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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蓉 | 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运动的历史逻辑与演进脉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提倡生产工作到推动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进而构想发动“第二个生产革命”的过程，其间交织了武装与生产、前线与后方、公家与私有、武力与劳力、商业与农业等之间复杂的关系，农业生产的运动与组织并非是顺利无碍的，各个根据地乃至同一根据地内的客观环境与党政军民的思想各不相同，为大生产运动的展开制造了现实困境。各个根据地差异性极大的生产运动与复杂的经济关系，既展现了中共在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展开生产运动时的多维面相，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培育农业基础和改善军事财政状况的过程中，将生产运动与思想整风、民众组织、干部教育、军队整顿等相结合的策略。关键词
生产运动 战时生产 军事财政
物资筹措 生产动员
持久战不仅是武装上的长期对抗，亦是资源的持久消耗战，这就意味着持久抗战不仅需要单纯的物资支撑，更需要通过生产以及建立生产制度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生产基础。当时中共党政军内部一部分人存在速胜，重武装斗争、重军事筹措而轻视经济建设的思想，而单纯筹措遇到了瓶颈，“有钱人的钱和有粮人的粮一天天减少”，如果缺乏生产的建设与培育，资源的筹措与消耗具有不可持续性。战争物资与军事财政的获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单纯对战争物资进行组织、筹措、运输与分配，二是开展战时生产并培育经济基础。战时生产以及生产的动员组织，比单纯战争物资筹措更为复杂且时间成本更高。要持久抗战，即需要切实扭转党政军内尤其是军队内部的单纯筹措观点，转向注重生产建设。
面对战局与战略的变化，八路军留守部队在生产工作方面做出了表率。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尝试组织兵士和公家人员在工作之余自己动手从事生产，主要是种菜、养猪、做衣袜、烧炭、采柴、挖窑洞与开办合作社等。1938年陕甘宁留守兵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了肉吃、添了新衣、冬天有火烤，有些单位还“多少有了一些积蓄”，不过陕甘宁留守部队的生产还很分散，在1938年尚未形成规模。在前线，1938年秋，中央军委开始强调注重农业政策，一方面切实保护农民秋收，协助农民收粮、藏粮，另一方面发动和保护人民努力进行秋耕。晋冀豫地区提出要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积极的经济政策，提出开办工厂与发展农业生产、提倡统制贸易、开办银行与活跃金融等措施。1938年冬季华北战事进一步恶化，国共摩擦加剧，加之八路军加速扩兵，八路军的给养开始变得更为艰难。毛泽东号召进一步做好长期战争准备，“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他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他强调应该将财政经济提到认识的高度，在巩固的根据地和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组织非战斗部队、后方机关人员在战斗间歇时段发展生产。持久战的现实压力及其策略转向，都促使中共及八路军不仅更加重视物资的筹措，也进一步转向发展农业生产。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心的一环，制定了扩大耕地60万亩、增收20％的目标，致力于动员全边区两百万民众和党政军各机关、学校、群众团体都参加农业生产。为了领导后方农业生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由各县府、县委、县抗敌会、保安队共同组成生产委员会，领导全县的生产运动；同时，将扩大耕地面积和增产数字指标下发到辖区内各县，按照数字进行管理，要求各县县府突击完成生产计划。此外，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制定了奖励生产的条例，对耕地面积多、养殖数量多、收成增加多的农民以及督导民众生产的政府、机关、团体负责人给予奖励。前线部队也对生产工作进行了响应与布置，朱德、彭德怀多次电告前线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之上，要求各部队克服各自的财政经济困难，通过垦荒种瓜菜粮食和开手工厂等开源方式逐渐做到“完全自给”。前线军队在生产工作要求上的改变是从两个方面开始着手的：一是保障和促进农民春耕，要求各部队在春耕期间节用民夫、牲口，不占用、不踩踏耕地、不攀折农作物；同时强调军民协办与军民互助，将部队的人力、马力借给群众使用，或在驻地内外雇老百姓帮助部队协办；二是动员前线部队亲自开荒与生产，有的华北抗战区更是提出了猛力扩大生产运动的要求，提出了“不荒一寸士地，荒地开出种粮”的口号，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拟在晋东南组织华北一个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并指导与调节各区财政经济”。