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吴磊、杜耐可｜外部环境、组织治理与慈善组织风险——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2022年第5期

Original 吴磊、杜耐可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4-02-05

外部环境、组织治理与慈善组织风险

——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吴磊杜耐可

【摘要】近年来慈善组织风险事件表明，构建慈善组织公信力长效机制，防范慈善组织风险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亟须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慈善组织风险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本文旨在对慈善组织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整合有关慈善组织风险的环境论、组织论等解释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媒体报道的15个慈善组织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多重肇因及其耦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慈善组织高风险程度的组态模式有三种：环境驱动型、内外联动型和组织主导型。而防范慈善组织风险，不仅需要提升外部环境的参与共建，同时要依赖于组织治理的自主突破，以促进外部环境与组织治理的有机耦合。研究旨在与已有理论进行对话与整合，更好地解释复杂性情境下慈善组织风险的生成机理，为慈善组织风险的分类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慈善组织风险；外部环境；组织治理；影响因素

【作者介绍】吴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woolaywind@163.com；杜耐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du-naike115@163.com。

【引用格式】吴磊,杜耐可.外部环境、组织治理与慈善组织风险——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5):118-130.

—文章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梳理与归纳

（二）研究述评与研究方法

三、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选择和应用

（一）QCA原理概述

（二）选取典型案例与变量测定

四、结果分析

（一）建构真值表及数据处理

（二）条件组合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五、结语与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慈善事业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第三次分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慈善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慈善组织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和整合，更体现于组织的声誉和公信力方面。然而，从韩红慈善基金会受到公众质疑等一系列事件，表明慈善组织容易面临声誉受损等诸多风险，这些风险会对慈善组织的声誉、捐赠收入以及使命的推进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慈善组织的发展与慈善事业的要求不相适应，迟滞了慈善事业良性生态系统的构建，影响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慈善组织风险防范既是慈善组织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解读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从理论层面来看，处于组织研究视域的风险管理研究在非营利组织场域的凸显，实质上是相较于商业组织，对于慈善组织特殊性的重视，也反映了非营利组织规范化和伦理化的运作要求。但是与商业组织不同，多数非营利组织缺乏明确的战略管理和目标愿景，商业组织管理的方法难以有效应用于非营利组织。同时，公众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声誉和组织伦理期待明显要高于商业组织，一旦遭遇风险，则有可能直接造成灾难性后果。慈善组织风险的防范能够有利于组织资金管理、实现公共责任、吸引利益相关者和实现组织使命。目前学界较少关注影响慈善组织风险形成机理的研究，而仅有的少量研究沿用了组织管理的一般理论框架，遵循“风险生成——风险识别——风险防范”的逻辑主线展开。

从实践层面来看，国内外许多第三方机构都研制了风险管理操作规程，设置伦理委员会等，如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CFE）针对非营利组织风险防范提供了专门的操作规范，国内诸多社会组织也发布了《中国基金会法律风险报告》《中国社会团体法律风险报告》《公益组织风险控制管理体系》等管理规范文件来防范风险。然而，目前对于慈善组织风险的研究皆囿于分析慈善组织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管理措施。那么，究竟哪些因素诱致了慈善组织的风险？这些因素在影响风险程度中又是以何种方式耦合发生作用？上述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的解答。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和热点事件检索，搜集和整理出15个典型慈善组织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其一，构建出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综合性分析模型；其二，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多重因素耦合路径，阐明外部环境因素和组织治理因素的重要性；其三，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研究方法，提出有效防范慈善组织风险的对策建议，同时着眼于探索性研究，以期深化对慈善组织风险影响因素的理解。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尽管慈善组织风险研究是非营利组织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慈善组织风险概念在国外研究中大多以其他形式出现，类似的术语如“非营利风险”（nonprofit risk）、“非营利丑闻”（nonprofit scandal）、“非营利欺诈”（nonprofit fraud）、“慈善危机”（charity crisis）、“非营利越轨”（nonprofit deviance）等。我们在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搜索和梳理，总结慈善组织风险的建设性理论视角，将慈善组织风险定义为“慈善组织由于治理环节及客观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后果与预期目标发生多种负偏离的综合”。

