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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最好的文学,平遥最好的电影

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2024-02-03

逍遥游

Carefree Days

导演: 梁鸣
编剧: 梁鸣
主演: 吕星辰 / 李雪琴 / 赵炳锐 / 李丛喜 / 艾丽娅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23-09-22(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 2023-10-15(平遥国际电影展)
片长: 122分钟


采写:电车

深焦DeepFocus 编辑


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目前已进行过半,相比往届来说,今年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作家与导演的联动成为了焦点。文学改编电影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在缺乏好故事的当下电影业,文学改编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本届平遥在取消了发展中电影计划(WIP)单元的情况下,保留了去年增设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创投板块,可见平遥对于促进文学与影视融合的重视。今年的开幕片是魏书钧导演的《河边的错误》,在首映场的映后,影片所改编的原著小说作者余华老师来到现场,与主创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对谈,这样的盛况并不多见。


今日在平遥完成首映的梁鸣导演新作《逍遥·游》同样是一部文学改编电影,改编自班宇的同名短篇小说。班宇也作为创投推介委员会成员深度参与了本届平遥电影节。相较于《河边的错误》,《逍遥·游》在当下的文学改编影视中更具代表性。从《平原上的摩西》到《漫长的季节》,“东北文艺复兴”文学改编热潮已经在今年的电视剧邻域大展拳脚,而《逍遥·游》作为电影的代表,终于在平遥赶上了这趟列车。而且梁鸣导演改编班宇作品的另一个剧本《枪墓》也入围了今年平遥的创投单元,为这一热潮继续添砖加瓦。


《逍遥·游》剧照


《逍遥·游》是梁鸣导演第二部入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电影,他曾在2019年凭借《日光之下》获得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四年后重返平遥,梁鸣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东北女孩许玲玲的故事,她渴望爱情和家庭,但偏偏得了尿毒症。家庭危机之下接连变故,老混蛋父亲因女儿的病痛回归家庭。许玲玲与同样被生活困住的闺蜜谭娜、暧昧老同学赵东阳抱团取暖,三人的一次出行揭示了微茫尘世里繁杂的人性与人情。


影片首映后获得了不少好评,很多影迷都给予了“平遥最佳”的评价。我们在第一时间与梁鸣导演做了采访。在平遥首映之前,《逍遥·游》入围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和希腊雅典国际电影节,梁鸣导演也在采访中提到影片在两地放映时遇到的趣事。而本次采访的重点,放在了影片的文学改编历程上,从梁鸣导演第一次阅读《逍遥游》小说时的激动心情,到如何用“以作品会友”的方式认识班宇,再到改编过程中的尝试与思索。我们一起走进《逍遥·游》的世界。



《逍遥·游》平遥放映现场



深焦:为什么想要改编班宇的《逍遥游》?什么契机下看到了这篇小说?


梁鸣:当时是在呼伦贝尔,涂们老师自己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天道不赦》的片场。片子是星辰(吕星辰)演的,我去探班,然后看到了这本小说。之前觉人(制片人吴觉人)给我推荐过,但一直没有机会看。当时看完特别触动我。所有创作者在做一个题材或是项目的时候,不管是社会新闻、还是看到听到的别人的故事、还是身边的人或者自己的经历,一定是跟自己内心有关的,它会链接到一种触动。


最初看完小说就有一种浅显的感觉:我觉得这些人我很熟悉,尤其这几个年轻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小说里的许福明和玲玲的妈妈,他们那样的一种家庭关系,我也觉得特别熟悉。他构建了一种普遍性,都是极其普通的一群人。关于这些人物,他没有在小说里提及态度。我们在创作时可能会强加一些人物的梦想、或者想是不是要走出去、或者有更个人的一种巨大的渴望。我觉得我很像他们其中的一员,或者说像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没有在北京漂过,我如果回到东北,在东北工作生活,我可能就是他们其中的某个人。


