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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就当下的中国作家而言，完全可以借用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过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不是每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里都能够风生水起，但也不是每一个作家都不会“抢抓机遇、弯道超车”。几乎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同，我们当下的文学圈似乎存在着一个无解的“鄙视链”。比如得过奖的鄙视没得过奖的，得过所谓大奖的鄙视只在地方上得过小奖的，作品上过所谓“大刊”的鄙视作品只上过地方“小刊”的，作协系统的鄙视草根领域的，纯文学的鄙视通俗文学的，传统作家鄙视网红作家等等等等；而反过来呢？没得过奖的也在鄙视得过奖的，因为那个奖的评选原本就内幕重重；作品只上过“小刊”的鄙视上过所谓“大刊”的，因为具体咋上的有些事情还是不说为好；草根领域的鄙视作协系统的，您占尽了“资源”，可弄出来的东西还赶不上俺无依无靠的草根的水平；网红作家鄙视传统作家，您老拿着小说四处找人推荐也卖不出去影视版权，我家门口影视公司的人都自带干粮在那里蹲堵……鄙视，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圈的一种常态，且见怪不怪。开个研讨会，大家你好我好，似乎亲到不行，实则谁也未必瞧得上谁。你要是掌控资源还好，要是啥也没有，纯写字儿的一位，最多也就是带着玩玩儿罢了。这种带玩儿的感觉，与其说是文友，不如说是牌友更恰当一些。往好了说，是人家带着你玩儿，你就是个牌架子，稍有疏忽便随时换人；往不好了讲，你充其量就是在一旁喊好外加端茶倒水的那位，支个嘴儿都会被嫌弃。所以我以为，从某种角度上来看，由市场决定抑或说是由炒作发轫再由粉丝加持“制造”而成的网红作家倒更自在、更简单些，他们没有身心挂碍——赚钱就是赚钱，知道自己就是赶上这拨儿咸带鱼了，能开心一天是一天。

张嘉佳

网红作家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仅仅在出版的当年（2013年）就卖了400万本。这还没完，即使到了2017年，这本书全年依然卖了十几万本出去。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哪怕他属于网红作家），这也实在是有些让人吃惊！而且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还在后面：张嘉佳的粉丝绝大部分都是女性，并且年龄跨度从60后至90后，一律通吃，这还让那些虽然握有大量文学资源却难以从市场众多女粉丝中分一杯羹的人活嘛！据说张嘉佳在上海搞签售，一位富姐偷偷花了近五十万元人民币，包下了整条淮海路两侧的灯箱，来为张嘉佳的新书打广告，而且还不让广告商泄露自己的姓名，甘当“无名英雄”。

和南京著名的先锋书店的老板兼诗人钱晓华先生只有过一面之缘，可听他说过的给张嘉佳搞签售时的情景，让我久久挥之不去。签售那天南京街头在下雨，钱晓华以为一定不会有多少人来，能有一百人左右就算不错了，结果不算少数几位男性粉丝，单是清一色的女性粉丝就把书店外面的街道站满了。一条街五颜六色的花布伞——还有什么比这想来更壮观的景象呢？警方询问，为什么占用道路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不事先报批？钱晓华跟警察诉苦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读者冒着雨来呀，而且还都是一些女读者！

这事儿别说钱晓华想不到，任谁也都很难预料，对于所谓传统作家而言大约想也不要去想了。如今作家出书、出镜，自带粉丝和流量者优先，否则就得依靠掌握资源者的青睐，至于其文章优劣本该是第一要义，但又变得最难以衡量。文学圈不是网红圈，你有再多粉丝却未必掌握话语权，所以尽可以有一百个排行榜，但说了算的其实也就那几个人罢了。

2

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似乎相轻的多，相敬的少。但古代文人似乎从来不太看重某某掌握资源者是否青睐自己抑或自己粉丝数的多寡，他们最看重的是否会有知音。因为知音既不同于粉丝更不同于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青睐你的人，这恰恰是我们当下文人最缺少的一种自我要求和素养。正所谓“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素琴弹复弹，会有知音知。”“我是先生门下士，相逢有酒且教斟。”