（一）文献梳理与归纳

在慈善组织风险的影响因素方面，组织风险研究为探究慈善组织风险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尤其是Mellahi和Wilkinson根据组织学研究提出了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哪些因素导致了组织的失败。“确定性”侧重于环境层面，关注的是一系列环境因素（如规章制度和经济状况）对组织的影响，与此同时，组织内部尤其是组织结构、理事会等对组织失败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借鉴这个思路，总体而言，当前的慈善组织风险研究大致遵循了“环境论”和“组织论”两个研究路径。

1.环境论

外部环境因素对慈善组织风险至关重要，环境论将因素扩展到组织之外，强调环境对于组织风险程度的重要性。Holtfreter使用了LexisNexis和ProQuest两大数据库，调查了1998—2000年美国和国际的非营利风险事件，指出大型非营利组织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外部审计、匿名举报热线等对组织风险均有着关键的影响。相比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更多地从逻辑推演的思路提出了“跨界合作主体间权力的非平等性，互联网平台法律职责的不完备性以及互联网技术平台的不稳定性”“慈善公信力缺失的内驱力和外引力”等环境因素视角，为我们理解慈善组织风险提供了分析思路。

（1）媒体报道。媒体报道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正面报道产生的良好声誉是非营利组织能够拥有的重要的资产之一，负面的报道则会损害非营利组织的声誉，可能会导致捐赠的减少。尽管非营利性部门的新闻报道倾向于风险和问题驱动，但慈善组织也可吸引媒体报道，通过报纸等传统媒体、有线电视系统、互联网、视频流等新型媒体，向公众提供关于组织运营项目、公众参与渠道等方面的持续信息。因此，媒体报道与慈善组织风险的程度存在关联，但媒体对慈善组织的报道存在正面、客观描述与追责等态度，与结果变量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的案例研究得出。

（2）公众参与。已有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和系统论指出公众是影响网络舆情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公众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活跃力量，拥有独特的舆论表达渠道和影响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利益相关者，公众可以深度影响甚至改变公共管理者制定政策和从事管理的方式。公众对信息传播兼具即时性、开放性等特征，通过共鸣、发泄、归属和关怀等动机产生的舆论引导，可能会对慈善组织风险事件的形成与扩散起推动作用。Wymer等指出当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从事不道德活动并受到公众质疑时，非营利组织就会出现重大风险。因此，公众对慈善组织的关注存在信任、监督、质疑、追责等多种情况，与结果变量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的案例研究得出。

2.组织论

持组织论的学者主要立足于慈善组织的自身特点，着眼于剖析组织治理如何影响慈善组织的风险程度，从内部治理角度审视了哪些因素影响了风险的高低程度。

（1）治理结构。有学者提出内部控制薄弱、对理事会的过度依赖、组织规模的大小都会影响非营利组织风险程度，如Barron等认为小型的慈善机构更有可能失败，往往更容易面临资金、志愿者、员工方面的困难。Hamilton等则采用导航星（Guide Star）的数据，认为非营利组织的战略决策是由利益相关者（管理者、董事会成员、受益人、捐赠者和政府实体）分散其利益的能力决定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年龄和规模影响组织的死亡率。治理结构是慈善组织实现功能的重要基础，体现在组织内部要素的作用及联系的构成，尤其是组织层次之间的权限配置、管理幅度、信息沟通等方面。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与实现目标、完成使命的能力有着内在的联系，董事会应明确和彻底地发挥其监督作用，负责确保本组织按照其章程和法律要求运作，以及对管理组织的财务风险负有最终责任。Archambeault通过总结2008—2011年美国非营利性组织的风险案例，指出非营利组织由于缺乏有助于防止或发现此类活动的组织控制措施，极易受到风险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治理结构变量，认为完善的治理结构，能够确保内部适当控制和监督来尽量减少机会因素，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与风险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2）透明度。透明度关注的是慈善组织是否具有较高的信息披露机制等制度，旨在系统地、定期地传递有关慈善组织运作的信息及管理活动，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传递组织经营与财务信息，防止代理人的自利行为。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与报告，有助于维护公众知情权和凝聚民意，对于建立公众信任起到关键作用，公众信任则有助于保持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以期在遭遇风险或负面宣传时，为其提供一些可依赖的社会资本。鉴于透明度是公众置信于慈善组织和激发捐赠行为的基础条件之一，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募捐能力存在理论上的显著关联，有利于增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因此，我们认为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与慈善组织风险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慈善组织透明度越高，其风险程度越低。