《逍遥·游》剧照


其次是特别心疼他描绘的许玲玲这个女孩,你会特别想认识她,想陪着她经历一些什么。班宇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来讲“我”的经历,他在小说里描绘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他能带入一个女性人物的视角,并且非常感同身受,有特别温柔的部分、特别细腻的部分,还有非常洒脱的部分。在这个人物中,他也很完整地传递了东北人的某一种普遍性的特质。很多年来,东北的大家都很忧伤,可能不仅仅是个人的,它是一种气氛。所以大家经常聚到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更是在对抗一种忧伤和孤独,需要大家一起陪伴、互相温暖,这是一个挺普遍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在小说里没有直接提到,但我后来感受到了这个东西,我把它在电影里稍微显性地做了一点,就是玲玲舞大旗的那面旗子上写的“及时行乐”。它是一种做人的态度,你看起来是很洒脱,但其实内里是一种无力,它是一种又狭窄又开阔的东西。


我连续看了两遍,然后又读了一遍,真的有读出声音来,我让我自己感受。后来我拉着星辰说,我读一遍给你听。当天收工之后,我就真的给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而且我是用东北话读的。那些天在剧组里,脑海中一直在想他们几个。


《逍遥·游》剧照


深焦:读完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做影视化改编,然后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想法吗?


梁鸣:对,我想拍它,我当时非常有冲动。


深焦:有这个想法之后你就去找了班宇一趟,当时你最想问他什么问题?


梁鸣: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要问他什么,更多的是想感受他这个人,想去认识他,并且去稍微了解他。我想去跟他聊天,也许不仅仅是在聊这本小说。在《逍遥游》之前,我也读了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冬泳》《盘锦豹子》那几篇看的比较早,我都有不同的触动。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会很渴望去了解他、认识他,并且让他了解我。


所以我带了《日光之下》去见他,当时还没有上映。可能有时候想要了解一个人、接近一个人,你看他的作品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读了他的这几篇小说后,见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陌生,我会有一些亲近感。你是什么样的人,一定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他的小说那么细腻,我想他的内心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


我给他看了《日光之下》,后来也探讨了很多。慢慢地话题就很自然地回到了这篇小说改编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篇小说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用了大量的细节来构建。这篇短篇小说从我们做电影的角度看,其实没有一条特别强烈的故事主线。它就是在讲玲玲的一段生活,从生病前到生病后。小说里生病前的生活,都是在她的回想里出现。小说一上来,她就已经是一个生病的状态,只是简单提到自己生病之前的男朋友、之前的一些状况。种种的细节让我很有冲动去改编和创作,就一些细节进行想象和参考。


《日光之下》剧照


深焦:剧本改编过程中,如何取舍小说中的细节?情节上的修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梁鸣:最早尝试了一些其他的方式,现在感觉那是一种试错。比如加强戏剧性、构建主线之类的方式。但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建构的那个东西很顽固,你想要去加东西,就破坏了原来文学上的那种气息和感受,人物很温柔和柔软的部分就会被破坏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他原来的那个核心和气息,那种气息是能够将我包裹的一种感受,我觉得我是在里面的,我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不能去破坏他们。还是尊重了生活的本质,尊重生活的人。


我取舍了一些细节,同时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在以许玲玲为核心构建她和其他人物的关系时,作用在这些人物关系中。那些细节呈现了一些小小的戏剧性,你会发现不断地有一些小戏剧性密布在她的生活中。


《逍遥·游》剧照


深焦:看完影片的感觉是非常忠于小说所传达出的情感,其中最大的改动是他们短途旅行时所选择的交通工具改了,小说里是坐火车,电影里变成了开车。这个改编是怎样思考的?


梁鸣:还是从赵东阳这个人物的职业去考虑。里面讲到了命运的无常,也是生命的无常,同时也是生活的无常,这种无常在里面还挺重要的。赵东阳在小说里是在医院上班,给医院开车。现在稍微调整了一下,他在殡仪馆上班,往返于医院和殡仪馆之间。


赵东阳曾经有一次袒露了一点点心声,在酒局上吃烤肉那天,他说我帮不上你什么,但能帮到的指定全力以赴。这也是小说里他传递出来的。所以后来他提到旅游的时候就说,到时候我整个好车,咱们开着去。这也是小说里赵东阳这个人物想要做的。但是小说里他好车没整出来,最后坐了火车。


赵东阳在这里就有一种刚才提到的生活的无常。他没借出来家里的车,他经常开的那辆小红车从车内的布置来看,肯定是他媳妇的。那天早上他媳妇没同意他开出来,所以他开了一辆灵车来。这种突然和意外会呈现出一种生活的荒诞。尤其当玲玲坐上那辆车(我每次都会被星辰的表演所触动),谭娜说,“妈呀,咱也没坐过这车”。结果玲玲说她坐过一次(她母亲去世后坐过一次灵车),其实那种微小的瞬间都是很真实真切的,里面包裹了很多情感。