在当下文坛，你混的好，知音貌似一定不会少；你混的糟糕抑或费劲，知音必然寥寥，没有也属正常。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那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怀念。在我来看，我们更应该怀念的是古代中国以及上世纪初“那时候”文人之为文与为人方式，关照他们看重与不看重的东西，观察他们交友的原则。

汤显祖

汤显祖当年写完《牡丹亭》，粉丝遍及大江南北，那时候没有影像传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把汤显祖想象成一位白马王子。于是有的女粉丝“愤惋以终”（见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有的则发誓非汤显祖不嫁。明代文人沈瓒所著的《黎潇云语》记载，有一崇拜汤显祖的女子，“自矜才色，不轻许人”，从四川内江跑到浙江杭州去见汤显祖，结果发现汤显祖不过“皤然一翁，伛偻扶杖而行，遂投湖自尽”。这就有点儿走极端了。别人拿汤显祖当偶像，汤显祖却有自己的偶像，实际上也是他的知音。汤显祖一生都在远离仕途与文坛中心，但并非阒然无声，也曾公然叫板并批评当时的文坛大佬李梦阳、王世贞、李攀龙等。他的偶像和知音有两位，皆不为时势所容，一位是反对程朱理学、后来被东厂特务拷打圆寂于狱中的紫柏禅师，一位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家李贽，汤显祖称他们二人为“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这就决定了他与封建权贵们的决裂。在李贽最为落魄时，汤显祖去拜见；在紫柏禅师被捕后，汤显祖言必称可上人（紫柏）。这就是粉丝与知音的最大不同，粉丝的最大“容量”是理解和接受对方，知音则心心相印，即使牺牲切身利益也不悔。

苏东坡当年见黄庭坚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黄庭坚“由是声名始震”。黄庭坚与苏东坡很像，不单是政治命运紧密相连，并且辞赋风格、书法笔锋都很像，而最像的还是二人虽命运多舛，却皆淡然处之且能做到潇洒旷达。当然区别也有，黄庭坚不像苏东坡那样随和开朗且容纳万物，也不像师弟秦观那样狂放时目中无人，伤感时了无生趣。黄庭坚年轻时不羁而多情，中年后沉稳且老熟，但从始至终没有脱离“潇洒”二字。“乌台诗案”时，苏东坡被贬，黄庭坚因与苏东坡没划清界线，被罚了价值20斤铜的俸禄，照陈寅恪先生研究，这20斤铜的价钱大概相当于黄庭坚当时月俸的三分之一左右。

黄庭坚

作为苏门大弟子，黄庭坚在苏门内被秦观、陈师道尊敬，在苏门外被晏几道、贺铸仰崇，在有如繁星闪耀的北宋诗坛上，按饶宗颐先生说法，黄庭坚位列第三，仅居苏东坡与秦观后，更有不少人将其与苏东坡并称“苏黄”，《豫章先生传》更称其“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以来，一人而已”。但也有人不喜欢他。朱熹说黄庭坚平时聊天一点儿不严肃，不谈论礼教。晏殊的女婿富弼不喜欢黄庭坚的“口无遮拦”，关键是富弼如只是晏殊女婿也就罢了，问题在于富弼是宰相。还有一个不喜欢黄庭坚的人，叫赵挺之，当年与黄庭坚同在馆阁任职，一心钻营向上爬，黄庭坚很是瞧不起他，哪曾想赵挺之后来也当了宰相。黄庭坚不把富弼赵挺之放在眼里，这与这些人当多大官没关系，可他却得罪了两个宰相，结果可想而知。黄庭坚当年曾应司马光之邀参与撰写《神宗实录》，写过这样一句话：“用铁爪龙治河，有同儿戏”。意思指神宗时为疏浚黄河，结果用许多铁爪做成耙状的铁爪龙沉于河底，另一端则用绳子系在大船上，大船拖着铁爪龙从上游向下游急驶，以便将泥沙挠松冲走。此法曾被王安石采用，但效果不好。哲宗亲政后，认定《神宗实录》“多诬”，黄庭坚却坚持真理，说：“庭坚时官北部，尝亲见之，真儿戏耳！”于是被诬攻击新政，从此开始了他被贬生涯。这里再多说下赵挺之，此人当宰相不行，诗文不行，却有个了不起的儿媳妇——李清照，但李清照嫁进赵家时，黄庭坚人已不在了。

