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前（1907年）的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鉴湖女侠秋瑾身穿玄色生纱衫裤，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般地走向刑场，平静而从容。

今天听起来，这番话仍然能在心里感受到汹涌澎湃的力量，然而围观的人群却满目疑惑，神色木然，可见，“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更不理解什么是民主共和。

孤独的秋瑾，怀抱着梦想，坦然、无畏地走向死亡！

演员宁静凭借这个仅仅1分47秒的短暂场景，赢得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就凭一场戏获得最佳女配角奖项，在百花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其中有宁静的精彩表演，也一定有观众对秋瑾的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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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美学家蒋勋在第一次看到秋瑾的照片时，便惊叹：“怎么那么美？”在蒋勋看来，秋瑾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与逼上梁山的反抗者不同，秋瑾的家庭称得上和乐美满，父亲官至知州，夫家是湘潭首富，还有一个长得帅又深爱她的老公，一双可爱的儿女。

曾经有一个编剧在写秋瑾的剧本时，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把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写成一个很坏的人。蒋勋知道以后，提出强烈抗议，让他重新去查资料。

蒋勋说：“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我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事实上，清末民初的革命者大多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或者直接来自官宦之家。以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为主体，他们自觉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洗礼，从一开始就剑指皇权专制制度本身。

他们的革命是天下之大公、人心之至公，既非项羽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亦非“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暴力。即使要流血，也不是别人流血，而是革命者自己流血。他们怀着“杀身成仁”的大悲宏愿，愿以自己的牺牲唤起民众的觉醒，以自己的血阻止更多的流血。

这群文弱书生的革命理想，看似幼稚和迂阔，其实却是单纯而高贵。他们为理想而战，为信仰而前赴后继，毫不妥协地抗争，义无反顾地牺牲……秋瑾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电影《竞雄女侠》中，秋瑾谈到了自己的理想：“我和我的孩子，都是得到温饱的那一群……我希望全天下的母亲和孩子，都可以得到温饱。一个慈禧，以一国，换一己之福，但又有谁，可以拿一己，换一国之福？”

秋瑾的革命并不是逼上绝路的反抗，相反，她的人生受到了最多的宠爱，她要与世人分享这份宠爱，她愿意为信仰献身，“拿一己换一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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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与徐锡麟谋划的“皖浙起义”，在徐锡麟于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她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很多机会可以脱身逃走的。

7月12日早晨，光复会送来密信，告知因有人告密，大通学堂已经暴露，前来抓捕的清军正在从杭州来绍兴的路上。

秋瑾召集学生商议，有人提出即时起义，先杀知府贵福，占领绍兴府城，再图其余。因徐锡麟已经起义失败，秋瑾自知事无可为，不愿再让年青的学生冒险。

副手王金发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这个建议同样被秋瑾否决。

秋瑾命令大通学堂的学生全部撤离，以“谋为日后之应援”。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当天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与全家人一道举行祭祖仪式。晚饭过后，秋瑾把哥哥秋誉章叫到一旁，告知他即将发生的一切，让他带家人逃走。

待家人走后，秋瑾把家中友朋的信札、有关文件、有碍的书籍，全部烧毁在和畅堂后面小花园的水井里。

7月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杭州来的清兵会同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前往大通学堂抓捕。

山阴县令李钟岳一向敬仰秋瑾，有意放她逃走。因此清兵来到大通学堂后，只从前门进入，胡乱鸣枪，后门则无人把守。

有誓与秋瑾同生共死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因为绍兴城里的河港四通八达，大通学堂的前门和后门都通着河道。

但是，秋瑾拒绝了最后的逃生机会，她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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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的决意赴死，绝非一时的冲动。

1906年底，徐锡麟赴安徽策动起事前夜，秋瑾前去送行。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这首词将秋瑾的必死信念表露无遗，她要用自己的一死鼓动风潮，唤醒“同胞之醉梦”、力挽“祖国之陆沉”；她要以自己的良知诉诸同胞的良知，期待以国民的全体觉醒为自己招魂。

山雨欲来之际，秋瑾与谭嗣同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留下来面对死亡，并认为“死得其所”——革命需要流血才能成功。

这个“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女子，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以生命激发起他们良知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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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谭嗣同的死让革命者清醒过来，不再对满清统治者抱有幻想。秋瑾的鲜血则让国内的士绅阶层和知识分子觉醒，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

