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草：贾平凹散文的真实性问题，或写作的诚实性问题

一位年轻朋友近期含泪向我推荐了贾平凹先生的几篇散文，包括《哭婶娘》《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祭父》《写给母亲》等等。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些文章有的进了教材，有的成为高考中考阅读题，有的还出现在《朗读者》电视节目，并使朗读者和主持人感动得抱头痛哭哩。

我随即上网搜索到这几篇文章，并篇篇认真拜读，竟意外发现：这些散文作品，都或多或少有无法用常理解释的问题，或者说，有虚假、生造、移植的嫌疑！这里摘引这几篇文章的部分文句，说说我的疑惑。

《哭婶娘》是贾先生的早期作品，作于1981年5月20日，读来给人的感觉是当时婶娘刚去世不久，不过文中并没有明确其具体的日期。

——“婶娘，你死的时候，我是在西安，远隔你千里……”贾先生的老家在陕西商洛丹凤县，婶娘就住在那里。西安离丹凤不过三百多里，何来“远隔”“千里”？这三百多里路，即使是在那个交通不畅的年代，也不至于让贾先生“披星戴月”往回赶，也没赶上婶娘入土吧？

——“小的时候，过了满月，就留我在老家让你经管。夜夜我衔着你的空奶头睡觉，一把屎，一把尿，从一尺五寸拉扯我长大。”这两句话，主语游离，语病不轻。第一句，前半句主语应是“我”，后半句则不知道主语是谁了，但肯定不是“我”。第二句，“衔着你的空奶头睡觉”的自然是“我”，但“拉扯我长大”的还会是“我”吗？这几句，意在说婶娘养“我”之恩，却不免使读者以为贾先生的父母未免太不称职。

——“‘文化革命’那些年，我的父母进了牛棚，再没有钱寄回……”“文化革命”的表述不妥。贾母不是不识字的农民，按说应该不会成为“黑五类”中的一员，所以也没资格进“牛棚”吧？

——婶娘带“我”在那一年正月去探望父母这一段，说二人来回要走四百里地。这样远的路，一般大人也得走好几天，小孩子能走得下来、吃得消吗？

——“奶奶痛哭了你几日，身体越发虚弱了，我的父母决定接她老人家到他们单位去度晚年。”贾先生的母亲是当地农民，何来的单位？

对《祭父》，网络好评如潮，一位叫谢有顺的教授还称其为贾先生的散文名篇。

——“接到病危电报……一下班车，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太晚了。”戴着孝帽来班车站接人，可见家里人知道贾先生回来的准确时间，这可能是贾先生事先打电话告知的，这样一来，“接到病危电报”这话就疑似不属实。根据文中出现“1982”之类的年份，可以合理推测，贾先父去世时，应不会早于80年代中期。那时贾先生已是知名作家，即便家里尚未安电话，单位总该有电话吧？直接打电话报丧岂不是更快？

——据《哭婶娘》一文，贾先生应该没有堂兄（“咱这一家人，人口不旺……到了我们这辈，就只有我和慰儿”），但这里却突然冒出来个堂兄，这究竟是咋回事？

——“透过灯光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棵梨树，还是父亲亲手栽的，往年果实累累，今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这棵梨树如此神奇而具灵性，竟能预知人间事？

——“‘文化革命’中，家乡连遭三年大旱，生活极度拮据，父亲却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牛棚。”当时的“反革命”，主要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种，前者通常是指当事人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组织、有反革命行为，而贾父似无此“前科”；即便其真被开除公职，也不应是沾染所谓的“反革命”污迹。1972年，19岁的贾平凹以初中学历就被推荐上大学（西北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想必其父起了积极作用，可见其父很有能力和远见，毕竟，当时受过严重处分的人士，子女几乎无上大学的机会。

——“正月十五的下午，母亲炒了家中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里，伯父买了四包香烟，让我给父亲送去。我太阳落山时赶到他任教的学校，父亲已经遭人殴打过，造反派硬不让见，我哭着求情，终于在院子里拐角处见到了父亲……”这里与《哭婶娘》中记述的那次探望是一回事吧？但细节存在差异：日子是“正月初十”还是“正月十五”？是婶娘带“我”去的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去看望父母二人，还是母亲在家，和伯父让我去给父亲送东西？

——“三个兄弟先后被绑票过三次”，“他们兄弟四人亲密无间”。对比《哭婶娘》里的“爷手里是兄弟五人，父手里是兄弟二人，到了我们这辈，就只有我和慰儿”和“伯父还是死了心，从此和家里断了关系，再不回来了”，我们真是难以判断哪篇文章说的伯父是真的。再对比《哭婶娘》中婶娘领“我”去探望父母那一段，这里的叙述更让人生疑：买香烟的是哪位伯父？他不是只有一个伯父，且无堂兄妹吗？“他把两个尚未成家的小妹留给我们”，贾的大妹当时已婚且生子，虽然夫死回娘家住，但也不能说未成家吧？

——文中有贾父为贾先生的弟弟、妹妹寻工作、谋出路的详细描述，或许其中藏有贾先生的面子，读者也不难猜出当年贾父为贾先生上大学所做的努力吧。贾父确实是精明过人，但他的一些做法，是不是俗称的“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呢？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是贾先生在父亲去世后、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主要是写母亲的。

——贾先生说他直到12岁那年，才在与别的孩子打仗时，从对方口里知道母亲的名字，这未免不大合常情。要知道，贾先生的父亲可是有文化的公办教师，他不会不让年已12的孩子知道父母的名字的。

——母亲让“我”和弟弟推磨那一段，叙述生动，让人觉得很真实，只是不知为何这时又不见了伯父们的人影，不见了贤惠能干的婶娘？

——“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她来城里住。”显然，这里已没有《哭婶娘》中慰儿的影子。

——“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公斤的柴担在山道上行走……”以前，有的成年男性农民可以达到这种水平，但少年至多能挑百十斤而已，贾先生恐非膂力过人，应不例外。姑且把这事当成真的，那么，依文中“我”的种种表现，这篇文章的标题，如果换成“我是一个好儿子”，恐怕要更贴切些。

上述几篇散文，单读尚可称赞，倘若放在一起欣赏，我们就会疑窦丛生：贾先生所写，是真的吗？这些作品不是小说吧？散文可以不讲究真实性吗？写散文，可以不诚实吗？——我是被贾先生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