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浩：唐小林的硬伤与软肋

在《文学自由谈》公众号上拜读了《高尔基的眼泪能否唤醒张炜》一文（原载《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4期），对作者唐小林先生敢于挑战权威、发表见解的勇气很是钦佩。通过百度得知，唐先生是长期拼搏于深圳的打工者，因为写“酷评”颇获过一些奖项，更为他执着追求的精神和取得的成就而感慨。但是，在我看来，由于阅读的粗疏和写作的匆忙，唐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关于《你在高原》中涉及古人的几处引文，本是作家对小说中人物的反讽，“是用一种正经的方式，对一种假正经进行解构”（施战军《〈你在高原〉：探寻无边心海》，《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却被指为“文史硬伤”。这实际上是唐先生自己批评的硬伤，也暴露了唐先生的软肋。类似的问题不少。有不少读者留言，对作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笔者也在其列，而本文正是对留言的完善和补充。愚以为，唐文中存在诸多偏颇与偏激，需要有人指出，不然的话，对于作家张炜以及所提到的评论家是一种冒犯和伤害，也会起到误导读者的作用。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张炜的创作，同时做一点研究工作的读者和写作者，这里就我的阅读体验和感受，谈一点对于张炜及其作品的粗浅理解。同时，根据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对唐文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首先，我想说的是：著名作家也好，著名批评家也罢，当然可以批评。但要批评，要指谬，不是简单的事情，这需要做功课，需要深入扎实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光有胆量和冒险精神是不够的，仅凭印象说话是粗暴的。唐先生写批评文章喜欢引用作家作品的文字，好像这样就是列举事实，就能一剑封喉，板上钉钉地验证出对方肚子里的草料。但问题是，这篇批评张炜的文章所引的段落，并没什么问题，留言中也有人与我看法相同。

唐先生对张炜的语言表示看不上，在引用之余，做出了“口号似的”“干瘪枯燥”的评价。在我看来，这未免太情绪化了。我没看出那些文字像“口号”，也没觉得“干瘪枯燥”。唐先生在文章中评价张炜说：“直言不讳地说：干脆就别写了！多一篇这样的文章和少一篇这样的文章，究竟有多大区别？‘文章千古事’，只有经典才能够流传。”这话说得就有些过头了。难道文章不成经典就没必要写了？试问唐先生，您的文章都是能够“流传”的“经典”吗？您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别写了”？

对于《你在高原》的文字，唐先生有强烈的反感：“以貌似灵魂的思索和心灵的独白，翻来覆去地大发议论，以此来代替故事和情节”，“以浮肿的文字充当内容的丰腴”，“故作站在道德高地和思想高地的人类灵魂的探索者，贩卖心灵鸡汤一样的伪浪漫、伪温馨和伪思想”，“草率写作、忽悠读者的典型的‘文字拼盘’”……说真的，读到唐先生的这些话，再看他引的几个段落，我有点理解他了。我知道，他首先是不大接受张炜的语言方式，由此便带出了不满情绪。关于这一点，真是一言难尽，这里大概有一个接受方面的问题。十几年前，笔者在一篇题为《被误解的张炜》的文章中就谈过这一问题，不再重复，这里只想援引一位评论者的话供唐先生参考。

评论家吴义勤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当准确的。在评论《你在高原》时，他说：“他的语言是一种不回避自我的语言，一直保持着文字的温度。作家谈现实的时候，有时可能会保持一种旁观的态度。而张炜从来不回避，他在文字上毫无保留地写出一个作家的正义感，以及他的愤慨、他的种种情绪。张炜甚至不怕他的思想和语言造成一种灼伤。他对自己语言的高度自信，使他的小说不论在思想、精神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我们时代的高度。”（吴义勤：《文学追求和文学信仰的高度》，《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

这段评论文字可供参考。至于唐先生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那就是没有办法的事了。事实上，也不存在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语言。一个作家的语言方式，可能涉及为人为文的立场，因此，它是一个至大的问题。