黄庭坚先后被贬涪陵、黔州、戎州，赦归，又因拒绝将地方官名字刻在他所撰写的碑上，被告到赵挺之处，再被贬广西宜州。然而，与他人不同，《宋史》言其被贬期间“通脱自解”。黄庭坚的诗词中极少有“怨艾之言”，多是风景小令及磅礴大作，你看他的诗：“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你看他《定风波》：“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拿自己与项羽、刘裕、谢瞻相比，潇洒又自信；再看《鹧鸪天》：“黄发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他就是倔强地横眉冷对仕途的挫折与人生的磨难。

黄庭坚之死令人唏嘘，但仍透着潇洒。宜州因地处偏僻而无亭驿，黄庭坚只得住在狭小的城墙戍楼上，狭窄又潮湿，但他却不以为意，终日与朋友弈棋诵书，月下夜语，对酒当歌，与同样被贬的苏东坡颇有些神似。《宋史》说他“泊然不以迁谪介意。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这里所说的蜀士乃范廖。

范廖字信中，成都人，为人“负才，豪纵不羁”，原本系一诗人，却从武，官至福州兵马统领，系黄庭坚从未谋面的知音。范廖闻黄庭坚被贬，遂辞官步行数千里到宜州，“谒先生于僦舍，望之真仙人也”，从此侍奉黄庭坚左右，“同徙居于南楼，围棋诵书，对榻夜话，跬步不相舍”。一位身居要职之官吏，放下一切去侍奉个被贬文人，若非史书言之凿凿，我倒以为是杜撰。

有一天，外面下起了雨，宜州戍楼上的黄庭坚喝了酒，有些醉意，坐在床上，将脚伸到栏杆外淋雨，回头对身边的范廖说：“信中，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快乐啊！”说罢睡去，不久便离开人世。死去时身边只有范廖一人，范廖为其打理一切后事，并集资在宜州建庙祀之。

3

苏东坡

苏东坡到底有多少朋友，怕是谁也说不清。倘要列出名单的话，那一定是很长很长的一串。苏东坡一生待过的地方太多——巴蜀、中原、江淮、两浙、岭南，无一不留下其足迹。苏东坡一生涉足的领域又太广，一般而言，人们对他的身份认定首推文学家，这不单是因其诗词歌赋无一不精，还缘于其浪漫洒脱的文人个性。但在其他领域，书法、绘画、宗教、思想史乃至美食、收藏、地方施政等方面，苏东坡同样做出了贡献，有的贡献还很大。也因此，他结交的人多，接触的事物多。在宋代文人中，有关他的轶闻传说最多，饭店里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鱼就不说了，甚至连金华火腿的配方、海南斗笠的形状都与他有关，当年唐伯虎画苏东坡，头上就戴有斗笠。同时他还是个被百姓拥戴的好官儿，用现在的话讲，苏东坡简直是十足暖男一枚。

文人皆有个性，且一些人还个性十足，一言不合就翻脸、一不顺眼就划清界线的事儿屡见不鲜。可苏东坡是个例外，他对朋友的取舍标准是“求同存异”，所谓“人有片善便能与之交”；他爱好广泛，庙堂与江湖对他而言殊途同归；他性格外向豪爽，有人曾说他面对什么都说不出的人时就与其说鬼。连说鬼都不想听的，他也要与人“姑妄言之”。是他心里没数吗？显然不是。只因他胸襟开阔、为人坦荡且性格奔放，总能看到他人的可取之处，并给人留足面子，不像有的文人，别说政见不合、理念相左，即令对方一言有失也马上拂袖而去。