（3）合规运营。合规运营关注的是组织寻求合规性，在信息公开、公开募捐和慈善项目设立等运营环节，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条例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均规定募捐主体必须公开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包括创始人的数据、主要成员的背景以及财务数据。有研究根据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公布的《慈善透明报告》指出，慈善组织存在对年度报告懈于公开的现状。慈善组织运营不合规，会引发内部监督匮乏、违背非营利性质、违规筹资、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慈善组织的自律与慈善组织风险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慈善组织合规程度越高，慈善风险程度越低。

（二）研究述评与研究方法

总体而言，学界主要基于志愿失灵理论、期望违背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问责理论等理论视角解释慈善组织风险。但是大多数研究还是遵循了“风险类型-风险防范”的逻辑思路，往往落脚于为慈善组织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这也反映出慈善组织风险研究的最后一环——风险防范乃是研究关注的焦点。同时组织学研究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拥趸，这为本文“外部环境-组织治理”分析框架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支撑。那么，以上因素如何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的程度？又以哪种因素耦合方式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的程度高低？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以下探究：（1）探索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不同层面肇因；（2）构建慈善组织风险程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3）检验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辅之以慈善组织对应风险事件的媒体披露，探究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关键组合方式，厘清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从而明确风险的具体作用方式，构建出慈善组织风险防范的治理机制。

本研究最终确定的研究对象为15个慈善组织。典型组织案例的选择步骤为：首先，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民政部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慈善十大热点事件”等搜集的多个慈善组织风险事件作为一级备选库；其次，根据研究设定原则确定组织案例库。分层筛取典型案例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所选案例对应的风险事件是社会热点事件，即该组织风险事件具有较强的公众认知度和搜索热度；二是所选组织对社会政策和行业影响较大；三是所选组织对应的风险事件参与主体广泛，一般为慈善组织、公众、媒体及政府监管部门等。最后，通过三角检定法进行反复对比与确定，从而形成本研究所需要的最终案例库。为了更为深入地剖析所选取慈善组织风险事件的全过程，我们通过网络检索、收集媒体报道及慈善组织官网公开信息等形式，根据风险发生的时间、事件细节、损失类型、社会影响程度、治理结构等分别分析，汇总整理成15个慈善组织风险的案例库（见表1）。

三、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选择和应用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基于布尔代数的基本原理，借助集合论的思想考察复杂社会现象的原因组合路径和影响方式，通过整合传统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优势，力图开辟一种混合取向的方法路径。QCA最早由美国社会学者查尔斯·拉金（CharlesC. Ragin）提出，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在定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介绍了QCA，并将其视为是一种整合了量化和质化双重取向的研究方法。

（一）QCA原理概述

QCA适用于分析10～30个案例，即与统计和案例研究相比，该方法设计用于处理中等的样本。布尔代数是QCA的核心逻辑，QCA能够通过比较若干个案例和布尔代数的杠杆作用来确定原因的特定配置，这些原理被从事宏观社会现象定性研究的学者所使用。通常，定性研究学者一次只分析少数几个案例，他们的分析兼具集中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还要根据上下文和历史来考察案例。通过对定性分析的逻辑进行形式化，QCA可以将定性方法的逻辑和经验强度带入涵盖少数案例的研究中，逻辑比较的布尔代数方法将每种情况表示为因果条件和结果条件的组合，通过自下而上的配对比较过程进行逻辑简化。QCA方法的目的是通过案例探索不同前因条件相互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从而回答哪种条件构形会导致预期的结果，以及考虑到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目前有关慈善组织风险的研究中，一方面，对于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多聚焦于经验层面的风险成因，导致据此提出的风险防范策略缺少科学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有关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研究，个案探讨仍是主流，即大多聚焦于某一个慈善组织的焦点事件（如罗尔事件、郭美美事件等）或者问责事件，虽然个案研究在挖掘事件全过程和发生机理中具有明显优势，但是缺乏对于同种类型以及相似事件的解释力。即使有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也止步于差异解读。对于慈善组织风险这种复杂性问题，通过传统回归分析探索单个因素是无法解释的。虽然其他方法能够探索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的影响因素，但定性比较分析法能够探索多种因素的联合效应和互动关系，能够说明影响因子与慈善组织风险间的关系强度，充分理解慈善组织风险的复杂性本质。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将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整合“环境论”与“组织论”的几个条件，探究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

