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记 | 田小丰博士：从机关到律所，两段精彩职业生涯背后的法律人生

即日起，安拓最新推出十周年老友记，带您近距离地接触法律行业各个领域最顶尖的精英律师，他们身上的自我驱动力、高度责任感、法律使命感令我们受益良多。同时，他们也是法律行业数十年来风云变革浪潮下的亲历者，是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推动者。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法律从业经历，生动有趣的一桩桩标杆性案例背后，对于同时期的法律人可能会引发诸多共鸣与感慨，而对于新一代年轻的法律人，则是十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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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您经历了二段精彩的职业生涯，分别在执法机关，律所。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机缘步入法律行业？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放下了机关工作，投入了律师赛道，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一艰难的抉择？

田博士：我选择考法律是因为93年国家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法律是当时最火的一个专业，当时我对依法治国的理解，就像鲁迅学医救国一样，是非常振奋人心和吸引年轻人的。我虽然不敢说有那么大的想法，但是起码觉得学法律是一个非常有前途、有前景的职业，特别是看到了丹诺的书，作为一个辩护律师，能够拯救别人的生命，这是多么大的荣耀，成为了当时的我选择法律行业的内心冲动。

关于转变和选择，其实我很早就跟律师行业有过接触了。在当年，只有大学毕业了才能考律师，那时候叫做律师资格证书。98年一毕业我就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但是当时并未从事律师工作，而是在检察院工作。后来读完研究生，进入原上海工商局工作。因为那时律师职业是分为公司律师、社会律师、公职律师三类，我是06年成为公原上海市工商局的公职律师，所以我从始至终没离开过法律，也没有离开律师行业。

毕业后，我陆续在检察院、上海市监局工作过。特别是在市监局工作的这段时间，对于日常接触的事务，更多的是从监管的思维上来考虑问题，比如如何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当然也接触一些律师当事人，他们从律师的角度来抗辩。当时我就想，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前面提到，我自上大学之后，看了《为了权利而斗争》等书籍，那时就有想法我们要作为律师维护正义。可以说我一直没有断过当一个社会律师这样的想法。机缘巧合，在自己30多岁的时候我做了这个决定，去做了律师。

安安：无论是从监管执法工作，还是到了律师，这样的角色变化，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在职业转换间的得与失，您有什么样的体验？

田博士：任何一种职业都会有得和失，可以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在机关时的好处是，可以在一个组织的保障下做工作，会有同事来协助你共同完成。无论是上级领导的带领还是下属同事的协助，都是在一个坚强的组织下来工作。在工作当中，你是运用法权利来行使法律，可能会有更大的适用法律的权利。比如我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或者作为一个执法机构的小领导，来认定事实的时候，只要在自由裁量权下，会有相对大一点的行政权力。同时这份职业也会以及权力所带来的自我满足感。同时只要在不违背法律和纪律，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保障和安全感。当然也会有受限制的地方，比如行政机关会有令行禁止的要求，工作的自由度相对会低一些。对于法律法规的解释，需要严格依从机关里边统一的口径，运用法律的自由解释可能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在做律师以后，自由度会广一些。首先，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不同新的法律法规。其次在自己时间的分配上，可以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即使是工作，我也可以更集中于感兴趣的领域。每一个成功的案件代理，成功地帮当事人解决了问题、挽回了损失，这种律师职业带来的荣耀感，特别是个人荣耀感的体会更加强烈一些。

当然，自由总是伴随着风险的，缺少了组织，所有的风险都是个人来承担的。虽然律所也会有一些风险防控的机制，工作上也会有同事或者助理的协助，但是作为一个合伙人或者单独的团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现在年轻的律师可能会有案源获取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服务多年的律师也有，或者说律师职业的本身就是不停地在进阶挑战。新的法律法规、新的客户要求、新的争端问题出现，我们需要不停地去迎接位置的挑战，伴随着挑战，职业本身的不安全感一直都是存在的。我认为这对心理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虽然这个职业会带给你一些尊敬、一份还不错的收入，但同时也会舍弃一些陪伴家人的时间，或者少一些留给自己的闲暇时间。如果说律师这份职业有缺点的话，可能这些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安安：在您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过程中，肯定经手过非常多的案件，有没有哪个案件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您觉得非常有价值意义的呢？

田博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案件其实还蛮多的，但有一些案件不仅仅是说做得有多成功，而是于我个人而言的突破，或者对于整个案件的相关领域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作用，帮助企业挽回了重大的损失，会让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前几年做的商业秘密案件，当时反法还没有修订，商业秘密在认定和处罚方面的难度相对来说还比较高。这是一家外资企业，某个离职员工利用他从公司带走的技术，同时还利用一些前同事，将公司的一些重要的技术秘密进行窃取，自己成立了一家企业，跟前公司进行完全同质化的竞争。公司开始还没有特别觉察到，后来发现他已经壮大到了和公司抢夺主要客户的层面上，于是这家公司才想到维权。