苏东坡人品高洁、爱惜羽毛，但同时又不拘小节、随心所欲，交友确有失当与失察处，这与他信仰庄子学说有关。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既有欧阳修、曾巩、晏殊、黄庭坚、秦观，也有高俅、林希、章惇及蔡京，更有米芾、李公麟那种不合群者。高俅落魄时曾做过苏东坡的随从，帮苏东坡誊文章，跟苏东坡学辞赋；而蔡京的父亲蔡准与苏东坡系好友，蔡京是奸臣，但每提到苏轼名讳都恭敬有加。

那时的文人，个个皆怪杰，他们因才华而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引荐，当然，也相互轻视。但甭管政治理念与艺术信仰是否契合，他们却多数都能团结到苏东坡周围。比如米芾，为人有瑕，且狂放不羁，不是他瞧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他别扭。但其书法绘画独步天下，诗文也属上乘，因酷爱石头，他见到路边相貌奇丑的石头，会纳头便拜，口称石兄你好。苏东坡到扬州，江南江北数十名士闻讯聚饮，米芾从数百里外匆匆赶到，只想见苏东坡一面并让苏东坡给他个说法：“世人都说我米芾癫狂，请苏学士评理。”苏东坡笑道：“吾从众。”众人哄堂大笑，倘使换个场合，米芾肯定恼了，只因苏东坡在座，米芾始终诚惶诚恐，让人不得不佩服苏东坡特有的人格魅力。

苏东坡在东京汴梁期间，便是文人中心，以他为核心的“西园雅集”成为那个时期最有名的文学社，成员有钱藻、胡宗愈、陈侗、林希、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米芾、李之仪等人，李公麟专门画有《西园雅集图记》，里面有16个文人；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江浙文人张先、陈襄、李杞、苏颂、吕仲甫等又纷至沓来，文学史上的“吴中六客”指的便是苏东坡、张先、刘述、李常、陈舜俞、杨绘在吴中经常一起吟诗作赋、往来唱和之雅事；苏东坡出守颍州，著名词人陈师道、赵令畤，欧阳修的两个儿子欧阳棐、欧阳辩等又聚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而这些人的作品最终被赵令畤编入《汝阳唱和集》；苏东坡出知定州，著名诗人李之仪、滕兴公、曾仲锡等又来相附。李之仪在《跋戚氏》中记载，苏东坡以端明殿学士加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守定州，延揽人才，多取喜欢文学的同流者，每天忙完公务后，都会依前一天所定地点聚会，大家即席赋咏，兴尽而罢。

即使在之后的被贬流放时期，单是黄州一地，就因苏东坡的到来而聚集起一支20余人的文学队伍；他在惠州，惠州遂成为岭南读书人汇集的中心；他去海南，从教授当地人发音识字始，到他离开海南时，海南不仅多地可闻朗朗书声，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诗社——桄榔诗社。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团结了几乎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学，宣扬普及了中原文化，尽己所能扩大了优秀文化的影响力。他是身体力行突破壁垒和门户的人，就像他这个人，兼容了豪放与婉约，打通了庙堂与江湖。

苏东坡固然伟大，有人却以“善小”而能为之，同样了不起。当苏东坡于朝中为官，春风得意之际，有人与他亲近，有人却可以回避；可当他被一贬再贬，不少昔日好友皆由此对其敬而远之之时，有人却天涯海角去追随。巢谷就是这样一个人。

巢谷出身于诗书之家，也曾系川内一小文人，后放弃已有功名改习武艺。宋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士待遇优而武官进阶难，可见巢谷原本就不是追名逐利的俗儒。时苏氏兄弟接连遭政敌打击，苏辙被贬去广东雷州，苏轼先去了惠州后又被贬海南。苏辙于1099年作《巢谷传》言“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当时巢谷已73岁了，并且瘦弱多病，原与苏氏兄弟并无深交，只是老乡，在苏轼与苏辙兄弟于元佑年间青云直上时，从未攀附；反在苏氏兄弟远谪岭南之时，巢谷却不顾高龄和体弱多病，从家乡不远万里赶去陪伴。1099年正月，巢谷从梅州给苏辙去信道：“我步行万里来见你们，未料还能保全性命，现在到梅州，不用十日就能相见，我死而无憾了。”终于见面，巢谷与苏辙相对而泣，然后说平生之事。一个多月后，听说苏东坡在海南流放，巢谷执意过海探望，苏辙拦不住，结果巢谷病死于途中。所谓患难之中见真情，巢谷是也。