当时上海的报刊，虽政治立场迥异，但是在同情秋瑾、指斥清廷的舆论导向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媒体多以“奇祸”、“冤狱”、“冤杀”等字眼指称秋瑾死事，大张旗鼓地为其鸣冤叫屈。

《申报》开辟专栏，讲述秋瑾生平，刊载秋瑾作品。7月23日的“论说”更是直接以《论绍兴冤狱》命题，指责满清官员把滥杀“革命者”当做升官的捷径：

杀革命党者，升官之捷径也。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

红颜喋血，以身殉道，也令当时民间的舆情汹涌，即使那些“不同情革命的守旧派”，也不认同清政府的凶暴行为而“纷纷议论”，普遍为秋瑾鸣冤。

邻省江苏有人发《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大力呼吁：

若我同胞士绅，今日对于浙省，论地势虽有省界之分，论人民则全国皆为一体，同舟救溺，义不容辞。

在声讨浙江大吏“媚上取荣”、“不遵法律”杀害秋瑾的罪行时，还从全国一体的角度，揭示秋瑾被杀一案引发争论的实质：

东越之狱，是官吏夺我同胞身家性命财产之权矣，于此而不争，是天下无当争之事矣。且今日之争，非仅仅为秋女士一人也，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计也；抑非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计也，实不啻为我一人身家性命财产计。……故今日之事，非浙绅一部份人之事也，凡我国民，与有责焉。

这种国民意识的觉醒与自觉的担当精神，已注入现代国家观念。

在民间一片斥骂声中，直接办理秋瑾一案、为清廷立下大功的地方官吏威信扫地，不能再安于位。

浙江巡抚张曾敫名誉尽毁，调任江苏时遭当地士绅联合驱逐，犹如丧家之犬。

绍兴知府贵福被迫改名换姓，弃官归隐。为防革命党人掘墓泄愤，还将父母墓碑上的字都凿掉了。

山阴知县李钟岳曾对秋瑾多加保护，也因此被绍兴人民视为保境安民的英雄，但其仍为亲自拘捕监杀秋瑾而负疚不己，终日惟诵“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在秋瑾遇难百日后，李钟岳在寓中悬梁自尽，以最悲壮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

秋瑾遇难半年后（1908年2月25日），有浙江学界四百余人齐集杭州凤林寺，为秋瑾举行追悼会。会上成立秋社，决定每年阴历六月六日为秋瑾成仁纪念日，使纪念活动长久进行下去。

如此大规模的在省城杭州，公开为一被官府定为“女匪”而处决的革命党人举行祭奠，其性质为一场挑战官府的示威活动不言自明。甚至秋瑾墓的巍然存在也成为一种抗议的象征，具有实在的号召力，令统治者深感不安。

秋瑾的就义，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日暮途穷的满清帝国已经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只在等待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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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落日里，秋瑾被杀似乎不是件大事。

满清官员本来以为，秋瑾原本就是激进的革命者，又正式加入了反清组织光复会，担任大通学堂校长期间更是购买枪械、组织学生训练，还密谋在浙江、安徽两地策划起义，哪一样都足以将她砍头。

但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可以随意杀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清廷以野蛮的方式镇压激烈的反抗者，竟然激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弹；一个女革命者的鲜血引起的汹涌民意，竟然可能冲垮统治秩序的堤坝；在秋瑾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舍生取义的勇气……秋瑾之死在晚清社会掀起的波澜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秋瑾遇难后的第四年（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响起，腐朽的清帝国被扫入了历史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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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余年前，一个“不惜千金买宝刀， 貂裘換酒也堪豪”的奇女子，在暗夜里驰骋，拖着一个民族两千多年锈迹斑斑的锁链，义无反顾地走完了她心中的大义。

如今的绍兴轩亭口（秋瑾就义地）已经车水马龙，曾经响彻云霄的呐喊也消散在云烟深处，但透过历史的画卷，依稀还能看到这个舞着剑的女侠吟诗时慷慨激昂的身姿，不是手无缚鸡的娇弱，却是力挽狂澜的强壮；不是婀娜多姿的妖娆，却有一股顶天立地的伟岸。

这是一把锋利的剑，依旧在跟每一个沉睡的人说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