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苏童老矣，尚能写否？

2009年，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出版，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发扬一不怕抬轿闪了腰，二不怕肉麻酸了牙的“大无畏”风格，不吝赞美地说：“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与此同时，该书责任编辑王干更是开足了马力，和王德威一起联袂唱起了“双簧”，飙捧《河岸》是“超越《妻妾成群》、《红粉》、《米》的扛鼎之作”，而“苏童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因此更为深远”。

令人遗憾的是，二位专家对《河岸》的评价，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坦率地说，苏童的这部小说，无论影响力，还是艺术水平，都没法与其之前的许多小说相比——从《河岸》开始，苏童的小说写作就像坐上了滑梯，明显呈现出一种急遽下滑的趋势。

众所周知，苏童素以才华横溢、想象力丰富、会讲故事享誉当代文坛。在苏童刚出道的那个年代，当许多作家还在文学的道路上学习爬行的时候，苏童一出场就迅速登顶，直接摸到了文学的“天花板”。然而，突如其来的成功，似乎给苏童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使他误以为，他的那些“妻妾成群”和“红粉佳人”的故事，就像优质奶粉一样，已经为其打造出了一个著名的“苏记”品牌，可以长久地喂养读者；其连锁产品“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系列，同样会令读者百吃不厌，乃至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食客和粉丝。但文学创作并非经营“老字号”食品，始终都采用同一种食材，对保持同一种味道。如果将苏童的《河岸》和后来获得“茅奖”的《黄雀记》与其之前的作品仔细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苏童的小说并不是越写越好，而是越写越“油”，越写越差了。

一位曾经非常喜欢苏童小说的作家朋友告诉我说，看了《河岸》，就开始觉得如今的苏童，写得实在不怎么样，其名不符实的《黄雀记》根本就令人读不下去。对此，我甚至怀疑，如果写《黄雀记》的不是苏童，而是其他作家，它究竟还会不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根据我对“茅奖”的观察和分析，它的评选标准似乎是多重的，有的侧重于题材，有的侧重于作家曾经的影响力——对于“陪跑”多年的著名作家，好歹也得给个“人气奖”，或者“安慰奖”吧。

苏童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一个作家写得得心应手了就应该警惕，对于作家来说，最柔软的圈套就是自己的圈套。”“随着写作的时间长了，对自我的要求渐渐变成一种爬坡的要求。对于向上的愿望，下落或者滑坡，才是一个作家的惯性。惯性是危险的，因此你要与自我搏斗。……写作越来越难也是作家充其一生当中的写作现象。”苏童对于写作，很早就有自觉的意识，他说：“我最怕的事是重复我自己。假如两个都是噩梦，一个是你想改变而做了一个噩梦，另外一个是重复自己而做了一个噩梦，我情愿做一个改变的噩梦。”但现实却与苏童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多年的写作中，苏童的小说始终都没有逃脱重复自己，甚至重复别人的宿命。

在当代作家中，苏童小说的雷同现象与贾平凹的自我抄袭难分伯仲，其故事结构和人物设置往往都是大同小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米》中的五龙，从乡下来到冯家米店前乞讨，被米店冯老板收留，后来成为黑社会老大，无恶不作，终因疯狂嫖娼而染上一身梅毒而无法医治。《罂粟之花》中的刘老信，在城里发财梦破灭之后，带着满身的梅毒大疮回到家中。《红粉》中从乡下来到城市的女厂长，长着一脸麻子，被其管教的妓女小萼不但不服其管教，反而看不起她，并且讥讽她。在《城北地带》中，不服管教的小萼又变成了勾引男人的金兰，麻厂长则变成了嫉恶如仇的麻主任……由此我们看到，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总是在讲述着一个个近乎雷同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男人总是猥琐窝囊的，女人总是苦命倒霉的；男孩总是荷尔蒙旺盛，流氓成性、拉帮结派、打架杀人、无恶不作，女孩总是性格孤僻、娇小美丽、天真无邪、楚楚可怜、凄婉悲惨，她们的结局往往是被这些小流氓强奸，被流言蜚语逼迫致死。在苏童的笔下，偷窥、偷情、父子乱伦、兄妹苟合、姐妹共夫、强奸、手淫、梦遗、性虐待、玩弄生殖器、暴力凶杀，无奇不有，似乎所有畅销小说中必备的“元素”，都被一网打尽。为了将小说写得更加火辣刺激，苏童可说是绞尽脑汁，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正因如此，在苏童小说的字里行间，总是弥漫着一股荷尔蒙的气息。如：

