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空间优位与认知图绘—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评析
摘 要：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既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战的背景下，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应运而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由时间体验主导的，后现代社会是由空间范畴主导的，特定的空间转换可以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进而言之，现代主义是时间性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是空间性的。由此，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詹姆逊对空间尤为关注，形成了其后现代空间理论。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强调空间优位，有其自身的形态和特征，能够以“认知图绘”加以把握，为我们研究后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定借鉴。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认知图绘；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是与时间挂钩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探求空间问题。詹姆逊深受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影响，出版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等多部著作，逐渐形成自己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空间比时间更具优势；后现代空间是一个全球化空间，也是一个“超空间”；后现代空间给人眩晕的感觉，只有通过“认知图绘”才能加以把握。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出场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学者与现代主义学者之间发生了激烈论战，随着讨论的持续进行，后现代主义成为国际性的文化景观。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法国的利奥塔和德国的哈贝马斯，他们著作中论述的后现代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掀起了后现代研究的热潮，使后现代理论获得发展。自此，后现代主义作为具有“极其丰富、复杂思想和理论内涵”的泛文化思潮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覆盖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哲学观念等几乎所有领域，预示着整个西方社会范围内的一次重大变革。对西方传统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明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意味着对之前现代主义思潮的彻底反思和批判。
正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争的大背景下，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得以出场。1934年，詹姆逊在美国克利夫兰出生，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两所高校，之后前往德国和法国继续深造，在那里阅读了大量法学文学著作和德国哲学著作，这些都为他今后从事理论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詹姆逊丰富的求学经历和知识涉猎使他对英美文化和欧陆学术思想了然于心，所以他在研究中能够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既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特质，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存在诸多分歧甚至相互对立的谱系内，詹姆逊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地位，既被看作是一位杰出的后现代主义者，又被视为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他凭借丰富的著作和远大的见识受到广泛关注，被媒体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詹姆逊积极介入后现代主义，这不仅是要拓展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使其延伸到包括建筑、绘画、影视等在内的文化领域，也是为了对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在后现代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时的总体性话语，已经无法有效解释后工业社会的新特征。在同后现代主义论争的过程中，詹姆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理论。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立场和重要思想资源，对西方当代各种理论成果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及其他理论模式之间的矛盾。因此，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各种诘问以及对差异性、多样性的过分强调，詹姆逊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总体性的视角出发，对后现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然而，在19世纪前，空间总被人们看成是一个万籁俱寂、固定不动的空洞容器。直到20世纪，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时空体验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修正过去的时空观念。日新月异的交通工具提高了人们把握空间、征服空间的能力，不断缩短了外出旅程。通信工具、传播媒介的日益革新使“飞鸽传书”成为历史，身处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可以保持密切联系。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对这种变化作了描述：“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形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时间的缩短使人们只能觉察“膨胀的现在”，而“膨胀的现在”表现为环绕我们的空间。于是，人们的主要体验便从时间感变成了空间感，城市化和全球化消散了人们对历史、对传统的关注。
