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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穆 何 媛 |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初心和重要使命，坚持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带领全体人民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坚持带领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并最终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从任务主线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工作；从反贫困内容看，始终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从反贫困领域看，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从反贫困方法看，始终注重用发展的办法反贫困；从反贫困主体看，始终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但消灭绝对贫困不是反贫困事业的终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开启反贫困事业新阶段。关键词
百年反贫困 共同富裕 扶志与扶智 消除贫困
进行“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我国进行了“三大改造”，即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建立，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基本制度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大大解放了我国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2—195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20％，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5%。
开展各项民生事业建设。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民生事业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例如，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探索建立以高级农业合作社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合作医疗，救济特困群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新时期反贫困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但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普遍低下，尤其是农民仍然处于贫苦状态，农村生产条件仍然十分落后。3.1978—2012年的加速推进期1978—2012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扶贫事业的加速推进期，改革开放为反贫困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但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普遍低下。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作出了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反贫困，又进行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进行开发式扶贫，大大加快了反贫困进程的推进。
1978—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到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2.5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30.7%。原本的人民公社体制同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相矛盾，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起到了破坏作用。因此，为了破除生产关系对农村生产力的桎梏，开启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推动扶贫进程。第一，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恢复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1980年9月，《全国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并逐步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让农民拥有了土地的生产经营权，理清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第二，进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通过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开始建立农村市场体系，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有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第三，开启专项扶贫。1980年，中央财政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目标靶向聚焦到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1982年中央政府开始计划实施“三西”扶贫开发计划，即甘肃定西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指出“农村经济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特别是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仍未摆脱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因此必须明确思想，纠正单纯救济的观点，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同时进一步放宽政策，给贫困地区农牧民更大的经营自主权。
1986—1993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随着反贫困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贫困问题出现了区域分化，由普遍贫困向区域发展不平衡转变，扶贫方针也从救济式转向开发式。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作为专门扶贫机构，标志着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的启动。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指出，“全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工作，经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已经初步完成了从单纯救济向经济开发的根本转变，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4—2000年，扶贫攻坚阶段。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当时扶贫的形势和任务、奋斗目标、方针与路径、资金的管理使用等方面做了明确阐述，指出我国“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要着重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争取用七年时间使全国农村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到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基本实现，贫困人口下降到3000万。2001—2012年，扶贫开发新阶段。2001年，我国通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决定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进程，将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推向新阶段。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力图建立起覆盖全部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开发式扶贫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衔接的“两轮驱动”阶段。2011年11月，中央全面部署《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国家扶贫标准做了新的要求，即“两不愁三保障”，加大综合扶贫开发力度，明确提出实施“整村推进”战略。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推动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体制改革和开发式扶贫方针，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从国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巨大突破，以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进而向全面小康的跨越。按2008年贫困标准，到2010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剩下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8％。4.2012—2020年的攻坚冲刺期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只有完成脱贫攻坚这一底线任务，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打赢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这一时期，中国扶贫事业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以往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带来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贫困人口生产生活困难亟待解决。随着扶贫事业的深入推进，“漫灌式扶贫”模式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项目安排出现错置乱置情况、资金使用不合理等。为了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为脱贫攻坚的胜利献出一剂极具针对性的药方。2013—2016年，打响脱贫攻坚战。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到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201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精准扶贫思想推动落地，《意见》强调，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要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指出应该加强特色产业增收工作，全面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强调扶贫重在精准，指出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异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使建档立卡的5000万人实现脱贫，对丧失劳动力或部分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实施社保兜底政策。2017—2018年，聚焦深度贫困地区。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并对如何做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做了部署。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件、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特殊困难、着力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政策倾斜力度。2019—2020年，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抓紧落实好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工作部署，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对脱贫攻坚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使现行标准下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三、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演进性质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工作持续推进，一棒接一棒；始终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解决脱贫的内生动力问题；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将三农问题看成重中之重；始终注重用发展的办法反贫困，重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始终强调动员一切力量反贫困，集聚各方意志攻坚克难。1.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工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始终重视推进解决贫困问题，带领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奋斗，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关注人民的贫困问题。中共二大强调，中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参与革命，是“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使工人和农民拥有政治权利上拥有选举权，法律上得到保障，经济上提高工人待遇，废除重税，文化上实行教育普及。 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不仅从经济上给人民创造良好生活，更要让人民享有基本政治权利，有尊严地生活。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深入剖析了农民所受的压迫，痛惜道“最苦的只有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工人农民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但“工人农民自己的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主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努力。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反复提到农民的穷困问题，他指出，“共产党从来就为穷苦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让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党对消灭贫困的目标更加清晰。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出要让农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解决人民贫困问题也始终是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1985年，邓小平提出“两步走”战略，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决领导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刻阐释了消除贫困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为消灭贫困这一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抛洒热血，将摆脱贫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断推进。2.