他清晰地感觉到了女性肉体的弹性和柔软，胸腔里的那颗小石子依然在活动，现在他一寸寸地向下滑动，直到小腹以下。他知道裤裆处在一点点地鼓起来……

五龙突然体验到一种性的刺激，生殖器迅速地勃起如铁，每当女人的肉体周围堆满米，或者米的周围有女人的肉体时，他总是抑制不住交媾的欲望。

雪巧虚幻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男性生殖器，它也闪烁着翠绿的幽光，轻轻地神奇地上升，漂浮在空中。

我难免夜梦频繁，梦是安全的，勃起却是危险的，我的勃起比梦还频繁，不分时机场合，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麻烦事。

她记起了柳生青春期刀片似的腹股沟，他的生殖器像一根紫色的萝卜，在水塔的夕照里闪烁锥状的光芒。那光芒原始，蛮横，猝不及防，它剥夺一个少女的贞操，也刺伤了一个女人的未来。

聪明过人的苏童，在多年的写作中，早已经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性是作家刺激读者的兴奋剂，只要在小说中不断添加这样的“春药”，就不愁没有读者。可以说，形形色色的乱伦、干柴烈火似的偷情和稀奇古怪，火山爆发似的性交，之所以能够长期占领苏童的小说空间，恰恰是因为苏童在多年的写作中早已经尝到了甜头，掌握了一套挑逗读者“上钩”的成功密码。一旦破译这一“密码”，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苏童在写作中何以总是会对性欲发泄和生育的非正常状态，表露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痴迷。

在《刺青时代》中，十九岁的锦红匆匆嫁给酱品厂会计小刘，但出嫁时却有了身孕，有人说，这是因为她与父亲王德基睡过觉；虽然小说否定了这种说法，但这种激发情欲的描写技巧，的确撩拨起读者火辣辣的想象和好奇——让锦红怀孕的男人究竟是谁？在接下来的描写中，朱明仍在恶意攻击王德基的儿子小拐：“他算什么人物？他姐姐跟他爹睡觉，肚子都睡大了啦。”

在《罂粟之家》中，刘老侠、刘老信兄弟二人为争夺刘家老太爷的姨太太翠花花，不惜反目成仇。最后，染上一身梅毒的弟弟在与哥哥的争夺战中，蹊跷地死于一场大火，哥哥争夺成功。翠花花生孩子的时候，被女佣讥笑说，这个孩子是长工陈茂偷偷下的种。在《城北地带》中，素梅的儿子叙德被曾经的妓女金兰勾引，其老公沈庭方在此后不久，也与金兰有了一腿，这使得金兰肚子里的孩子真不知该叫沈庭方爸爸，还是爷爷。在《舒家兄弟》中，风流成性的老苏与邻居邱玉美总是在争分夺秒地偷情。他两个儿子舒工和舒农也正处在青春发育期，舒农以跟踪父亲的方式，来偷窥他与邱玉美的颠鸾倒凤。邱的老公是个窝囊废，满足不了她，也不敢对她的放肆有所阻止。邱玉美的两个女儿涵贞和涵丽都长得非常漂亮，舒工喜欢上了涵丽，而他并不知道，涵丽和涵贞都是他父亲与邱玉美苟合而生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兄妹乱伦，涵丽怀上了舒工的孩子，最终酿成悲剧，不知内情的弟弟舒农却不屑地说：“林涵贞最不是东西，她们一家都不是好东西。”在《南方的堕落》中，苏童一如既往地沉溺在这种“肚子里的孩子”无法确认父亲的游戏中。到香椿树街找亲戚的红菱姑娘，被梅家茶馆老板娘的奸夫、自称是红菱姑娘表哥的李昌所收留。之后，老板与红菱姑娘以及李昌之间的情欲博弈，便逐渐拉开了帷幕。红菱姑娘肚子悄然变大，当老板娘质问她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播的种的时候，她理直气壮地说：“我爹。”在《米》中，好吃懒做、爱慕虚荣的织云，比做过妓女的金兰还要风骚、放肆。她公开说：这世道也怪，就兴男人玩女人，女人就不能玩男人，老娘就要造个反。她“造反”的结果就是，名义上做六爷（黑社会老大）的小三，暗中却与他的马仔阿保勾搭，又公开嫁给父亲米店的长工五龙。当织云怀孕生下孩子之后，五龙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被六爷公开抢走，说那是他的孩子；殊不知，孩子真正的父亲却是阿保。这种戏剧性的“肚子之谜”，已经成为苏童小说的一种惯用模式，使苏童的写作陷入了深深的泥淖而无法自拔。