（二）选取典型案例与变量测定

借鉴以往研究者利用QCA进行慈善组织风险程度分析所确定的样本数量作为参考（一般为10～30个），本研究最终选择的研究对象为15个慈善组织（见表1）。我们将提取的5个自变量进行归纳分析，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选取典型案例，以研究多案例中的多种变量对共同产生的因变量结果的影响，并建构分析框架（见图1）。

正如有学者在QCA实证假说的设定中所提出的“绝大部分社会结构都是由多个因素相互造就的，独立的变量变得相对没有太多的意义”。即单一要素难以对慈善组织风险产生决定性影响，诸多要素之间的综合作用是理解慈善组织风险的关键。针对慈善组织风险，我们将每个变量的名称及赋值分别作以下解释（见表2）：

1.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是慈善组织风险的程度，本文选取的均为慈善组织，区别是风险事件对慈善组织的影响程度不同。划分慈善组织风险程度首先要确定划分标准，一是《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及慈善组织年报等数据，查询慈善组织风险事件的产生对慈善组织下一年捐赠量的影响程度，即风险事件的出现对慈善组织下一年捐赠量的影响程度，以增加或者减少划分，关注慈善组织风险事件对组织发展的影响程度。二是以慈善组织风险程度为划定标准，高风险是指慈善组织风险发生可能性高或几乎肯定发生，影响程度严重，危及慈善组织的生存、慈善组织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严重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等；低风险是指风险几乎不会发生，影响程度轻微，慈善组织能够及时妥善处理风险、官方调查结果证实慈善组织是规范运作等；介于两者之间为中风险。为了提升结果变量赋值的信度和效度，研究采取德尔菲法，邀请15位从事慈善组织研究5年以上的学者进行背对背打分，分别代表着慈善组织的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程度，并根据打分结果进行数据校准。

2.条件变量

第一，媒体报道。媒体报道用来反映慈善组织出现风险的媒体公开报道情况，根据前文的研究发现，媒体报道的态度和立场影响政策走向及公众态度，能够发挥传播速度快、受众领域广、覆盖范围全等独特优势，媒体平台的信息交换优势也能促进慈善组织透明度的提高。因此，对媒体报道态度进行筛选，将媒体报道持客观描述态度或持追责、反思态度进行判断，并二分赋值（0和1）。第二，公众关注。公众关注反映公众是否关注慈善组织风险事件的讨论和扩散等，选取百度指数作为衡量公众对慈善组织的关注度，由于百度指数是公众行为数据的综合型数据分析平台，能够最大程度展示公众在特定时间对相关事件主观关注的体现。社会和政治类焦点事件的热度周期为50天左右，有研究选择将事件发生50天后百度指数平均值高于1000定义为高热度，也有研究将百度指数求取平均值作为公众关注度的测量指标，本文结合案例组织情况，慈善组织的公众关注难以简单地划定某一数值来测量，因此，选取适合文章的标准，对所有样本的百度指数求取平均值作为公众关注的二分赋值标准，将组织风险事件发生50天后百度指数平均值高于或低于所有样本平均值的组织进行二分赋值（0和1）。第三，治理结构。赋值依据为：理事会、监事会的规模是否超过案例样本的均值；慈善组织理事会召开次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管理制度是否超过案例样本的均值；管理层专业领域是多元还是单一。根据案例符合该变量赋值依据的数量进行标记，对汇总数据进行校准。第四，透明度。透明度用于反映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和效度，选取2021年基金会中心网FTI数据的透明指数进行数据校准。第五，合规运营。合规运营用于反映慈善组织运营规范性，根据《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规定，判断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和项目实施情况等组织运营方面情况，对及时公开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或未公开、受到行政处罚的慈善组织，进行二分赋值（0和1）。

四、结果分析

（一）建构真值表及数据处理

某一现象的发生可能与多个因素相关，通过布尔代数逻辑计算体系，可以得出导致某一特定结果的复合因果关系陈述或原因组合。根据设定变量的赋值标准，对选取案例（15个慈善组织）的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和汇总。本文除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合规运营三个变量可赋予“是”和“否”的概念之外，其余变量需进行校准，运用直接校准法，使用EXCEL软件计算95%和5%分位数，确定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进行变量的校准（见表3）。

从环境与组织两个维度得出媒体报道、公众关注、治理结构、透明度和合规运营五个解释变量与慈善组织风险程度为结果的数据组合，即真值表（见表4），借助fsQCA软件对真值表进行布尔最小化计算，进一步得到单个变量的必要性分析和多重因果路径。

