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贾平凹从创作之初，到如今的大红大紫，其名实不符的巨大声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孙见喜、韩鲁华以及孙新峰这样一些铁杆“粉丝”的热捧和新闻媒体的轮番炒作。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贾平凹的创作病象正在日益暴露出来，并且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批评。其中，《贾平凹创作问题批判》的出版，可说是中国的学术界披荆斩棘、非常可喜的研究成果。

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贾平凹并非什么早熟，更非所谓的文学天才和鬼才。我们知道，真正的文学天才如王勃，六岁就能作文，十四岁就写出了千古流传的《滕王阁序》。而贾平凹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时，已经年满21岁，并且是与人合作。从这篇平庸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贾平凹的文学才华，看到的却是幼稚和可笑——贾平凹将雷锋的袜子写成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居然有半斤重，试想，这么厚的袜子怎么穿得进鞋？由于缺乏生活常识和文学性，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如《兵娃》《荷花塘》《参观之前》《闹钟》等，从来就不被提起；即便是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满月儿》，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早已被时间打败。

笔者注意到，像孙见喜、王新民、韩鲁华、穆涛、健涛、孙新峰、邰科祥、鲁风这样一些“贾平凹研究”专家，几乎都是在文学上没有多少感悟能力，在学术上谈不上有多深造诣的“文字从业人员”，但国内许多“贾学”专著和传记，乃至贾平凹的“八卦”，都是出自他们之手。在健涛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中，贾平凹自称：“此情难却，那就破例看了你的书稿。”但经由贾平凹审阅过的所谓“真实的贾平凹”，在许多细节上却仍然大量失真。孙新峰的书，搞不清文学评论家孙绍振和贺绍俊，干脆就“二合一”自我发明，想当然地写成“贺绍振”。一个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连起码的文学常识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汉语成语都搞不清，却能获得贾平凹一贯的大力支持，这其中究竟有何奥妙，只有孙新峰和贾平凹最清楚。

在陕西，贾平凹研究一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贾平凹研究的“从业者”们的学术水平之低，简直是不可想象。他们的文章，常常是“近亲繁殖”，互相转抄和引用，彼此赞美和飙捧，甚至闹出了许多颠而倒之、五花八门的笑话——孙新峰明明想夸奖费秉勋做事认真、巨细无遗，却说其“锱铢必较”。如此褒贬不分，与其说是赞美，倒不如说是在讥讽。

如果怀着客观冷静的态度来进行审美和文学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当今某些被文学批评家们高度赞美的作家，并非都是大师，或者文学巨匠，更多的只是红极一时，经不起时间淘洗的文学名人和红人。毫不讳言，我曾经也是一名贾平凹的“粉丝”，但作品读得越多，发现的问题也就越多：

一， 移花接木，缺乏原创。从贾平凹诸多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别的作家作品的影子。《读书示小妹生日书》，分明就是从韩愈的经典之作《祭十二郎文》克隆过来的：

二， 重复写作，自我抄袭。在贾平凹多年的写作中，自己抄袭自己，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并且成为了当代文坛的一道“独特奇观”。只要写到流血，就一定是像蚯蚓；一写到傻子，就要写到该傻子因为情欲不能得到满足而挥刀自宫，而这样的描写，其实是移植了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有关傻子班吉的描写；一写到地形，就一定要谈到风水，而一谈到好的风水，其地形就一定是女人的“×”形：

三， 嗜脏成癖，心理畸变。在贾平凹早期的作品中，并没有诸如经血、大便、蛆虫、鼻涕、虱子、尿桶这样一些屡屡出现，令人恶心的描写。这是因为，一旦编辑看见这样令人呕吐的文字，无疑将会当场毙掉。但随着贾平凹作家名气越来越大，其写作便日益毫无顾忌，怎样让读者恶心，就怎样写。而那些没有骨气的文学批评家为了讨好当红作家，哪怕这样的描写污人眼球，他们也照样会甘之如饴地欣赏和赞美贾平凹这样的无聊文字：

四， 缺乏常识，硬伤迭出。贾平凹写作数十年，但因为入道时文史功底浅，再加之读书囫囵吞枣，浮光掠影，以致经常张冠李戴，在作品中屡屡出现各种硬伤。请看《古炉》中这样几段文字：

当今的中国文坛，实在是有些说不出的悲哀。对于贾平凹这样的当红作家，人们根本就不敢“得罪”，哪怕他们作品中明显的错误，许多编辑和出版社都只能照单全收。另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中的“相”字，明显就是一个错别字，但在出版的时候却照样绿灯放行，真是店大欺客，坏了文坛的规矩。

五、无性不欢，黃段子泛滥。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无论什么都可以和“性”挂上钩，成为小说的“看点”。什么虱子做爱、野熊奸人、毛驴调情、狼淫农妇、公媳乱伦、傻子手淫……读贾平凹的小说，我常常觉得误入了黃色网站。在多本“贾平凹研究”专著中，某些学者津津有味地描述过贾平凹对黃段子的喜爱，比如在一次赴陕北旅游采风活动中，“不会讲话”的贾平凹，居然一口气讲了64个黄段子。由此可见，贾平凹已把讲黄段子的爱好，乐此不疲地带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难怪《废都》里有那么多颠鸾倒凤的性爱大战和撩人眼球的“□□□□”，而如此畸形的小说，却被贾平凹称之为“安妥我灵魂”的书。（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