搞文学批评，应该立足文本说话，有理有据，而不是任性地做空泛议论，不考虑严谨与否，也不考虑话说出来会造成怎样的效果。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充分尊重作家劳动的前提下，怀着求真的热情和善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发出提醒。而截取一段文字“示众”和“吊打”，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众所周知，脱离了原有语境，文字的美感肯定要打折扣。唐先生或许没有好好读作品，或许是没读明白，就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草率匆忙地指点“硬伤”，判断人家的文史知识是“半桶水”，劝人家“别写了”；或者说著名评论家的评论是“飙捧”“妄称”“肉麻”“没有学术品质和底线”……如此满口跑火车，除了让一些看客觉得痛快过瘾，于作家、于读者又有什么益处呢？这种粗暴的“酷评”，可能会一时博得叫好，但却是行之不远的；这种舞文弄墨的姿态，有损于自己的声誉。

唐先生在文章中极力贬低《你在高原》，并拿《白鹿原》说话，认为张炜的小说与陈忠实的相比，有“霄壤之别”。这话在我看来，不具备公允性，而且过于刻薄。首先，这种比较缺乏内在联系，没有多少意义。在此，我不想谈论《白鹿原》写得如何，只想说，陈忠实是一个作品名气大于作者名气的作家，除了《白鹿原》，他似乎没有很多让人记得住的作品。过于推崇《白鹿原》，对它顶礼膜拜，是你自己的事，谁也不能干涉，但拿你的推崇去挖苦别的作家和作品，就有点不合适了。诚如有评论家所言：“整本《白鹿原》如它所效仿的《古船》，也采取了地方志和家族史形式。作者起初甚至将该书命名为《古原》，可见他受《古船》影响之深。”（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这样的两位作家的作品，如果真要放在一起比较的话，能得出“霄壤之别”的结论吗？

唐先生在文章中说：“概而言之，张炜小说中看似‘高大上’的哲学命题不外乎就是：一、你从哪里来？二、你是谁？三、你到哪里去？”这样的概括有偷懒的感觉。张炜的小说，是在表达这样的命题吗？至少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读到的很多评论家的文章似也未做如是之解。唐先生拿一个现成的东西来套张炜，这样的“概而言之”，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在论及《你在高原》的写作时，唐先生妙语连珠：“《你在高原》更像是一种为了吸引眼球的行为艺术，就像为了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杀十头猪，做成世界上最大的红烧肉，或砍两棵树，做成世界上最大的筷子一样，除了吸引观众眼球，本身毫无意义。”比喻貌似精彩，可惜的是，用之讥刺《你在高原》并不恰当。《你在高原》包括十部长篇小说，张炜在自序中说过，“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也就是说，连起来通读十部，很好；单读其中一部，也可。正因如此，长度在它不应该是一个为人诟病的问题。它是十部书的集合，而不是一部“巨无霸”。作者是这样介绍它的：“这十部书，严格来讲，即是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作者还说，“如此的心灵记录，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连想一下都是亵渎。”“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它当然自有缘故，也自有来处和去处。”但唐先生不为所动，依然任性而固执地指认《你在高原》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吸引眼球的行为艺术”。我理解唐先生说的“行为艺术”，大抵包含了投机取巧的意思，可是，张炜的写作是那样的吗？为写此书，张炜简直是以命相抵，病重住院期间也在写，在修订。《你在高原》的原稿有600多万字，几经删改、打磨，才留下了现在的450万字。世界上有这么傻的“行为艺术”吗？若真有，我想也是感人至深的行为艺术，是了不起的，甚至是伟大的行为艺术。同时，我还觉得，像唐先生这样瞄准了实力作家，草率匆忙、肆无忌惮地讥刺、挖苦一通，才“更像是一种吸引眼球的行为艺术”。