覆盖率（coverage）和一致性（consistency）分别用于确定配置是否为输出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其中一致性指标是尤为重要的稳健性参数，即一致性指标结果越高，原因集属于结果集程度便越高，因果关系可确证性也相应提升。覆盖率的结果解释为每个解决方案项作为一个整体，用以说明条件的解释力，数值越大则证明解释力越强。基于fsQCA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列出了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5）。

根据Ragin的标准，如果某一条件的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9，就可以将其视为结果“必要条件”排除出后续的分析中，所获结果发现，没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达到必要条件的标准，基于慈善组织的风险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由单个因素便能够完全解释，因此需其他变量组合进行多重复杂关系因果探析。

（二）条件组合分析

运行fsQCA3.0软件分析后得出以下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三种结果（见表6）。QCA的其中一个优势就在于它不仅提供了可以得到两端的复杂解和简约解的工具，同时提供了得到中间解的工具。由于中间解考虑到逻辑余项和“简单”反事实假设，在可信度层面优于简单解，同时在简约性上优于复杂解，故选择中间解并综合简约解进行分析报告。

接着呈现QCA的分析结果展现原因变量在组态中的重要性程度（见表7），基于复合方案的输出结果来看整体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和整体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分别达到0.625262和0.851285，表明所有条件组合能够解释约62.5%的案例，且具有较高的必要性解释力度。

具体来看，中间解共有三条原因组合路径且一致性均大于0.8，表明这三条原因组合路径均具有较强解释力，条件组合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Result=～mr×pc×gs×co+～mr×～pc×gs×～tr×～co+mr×pc×～gs×～tr×～co

将结果转换至中文则为：慈善组织高风险程度结果=媒体报道反思追责×公众关注高×治理结构完善×合规运营（路径一）+媒体报道反思追责×公众关注低×治理结构完善×透明度低×不合规运营（路径二）+媒体报道客观描述×公众关注高×治理结构欠缺×透明度低×不合规运营（路径三）。

从条件组合来看，三种路径代表了慈善组织风险程度较高的三种模式。

（1）环境驱动型：对应路径一。路径一表示媒体报道对慈善组织风险事件持反思或追责的态度时，导致慈善组织风险呈现高程度组态。29.2%的慈善组织案例有且仅能通过原因组合路径一解释，将原因组合路径回归到案例库可以发现中国G基金会“一点公益”非法集资事件、中华S基金会吴花燕捐款事件和B市T基金会被捐赠者质疑善款去向不明事件为路径一的典型案例。这类慈善组织一般由于媒体报道对慈善组织风险事件持反思或追责的态度，以及持续跟进风险事件的发展等，当媒体报道出“非法集资”“捐款落实不明”和“慈善组织谋取私利”等字眼时，将会引导公众对风险事件的认知范围和方向，慈善组织容易出现较高风险。

（2）内外联动型：对应路径二。路径二表示公众对风险事件的关注度缺乏持续性，媒体报道对慈善组织风险事件持反思或追责的态度，慈善组织信息公开透明度较低，组织运营存在不符合《慈善法》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规定，或存在行政处罚等情况时，导致慈善组织风险呈现高程度组态。9%慈善组织风险案例有且仅能通过原因组合路径一解释，将原因组合路径回归到案例库可以发现中国G基金会违规募捐事件为该路径的典型案例。这类慈善组织出现高风险事件的内在机理在于外部环境舆论引导与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紊乱的相互联动，即受到外部环境舆论影响，加之慈善组织未按照法律规范履行信息公开和合规运营的责任时，由此会产生较高风险。

（3）组织主导型：对应路径三。路径三表示，当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欠缺，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数量较少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组织运营存在不符合《慈善法》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政策规定，或存在行政处罚等情况，从而导致慈善组织风险呈现高程度组态。24.3%慈善组织风险的案例有且仅能通过原因组合路径一解释，将原因组合路径回归到案例库可以发现S市A基金会的分贝筹“同一天生日”事件和B市Y基金会被网友实名举报捐助治疗成本过高和募集资金下落不明事件均为该原因组合的典型案例。这类慈善组织高风险的触发主要源于组织内部治理的失范，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成员不足导致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管理，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和其他制度规定的配合程度不高，因此极易产生组织使命偏移、信息公开缺失等重大风险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QCA研究中，集合论特定的稳健性检验方法通常有调整校准阈值、改变案例频数、变动一致性门槛值等。一方面，本文调整了一致性门槛值，将一致性阈值由0.8提升至0.85，案例频数阈值保持不变，组态调整后与调整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共得出三条路径，结果与此前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具有稳健性。另一方面，通过调整校准数据的定性锚点进一步检验，选取样本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5，案例频数阈值保持不变。检验结果与此前的三种组态解一致，且与此前的组态结果有清晰的子集关系，总一致性由0.85上升至0.96，总覆盖度由0.63上升至0.68，因此，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语与讨论