深焦:送耳机这个细节也是后加上去的,可以聊聊这个细节。


梁鸣:这个细节也是用于人物和他们的关系中。我非常希望能在这里感受到他们对生活察觉的一种后知后觉,生活的一些事实真相是在另一侧的。


这个耳机的起源,来源于尿毒症患者的一个真实感受。因为透析病房里会很难熬,在透析的时候,病房里有些病人会吵。我采访了透析患者,听他们的分享。有一个年轻女孩,她得病之后,男朋友陪在她身边,没有离开她。但是他们生活坍塌了,她不能再去做很多工作,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她在病房里有的时候很难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她很希望自己在透析的时候能安静。她男朋友有一天送了她一个耳机,她就觉得特别幸福,她觉得自己都已经这样了,还能被爱着,我当时就觉得特别触动。采访过后,耳机这个道具就在我心里,在剧本改编的时候一直缠绕着我,我觉得玲玲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耳机。


《逍遥·游》剧照


深焦:你是怎么理解“逍遥游”这个名字?


梁鸣:我从创作者的视角跳到观众的视角,然后再回到创作者的视角来看。我觉得“逍遥”是每个人都非常渴望去达到的一种境界。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写实的,很难去说逍遥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才是逍遥的境界。就像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幸福”可能更多被人们提及,比“逍遥”在我们生活中挂在嘴边的次数多太多,而幸福是什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更多是来源于内心的一种瞬间的感受,有时候能持续多一会儿,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它不会持续让我们快乐和悲伤。


我觉得人所有的这种情感都是瞬间的。就像玲玲,她在电影里有那么多次大笑,那么多次悲伤,我觉得那些都是特别准确的。我们生活当中亲人离世了,那个时刻非常痛苦,但是我们可能转天跟别的朋友聊起什么话题,也会在那一瞬间进入新的话题状态,我们会在那个当下笑出声来,在那一时刻没有被前面的悲伤完全包裹。你会发现玲玲的那些起伏都是交织的,我觉得这种才是特别尊重生活的一种呈现。


关于逍遥。你看玲玲的身体,因为病痛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一个病人有一个不够健康的身体时,她一定会比健康的人要更注意观察自己身体所呈现出来的感受。我们生活中每天所做的种种事情和行为,不会观察到自己身体的感受。但是这样一个每天要透析的人,她的血液在管子里持续净化,她会时常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反馈。那种东西会转化为她的生活,她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她变成了一种独处的状态。她原来不是这样,她不是明星,但是她的工作是被簇拥着的,被人潮所包裹的。但是她现在不是,最后做了一个尝试,寿衣直播,还是跟身体有关的东西。你会发现她一直在做跟身体相关的工作,礼仪模特、舞大旗、寿衣直播。甚至她的父亲,当她看到父亲做裸模的时候,父亲也在展现自己的肢体。都是跟身体相关。


《逍遥·游》幕后照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病患的身体,某种层面不得不向内去行进,不仅仅是观察身体,她也会观察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生活的历练以及生命的无常,让她不知不觉在某一些时刻接近了逍遥的状态,尽管身体被桎梏了、限制了,但是她的精神是逍遥的。


举一个例子,豆腐那场戏。她发现豆腐没了,肯定内心贼难过。你想想她以前啥性格,你能感觉到过去的她和现在的她变化是非常大的。她柔软了,她对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理解,变得能够接纳和包容了,她没有怪父亲。明天的日子还是咱爷俩一起过。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她一下子怎么能够包容这么巨大的失去?我觉得那一天晚上的玲玲,有点接近逍遥的精神状态。还有最后的结尾,她没有上楼,把空间留给父亲。我觉得班宇小说里写的,我读到那一刻时,我觉得那一瞬间也是有点接近于逍遥的精神状态。


深焦:班宇在剧本改编过程中参与了多少?