在初步的生产工作动员与部署之下，1939年陕甘宁和前线根据地的留守部队与机关的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新开辟了一批土地，二是解决了部队的部分军需问题，如陕甘宁1939年的农业生产运动平均解决了2个月粮食、一套夏衣、全部冬鞋、袜，弥补了经费的短绌。生产与经济的局部改善，对于中共及民众在政治上、精神上起到了鼓舞的作用。然而生产工作在推动之初即遇到了多方困难。首先是来自军队内部战士的抵触，留守兵团人员对于参加生产并非人人积极响应，战士虽然明了参与劳动与生产“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但部队普遍“看重指挥作战、冲锋陷阵、政治工作”，存在轻视供给与经济的态度，不愿做经济工作与生产工作的思想十分严重，有的战士仍然认为“当了兵还要种菜……不如回家当老百姓好”。此外，武装与生产、武力与劳力之间的矛盾亦难以协调，当时各前线部队有紧张的战斗任务和繁重的政治学习任务，难以协调足够余力来参加生产。其次各地党政机关对于农业生产与经济建设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在已经初步建立起根据地政权机关的陕甘宁与太行地区，干部力量虽然较强，却有繁重的军事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这件也想做好，那件也想做好，结果均做不好”，或者“一遇到别的事件发生，就松懈了生产运动”，农时一失即没有办法完成任务。而在尚未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的地区，对民众的组织动员还缺乏力量。此外，部队机关要搞农业生产，首先需要相应的可耕种土地，很多机关部队都面临着缺地或无地可种的问题。加之处于边界地区的土地缺乏稳定的生产环境，有的政权机关对于农业生产尚未形成高度重视。相比于时间长、投入多、环境不稳定的农业生产，前线部队在1939年仍更倾向通过短平快的方式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一是财政征收政策，即通过改进合理负担与税收制度来加强筹粮筹款力度，二是强调通过经商和做生意来解决供应问题。在党政军机关生产工作初步开展的过程中，也侧重于机关本身的生产而忽视对民众生产的引导，如志丹县地区的乡主席和乡政府人员自己耕种过多而忽略了对民众的领导，导致出现“政府无人负责领导生产”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区、乡政府虽然履行了督促之责，但没有推动团体组织和推动群众生产热潮，有的制定了宏大而空洞的计划却没有切实了解下级的基本条件和情况，各种情况不一而足。农业生产有着一定的生产周期，对于稳定的环境与人力投入要求较高，由于前线面临着敌人的经常进攻和防御作战，战事对生产的稳定性形成侵扰，即便是相对稳定和稳固的陕甘宁边区，1939年各机关的生产开荒任务指标也只是完成了不到50％，前线各部队与党政机关的完成度则更为不足，战时部队机关生产面临现实经济的限制和矛盾。八路军总部认为，要保障抗战军队中生产事业的成就与发展，“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于政治上的动员，要有艰苦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每一个官兵夫佐能深切的了解生产运动在长期抗战中的重大意义，提高他们的生产热忱，发扬他们的劳动精神”。在具体的军事消耗与财政压力之下，切实做好战时生产工作并不容易。八路军总部在1939年成立了总后勤部，提出要进一步改进后勤供给工作，一方面实行热烈的节约运动，一方面加紧生产建设，把生产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一环”，并提出了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强调必须将财政经济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强调在部队中开展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这标志着注重生产工作向生产运动的转向。二、作为运动的农业生产及其困境对于如何将生产作为一种运动来推动，陕甘宁后方党政机关与华北前线各军事武装部队的认知与态度是存在偏差的，尤其是前线将领与战士虽明了经济工作与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但对于生产运动到底如何展开，大都没有明确的思路，即便身处模范的晋察冀根据地也对生产运动提出了诸多疑问：第一，由于晋察冀边区部队处于频繁的战斗环境中，生产运动与战斗任务同时进行，如何时刻准备迎接粉碎敌人的进攻时，同时有效地开展生产运动？第二，生产运动提出时期，正值政治晋察冀整军工作时期，如何既不减低整军效果又不耽误生产？第三，军民热烈参加生产运动，如何协调解决土地少、器材少、劳力不足的问题？第四，军区范围广阔，土地性质各不相同，有的较为肥沃适合开垦，有的则为砂石无法开拓，如何组织集体劳力来开垦分散不均的土地？许多前线部队首次推行生产运动，缺乏成熟的军队生产经验，“一切全靠自己创造，一切全靠在实际执行中逐渐改进，逐步发展”，由此，军委要求各个根据地制定具体化的政策，依不同环境、不同部门、不同劳动条件、不同耕地数目等规定不同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法，例如，在比较巩固地区，要求按照延安的经验，同时进行农业、商业、手工业多样生产，普遍发展喂猪、种菜等事业；在不巩固的地区，可由地方党政与地方群众订约，组织军民生产协作；在行止无定的部队，则提倡应利用战斗间隙，普遍无代价地在所驻地区内帮助农民春耕及各种农作劳动，进一步与农民打成一片，以便取得农民对军队自愿与踊跃的输助。