但是商业秘密的案件，一些基层执法机构当时还不是特别熟悉，我们碰到一些包括证据的搜集和固定、商业秘密同一性的比对，秘密性、经济性、保密性的认定等许多问题。在这个案件里，通过一些方案的制定，特别是调查预案和取证方案的制定，非常成功的帮客户维权，为客户挽回上亿元的直接损失。而且通过内部调查，帮助公司清除了帮助窃取商业秘密的一些内部人员，预防了后续的损失。同时也帮助公司建立了整个商业秘密的体系制度。最后应公司要求跟侵权人达成了和解，除了要求他做一些民事赔偿以外，也达成了一些协议，要求他终身不能从事和公司项目相同的行业，其实是相当严格的。因为不光是他本人、他的家人，还包括他不能投资同行业公司。这起案件的处理不但对同类案件处理起到了示范作用，也给公司员工和其他竞争者起到了警示，即我们应该合法、合理的劳动致富，不能够靠挖取别人技术秘密，靠挖墙脚来致富。行政机关后来做了行政处罚，这个案件也获得了上海工商十佳案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

第二个案件是去年做的一个商业诋毁案件。商业诋毁在反法修订之前，由于没有罚则，所以市场监督管理的执法数量比较少一点，而且诋毁的认定也比较难。如果到民事诉讼做名誉侵权的话，法院举证要求，特别是造成损失的举证责任比较高，法官对于企业接受批评的容忍度也比较高，。这起案件中，整个网上出现了好几百篇对公司进行诋毁的文章，客户确实遭受到了很大的诋毁，非常明显看出来是蓄意的诋毁，而且是有预谋的，对客户的声誉影响很大。这家客户在行业内是非常有声誉的一家企业，而且又是直接面对终端客户群的快消品行业，现在网络上这种散播对企业声誉的影响是很大，对客户粘性影响也很大，终端客户很容易就会选购其他产品。

我们通过设计一些方案、前期调查，借助行政机关的力量来首先认定构成商业诋毁，后期又提起了民事诉讼。这个案件涉及的金额非常高，对方用于诋毁的投资的广告费达到数千万元。最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处以了数百万元的罚款，处罚金额最高是300万元，市监局处以他将近200万元的罚款，是近年来我见过的商业诋毁罚金的最高的案件。由于案件结束的比较晚，应该明年会公布出来，可以成为此类案件中的一个标杆案件，也是商业诋毁行政执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帮助客户挽回了公司的损失，挽留了他们的终端客户，保证了客户的名誉。同时我觉得也是给一些竞争者的提醒，不能够通过这种扭曲的竞争方式，传递错误信息，诋毁他人名誉的方式来取得竞争优势。因为工商局处理的这类案件比较少，我们通过处理这个案件也是有很多的心得，可以说是在商业诋毁领域树立了标杆一样的案件。

安安：您在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已经从业了很多年，近年来您觉得有哪些变化和趋势？

田博士：我个人做得比较多的是商业贿赂案件，这部分一直是反不正当竞争的重点。但近年来随着新反法的修订，对于商业贿赂是有一定缩减的，同时企业也更加重视合规。商业贿赂仍然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不像过去那样一枝独秀的感觉。当然同时，我们接受企业委托从事内容合规与反舞弊的案件有很大的增长，就是从传统的外部调查转向内部调查，由被动合规到主动合规，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虚假宣传的案件也有些变化。因为过去广告法没有修订之前，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是有一些界分的，支不支付广告费用？在什么载体上发布？这可能都是虚假宣传和广告的一个区分。近年来，广告法颁布以后，广告、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了，广告法作为一部特别法，它的外延包含了传统上的虚假宣传，所以虚假宣传的案件有所下降，但是广告案件数量上升比较大。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案件，比如商业诋毁和商业秘密案件，过去都很少，近年来我们发现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另外随着竞争手段增强，新反法对于混淆做了一些加强，所以混淆的案件也在逐步的增加。

目前我们明显注意到的趋势，是利用反法二条规定的一些案件，近期服务的也比较多。因为近年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增加的非常多，互联网案件不断的增加，由于反法是没有互联网专条的规定，因为竞争特性不太一样只能用二条。现在反法修订以后，虽然有了互联网专条的规定，但列举性的规定只有三条，主要是对过往的互联网不正当行为进行的一个总结，略显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互联网案件还是有很多在运用反法二条的规定。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帮助国家总局做互联网专条的调研和修订工作，希望能够完善这一块，所以近年来我自己也有很大一块精力，在互联网的不正当竞争和运用反二条的一些诉讼和调查案件里边，这是新出现的反法的一些特点。