4

文人之间，对方风光时可以少见或不见，对方落魄时则必须相见，不仅要相见，还要把酒言欢、以示亲密无间，这在古代文人之间属于常情。

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冬，大雪纷飞，由浙江金华前去江西上饶的官道上，一匹快马于雪中疾驰。马上的人叫陈亮，系南宋永康诗派领军人物，他此行是前去拜访另一位南宋大文人辛弃疾。

这是一次被推迟多年的约会。早在几年前，陈亮就写信给因弹劾被免职而退居上饶的辛弃疾，约定秋后前往探望。陈亮，字同甫，虽一介布衣，却是江南名士。史籍中有关陈亮的记述多如牛毛，仅举《宋史》一例：宋孝宗久闻陈亮大名，打算委以重用，派大臣曾觌先行拜访。曾觌其人奸佞狡黠，为清议所不齿。陈亮听说是他来访，且已到自家门口，深以为耻，竟爬墙躲避。因为厌恶一个当官的，竟连自己的仕途也不要了，怕也只有陈亮做得出。还有他与朱熹是朋友，却对朱熹理学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代大儒与一介平民谁也无法说服谁，乃至成为一段公案。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桀骜不驯之人，却对辛弃疾的为人与辞赋心驰神往。

这是他们于杭州相识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辛弃疾不顾自己此时正在养病，与陈亮顶风冒雪携手同游鹅湖。鹅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位于上饶西北一山顶之上，湖中长满荷花，白鹅穿梭于荷花之间，风景绝佳。朱熹与陆九渊曾在此展开辩论，便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则是另一番文人景象。

辛弃疾 与 陈亮

一对狂放文人，一对同时被时代边缘化之人，对着窗外的风雪饮酒高歌、吟诗作赋，足足聊了十天。十天后陈亮告别。辛弃疾左思右想，觉得不行，自己还有一肚子话没跟陈亮说完呢，于是迎着风雪骑着马追赶而去，然而却已追不上了。辛弃疾只得宿于一家客店喝闷酒，晚上睡不着，起身作《贺新郎》一首，词中将陈亮比作陶渊明、诸葛亮那般人物；五天后又做《贺新郎》思念陈亮，词中更出现“但莫使，伯牙弦绝”这样的句子。如不是惺惺相惜的知音，谁能得辛弃疾如此高看？没料到的是，此别竟是永诀。六年后陈亮去世，辛弃疾于大醉中作祭文曰：“而今而后，欲与同甫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陈亮此生有辛弃疾这般知音，可谓死而无憾了。

公元815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被召回长安，结果又同时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柳州，而刘禹锡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就是说，因刘禹锡有老母随行，柳宗元愿替刘禹锡去更偏远的播州，就算加罪也不在乎。后柳宗元客死柳州，刘禹锡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收养了柳宗元的一个儿子。可以说没有刘禹锡，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流传于世。

柳宗元与刘禹锡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在“那时候”正如刘禹锡与柳宗元这般，是由衷的信任，是永远的无私，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诚实，以及不求回报的奉献。也像唐代诗人刘长卿在《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中所述：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

是啊，桥也断了，路也淹了，这白云之所，无名无利，“古路无行客”却能“寒山独见君”，来的必是真知己，绝对真朋友！

5

周作人常引用古人说过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这该是曾经那一批文人的某种写照。但事实上，“那时候”的文人，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实在是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

陈独秀与吴樾

想当年，陈独秀与吴樾是文友，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俩人在一起讨论文章也切磋拳脚。一次，二人又像往常一样比试身手，完事儿两个人坐在地上歇息，吴樾问陈独秀道：“舍身一拼与艰难缔造，孰易？”陈独秀答：“自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于是二人在斗室作别，吴樾只身去行刺满清五大臣，于刺杀过程中身亡。