在《米》中，甚至出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描写：“五龙喜欢嫖娼，他随身携带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满了米，在适宜的时候他从布袋里抓出一把米，强行灌进妓女们的下身。”五龙在与自己起先的姨妹、后来的妻子织云做爱时，最喜欢干的，也是将米塞进她的子宫里。在染上梅毒，临死之前，他还在念念不忘地回忆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与堂嫂在草堆里通奸的细节。

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曼戈诺在《欲望书写——色情文学话语分析》一书中说：“当代文学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所谓‘露骨’性爱描写情节大幅增加……文学对性爱题材的偏爱可以归因于文学影响力的下降。为了扩大文学的影响力，作家们开始在作品中加入暴力、色情、种族歧视、个人私密等越来越火爆的元素。”苏童在《米》中这种畸形的性描写，让人想起了被众多当代作家狂热追捧过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苏童的作品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福克纳作品的影子。早年的福克纳，在写作和家庭生活上曾一度陷入了困境，为了尽快摆脱贫困，获得文学上的“声名”，他挖空心思地构思出了一部为自己后来终生不齿的长篇小说《圣殿》。福克纳在写作这部小说时，早已经预料到了它可观的“市场前景”。他兴奋异常地告诉书商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一个女孩被玉米棒子强奸的故事。”这部描写一个性无能的男人用玉米棒子强奸女孩的故事，的确为福克纳赢得了滚滚的财源，该书出版之后，在仅仅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了3519册；两个月之后，销售了7000册。但福克纳家族却始终对这部小说不能原谅。苏童《米》中的织云，其实就是对《圣殿》的主人公谭波儿的移花接木。谭波儿为人浅薄轻浮，性格冲动，与男人相处极为随便。其对男人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两条“美腿”。她贪图富贵而堕落，这与织云如出一辙；她的堕落和悲惨命运，或许正是苏童小说《米》的故事之本。在福克纳的笔下，男人变态地往女人的生殖器里拼命塞玉米棒子，而苏童将其移花接木，变成了五龙变态地往妓女和自己的妻子织云的生殖器里塞米。

不诚实的写作，是当代许多作家投机取巧、浪得虚名的“终南捷径”。事实上，苏童对福克纳作品的克隆，并非仅仅出现在《米》中。在《城北地带》中，沈庭方与儿子叙德都与金兰发生了关系。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丈夫，这让沈庭方的妻子素梅实在是没脸见人。在一身耻辱和满腔怒火的情况下，素梅最终选择了向麻脸主任举报自己的丈夫沈庭方，使他被送进了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沈庭方因为没脸见人而选择了跳楼，所幸没有摔死。之后，回到家里的沈庭方反诬妻子与人有染。尽管受尽委屈，素梅仍然一如既往地照顾沈庭方，准备为他做一道拿手好菜。这时，羞愧难掩的沈庭方趁妻子不注意，骤然采取了出人意料的行动——

素梅冲进去时，看见沈庭方手里抓着那把裁衣剪子，他的棉毛裤褪到了膝盖处，腹部以下已经泡在血泊中。我恨透了它，剪，剪掉。沈庭方嘀咕了一句，怕羞似的拉过了被子盖上身体，然后他就昏死过去了。素梅看见的只是一片斑驳的猩红的血，但她知道男人已经剪掉了什么。她原地跳了起来，只跳了一下，理智很快战胜了捶胸顿足的欲望。素梅拉开棉被，看见男人并没有把他痛恨的东西斩尽杀绝，它半断半连地泡在血泊中，还有救，还可以救的。