安安：随着国家和企业对于合规越来越重视，目前我们感觉合规领域的监管趋势也是比较严格的，但今年的新冠疫情也确实打乱了很多原有的市场秩序，产生了很多新的规则变化。那么会不会因此之后两年合规的监管会相对的进行一些松绑，或者您觉得哪些行业哪些领域依然是执法的重点？

田博士：没错，合规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合规是相对大的一个概念，不限于不正当竞争合规、反垄断合规，也包括医药领域的合规，产品质量等等很多方面。从大的趋势来讲，大家的重视是好事，从源头上扎紧。从政府机关的重视来说，根据李克强总理的精神指示，包括市监局等其他政府部门的改革，一方面要放权，一方面要服务企业，同时要加强管理，也就是说放松事前的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从各个法律法规都可以体现，不管是从市场主体的设立，包括新的药品管理法、药品的一些注册办法，对注册临床实验的机构都实行备案制，这就明显体现出来对事前审批的一些放松，这都是一个信号。但另一方面，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也说明我们的合规工作是不能够放松的。政府机构一定会加强对于这方面的管理，特别是一些关于生命健康安全的，关于一些国计民生的行业，大的方向来讲肯定是会加强管理的。

结合到疫情，一方面有刚刚通过的营商环境条例的规定。另一方面，疫情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各个地方都在出减免罚清单的出现，处罚和监管会聚焦于真正危害人体健康、关系国计民生的真正的违法行为。有一些轻微的，比如大家一直在争论的广告上的绝对化用语，或者一些轻微违法行为，比如不标专利号等等，这些案件可能以后要适当的减轻处罚，初犯的可能免除处罚。但对于药品的管理、医疗器械的管理、对环保的合规要求，这些可能只会加强，不会放松。从器械管理条例修改以后，处罚起点从15倍起就可以看出来，还是要加大处罚力度。所以我觉得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违法行为可能要区分来看。像医药行业、建筑行业等等这些行业依然是会关注的重点。

安安：紧张忙碌的法律工作之余，您对其他的哪些领域比较感兴趣？有什么小爱好吗？

田博士：作为法律人来说，本身的职业要求就不能只局限于法律，我本科、研究生、博士都是学法律的，但我一直有些遗憾。法律是个社会科学，需要系统科学的考量，包括帮企业解决问题，也要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考量，所以必须要了解经济运行的方式。我们说政法，还要了解政治结构、政治架构、政治体系，包括法律和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所以不能够忽视这些方面，这是从职业方面要求。我自己学法律，喜欢看点经济学的书，比如像曼昆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我很早就读过，当然未必都懂，但至少要去了解。另外一些社会学角度的著作，我们都会感兴趣。当然是专业上的要求，做一个好的法律人，首先是个社会人，要有各方面的知识。

从个人来讲，还喜欢读一些政治学、历史学方面的书，纯属个人爱好。但是我觉得读书，特别是读好书，第一对建立一个独立人格是有帮助的。第二，对于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有帮助的，同时对职业发展也是有裨益的。多看书，关注一些其他的领域，对自己的个人兴趣也会有提升，关注一些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包括经济政策的变化，这也是我的一些兴趣所在。

其他还有些跟大家都差不多的爱好，比如听听音乐，年轻的时候喜欢摇滚乐。现在会听一些民谣，像之前上海来过的，外国的大牌音乐艺人像埃尔顿.约翰，滚石等。新晋的有看过《乐队的夏天》，包括一些音乐节都有参加，在音乐节拿一杯饮料，欣赏美妙的音乐，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形式。

运动方面我一直喜欢踢足球，包括律协也有组织过一些足球、篮球比赛，但我这两年已经不踢了，因为有太激烈的碰撞，近两年主要是做一些慢跑等舒缓一些的运动。在自己不太忙的时候会关注一些大型的体育赛事，像NBA、欧冠、世界杯、欧洲杯或者英超这类比赛。

安安：您觉得一个好律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田博士：我认为一个好的律师，就是在不断学习、不断锤炼自己的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为客户争取最大权利的基础上，能够促进法治微小的进步。

 结 语 

在机关单位的工作，再到律师的华丽转身，每一步精彩的脚印背后都是辛勤的汗水。短短的20分钟采访，只是这位具有家国情怀，不忘使命的田博士的人生片段的简短描述，就已经让我们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