梁鸣:我会在完成一个大的阶段后,去和他分享。比如可能我做出了前两稿剧本,有一稿比较满意的时候,拿给他看,他会分享他的感受,然后我再进行调整,再去思考,可能都是阶段性的。


他参与比较多的时候,是从筹备之前的堪景开始,到我们一起围读,到后来拍摄。在人物的情绪上,什么时候人物该有什么样的情绪,该说什么样的台词,以及东北话的语言方式是不是更精准、更精确,都会有一些探讨和分享。他其实在对白和台词上非常厉害,我也是很希望能够更生活化。


《逍遥·游》剧照


深焦:关于影片的叙事节奏,两场非常重大的戏剧冲突(生病和死亡)都发生在故事的开始,之后慢慢趋于平稳,是怎样构思的?


梁鸣:首先也是尊重小说里的感觉。母亲去世之后,他们生活的状态开始描绘得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还是想要去处理她跟爸爸的关系,让爸爸回归家庭。所以非常强烈的突发的两个无常,看玲玲怎么去面对这样巨大的失去。电影比小说里多了一些生病前的状态,我是希望能够完整地呈现玲玲从生病前到得知生病,到最后生病后接受的状态,我觉得这和尿毒症患者的心理状态也比较接近,几乎都有这样的阶段。一开始突然得知之后是抗拒的,然后是无力,可能非常痛苦,最后是平静。


你发现你在经历了巨大的遭遇,最后都还是要往前走,生活要继续。它其实在第一幕里面把这两个点全都完成。我希望能够陪着她,度过她生命中一段有巨大变化的时光。看她会怎么一步步向前进,如何走出困境。


深焦: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脱离困境的状态,和之前东北“下岗潮”之后大家脱离困境的状态很相似。包括故事的结尾,玲玲要继续生活下去,但她并没有走出来,还是在那个状态里,受着之前病痛的影响。“下岗潮”之后这一代人虽然也在继续生活,同样没有走出来,这也是东北文学或是电影经常去探讨的问题。你在拍《逍遥·游》时有去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吗?


梁鸣: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确实人的境遇和状况,也是一个时代的境遇和状况。当时代发生巨变的时候,人的生活发生巨变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规律,这种规律我们一开始不理解,我们的呐喊、挣扎、抗拒。玲玲在里面跟妈妈说,“为啥是我呀?”她在抗拒,不接受自己是一个透析病人,也不承认自己是尿毒症患者。包括浴室那场戏,她还在使劲给妈妈搓背,但是她发现自己搓不动了。我没有用特别多的笔墨去铺这个过程,但是你能感受到她其实是不愿意接受的。


《逍遥·游》剧照


深焦:这部电影里更多是描绘“下岗潮”二代的生活。在你看来,以及你日常的感受,你觉得这一代还有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吗?或者说他们走出来了吗?


梁鸣:我觉得大家都在尝试着想要走出来。我们这一代人相比父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其实是想要走出来的,有这个意识。你能走多远,或者说究竟能不能彻底摆脱那种遗留下的蔓延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不确定的。你很难说完全能够摆脱,我觉得不会彻头彻底摆脱,一定是有什么蔓延在那个社会当中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是挥之不去的东西。


上一代创作者和我们这一代创作者的变化也挺大的,其实是个人和集体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关注在一个大集体中,因为人和集体是一体的。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生命,你总能听到上一代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怎么样”,他们会用这种语言方式来形容,把自己放进集体中,没有“我”,更多的是“我们”。但我们这一代人,很少会说“我们这一代”。我们都在说“我”的感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同样都要面临不同时代的变化,都要去面对、应对、接受,又是一种规律,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


所以你说二代,电影里的他们,也面临着如何奔向更好的生活。我尤其喜欢他们没有个人的那种虚无缥缈的梦想。谭娜的梦想是啥?可能就是身边有人陪,有一个爱情,自己的小店儿可能生意做得好一点儿,让自己高兴点。玲玲不也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别那么难受,或者是让自己的身体衰败的再慢一点,也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开心点,寻找到一些乐趣。赵东阳也是,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让自己像一潭死水的生活有一点波澜,有一点色彩。这都是非常微小的,但你会发现这种微小好像也是挺难的,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逍遥·游》幕后照


深焦:电影里用了蛮多手持摄影。关于镜头语言上,这次有什么考虑?