唐先生是否通读过《你在高原》，不好判断，大概只是浏览了一下，就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吧。这当然是不够的。作为“大河小说”，《你在高原》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书中有大跨度的历史，当然也有大痛苦、大悲悯。它的倾诉风格，是因为作家有太多的话要说。我们不能因为它篇幅长，看它不惯，就认为它是注了水的稀松之作，就判断它有着“整体的平庸”。《你在高原》的十部书，多数都在全书整合之前陆续出版和发表过，比如首卷的《家族》，早在1995年就发表于《当代》，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而《我的田园》《怀念与追忆》《你在高原·西郊》等陆续出版过的长篇，都是《你在高原》的初稿。因此，也不能说在时间有限的评奖期间，茅奖评委未必都能通读过，就是乱下结论的合谋，连投票也是“吊诡”的。试问，茅奖评委都是在敷衍塞责吗？唐先生还说：“以如此超长的小说来参赛，对评委是不是有一点不尊重？对其他参评作家是不是有一点不公平？”这就更有点强词夺理了。难道小说因为它“超长”，就丧失了评奖资格？照此道理，《追忆似水年华》获龚古尔文学奖也是一个问题了。

《你在高原》确实“超长”，但它并非如唐先生所说，是“好大喜功”的“注水”之作。它的体量对读者的阅读确实是一个考验，但读进去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广袤迷人的世界；有很多读者沉醉其中，为之感动不已，甚至有多个热心读者以一本书的篇幅写下了自己长长的读后感。《你在高原》先后出版了十几个版本，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一印再印，可以说此书常销不衰，这从客观上说明它大有市场。这部“大河小说”甫一出版，就博得了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交口称赞，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过，“作为他的同行，当我收到这十卷‘长河’之作时，惊奇和感佩之情油然而生，欣喜和‘嫉妒’之意也在心中并存。我很期待学者、评论家们能够深入探讨和发掘《你在高原》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我以为，作者对《你在高原》的起意，他所抱有的雄心、大念和不屈的韧性，都值得我们在品评它时，也能有如它的作者对待它的那般耐心和诚意。”（《在创作之路上攀登与超越》，《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遗憾的是，唐先生缺少的正是这种“耐心和诚意”。《你在高原》写得如何，一大批评论家的好评足以说明问题。我觉得，大家从不同角度对这部巨著所做的分析、肯定，以及由此而来的钦佩和赞许，是由衷的，而不是牵强的：

纵观中国当代文坛，还没有一部著作能像《你在高原》这样大面积地、深入腠理地追索和记录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一个东方大国在整整一百年中的艰难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在高原》成为一座当之无愧的巨型历史浮雕。从上个世纪之初至今，隐秘的细部与不可忽略的个体，思潮激变风云际会，都历历在目……也许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鲜有一种艺术可以发挥这种凸现和刻记的功能：一个民族长达百年的苦难与救赎的伟大记忆，一部精心镌刻的民族史诗，堪称为时代的备忘录和百科全书。（杨德华《一座用心血浇铸的历史浮雕》，《文汇报》2010年4月5日）

我觉得《你在高原》不仅是长度问题，它既篇幅很巨大，意义也很重大。

这部作品是三气合一，一个是底气，或者叫地气，第二叫元气，第三是正气。我觉得我们普通的长篇能达到一气就不易，能达到二气就是上乘之作，三气合一非常少见的，这一点都不夸张。（白烨《三气合一的文学大作》，《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

我觉得张炜这部小说出版，会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只要被这个物质化的世界洗过脑的人都会涌生出一种反感，但是张炜描绘出来的人就是逆水行舟的人，他永远是遍体鳞伤地往前走，不管在什么时代。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他一直在退退退，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在精神世界一直在走走走。