在《河岸》中，作为书记的库文轩，起先是被当成革命烈士的遗孤备受尊崇，而一旦失去这一光环之后，连妻子都与其离了婚。最后，他与有夫之妇赵春美通奸，给赵的丈夫小唐戴上了绿帽子，致使其喝农药死亡。事情败露后，赵春美跑到船上与库文轩算账，库文轩躲在船上不敢出来。这时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描写：

父亲的下身拖曳着一条黑红色的血线，他剪掉了他的阴茎。剪的是阴茎！他的裤子褪到了膝盖上，整个阴茎被血覆盖着，看上去还是完整的，但下半部分随时都会落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晃，慢慢地朝我这边倒过来。帮个忙，拿剪刀来，剪光它。他一边呻吟一边对我说，它把我毁了，我要消灭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热门的外国作家，如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等，均遭到“先锋作家”们的集体“哄抢”。在苏童和莫言等诸多作家的小说里，到随处可见马尔克斯似的句子，而喜欢福克纳的作家，也都从福克纳的小说中找到了“灵感”，《喧哗与骚动》中的“傻子”，一夜之间就催生出了无数个“傻子”，如苏童《罂粟之花》中的演义，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土司的儿子，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和《古炉》中的狗尿苔等。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的这段挥刀自宫的描写，早已经被绝顶聪明的当代作家们移花接木，不厌其烦地当成了自己的创作——

威尔许告诉过我有个男人是怎么自己弄残废的。他走进树林，坐在一条沟里用一把剃刀干的。随着那把破剃刀一挥，只见两团东西往肩膀上后面飞去，同一个动作是一股血向后喷溅但是并不打旋。

在《秦腔》中，傻子引生暗恋上了美丽的秦腔演员白雪，总是意淫白雪，暗中跟着白雪，甚至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取白雪的内衣。在被人发现，一顿痛打之后，引生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羞辱自己。为了斩断烦恼，便毅然挥刀自宫。在小说中，贾平凹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想象：

我掏出裤裆里的东西，它耷拉着，一言不发，我的心思，它给暴露了，一世的名声，它给毁了，我就拿巴掌扇它，给猫说：“你把它吃了去！”猫不吃。猫都不肯吃，我说：“我杀了你！”拿了把剃头刀子就去杀，一下子杀下来了。血流下来，染红了我的裤子，我不觉得疼。走到了院门外，院门外竟然站了那么多人，他们用手指头戳我，用口水吐。我对他们说：“我杀了！”染坊的白恩杰说：“你把啥杀了？”我说：“我把×杀了！”白恩杰就笑，众人也都笑。我说：“我真的把×杀了！”白恩杰第一个跑进我的家，他果然看见×在地上还蹦着，像只青蛙，他一抓没抓住，再一抓还没抓住，后来是用脚踩住了，大声喊：“疯子把×割了！割了×了！”

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在克隆福克纳的过程中，早已经产生了一种“自宫”情结。在《油月亮》《晚雨》《佛关》等多篇小说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这种斩断尘根的描写。在苏童和贾平凹们的小说中，尘根不仅仅是尘根，而是一枚供其任意驱使，不断挑逗读者的道具。在我看来，当代作家的许多作品，无疑都被高估了。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别人的创作成果据为己有的现象。阎连科沾沾自喜于自己在《小河小村》中对拉斯普京的小说《活着，并要记住》的移花接木。莫言甚至不无得意地告诉那些初学写作的人：“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妙不妙就是。怎样才能抄了别人又不让别人看出痕迹呢？这就只能靠自己琢磨。”——这种奇葩言论，或许真算得上前无古人了。

