会采取降低行政性市场分割的举措；另外，随着信息交流的加深，信息交流优势转变为信息控制优势，高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地方政府有可能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获取垄断利润，由此会采取市场分割策略，从而导致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加深。
上述实证结果回答了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政府间网络联系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影响的复杂性。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异地考察交流的方式形成网络联系，有利于通过信任构建与信息交流的方式消除经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结合表2和表3不难发现，2009—2013年伴随着省际间异地考察交流活动的频繁展开，全国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呈现了快速下降趋势。且随着2014年以来府际交流频率的下降，区域间市场分割水平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府际交流也可能形成信息垄断，从而导致特定省份间市场分割程度的加深。由此，虽然总体上府际交流有利于降低全社会市场分割水平，但是如何进一步发挥粘合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消除连接性社会资本对于府际交流网络中信息控制的不利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除了本文关心的研究假设外，表2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也都符合理论预期。其中，各省国有经济比重与市场分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以上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范欣等研究结果类似，说明了市场分割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对外开放程度与市场分割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这一结果也与范欣等、王许亮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对外开放对于市场分割具有显著影响。点度中心度表示社会网络中节点的活跃度，由此点度中心度越高表示此类地方政府更广泛地参与府际交流之中。在模型（1）-（4）中，点度中心度的二次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在府际交流网络中的参与度与区域间市场分割间存在“U”形关系，进一步体现了府际交流网络对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水平的非线性影响。
在基本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反向因果的影响。两省间市场分割程度体现了其经济合作水平，其中两地间低市场分割程度意味着政府间具有较高的经济合作水平。考虑到官员异地交流作为政府间合作的重要形式，因此可能出现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越低，府际交流越频繁的反向因果影响。通过考虑基本回归结果中粘合性社会资本与连接性社会资本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影响的方向性，本文认为反向因果主要体现在粘合性社会资本之中。参考Guan等使用网络密度（DN）作为接近中心度工具变量的做法，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工具变量估计来克服反向因果的影响，结果见表3。弱工具变量检验与Wu-Hausman外生性检验验证了本文选取网络密度作为接近中心度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与空间自回归模型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了2004—2017年由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形成的府际交流网络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粘合性社会资本与市场分割程度呈现负向联系，具有更高粘合性社会资本的地方政府更可能选择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政策，降低其市场分割程度；连接性社会资本与市场分割呈现“U”形关系，随着地方政府的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增加，其市场分割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
本研究为理解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网络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联系的研究长期关注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职务调动，以及由职务调动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私人网络。基于以上视角的分析，一方面无法摆脱央地关系对于横向府际联系的束缚，忽视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无法排除政商联系对于府际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而无法检验网络治理绩效的真实性。本文提出使用地方政府间异地考察交流构建府际交流网络的新方法，并定量分析了其对于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影响，从自组织网络的研究视角剖析了网络治理对于地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证明了政府间网络联系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出台与政策实施绩效都具有显著影响，有助于从网络联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本研究也具有鲜明的政策意义。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由区域间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全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效应愈发显现。能否形成有效的府际合作是打破制度性市场壁垒、构建国内一体化发展机制的关键举措。府际交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府际合作形式，具有交易成本低、信息交流及时等优点，对于形成地方政府间实质性合作，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具有显著作用。结合实证发现，本文提出在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地方政府间应该建立更为常态化的府际交流制度，以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为依托，进一步构建不同省份政府职能部门间制度化的异地学习考察机制。同时，在府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造成新的信息垄断，应该加强信息交流的透明度，消除信息控制对于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仅考虑了省委书记异地考察活动，没有囊括省长以及其他对于本省经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部门的异地交流；第二，本文仅分析了理性人假设下地方政府行为，忽视了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政策对于市场分割的影响；第三，本文的分析仅局限于省级层面，没有对市级数据进行分析，忽视了各省内部市场分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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