梁鸣:两部电影都是手持摄影,但手持的韵律和节奏是不一样的。《日光之下》的手持更多的是在连接观众与女主角谷溪的一种情感。但是这次的手持是一种陪伴,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和变化。除了开场她生病之前,手持的节奏可能更像她的生活节奏。后面也像她的生活节奏,但完全是陪着她。她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的运动就是什么样。她的生活缓下来了,摄影机也同样,保持步调一致。你会发现摄影机整体比《日光之下》更温柔,它是柔软的。大家都会说创作者创作自己的作品像自己的孩子,我会觉得《日光之下》对我来说像是个儿子,《逍遥·游》更像女儿。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希望这一次有很大的变化,摄影、美术、造型、音乐、声音,包括几位演员的表演,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不被察觉的。也就是更接近于平衡的,那些我们种种精心的设计不想被大家看出来,所以我们拍这部电影达成了一种共识。从美术到影像到影调到演员的表演,可能不属于那种特别显性的,一上来就会觉得卧槽有点牛逼,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非常不留痕迹的。我觉得这是大家做得很棒的一点。所以使用手持摄影,我们就希望摄影机陪着玲玲,这种陪伴的目的也是想让观众陪着玲玲,平视的一种陪伴。


《日光之下》剧照


深焦:《日光之下》和《逍遥·游》都有三人行的组合,你也很擅长处理这样的人物关系,为什么会钟爱这样的组合?


梁鸣:第二次有某种巧合,刚好班宇写了一个三人关系,也是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其实我没有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三人关系当中。《日光之下》确实是,但这次其实是连带着她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讲到三人,我一直觉得,我们独生子女和父母就是一个三人关系。当时《日光之下》谷溪会觉得有一阵子的生活,她和哥哥和庆长姐构成了一家人,一家三口的关系。咱们独生子女这一代最初从小生活到大的内部家庭结构的关系,最密不可分的就是一组普遍性家庭的爸爸妈妈和我们的三人关系。


现在你也会看到,大家一直愿意问小孩说,你跟爸爸好还是跟妈妈好?他这么问是为了逗小孩,但另一方面他背后是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想获知你跟谁的关系好?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总想做一个判别,人们总想去判别人跟人的关系,谁跟谁更亲密一点。


《逍遥·游》里玲玲和谭娜、东阳两个老同学的三人关系,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她生病之后,在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变化,不能再去密布更多的人物关系,也不会有新的人物关系进入她的生活,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本来成年人去结交新的真正的稳固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容易,这样一个身体有病的你,患了尿毒症的玲玲,她怎么去构建一个新的关系?既是出于别人又是出于自身,很难再去连接。谭娜和东阳不是说陪着玲玲,他们三人是互相依赖的,他们也是依赖玲玲的,是一个互相陪伴的关系。


深焦:吕星辰从《日光之下》到《逍遥·游》演技上也成熟了不少,这么多年来你觉得她有什么变化吗?


梁鸣:她有非常大的成长,两部电影合作下来,我觉得大家都在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没有停滞。对电影的理解、生活的理解,都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也能够更接纳和包容很多事物。我们的成长也很像玲玲在这个冬天的变化,星辰对于非常多细节细腻的处理。谷溪和这个角色都非常难演,她们的情绪都很复杂,但是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更私密的、更边缘的过去;一个是今天的身体的生命的衰弱。


她让这个人物变得非常真实和充满色彩。这样一个小说改编,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她遭受了这么多,你稍不留神,会很容易一丧到底,每天都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甚至可以处理成,哪怕她跟朋友在一起的笑都是假笑,带着痛苦的苦笑。但生活不是这样的,那种方式往往是我们创作者臆想出来的,强加给观众,或者希望观众能够感同身受,希望观众能觉得说,她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她要陷在那样悲惨的情绪里,但生活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演的度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她在这里的那些笑,很多时刻都是真切的,非常难得。她和对手演员的交流、处理情绪的控制和克制、内心的张力,全都感受到了。那是很厉害的。


前两天《最美表演》让每个人写一句话,对于《最美表演》的十年寄语,我就提到了表演。什么是最美的表演,一定要尊重生活,理解生活,并且能够接纳生活。以及需要观察自己,向内观察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做有关于人的创作或者现实主义的创作,这些方面都特别重要。当她今天能够呈现出这样好的表演的时候,就源于她不断地在生活中去感受,去真正的理解。


吕星辰


深焦:父亲的角色最早是由涂们老师来演,在出意外之前,影片进展到哪一步了?