除了上述空间体验的变化，理论本身的发展要求也促成了20世纪后半期的“空间转向”。当代西方的空间理论可以追溯到亨利·列斐伏尔和米歇尔·福柯。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针对当代空间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由此拉开了“空间转向”的序幕。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处事原则、生活习惯等总是摆脱不了空间的影响和制约，空间已经取代时间，成为人们生活的组织形式。福柯认为，在整个19世纪，僵化、非辩证性、静止被看成是空间的基本特征，这与时间代表的活力、辩证性、发展变化是相对立的。他指出：“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詹姆逊则主要是从后现代性的视角研究空间问题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空间性的特征：现代主义是时间性的，而后现代主义是空间性的。
二、后现代空间理论的主要议题
詹姆逊在他的代表作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由时间体验主导的，后现代社会是由空间范畴主导的，特定的空间转换可以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在后现代中，时间不管怎样都已变成了空间”。所以，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詹姆逊对空间尤为关注，开创了后现代空间理论。
（一）空间优位
詹姆逊表示，在后现代社会中，空间比时间更具优势，即“空间优位”。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中，詹姆逊引入时空理论，指出“后现代主义在一个困境与矛盾都消失的情况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形势、新的美学及其形式上的困境，那就是空间本身的问题”。他认为，现代主义是由时间主导的，这点可以从现代主义的杰作中得到证实。譬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等作品，都隐喻着对终极真理的求索以及对时间、对历史的追忆。过去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停留不前，仍然在当下发挥作用。过去的意识表现在历史那里，即为传统；表现在个人身上，即为记忆。由此，现代主义的议题集中在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两个方面，现代主义对历史是“一种对时间性、或者说对往昔的一种怅然若失、痛苦回忆的感觉”。但后现代主义却并非如此，它是由空间主导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不作长远的考量，仅把它视为影像，将历史事件简化为照片、图片、文件、档案等文化产品。可见，后现代主义视域抛开了过去、历史，只注重当下的体验或感受。实际上，这种对历史的漠视和冷淡使得“我们整个当代社会体系逐渐开始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变化之中”。历史感的淡化或消失打断了时间的连续性，代之以空间的广延性。
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并不热衷于现代主义的“时间感”。对现代主义而言，时间仿佛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从过去流向现在又流向未来。现在不是孤立的，它是过去发展的结果和未来发展的起点。但在后现代主义的意识中，“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已经失踪了，只剩下永久的现在或纯的现在和纯的指符的连续”。无法将自身统一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中，人们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正因如此，詹姆逊把后现代时间特质看成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只能把握现在，而无法看到过去和未来。尽管现代主义也注重现在，但这个现在延续过去、指向未来，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点；而后现代主义所注重的现在，却割裂了过去和未来。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的时间只是永恒的现在，所以它又是空间性的。
事实上，社会的时间与空间并不是天然存在物，而是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人们在自己创造的特定时空中进行生活与生产，使其成为人类力量在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上的另一抽象的体现，这也决定了人类在本质上无法与时空作出彻底的决断。社会空间实质上是一种晶化形式的社会时间，在社会中具有特定的体系与结构，并在进行着无休止的运动。人在这种运动中充当主体的角色，通过实践运动不断创造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因此，社会历史又体现着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二者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但是在现代主义那里，时间的连续性被割裂成碎片，所有事物都以片段的形式短暂地存在着，时间永远停滞于当下。这就否决了人类的历史意识，把符号与符号、符号与内容之间的联系尽数切断。生活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脱离了与过去、与历史的联系，获得的将是空间性体验，即追求各种各样的刺激和快感。后现代主义消除了现代主义的连续性、纵列性，然而，它却走向了困境。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后现代的高科技技术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篡改人们对于时空的感觉，造成一种空间优于时间且具有一定固化元素的错觉。随着空间化的地位被不断加强与拔高，它甚至成为社会中的绝对主导，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情绪。这也使得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电影、戏剧、诗歌、音乐等都是碎片式的当下存在，它们通过拼拼凑凑、任意组合甚至胡写乱画等手段走向文化舞台，展示自身的平面性。因此，这些文学作品缺乏历史韵味和思想深度。不过，后现代主义消除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把现实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融进文学创作，由此形成了后现代特色，这也是空间意义的生动体现。
