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文章：

电影《一九四二》是一部老电影了，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

这是一部灾难片，源自一段真实的惨绝人寰的历史：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河南大旱，数百万人饿死，千百万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刘震云的祖辈就是当年的灾民，他把这段历史写进了小说，然后冯小刚把它拍成了电影。

电影讲的是一个地主家庭逃亡的故事：

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是一个市侩的地主，坐拥万贯家财，老婆孩子热炕头，用某大V的话来说就是，生活幸福富足，世界对他很善意，他也收获了很多的善意。

但是一场百年未见的大旱灾来了，恰逢兵荒马乱，匪患横行，人心惶惶。老东家为了躲灾，赶着马车，拉着粮食和一家人往陕西逃荒。

这一路上，老东家从开始的满怀信心，慢慢失望到最后绝望：儿子被暴民杀了，儿媳妇饿死了，老婆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女儿把自己卖进了窑子，佃户被逃兵给杀了，长工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孙子被自己不小心闷死了……

三个月后，老东家到了陕西潼关，车没了，马没了，粮食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

马未都看完电影后，在当天的博客里这样写道：

不要以为苦难离你会很远，一九四一年时河南也有许多人这么认为。看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步，甜蜜与苦难究竟相隔多远。

这句话对每个人都应该是个警醒：不要以为苦难离你会很远。

◆◇◆

河南旱灾发生之后，中日双方在河南的战役也一触即发。

一边是即将饿死的河南百姓，一边是巨大的军粮征缴任务，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进退两难，他硬着头皮去找军队主官蒋鼎文，请求在大灾之年免征军粮。蒋鼎文的回答是：

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的话，我们就会亡国。

军人和百姓，必须饿死一个，让谁去死？蒋鼎文的话把李培基噎得哑口无言。

在国家的宏大叙事里面，百姓的生死始终如蝼蚁一般，无足轻重。不管是大地主还是佃农，一旦遭难，就会被简化为灾民，成为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甚至连那些连冷冰冰数字都算不上。

小说作者刘震云的姥娘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刘震云回到家乡河南调查那段历史时，才发现问题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1942年的中国积贫积弱，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在河南被日军包围以后，国民政府暗中策划，把河南灾民当作包袱，甩给日本人。于是，中国军队悄悄撤出了河南。

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国政府的企图，没有上当，虽大兵压境，但并不全盘占领河南。

就这样，河南成了一个被自己政府和敌人都遗忘的真空地带。三千万河南饥民，在国家的名义下，成了战争的筹码，或者说是代价，然后被历史遗忘。

◆◇◆

“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政府统计，1062人。”

“实际呢？”

“大约……300万人。”

1941年，河南摊派的军粮按额完成。但这一年河南的灾情已经非常严峻，身为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既不抓紧救灾，又不及时请求中央救济，而是消极的坐等灾情好转。

到1942年，灾情仍不见好转，二麦歉收之后，秋收又告绝望，李培基却向中央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

没有人愤怒，也没有人追问：“我为什么要死？是谁把我饿死的？”

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国民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

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灾民们遇到这样的灾难，不去追问是谁把我弄成这样的，而是说我命不好。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吃苦耐劳，一点没错。一个民族走到今天，虽然不断地有农民起义，抵御外敌入侵，但更重要的，这个民族仍在靠着忍耐活着。知识分子靠写诗、画画让自己从灾难中抽离出来，民间就弄些《步步高》、《喜相逢》这样的小调，给自己一种麻痹。在树皮已经吃光，靠吃柴火来满足咀嚼需要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还对统治者抱有幻想。

由张涵予饰演的安西满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目睹了百姓逃荒的种种惨剧，而他所信仰的上帝却无动于衷时，他回到教堂，质问神父：

“这里发生的一切主知道吗？”

“既然知道他为什么不管？”

“上帝为什么总是斗不过魔鬼，如果斗不过魔鬼，信他有什么用？”

最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

平安盛世时期，均不识红尘饥馁。只有当我们设身处地去感受在苦难重压下的人性尊严，感受灾难中人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也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与邪恶抗争，但请在岁月静好的同时，不要去指责那些为公众利益付出努力，作出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