本文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采取内容分析法全面梳理慈善组织风险事件的报道，探究了慈善组织风险的影响因素及高风险组态耦合机制。从外部环境和组织治理两个层面，提取和验证了媒体报道、公众关注、治理结构、透明度和合规运营五大因子对慈善组织风险程度产生的影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慈善组织风险进行组态分析，总结出慈善组织高风险程度的三种原因组合路径，并着重分析三种慈善组织高风险组态模式。研究发现：从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来看，媒体报道、公众关注、治理结构、透明度、合规运营均无法单独形成慈善组织高风险的路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动形成了慈善组织风险程度较高的三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联动型和组织主导型。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进一步回应和丰富了慈善组织“环境论”与“组织论”两大理论视角，为有效识别慈善组织风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为慈善组织乃至政府机构有效防范慈善组织风险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从动态视角来观察外部环境与组织治理对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联动效应，弥补了既有研究中过度关注“对称性假设”与“单一因素边际效应”的不足。针对以往理论视角未关注某一变量发挥作用情况下其他变量的状态，忽视了各个变量的耦合问题，研究还从组态比较理论的新视角实证分析了慈善组织风险的影响因素，这集中表现为：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组织内部治理将会影响到慈善组织风险程度；在组织内部治理规范的状态下，外部环境将会影响到慈善组织风险程度；外部环境不稳定与组织治理不规范双重作用于慈善组织风险。研究最后还揭示了慈善组织风险治理的复杂性，提出的环境驱动型、内外联动型和组织主导型三种慈善组织高风险模式，旨在与既有理论进行对话与整合，以期更好地解释复杂情境下慈善组织风险的生成机理，为风险的分类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基于研究结论，我们认为当前有效规避慈善组织风险，提升慈善组织风险防范能力可以从两种路径入手。一方面，表现为外部环境参与共建型防范机制。第一，作为弥补信息缺失的交流论坛和“过滤器”，“媒体报道”是追踪和记录慈善组织故事的重要信息来源，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影响公众态度和监督慈善组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采取客观报道的态度，塑造兼具独立性和真实性的媒体报道角色，履行社会监督职能。从长远来看，媒体正面报道也可能会给予公民信任和非营利组织信心，激励慈善组织成为值得信赖的组织。第二，公众的关注和信任是影响慈善组织慈善捐赠和筹款能力的关键因素，公众有责任参与和监督慈善组织。为了培育和维护公众的信任，需要完善非营利组织问责制度，即公开其筹资、支出、结果和影响等，满足公众对捐赠的期望和非营利组织效率的认可，让公众感觉到他们的捐赠正以有效的方式被使用。第三，积极促进慈善组织治理与法律规制监管的协调互动，加强慈善组织管理的制度设计和综合监督，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制度优化。

另一方面，表现为组织治理自主突破型防范机制。第一，慈善组织治理的风险表现为内部规范管理欠缺、财务管理混乱、内部监督欠缺、信息公开质量低等。针对于上述风险，慈善组织需要完善组织战略规划，利用年度报告等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实现治理结构完整性及组织团队协同性，严格规定交易授权的明确权限和适当程序，建立和维护内部问责制度。第二，条件组合分析中，透明度和合规运营多为条件缺席形式，慈善组织公开透明及真实的财务信息、保持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及提升信息透明程度等对获取资产增长和公众捐赠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应当引入内部审计委员会制度，能够确保资金收支、资源合理使用和流经系统的信息准确无误，防止组织治理层面风险的生成。

总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验证了慈善组织的风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及多重路径并发的结果。本研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影响慈善组织风险程度的逻辑是多元且复杂的，条件变量的选取不应局限于外部环境和组织治理层面，后续研究仍有待优化和补充；另一方面，受制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研究对慈善组织的变量赋值与实际情况相较或存在偏颇之处，需要获得更为准确的调研数据。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慈善组织如何在外部环境和组织治理的组合中寻求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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