（二）后现代空间的形态和特征
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空间既不是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先天纯粹直观形式，它是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建构起来的。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空间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扩张，在流动、扩张中产生了全球化空间，因此后现代空间首先是一个全球化空间。
后现代空间还是一个不能用透视和体积来测量的“超空间”。在詹姆逊看来，建筑是分析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尺度，只有通过建筑，才能通晓后现代主义的全部意义。他指出，后现代建筑的特征体现出人与物的距离感以及人的主体性正在逐渐淡去，它不再强调自身的独特与审美，而是以周围环境的特点为参照来修饰自己。建筑物实质上也是后现代文化入侵历史与社会的又一表现，是人们的感知能力与理性能力退化甚至被同化的物质证明。因此，詹姆逊以鸿运大饭店为例，对后现代“超空间”进行了详尽分析，阐明其基本特征以及带给人们的各种感受。从外观上看，鸿运大饭店仿佛一座孤岛，不仅入口的位置和标志不易被发现，玻璃幕墙外壳还与周围环境分隔开来。当人们注意玻璃幕墙时，只能看到周围环境的影子而不是鸿运大饭店本身。从内部来看，鸿运大饭店楼道低矮、光线不足，其设计更为重视建筑形式而非实用功能，因而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错位感，在其中行动只能依靠电梯等运输机器，而不是个人对空间位置和距离的判断。鸿运大饭店的空间秩序一片混乱，“你浸淫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使你再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个人便溶进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之中”。詹姆逊认为，后现代超空间是空间转化的结果，人们的空间体验若是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空间转化，身处其中便会产生眩晕感和迷向感。这是因为，后现代超空间与人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秩序井然、和谐融洽的现代空间截然不同。在这个超空间内，人们显然不能采用旧有的空间模式去体认，否则就会感到无从把握而迷失其中。“我们的文化可以说出现了一种新的‘超空间’，而我们的主体却未能演化出足够的视觉设备以为应变，因为大家的视觉感官习惯始终无法摆脱昔日传统的空间感——始终无法摆脱现代主义高峰期空间感设计的规范。”
詹姆逊将后现代建筑的分析应用于整个后现代空间中，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后现代空间的三大特征。
第一，后现代空间混淆了距离和边界，是时空坐标崩溃的空间。现代主义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与此不同，鸿运大饭店的玻璃幕墙映射出其他建筑的影子，这就使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模糊了距离和边界。后现代空间消解了存在于现代空间中的距离和边界，使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大众、艺术与商品等原本分割开来的东西聚合起来，中间没有鲜明、清晰的界限。模糊的距离和边界还导致了批判距离的消解。后现代主义建筑把自己融入都市肌理之中，任由都市的“堕落风貌”继续存在，并不奢望乌托邦幻想带来的各种转变。它追求的是大众化而非精英主义，是雕饰和愉悦而非理想和变革，它本身即是消费社会的一分子，是空间里的点缀和装饰。
第二，后现代空间是复制的、拟像的空间。詹姆逊在分析鸿运大饭店时写道：“理想中的鸿运大楼宁愿作为都市的同体，宁愿是都市的替身。”作为“现实空间的替身”，后现代空间是比现实空间“更真实”的空间。詹姆逊支持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认为在后现代背景下，现实与类像难以分辨。类像一丝不苟地反映现实，但正是通过这种反映，类像给现实造成一定的影响，使人们对现实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现实与类像之间的界限被抹去，现实空间变成复制的、拟像的空间。历史也被消解了，从大量复制的照片、影像中看不到过去和将来，只有当下的感觉。可见，后现代空间由复制技术、媒介传播、消费幻象等支撑起来，它不是真实存在着的，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制和拟像化呈现。
第三，后现代空间是同质性和异质性并存的空间。詹姆逊在《后现代的二律背反》中，以辩证的态度分析了后现代空间的强大同化能力与其多样性、差异性、开放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后现代空间中存在一个二律背反，即“共时性中的非共时性”，空间的同质性和局部的异质性共存。一方面，后现代空间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旧有空间逻辑下形成的各种独立的、封闭的空间及其界限被打破，特定国家、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原有文化遭到稀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业模式等迅速向全世界范围辐射。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商业能量在国家间被不断释放，同化着异质性的空间。另一方面，后现代空间又不可能完全摆脱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旧有空间逻辑下形成的国家、民族、区域和集团等因素的制约，它只能对旧有空间进行改造和重组，因而它又是充满多样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异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突破同质性，比如一些实行强权政治的国家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同化第三国家，然而却永远无法抹杀第三国家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另外，同质化不是暴力的、强制的标准化，而是潜移默化的渗透和替代，它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实现自我。在后现代空间中，各种因素、各方力量相互抗衡、转化和融合，同质性与异质性是共存的。换言之，后现代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矛盾无法调和与化解。
（三）后现代空间的把握：“认知图绘”