面对当代文坛恶劣的生态，残雪曾一针见血地说：“许多作家都在文坛混，同那些所谓批评家抱成一团来欺骗读者。……当今时代是作家们‘混’的黄金时代。”苏童的拼凑之作《黄雀记》尽管写得很差，但出版之后，照样迎来了众多批评家和新闻媒体习惯性的叫好之声。有学者说：“苏童的《黄雀记》虽然没有给人带来王者归来的惊喜，也让人神清气爽了一把：那个熟悉的苏童经过一番远行之后终于又回归故里。人们又一次踏入了香椿树街‘这一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再次沉浸在那黏腻潮湿的氤氲中，那里时不时有情欲凶险耀眼的闪电当空划过。”“在《黄雀记》中，苏童回归了他擅长的写作领地中，不再执意去强行突破自己原有的风格……”但只要认真读过苏童小说的读者都会清楚地知道，《黄雀记》的写作，与马原所谓的“王者归来”之作《牛鬼蛇神》，贾平凹自诩为“化蝶之作”的《带灯》一样，都是他们过气之后，企图保持人气而重复写作的再一次拼命折腾。在马原的小说中，许多描写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照抄旧作；贾平凹的诸多作品，已经堕落成了自我抄袭的文字游戏；而《黄雀记》的写作，同样是苏童对其以往“香椿树街”系列故事的又一次大炒冷饭。从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苏童的“香椿树街”，如今就像是一口枯井，里面可怜的几滴水，早已被苏童翻来覆去地汲取殆尽。在苏童的笔下，香椿树街本来就是一块现代文明很难顾及的阴暗之地，那里的孩子们始终如同生活在非洲的难民营中，大人只管生，却不顾养，更不要说基本的教养。这些叛逆的孩子，不是缺爹就是少妈，要不就总是父母不和。他们在家中与父母作对，在外面与世人为仇，动辄打架斗殴，奸淫少女，甚至杀人放火。总而言之，香椿树街的孩子们都是一帮无恶不作、人见人恨的小流氓和小坏蛋。

基于这样的思维定势，苏童的《黄雀记》与其说是新作，倒不如说是苏童对其原有的小说进行的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旧房改造”。

在《城北地带》中，处于青春期性欲勃发的红旗，将邻居家年仅十四岁的女孩美琪强暴。事发之后，美琪因为无法忍受人们歧视的眼光和种种流言蜚语，最后跳河自杀，红旗也因犯强奸罪被判刑。之后，红旗的母亲便忍受着人们奚落和鄙视的目光，为儿子能够早日减刑而默默奔走。在《黄雀记》中，柳生强暴了小美，却将罪行转嫁到了保润头上，保润的母亲从此也是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为了儿子的案情，整天过着苦胆泡黄连的日子。

《黄雀记》中的许多故事，我们都似曾相识。在《南方的堕落》中，茶馆老板金文恺始终没有物色到贤妻良母，他只得将自己的金器私藏在一只手电筒里，然后私自出走，没有将这笔财富留给风流成性的老板娘姚碧珍。这个“手电筒藏金”的故事，经过改装，就成了《黄雀记》中将老祖宗的尸骨私藏在了一只手电筒中，之后，这只手电筒究竟埋在哪里，也就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而这个寻找手电筒尸骨的故事，又经误传，衍变成了一个由电筒变成金坛子的故事。围绕寻找金坛子，反映的是在物欲的驱使之下人性的堕落。但整个故事不禁让人想起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赫德莱堡曾经是邻近一带最诚实、最清高的一个市镇，被认为是不可败坏的市镇，却因为一个外乡人故意遗失的一袋黄金，道德迅速崩溃，人心顷刻瓦解。

我以为，《黄雀记》的故事纯属七拼八凑，它与莫言的《檀香刑》居然出现了同质化的描写。在《檀香刑》中，刽子手赵甲迷恋酷刑和杀人的艺术，将对受刑者的处决，上升为一种表演和行为艺术。而在苏童的笔下，小小年纪的保润却对绳子捆人产生了迷恋，他掌握的捆人花样多达二十种以上，很多花样都是他自己命名的，譬如民主结和法制结，香蕉结和菠萝结，还有什么梅花结和桃花结。其中法制结灵感来自于五花大绑的死刑犯，线条繁琐，结构厚重，研制起来也较为麻烦。小说中写道：“毫无疑问，保润的结绳代表着最高品质，不给别人质疑的余地，委托人无不惊叹于保润华美神奇的技巧，连连称道，真的像一只菠萝呀，捆得好捆得好，真的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捆人捆得这么精彩。”保润在心里承认，这种病态的捆人是一项奇妙的手工工作，其妙处无法言传，他或许是迷上它了。保润的这门捆人的技艺，是专门用来捆绑包括自己的爷爷在内的众多精神病人。至于保润从何处学会的这门捆人“技术”，连捆绑自己的爷爷时也是如此的心安理得的心理素质从何产生，苏童在小说中并未做出任何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分析。也许有人会说，苏童写的是小说，小说完全是凭空虚构的。但小说的艺术魅力恰恰在于，它虽然是虚构的，却能让读者觉得就像是真实的，或者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而绝不是让读者一眼就看出那完全是作家胡编滥造的。