梁济（1858年-1918年）

再说梁济，乃饱读诗书的一代大儒。世人知他多是因其公子梁漱溟的身份以及他的自沉，却对他当年辞官经历不甚了然。1912年6月，刚刚赴北洋政府内务部供职的梁济，就听说政府要给官员加薪，于是提出辞呈，原因很简单：民国初创，当以勤勉为先，“总要先安顿民生，后考虑官俸”，救济民生、扶持实业，比官员加薪更紧迫。他当月只受原薪水60元，未领加薪32元，便回家等待消息。内务部接到辞呈，立马派次长荣勋上门恳切挽留，并以提职为条件。梁济却再次上书请辞，这回他谈到“视官为国事责任所寄，则负疚者不敢一日居”。内务部还是不准，之后梁济先后两次上书，内务部干脆不予回复，梁济也干脆不再履职。

这里我想说的是梁济提到了自己辞官的理由，那便是“政治负疚感”。为官者倘使有“政治负疚感”，那便会每一刻都不能疏漏，每一时都不敢懈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为官者倘使没有“政治负疚感”，那么遭殃的只能是老百姓。梁济先是看不惯官场所为，再是自认其当官未必能做到最好，倒不如辞官让贤。

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从自投稿里发现了沈从文的稿件，结果沈从文一发不可收拾，在《晨报副刊》一个月连发七篇文章。沈从文要去上海，徐志摩给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胡适接信遂聘请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任讲师，教授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结果第一堂课内向的沈从文便出了丑，胡适知道后不仅没怪罪，还从侧面鼓励沈从文。

刘文典因违反了西南联大校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皆主张不再聘用，想不到第一个出来为刘文典说情的，却是平日里与狂放不羁的刘文典完全不投契的王力。陈寅恪时在桂林，得知消息立马快信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讲刘文典学识不在自己下，请云大务必重金揽聘。之后却没跟刘文典提一个字。

苏曼殊（1884—1918）

我一直对“那时候”的文人苏曼殊很感兴趣，虽然费了一番周折才买到《苏曼殊全集》，但我更感兴趣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当年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与诸多文人包括政客的交往。

“苏曼殊年谱”实际上就是一张行旅表，没有起点，也无终点，在世俗之人眼中，这个时常落魄且“婚宦两无成”的苏曼殊该是避之唯恐不及才是。然而，黄兴、冯自由、陈其美拿他做好朋友，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是与其吃喝不分家的好兄弟，苏曼殊口袋里的大洋不是柳亚子偷偷塞进去的，就是陈去病、包天笑“委婉”赠与他的。鲁迅对这样一个“落魄人”也是青睐有加，他请苏曼殊与他一起办《新生》杂志，还对人讲：“我的朋友里有一个古怪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无缘仕途、没有工作的苏曼殊倘若穿越来到如今的文人圈儿，怕是早已被饿死不知几回了，但在当年鲁迅那批人的眼中，从这个貌似一事无成的落魄文人的身上，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种令人惊慕的高贵且绝无仅有的浪漫人格。

1948年的春夏之交，已是名满海内的张大千应邀赴当时位于北平北沟的故宫博物院赏画，之后留在故宫里用饭。饭后，张大千准备打道回府，却发现有多人围着他不愿散去，他心领神会，便说，自己难得来，干脆就每人送一幅小品吧。随即当场挥毫，直到子夜，画了20幅，送给在场的20人。这20人中多数只是故宫的一般工作人员，收入微薄，而张大千的一幅画如果拿出去就能帮助一家人至少几个月的开销。张大千心里有数，大家也皆心照不宣。

……

“那时候”的文人不是没有促狭，但多的是胸襟；不是没有世俗，但多的是情怀；不是没有荒谬狂妄，但绝少见落井下石；不是没有学位要求，但多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放在我们当下，似很难理解“那时候”文人的所作所为。丰子恺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讲：“人的生活，可分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有人生活在第一层就满足了，有人则上到第二层、第三层。”我以为，“那时候”的文人与我们当下文人的不同，或许就在于“层次”的不同吧!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