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后现代空间结构大大超出了个体的感知能力，使我们在现代主义的旧空间中所养成的感觉习惯无法适应正在变化着的新空间。因此，置身于后现代空间，人们时常会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詹姆逊认为，若想全面地把握后现代空间，需要借助“认知图绘”美学。
“认知图绘”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提出的。林奇试图运用现象学的问题框架来图绘城市空间的精神地图，他发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关于社会和全球总体性的印象会随着个人行为经验的不同而变形。詹姆逊使用这一概念也是为了说明，个人与社会的交叉能够使人们在其活动的城市空间里发生作用。不过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詹姆逊还希望将这一概念延伸至更大的全球阶级和社会结构范围内，把“个体的情境性表象同宏大的社会整体结构的非表象性总体性”联系起来。詹姆逊认为，这种总体认知图绘能够使个体更加清楚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因为它“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后现代中所暗含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
“认知图绘”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分析的政治工具，同时也是詹姆逊方法论的证实。詹姆逊认为，运用认知图绘中所包含的政治文化教育元素可以获得一种既基于后现代的现实又能够实现一定突破的新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意识形态的扭曲与乌托邦的幻象。“认知图绘提供了一种连接的方式，将最个人的局部与最全球性的整体联系起来。”所谓“连接的方式”即是指社会阶级。詹姆逊把阶级看作个人所属的群体以及群体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因此，根据全球的总体阶级结构，描绘个人与其所属的社会、国家等群体的关系可以从“认知图绘”方面展开，将个体的生存体验与特殊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认知图绘在城市具体而狭隘的日常生活中所要从事的工作——促使个别主体所处的境遇再现那个更大的和正常情况下不可再现的总体，这个总体是整个社会诸种结果的聚合。”除此之外，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妄图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赋予社会与历史以单一化、标准化、整体化的情况，认知图绘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其再现资本主义晚期阶级关系的功能。认知图绘意图描绘一张包含个体与整体元素的地图，通过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让个体察觉到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与处境，从而为人类找寻自我、走出后现代空间的压迫提供方位感。换言之，这种充满艺术形式的认知图绘不仅能够使个体逐渐树立起政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安于现状而缺乏政治意识的局面，还能够营造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氛围，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至于如何使用“认知图绘”，詹姆逊以电影为例加以说明。詹姆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影评论虽然涉及意识形态话题，但是就整体而言，关于政治的讨论还是相当少的。詹姆逊认为，应当从地区和全球的政治语境中来把握电影的政治内涵。把电影置于全球关系的语境和电影自身的语境之中，便可对电影进行“认知图绘”，通过绘制出一张展现电影和政治、心理和社会的关系图，揭示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关系。
综上，“认知图绘”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相互关联的隐喻。詹姆逊将其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以此打破备受利奥塔推崇的“不可通约性”，强调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不可通约性”突出个体与个体的差异、鸿沟，但却忽视了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内在关联，因此造成了文化的割裂、断层，使某种文化的存在对其他文化而言毫无意义。“认知图绘”则不同，它把个体的生存体验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文化特征。它认为各不相同的文化个体相互吸引、相互依存，人们只有具备大局意识、宏观视野，把文化个体放到全球范围内加以考察，才能很好地理解文化特征。不难发现，詹姆逊是以总体性的观点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的。“认知图绘……将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即便我们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美学的生产，但正如乌托邦思想本身的情况所示，继续想象这样一个事物的可能性，这种努力本身就具有某种肯定的因素。”
三、后现代空间理论的价值
毋庸置疑，詹姆逊把空间当作理解和把握后现代空间的“钥匙”，他对后现代空间作了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探讨。詹姆逊指出，后现代空间是资本主义和后工业化所导致的“超空间”。这一“超空间”把个人置于无所不在的联系之中，使我们跳出个人身体可以感知的框架，得以充分理解和把握周围环境，让自己处于可图绘的外在世界中。詹姆逊由此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通过探究人工环境的空间、生产方式和文化，确定后现代“超空间”的坐标，进而揭示其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意义的感受趋势。