生产运动的初步展开，在前后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陕甘宁在1940年制定了开荒100万亩、增加细粮10万石、改良耕种、发展水利的目标，除了进一步动员陕甘宁留守部队和公家机关参与开辟和耕种之外，亦要求“必须动员全体人力、物力完成”，造成更广阔的经济战线。将民众的力量引入到生产运动之中，使得陕甘宁地区的经济政策也有所改变，一是对于普通民众改变税收政策，陕甘宁在边区征收累进农业税与累进商业税，不再征收救国公粮、不再征收贫苦农民小商人的税收、不向抗日军人家属征收粮食，从而团结和动员民众参与到生产运动之中。 二是调整对地主与富农的政策，提出“对地主、资本家只许经过政府酌量收税及公粮”，规定军队不得向地主富农筹款借饷，一律由根据地政府统筹统支；同时注重利用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及八小时工作制等方法来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以进一步推动各个阶层都集中到生产工作之上，以达到“使每一个人民，不管他是地主也罢，富农也罢，中农也罢，贫农雇农也罢，都能很高兴地来从事耕种”。晋察冀地区则主要在部队之中动员开展生产运动，以团为单位建立起生产委员会，负责土地的选择、农具的筹划、种子的准备、生产技术的指导等；各伙食单位则成立生产突击组，所负任务与生产委员会大体相同。在劳动力的调配方面，晋察冀根据各单位的军政任务，探索最佳的生产时间，一般规定星期六为生产日，全天停止军事训练操课而参加生产，军队自己生产与协助群众春耕各占1/2；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一周一天劳动时间不能完满达到生产计划，不少单位又抽出正式操课时间进行生产，利用早晚空闲时间和生产中换班休息时间进行各种操课或学习教育。还有一些部队也开始注重对生产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要求进行积极、精确的计划与测量土地，进行生产技术与耕种方法的研究，编印生产耕种须知供部队参考，同时各部队根据具体情况颁布奖励条例，规定劳动纪律。经过1940年的动员与实践，各部队、根据地政府对于生产的重视进一步提高，但总体来讲，农业生产的运动成效仍然不太显著，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运动”，即便是相对稳定与巩固的陕甘宁地区，在1940年也只达到了“半自给自足”状态，没有达到年初的生产计划。生产运动的初步发起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首先仍是客观环境困难与生产条件受限。由于日军1940年在华北的扫荡力度加大，使“部队之财政、粮食、枪支、弹药，亦日见困难”，同时国民党加紧封锁，隔断八路军可能进入后方地区的道路，以至于晋冀豫等地区参加作战的“不少的单位是饿着饭”，进而形成随便吃民众粮食、到处挖窑洞的现象，部队的财政收支制度亦未有效建立起来，滥用、浪费、自由开支、先用后报等问题仍然存在；同时还存在财政机关叠床架屋的现象，如左权曾指出“太行山上，到处设有我们的后勤机关，这既不符合经济原则，并且对军队的统一布置上，也形成了相当严重的障碍”。在战时情况下，前线部队的财政制度不完善，很难迅速扭转筹措粮食的思想，农业生产亦得不到真正的运动与组织。与之相应的是重商思想仍然十分严重。虽然各根据地与部队强调工农业生产是财政的根本，要求从种庄稼、种小菜、养猪羊等方面来增加实际的物质，八路军总部对部队经商也采取慎重态度，要求“统一的组织与管理，规定营业范围、红利支配，严密监督，不可放任”，但通过商业来达到自给的方式在部队中仍比较流行。据陕甘宁边区的内部文件记载，“自从生产任务分配下去之后，商业投机非常活跃，今天已经完成的任务，十分之九都是从商业来的。因为物价飞涨，一转手就赚了钱，转来转去，你赚我的，我赚你的，于社会生产毫无补益，只助长投机之风”。部队经商甚至发生互相竞争投机取巧的事，机关部队辗转贩卖、互相倒手、抬高物价，反而形成负面影响。各部门与干部在农业生产中的本位主义思想也开始显现，一些部队在生产收获之后强调改善生活，一面生产一面吃掉，没有将节余粮食交公，胶东地区甚至还存在“各伙食单位浪费粮食及粮食走私现象”，所以，即便有些部队机关加强了生产工作与生产运动，各单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以满足本单位的供给为主要目标，各根据地之间在调剂物资与共同改善生活上没有形成共识。此外，一些部队机关在生产运动中与民众生产形成竞争与矛盾。如镇原县部队为了完成农业生产任务而强占老百姓的土地；陕甘宁地区有的军队为了生产自给，发生拆庙宇、伐树木、毁钟卖铁等事；还有的部队生产，借用群众工具，妨碍农民生产。太北区人民生活本就颇感贫苦和疲惫厌倦，日军的反复扫荡、流氓地痞的乘火打劫、抗日队伍的频繁征发，更使得一些民众“觉得没有前途，得过且过，失掉了抗战和生产信心，避害重于趋利”，中产阶级以上尤其是富农地主不愿意要土地、不愿意要牲口，一般贫苦人民也觉得差务负担太重，均怀有“避害重于趋利”的思想，对生产表现出消极态度。而指导生产事务的同志也担心阶级观点和阶级政策把握不好而出现错误。