在今天看上去这好像是简单的处理方法，张炜写东西很简单、很坦然，他对理想的追求也很坦然，但是这样的人、这样一种精神的追求，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我觉得当今世界上还有张炜这样一个人在这样地写小说，今天的人们看到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甚至截然不同的反应，进而引起反思。张炜的小说就达到目的了。（陈思和《为我们打开精神窗户》，《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

超越性正是从不再盲目追随、不随波逐流开始的。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伟大的痛苦，它是具有划时代的性质的，也是《你在高原》的基调与品格。它始终没有改变这一基调。如果我的理解不偏误，那么超越性也是文学性的一部分，是一种价值尺度。张炜是一位具有独立理性精神、同时又感性充沛的作家，他的创作，打通历史的努力，痛苦的情感与超越性追求，将会长久地留在文学史上。（吴秉杰《深刻传达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

作家展现出一种博物志式的写作视域。不仅对动物、植物，对人、对历史——对历史中各种类型的人，都收藏并养育在原野般的心海里。因此表面上是技法变换的叙述，其实都是博物志那种手记一样的自然记述，在这样的理解下，写作和阅读都不再是挨累受苦的事了。（施战军《〈你在高原〉：探寻无边心海》，《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

我想，读了这些文字，唐先生对自己说出的话，应该有一分警觉才是。对于给《你在高原》好评的众多评论家，唐先生除了独自清醒和无情否定外，至少应该参考一下他们的看法吧。

关于一本书给人的阅读体验，我想说的是，有时候读不进去，还真不一定是作品的问题，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浮躁，是不耐烦，是理解力不够，是审美水平低，等等。很多人连《红楼梦》《百年孤独》都读不下去，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枯燥乏味的经典。《九月寓言》算得上是阅读方面的一块试金石，很适合用来检验阅读者。此作艺术上的成就无疑超过了《古船》，这是内行人的共识。可惜就有人难以进入它的世界。唐先生说：“《古船》之后的张炜，再也写不出什么优秀的作品，虽然多次寻求突破，但一次又一次的书写，却始终是回天无力，反而更加焦虑、日渐迷茫……”我相信，真正了解张炜的创作的人会知道，这不是事实。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外行了。这种评说流于俗见，是一个批评者无能与懦弱的体现。《古船》在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更具一定的地位，就认为它是难以超越的；《九月寓言》内向些，有人读不进去，所以就敢说它不如《古船》。这能算是有胆识吗？对于《九月寓言》，唐先生说是“一种更加苍白、混乱的书写，其语言之飘忽，叙述之跳荡，读来令人‘蒙圈’”。我想，这样的“蒙圈”不该怪作家。作家如果要照顾到每一个阅读者的水准，那就没法写作，更谈不上有任何“超越”了。

唐先生对张炜的指责是全面的：“为了世俗的名声，为了不被读者忘掉，为了表示自己什么都能写，张炜从不挑食，逮住什么写什么。其儿童文学，甚至包括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等貌似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其实都是些一知半解、蜻蜓点水似的泛泛之谈。”读到这里，我哑然失笑了。难道张炜只可以写小说？写诗、写诗学研究著作，就是不务正业？谁规定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就不能涉足儿童文学？

任何有大抱负的写作者，恐怕都不会以仅写小说为荣，这一点在世界级的大作家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列夫·托尔斯泰不但写童话，写故事，写有关宗教的文章，甚至编写过学生课本；歌德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获诺奖的大诗人T.S.艾略特，同时还是一个戏剧家……过于看重小说，也许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问题。张炜不满足于做一个小说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家，这很好理解，也不该被指责。作家的写作应该是自由的，涉足的文体应该是宽广的和没有限制的。唐先生有所不知，张炜还写过两部话剧，写过多篇非虚构文学，发表过关于档案学的学术论文，只不过这些暂时未收到他的文集之中。

