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奖说“不”，可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做到的。难的倒不是那些成天都在骂文学奖这样不公正那样太黑暗的人，因为他们多半一辈子也难有获奖机会，难的是那些获奖机会不要太多的人。他们拒绝的，表面上来看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奖，而实则是某个在圈子里说话管用的人甚至是整个文坛。

托马斯·伯恩哈德便是这样一位敢于拒绝接受文学奖的作家。伯恩哈德是奥地利作家，同时也是德语文学世界里的著名作家。对伯恩哈德而言，进入所谓主流作家的行列显然便是同流合污。他说文学奖“无疑是主流招安异类的工具”，“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伯恩哈德甚至在他的小说《维特根斯坦的侄子》里如此写道：“给一个人颁发文学奖，无异于往他的脸上撒尿。”

托马斯·伯恩哈德

伯恩哈德不是头一个高调宣布拒绝接受文学奖的作家，显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所拒绝的文学奖差不多都是来自所谓“主流”文学领域，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他的同胞——著名德语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2004年，耶利内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成为奥地利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然而，耶利内克却说，在得知自己获得如此崇高的奖项后，她感觉到的“不是高兴，而是绝望”。她还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这一奖项应该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耶利内克并不认为自己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奥地利的花环”，她与奥地利所谓主流文坛仍然保持着距离。

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

由此人们也便自然想到了另一位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让－保罗·萨特。1964年，这位具有奇思异想的法国作家、哲学家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即刻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项桂冠。他的理由也很简单——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认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早已经“随风而去”，只有“未来还在吸引着他”。

萨特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丰厚的奖金对他而言是一种束缚，同时他也表示不愿意被“机构化”。在拒绝领奖的声明中，他提到了1958年拒绝领奖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萨特没有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接受诺奖表示尊敬抑或同情，因为他认为，把文学奖颁给一部在国内禁止而在国外发行的作品，是一种非正常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无疑与文学无关。

让－保罗·萨特

萨特的做法虽然比较极端，但是有其可爱之处。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也让他看上去与时代更加合拍。在那样一个充满激情与叛逆的时代，能够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毫不妥协，能够批判荣誉与奖赏，表达自己内心所想，是包括萨特在内的多数文化人的自觉选择，他们多少都有点儿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做派。

文学奖是什么？无非是某一机构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奖励。颁发文学奖的组织有两种——政府的和民间的，但甭管是哪一种文学奖，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政治因素以及艺术偏见。世界各地的文学奖，往往都以历史上某位著名的文学家冠名，但实际上却与这个文学家没有任何关系。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孰优孰劣，固然相对容易被评委评定，但哪个最佳最优，却很难说。真正公正的、让人信得过的评价是时间。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筛选和淘汰，能够流传下来，并仍然让人十分喜爱的，才是真正优秀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1926年，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在北京他遇见了中国文人刘半农，让刘半农为他推荐可参评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刘半农就推荐了梁启超。斯文·赫定在看了梁启超的部分作品后说，梁启超的创作不合适，太偏向于理论。于是刘半农就又推荐了鲁迅。当刘半农问鲁迅愿不愿意参与评奖时，鲁迅却谢绝了。他在给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了，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鲁迅的拒绝，的确有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人配得上诺贝尔奖的，还要很努力才行；同时他大概也没有太拿这种事情当回事儿。

斯文·赫定

林语堂也先后获得过四次提名，其作品包括用英文创作的，但都早早被淘汰了。胡适的确是拒绝过提名的。有人认为，胡适或许也是受到鲁迅的影响。我以为很难这样说。胡适拒绝被推荐，一是他了解自己彼时除了一点儿诗歌，没有太像样的文学作品，二是也显然没把文学奖这事儿当回事，哪怕是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文学奖，作家可以兴高采烈地接受，也可以无动于衷地不接受。比较不好的一种情况是：作家一方面很高兴地接受，一方面又要“做足姿态”，表示自己的被迫接受的矫情心理。

作为全世界比较重要的国际化文学奖之一——耶路撒冷文学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作家矫揉造作的表现舞台。一些获奖作家从被通知获奖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他们各种各样的表演——从拒绝踏上以色列领土，到最终接受组委会的机票，到站在台上直抒自己那些对人类、政治、艺术、民族、战争的看法，套路如出一辙。欣喜，焦虑，苦情……戏路不逐一尝试一通，仿佛就对不起这一文学奖所带给他们的附加值。

2011年，英国的新锐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机票，决定参加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在颁奖现场，他微笑着从耶路撒冷市长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奖，并不出意外地发表了批评以色列政府的演讲。据说麦克尤恩是面带笑意控诉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压迫，而台下的以色列人也普遍面带微笑地听完了他的这些控诉。问题在于，犹太人是真的不在意作家们对他们“明目张胆”的批评，还是早已把作家们不出意外的表态看作是一种行为艺术呢？

伊恩·麦克尤恩

对文学奖说“不”，自然需要一种内心的强大和一份道德的勇气，但更需要对文学奖有充分的了解与认识过程。伯恩哈德说：“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文学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许多年里每逢有文学奖向我颁发，我都显得太软弱，不能坚强地说声‘不’。我总是在想，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递给我的奖金。”伯恩哈德接下来说：“今天不可能再是这样了。我人已过了四十岁……”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一些文学奖获得与否，有时候不仅意味着奖金，还意味着待遇、职位、升迁等等。但说到底，文学奖的得与不得，与评委有关系，与作家有关系，却与文学本身关系不大。

（摘编自《文学奖与文学有关系吗？》，原文载《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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