这两种思想，对于机关生产、群众生产的热情都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可以看到，1940年生产运动提出来之后，尚未取得真正运动起来的效果，反而使党政军中在生产上的诸多问题显现出来，民众亦没有被纳入生产运动之中。毛泽东认为，财政与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某些干部存在忽视经济的思想，他认为要长期支持根据地，需要改变政策，需要“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为了进一步切实解决军需后勤与经费不够的问题，也进一步调整各个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的思想，1940年12月，八路军后勤会议在山西辽县召开，左权在会议上指出，经费不足“这个问题不是增加预算所能解决的，只有生产，才能解决”。因此，如何将生产运动从政策层面落到实处，仍是前后方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随着1941年春耕季节的到来，前线与后方均加强了关于生产运动的思想动员与政策调整。在后方，陕甘宁根据地要求将生产运动提到更高的地位，由于陕甘宁边区在1941年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生产基础，其目标在于进一步生产与提高生产成绩，在生产指标上，1941年陕甘宁制定的农业生产总任务是开荒60万亩、每亩产量提高至2升细粮、全边区增加产量40万石，使陕甘宁边区不仅达到“自给自足”，还要做到“耕三余一”，另外大力推广棉、麻、森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了将生产运动在后方根据地全方位铺开，在宣传层面，陕甘宁地区加强了对根据地内的宣传工作。一是要对党政军干部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而不是当作一年一度应景似的工作，使每个干部“要有新的认识，用新的精神，新的努力”去完成更新、更大的任务。在生产运动的任务指标之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亦指示各县县长、专员，要求他们将春耕作为“第一件要紧的事”，并要求他们亲身下乡去领导和亲身参加生产做模范，拿春耕的好坏做各县领导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促使各级干部提高对生产运动的重视程度。二是继续加强对民众的宣传与动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指出“不要以为种庄稼是农民都懂得的，用不着去组织去动员”，而是要适当地提高民意使民众更积极地参与生产，在照旧生产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因此要求对民众进行深入地动员与详细地解释，而在加强宣传和动员的过程中又需要注重策略不能引起民众的反感，将生产动员与征收救国公粮工作适当地联系配合起来，以形成群众运动。1941年陕甘宁还动员8527户、27744人向陕甘宁内部移民参加生产，以及动员“二流子”等闲散人员参加生产。在前线，八路军军委和根据地政府也继续调整前线军事财政与后勤供给政策，将经济工作重心引导到生产方面。叶季壮在1941年制定八路军总的勤务工作方针时，指出无论前后方部队都要进行农业工业的生产，都要转向完全依靠军队自身的生产运动与广大人民的帮助，在农业生产上侧重开荒、种菜、种麻，在工业生产上侧重纺纱、织布、造纸、制造等。在税收政策上，继续废除过去的一切苛捐杂税，规定统一的累进税率，征收农业税及商业税，由民主政权负责办理，以减轻民众的税收负担。在执行层面，前线强调在遭受连续反复的残酷扫荡的地区实行武装保卫春耕，从广义上讲，抗战时期全国的生产均可以称作战时生产，但前方战线上时刻处于战时状态，他们的目标是要争取更多未遭受敌人枪弹直接威胁之“平时生产”，即在敌人包围下的、相持状态下的、在紧张战备下的“平时生产”。此外，晋冀豫地区还探索出了游击区与敌占区的生产模式，在游击区，提出“战争准备与春耕准备合一、武装组织与劳动组织的合一”，要求锻炼出一种“钻空隙”的本领，抓紧每一个扫荡空隙进行春耕，广泛地采用夜间耕种的办法。在敌占区则组织劳动游击小组配合游击队，将生产的战线伸向敌占区，将生产的范围进一步向敌占区扩大，这也是前线生产的突出特点之一。晋冀豫地区也注重对劳动力的动员与组织，由于频繁遭受扫荡而人口减少，在生产运动中注重普遍动员各层次的劳动力，如大量动员并奖励妇女参加农业劳动、鼓励儿童从事拾粪送信等工作。总体来看，作为一种运动的农业生产工作在1941年得到进一步重视与落实，前线与后方、党政军民各方面的生产观点与经济观点有所强化，伴随生产运动的展开，根据地的财政、税收等政策也进行了相应地调整，在执行过程中也注意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条件的特殊性，同时也注重将党政军的自给生产与组织民众生产、提高农民生产相结合起来。从1941年的生产运动效果来看，前后方的生产运动相比抗战初期取得较好的成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259旅的生产成绩，累计开垦了2.5万亩土地，建设了南泥湾，解决了一部分粮草及各种用品；还组织纺织、肥皂等生产，组织600多匹牲口、建立47个骒马店进行物质运输。据统计，1941年259旅全部开支自给达67.55％，其中经常费自给达到96.15％。