始终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按贫困的不同表现，可以将其划分为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状态时指出，“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占有，还表现为精神产品的占有，即“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展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资产阶级不仅害怕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还唯恐失去阶级教育，不能再把人训练成机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反贫困期间，始终重视扶贫与扶志和扶智的结合。一方面，依靠扶志增强人民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早期共产党人在分析中国农民的贫苦生活情况后，积极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翻身解放，增强农民通过自我奋斗摆脱贫苦的意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广泛领导农民运动，鼓励农民“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改善贫农经济地位，提出走合作化道路，毛泽东指出，农民是有积极参与合作社运动的积极性的，尤其是觉悟较高的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更高。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职责就是引导这种积极性。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强调不能单纯依靠救济扶贫，必须“纠正依赖思想”。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重要性，重视扶贫与扶志相结合，贫困地区应当依靠自身努力，发挥优势，将“事事求诸于人转为事事先求诸于己”，实现“先飞”。另一方面，通过扶智提升人民摆脱贫困的思维能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农村教育问题。1921年9月16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之一的沈玄庐在肖山开办了衙前农村小学，培养农民子弟，他指出，要通过教育来“改变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反贫困过程中“扶智”的重要性。一是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1984年发布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指出，要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智力投资，发展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农村地区培养各种人才。二是降低贫困人口受教育成本。2004年，国家启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到2010年，我国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覆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推动反贫困事业，激发了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了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3.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农村作为反贫困的主战场。其一，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动农民进行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农民是革命运动最重要的要素，只有团结农民和工人一起革命，才能保证革命成功。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农民贫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强调，只有为农民谋利益才能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只有实施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才能维持政权长治久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解决农民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27年，贺龙在《告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中对八一南昌起义的目的进行了说明，即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奋斗。其二，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指出，农村稳定是我国政局稳定的基础，农民摆脱贫困是我国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扶贫事业的重要性进行了着重强调，指出“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我国国际形象”。其三，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是实现国家富强和四个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前提。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只有实现了农民富裕，才能谈国家富强，进而实现现代化。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还对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做了要求，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农村反贫困事业做了部署。农业农村是短腿短板，也是脱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他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4.始终注重用发展的办法反贫困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采取发展的办法来消灭贫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反贫困主要以政治斗争为主，但仍然重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只有发展经济工作，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首要工作就是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推行农业合作化，为解决贫困问题创造物质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的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土地改革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村生产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土地改革。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化开辟道路，从而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彻底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了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生产关系的调整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民的穷困问题”，而生产力的进步才可以“解决农民的一切贫困问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土地制度的变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变革旧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解决制度问题，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5.始终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调动一切力量共同参与反贫困斗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区域帮扶。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对于西北、西南以及一些革命老区、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国务院要从财政、物资和技术上给予重点扶持，帮助它们摆脱贫困。邓小平多次强调，“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因此他指出，先富要帮后富，经济发达地区要帮助落后地区。邓小平还对帮扶路径做了设想，沿海帮扶内地任务不能负担过重，可以从技术转让开始。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发达地区要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胡锦涛指出，城市应该支持农村，城乡统筹发展，他强调，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指出，持续推动东部地区资源要素向贫困地区流动，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人才、资金、技术支持，同时，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评价机制，鼓励东部省份与西部地区开展结对帮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构建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提到，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将群众组成一支劳动大军。1996年，江泽民在京九沿线贫困地区考察时强调，减贫不仅是一个地区的事，不只是党和国家的任务，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习近平同志强调，“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形成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极大地调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四、未来展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精神赓续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史，就是一部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思想为指导，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决贫困问题，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力反贫困，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一切力量消除贫困。百年来，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一百年地顽强奋斗和不屈的信念，中国打赢了空前规模、超大力度和惠及最多人口的脱贫攻坚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消灭绝对贫困不是反贫困事业的终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开启反贫困事业新阶段。新阶段我国反贫困事业呈现出新特征：第一，新一轮反贫困工作遇到新的问题，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创新提出新要求；第二，绝对贫困问题已消除，相对贫困问题成为突破难点；第三，反贫困工作的重心转变为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反贫困工作的特点由突击性、急迫性、任务性转变为常规性、持久性、制度性。我们认为，在反贫困新阶段，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理论升华——建立体系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二是机制创新——建立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三是路径探索——建立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路径。1.理论升华：建立体系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只有不断结合新的实践创新理论，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为强大、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伴随着中国百年反贫困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反贫困经验不断积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念不断创新，中国特色反贫困思想不断丰富，已经由量变实现了质变，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反贫困事业的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下，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反贫困理论为丰厚滋养，一方面，认真总结百年反贫困经验，科学抽象百年反贫困规律，着力锻造百年反贫困模式，逐步建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为全球反贫困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锐意改革、致力发展，及时把握新情况、创建新理念、研究新问题、破解新难题，实现新阶段反贫困实践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国反贫困理论体系日益健全。2.机制创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贫困帽子摘了，攻坚精神不能放松。追求美好生活，是永恒的主题，是永远的进行时”。伴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相对贫困问题跃然纸上，如何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必将成为未来推动反贫困事业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相比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甄选识别更为困难、表现形式更为广泛、致贫原因更为复杂、解决过程更为漫长。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必然要以稳定脱贫基础、提升脱贫成效可持续性为重要内容，这就要求加紧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精准识别返贫人口和边缘致贫人口；着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重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竭力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动力机制，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3.路径探索：寻找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路径“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伴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为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重点。一方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解决脱贫成果脆弱性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最终目标的必然要求；此外，脱贫攻坚留下的宝贵经验和基础设施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可能性。本质上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路径的两个方面，重点在于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就业扶贫与乡村人才振兴、教育扶贫与乡村文化振兴、绿色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与乡村组织振兴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的问题。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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