梁鸣:我们第二部分开机之前得知他不能来演了,我们不得不换了演员。冬天开机第二天涂老师就去世了。涂老师跟星辰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这一次合作演员搭档的关系,也不是一个许玲玲和许福明的关系。涂老师自己导的那部电影,星辰是女主角。他是导演,她是他的演员。生活中两人也早已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像父亲一样,又是师长,又是很好的朋友。涂老师跟艾老师(艾丽娅)也是非常多重的关系,他们很多年的朋友,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拍戏,合作那么多次,生活当中也非常要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涂老师的去世,对于我们来讲,就像玲玲失去了妈妈那样。得知他生病之前,他拍完了秋天的戏就来了平遥,后来《乌海》在北京首映,涂老师也去了,在台上跟观众互动,跟主持人交流,可有精神了。也就一个月不到就检查出来身体不行了,我觉得这种戏内戏外的失去,是并行和交织在一起的。


前几天在圣塞,正好是西班牙电视台的采访,我突然意识到,玲玲的失去和星辰的失去,她们两个在那一刻成为了一个人,共同经历汇聚成了同一个经历,你又要对抗,又要继续。许玲玲和吕星辰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涂们


深焦:接下来想听你聊聊李雪琴,这个选择还挺意外的,她之前应该没有太多大银幕的表演经验吧。很多脱口秀演员转到电影一开始会从喜剧入手,但是谭娜这个角色虽然有喜剧的一面,也有很生活化的一面,人物形象也比较丰满立体。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她?


梁鸣:我很少看综艺,并不是因为综艺节目认识她的,是吴觉人老师引荐给我的。当时想找一个东北女孩,我的选角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核心人物做匹配。我们第一次碰面,我觉得她身上给我呈现了一种很忧伤的气质,她不讲话的时候看起来还挺伤感的。和在节目中或者大众视野中的雪琴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人的这种多面性,当时和她见面聊天,我开始仔细去想这件事儿,再加上她也很喜欢班宇的小说。


有一次想要进一步了解她的时候,我带着星辰一起去探她的班。她在拍一个广告,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广告,在片场看雪琴,她每一条每一次表演中,都在非常有意识地寻求一个新的变化,可能导演都没有要求。尽管台词都是一样的,但是她没有像复读机一样重复。当时是因为一些其他的技术原因让她再来一遍,她每一条都在遵从自己每一个当下时刻的感受。那个变化是自然的,我觉得很厉害。非常多的职业演员,即使长久的拍戏都很难建立这样一个意识,这是我所需要的。当时我和星辰都非常惊讶,所以直接就确定了,非常想跟她合作。


在片场我觉得可能也是我的幸运,他们都能够准确地理解我的感受,我们总是能够快速地达成统一。有时候我想要某种调整,可能话只说了一半,他们就完全都明白了。这种合作是非常通透的,非常顺畅。


《逍遥·游》剧照


深焦:刚刚从圣塞回来,在那边有收获到什么有趣的反馈吗?


梁鸣:很有意思,你会感受到在圣塞观众分了两个群体比较明显,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年长的人,中间年龄段40岁左右的人非常少,可能是不是他们家里事也挺多的,因为我们放映也比较晚。


你能感觉到文化的差异。在希腊和西班牙放映他们问了同一个问题,这让我们都很惊讶。他们说,注意到电影里有很多手机的画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次手机?这个让我们都很意外。后来理解了,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依赖手机。我们在欧洲买东西、租车全是现金。手机对于中国人来讲太强大了,我们出门已经离不开它了,多少年都不带现金了。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含蓄,很多话不容易当面说,通过手机反而能讲出来。这也是不同民族生活方式不一样吧。


他们还会问到,你们中国人家庭关系这么重要吗?他们问到这个问题,可能在西班牙那父亲就不管她了。我说我们甚至跟邻里可能都很紧密,还有亲戚。我说我们逢年过节都喜欢聚到一起,节日也多。他们还问到说,电影里有很多次吃饭,为什么吃这么重要?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多么重要,不仅是为了吃而吃,我们在吃饭一定是因为各种关系,才聚在一起吃,在吃这顿饭的过程当中,除了享受不同的食物之外,我们都是在增进各种关系。


圣塞现场图


深焦:下一部电影想拍什么?现在到哪个阶段?


梁鸣:现在想做班宇的另外一个小说《枪墓》,这次平遥也在创投单元,想做一个类型化的尝试,一个复仇的故事,很大的时间跨度,也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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