酷爱畸形的性描写，痴情于渲染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可说是苏童小说最显著的两大“标配”。《黄雀记》中柳生的姐姐柳娟犯花痴，为了到北京去见所谓的男朋友小杨，她甚至不惜以向上拉起毛衣，向那些路过的少年们露出乳房的方式来“募捐”筹款。其母亲邵兰英更是无比残忍，对女儿的惩罚就是，柳娟出来“募捐”一次，就用烟头烫一次，一共五次，正好烫成了一朵桃花形状。看到这里，笔者不禁要问，当代作家如苏童、莫言们，何以会如此沉溺于这种幻想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描写？这是出于文学艺术表现的需要，还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采取的商业策略？

在阅读苏童小说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到不寒而栗。我总觉得，苏童在写作中，就像是在和莫言搞恐怖竞赛一样，越残忍越能获得心灵的享受。莫言的小说采取的是淋漓尽致地描写剥人皮，对死刑犯一刀一刀地割肉，从肛门里刺穿等残酷无比的玩赏性描写；而苏童采取的却是同室操戈、亲人相残。在《舒家兄弟》中，哥哥舒工长得眉清目秀，却热衷于打群架、谈恋爱，甚至强暴涵丽；弟弟舒农不仅胆儿小，还老是尿床。在舒工的眼里，舒农说话的嘴唇都难看得像两条不断蠕动的蛆。但就是这位一向被哥哥欺负的弟弟，却对舒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他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汽油泼向舒工所在的屋子里，然后一气之下点燃怒火，将舒工葬身火海。

在苏童的笔下，小小的家庭矛盾，往往都会被推向极端。《米》中年仅十岁的米生，偷卖掉家中藏金的盒子买糖吃，被发现后，遭到父亲残酷的痛打，为此，他发誓要杀掉告发他的妹妹小碗。他带着小碗来到米仓的米堆上捉迷藏，谎称马上就去叫小哥哥柴生来找小碗，告诉她好好藏在米堆里，这样谁都找不到她，连爹娘都找不到她。说着就拽过半麻袋米，用力搬起来朝小碗的头上倒过去。他看见雪白的米粒涌出麻袋，很快就淹没了小碗的脑袋和辫子。起初，米堆还在不停地松动坍塌，那是小碗在下面挣扎，后来米堆就凝固不动了，仓房里一片寂静。

我们知道，成人杀人并不算稀奇，但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如此沉着冷静地杀人，而且杀的是自己的亲妹妹，这不得不令人毛骨悚然，感到不可思议。小说写道：“他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对于这种一望便知的荒唐描写，笔者根本就不以为然，只能呵呵。如此老练的杀人手段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即便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也未必能够真正做到。它只能出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里。这样的描写，简直是把读者当成了猴子，以为随时都可以牵着他们肆意戏耍。毛姆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真实性是小说家最力求达到的效果；他想让你相信，他讲的故事真的发生过，即使故事本身像敏豪生男爵的经历一样难以置信，或者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惊悚恐怖。”

长期以来，中国文坛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某些当代作家在获得读者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之后，不但再没有什么值得惊喜的作品问世，甚至越写越差；他们不断问世的作品，往往都是一种机械性的重复写作。如贾平凹、马原、阎连科、李佩甫的小说，无论故事，还是细节描写，往往都是在挥起锅铲大炒冷饭，改头换面地以旧充新。《黄雀记》的写作，不但没有突破其原来香椿树街的写作模式和描写的内容，反而让人看到了苏童在写作上的一次不幸的坠落。

当年那个雄姿英发的苏童，难道真的老了，只能在岁月的时光中不断地反刍那些过去的作品，炒一炒曾经的冷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