而在儿童文学领域，张炜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他的少年小说《寻找鱼王》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头条位置，由明天出版社出版后，先后获得2018年中国好书、中国出版协会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奖等二十多项荣誉，这就充分说明一个优秀作家涉足儿童文学领域，是多么可贵。这样的佳作的出现，难道不是儿童文学之幸吗？唐先生的求全责备，未免太匆忙了，真有点“逮住什么批什么”的感觉。再说，“儿童文学”能跟“学术性很强的‘专著’”放在一起否定，并得出“一知半解、蜻蜓点水似的泛泛之谈”的结论吗？

评价张炜的诗歌成就，也许是唐先生不能胜任的，所以只好以张炜的一首短诗《俺》为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首诗写得如何，且不细论，我想说的是，即使水准不高，张炜就不可以写诗了吗？哪个诗人能保证每首诗都是佳作？如果要批评张炜的诗，最好从宏观上做整体把握，特别是要提及那些重要作品，比如《松林》《归旅记》等。批倒批臭其重要作品，才有杀伤力啊！

张炜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化有深入研究，他的家乡是徐福故里，他在研究徐福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根据其著作得知，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与这方面的很多专家学者有深入交流，并赴日韩等国考察过徐福东渡的史实。作为中国国际徐福文化研究会会长，他还先后主编徐福研究丛书多种，为推动国内乃至国际徐福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正是以徐福研究为切口，他对齐鲁文化有不一般的思考，以至后来写出《芳心似火：兼谈齐国的恣与累》等深受好评的思考齐文化的作品。《你在高原》中也包含了这些思考。

张炜的古典诗学研究著作，更是进一步体现了作家学者化的努力。早在2000年，他就出版了《楚辞笔记》，反响很好，近年又有《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读诗经》等讲稿以及《楚辞笔记》（增订本）的问世。多年来，在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方面，他所做的功课，是很多读者和作家难以想象的。这些著述的意义，不仅体现为对诗歌艺术的探讨，对中国古代诗人的重新认识，还包含了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现状的思考，绝非泛泛之谈。限于篇幅，这里不想多论，只想说：如果只是“半桶水”的文史水平，这些著作能被“高大上”的中华书局出版吗？唐先生的表述未免太过轻佻和不负责任了。

唐先生喜欢拿自己的视野和境界，去轻易衡量和揣度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或评论家。文章中说张炜为自己获得茅奖而“开心地笑了”，我想知道，这一点唐先生是如何知道的呢？张炜未必像唐先生想象的那样看重吧。张炜在三十岁前就获得过两次全国短篇小说奖，他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古船》和《九月寓言》，先后获得过多种荣誉，已是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重要作品。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两部长篇都是茅奖错失的佳作。在这种背景下，以张炜的文学贡献和资历，《你在高原》获得茅奖，只能算是迟到的荣誉。还有，认为一个作家是出于贪得而狂写不休，这只是唐先生自己的理解，与作家本人没多大关系。不在一个视界与境界的人，还是不要轻率地说出自己的想象为好。写作，阅读，研究，很可能是一个作家平常心下的作为，是爱好，是修行，是自然而然的；得奖，也是自然而然的。

唐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作家集体浮躁、批评家集体堕落的时代。”这话似乎不无道理，但在傲视世人的同时，唐先生也应该自我省察，问问是否也染上了“浮躁”“堕落”之类的时代病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固然不缺少抬轿子式的一味的褒奖，但也不缺少横加指责的酷评。而唐先生的大作，不仅意气用事，还透露出认知与审美上的诸多遗憾。有失公允的判断，制造热闹容易，却难以形成真正的价值。大胆抹杀实力作家的成就，固然容易吸引眼球，但这种批评也未必比所挑战的那些批评家高明。要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考有见解的批评家，还需要一点根基，一点耐心，需要进一步读书才是。

在当下中国，别林斯基那样伟大的批评家难以出现，是有各种原因的。唐先生果真有志于此，大概还有待反省和修炼。

2019年8月11日初稿，30日定稿

唐小林：高尔基的眼泪能否唤醒张炜？(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