此外，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研究和把握后现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质疑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难以共存。具体而言，分为以下三种说法。其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已经无法有效解释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现象，二者的适用条件存在差异。其二，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追求人类解放，是一种伟大理论；而后现代主义具有怀疑论解构倾向，是一种颓废思潮，二者无法相提并论。其三，在西方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革新”和“发展”。前两种说法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第三种说法虽然含有调和二者关系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针对甚嚣尘上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詹姆逊坚决否认，他表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至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詹姆逊看到了调和的困难，但他不同意对此做出的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也不接受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背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关注资本主义问题，二者存在调和的可能。
作为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单一的语言、单一的概念等传统的文化体系早已不合时宜，应当随现代主义化为历史尘埃，因而绝对主义、元叙事也应该被否定。然而，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相比，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使他具有明显的优势。“后现代主义者一般都缺乏任何关于未来的见解。……对各种可行的政治纲领和目标都具有破坏性”，而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却为我们如何摆脱当前困境做出了积极探索。“‘空间化’……成功开启了乌托邦想象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创造出新的认知图式的可能性。”
首先，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60年代以来，众多后现代主义者对总体性发起猛烈攻击，认为它排斥差异、强求同一，不能实现全人类解放，反而导致了极权主义。面对总体性在后现代社会遭受的尴尬境遇，詹姆逊明确表示，总体性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是不能等同起来看待的，研究后现代文化需要运用总体性视角。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坚持其总体性思想，用总体性的视角看待生产关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分析和把握后现代文化。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这是他与众多后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同时，他的总体性思想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詹姆逊强调总体的认知应以差异为前提，即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容忍差异。因此，詹姆逊采用积极的总体性思想来分析后现代主义。除此之外，马克思曾指出，有两种空间存在，即自在自然空间与人化自然空间，二者紧密联系且相互影响；而后现代空间不仅忽视了自在自然空间的基础性，还忽视了人化自然空间的历史性与实践性，用片面且狭隘的现时空间来概括历史与社会的一切。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个力量场域，虽然这个场域中的异质性被尽可能地抹杀了，但是这个场域并没有彻底消除个性和差异，而是存在着各种文化，它们竞相争斗、此起彼伏。詹姆逊虽用文化霸权来描述后现代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是同质的、无差的，相反，后现代主义与其敌对力量交织共存。在詹姆逊看来，只有按照某种支配性的文化逻辑，差异才能得到真正的彰显。詹姆逊认为，应当用整体性的观念看待当下的历史时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社会差异，实现社会变革，而“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
其次，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方面，不同于众多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始终把自己的后现代空间理论置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层面上。马克思曾指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二者不可分割，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却使时间与空间产生了隔阂，甚至对空间进行了社会性重构。詹姆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方法，认为每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植根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使詹姆逊摆脱了“为文化而文化”的封闭研究，避免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简单粗暴地对待文化的现象，为分析后现代社会“视象文化盛行”提供了极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不同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重经济政治、轻文化的研究传统，詹姆逊从文化角度挖掘了后现代主义的内涵。“詹姆逊上述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概括和分析是十分精辟、准确和深刻的，至今在西方仍是最具权威的看法”。综上，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不仅为经济政治与文化找到了连接点，而且为我们认识后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作者信息
胡建，1978年生，博士，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
文章原载：空间优位与认知图绘—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评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六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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