但1941年生产运动总体仍没有达到年初制定的目标，即便是条件良好的陕甘宁地区，在总体上仍“处在一个达到自给自足的过渡阶段，困难还远远未完全克服”，远远没有达到“耕三余一”的目标。部队内仍存在看不起劳动生产、不安心于生产的现象，存着“重商轻农”的观点，“甚至有个别的人发生贪污腐化、拐款逃跑、退伍回家的严重现象”，还有一些单位虽然打着自给自足的旗号，却是“向人民身上打主意的自给自足”，据陕甘宁边区财政管理机构巡视团报告，庆阳县高阳区把群众的合作社吃光了；有的地方在老百姓春耕农忙的时候去借牛借工具，或将生产任务摊派给老百姓，与民争利和违犯纪律的现象很难杜绝。土地紧张问题进一步突出。部队生产情绪虽然有所提高，但土地缺乏的问题难以解决，部队大都不易找到合适的土地，即使出钱租地也难寻得，前方担任战斗任务之连队种地者寥寥无几。此外，部队机关等单位内部的本位主义和差距在生产运动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在不同部队单位之间出现了生活的巨大差距，如359旅虽然整体在开荒生产上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旅内各团的生活水平亦相差较大，359旅第七、八两团因发展生产而改善了基础生活，而第九团则菜、盐和被子都很缺乏，一般战士都瘦弱多病。即便同属一个旅，旅内各团因生产自给状况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条件，相互之间缺乏调剂。生产运动已经提倡两年，但实际上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不同根据地各单位仍然处于相对分散的、本位主义的状态，还没有形成一种统合性的思想和统一的步调。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作风需要进一步整顿，在经济层面也需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他主张在经济上破除不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要求经济理论联系经济实际，同时也要进一步调动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将重视生产运动进一步扩大，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生产运动进一步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三、思想整风推动大生产运动
随着新一轮整风运动的开展，各根据地在加强整风学习与教育的过程中，对生产运动也开始形成新的认知与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则提出了在全边区扩大耕地面积60万亩、增加粮食产量20万担的目标，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民众动员口号，如“努力生产的庄稼汉是劳动英雄，反对不劳而食的二流子”，“好婆姨，努力参加生产”以进一步发动民众参与生产。晋冀鲁豫边区提出适时的转变策略，要保障地主的人权、财权、地权、政权，实行“三三制”，以团结地主、富农进行生产。在军队层面，留直部队将生产作为1942年的“头等任务”，提出“建立革命家务”的目标，将生产与建设作为部队的家务建设的一部分，并且专门确立了生产中的政治工作，通过加强政治文化教育来贯彻农业第一的方针和克服生产中的不良现象，专门指派政治素质高的党员或干部去领导生产，通过座谈会、支部会来保证生产运动的展开，教育各种生产人员认识并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树立起“参加农业生产是党赋给的光荣任务”的思想，将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相结合，并定期展开检查、批评与表扬。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厘清了经济与财政、公营生产与私人生产之间的关系，反对从单纯的财政收支层面去解决财政问题，而是希冀通过整体性地发展生产来保障军民供给。毛泽东认为，革命工作者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他强调大批干部必须从工作或学习的岗位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毛泽东提出，1943年一切部队、一切机关学校都要将重点逐渐转到农业、工业与运输业上去，特别重要的是农业；并且提出各单位的生产活动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检查，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发生。高干会之后，发展生产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发展生产才能免于公私交困与军民争食、发展生产才能训练干部与训练军队、发展生产才能支持前方抗战、发展生产才是不可战胜的基础等思想，随着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化。 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只能暂时应急的生产工作秩序也得到了厘清。为了进一步推动1943年的春季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在学习高干会精神的基础上，为掀起1943年大生产运动做准备。一方面是继续加强对党政军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继续提高公营生产。高干会之后，各根据地进一步传达、宣传、学习毛泽东关于财政经济的思想。贺龙提倡在各级军队进行财政经济工作的整风，彻底扫除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加强军队对农业的重视和领导，使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切实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计划的实现。太行分局书记李雪峰提出将开展生产运动作为贯串全年各方面的中心环节，他强调“粮食是军民的命，是最切实的货币基金，是全部经济斗争的中心”，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全力开展生产运动”的口号。邓小平也认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他强调“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而发展农业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华中根据地新四军在响应生产运动上比较晚，但也不甘落后，明确“生产是解决部队物质困难的唯一良方”，努力向八路军看齐提高生产。对民众的组织与动员也得到深化，在动员生产的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方式来鼓励民众参与生产。第一，承认私有、树立典型和鼓励竞赛。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别嘉奖了勤劳致富的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将他们由赤贫难民一跃而为自耕农的典型广为宣传，以进一步号召民众参加劳动生产。陕甘宁地区亦开始大力推动春耕生产竞赛，将杨朝月、吴满有、申长林的竞赛办法向当地人民广为介绍，并即发动和领导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广生产竞赛。第二，加大移民垦荒力度和“二流子”改造力度也是边区的一项重要举措，例如陕甘宁边区制定新的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广泛吸收沦陷区逃荒者、边区内外生活困难者，为开垦公荒者提供免收三年公粮的优惠，为开垦私荒者提供免纳三年地租的优惠。此外，通过思想改造来推动赌博鬼、懒汉、烟杆子、浪家子、寄生虫等所谓“二流子”的劳动改造，使“二流子”转变思想、自给自足，以此来增加有效劳动力和提高生产运动的力量。第三，进一步推行减租减息运动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认为“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赖若愚也总结道，没有1942年以来的减租运动和正确的负担政策就不会有1943年的生产运动，减租运动削弱了封建束缚，改变了群众的生产条件，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热情，群众相信“多打了粮食是自己的”，在经营方面便会下功夫，生产运动成为减租以后必然的道路。第四，进一步发展了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并以自愿为原则的劳动合作政策。至1943年初，陕甘宁对于“变工”“扎工”“伙牛”“伙种地”等形式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广泛的推广力度。延安县川口区六乡农业调查的结果显示，劳动互助不仅可以节省劳力、增开荒地、提高劳动效率，还能够使得农民在生产中互相监督和互相竞赛，对增加产量具有良好的作用。陕甘宁地区还提炼了“刘秉温变工队”的经验，用作组织劳动互助组的模板。相比于此前的生产运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扩大了参与规模与生产规模，林伯渠称陕甘宁的生产运动为“大进步”的一年，普通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已经普遍发动起来，“甚至于连道士、瞎子、老妇人也转入生产的浪潮”，揭示着大生产运动中中共对于普通民众的广泛动员力度。在经历了从提倡生产工作到发动生产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机关与民众的劳动思想与生产意识得到了深化，并已经开始广泛地参与到农业生产运动之中，但在大生产运动的推行之中，不论在公营生产还是民众生产中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更多关于生产、生产关系的诸多问题都在生产运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在部队机关之内，各根据地在高干会之后提出了相应的生产任务，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进行宣传，但是仍然很难摆脱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惯性，有些机关仍把努力的主要方向放在贸易斗争、货币斗争上。此外，还有一些机关对困难的程度和对自己的家当估计不够，如太行区经历了六年的抗战，社会积蓄已经消耗殆尽，存粮已经非常贫乏，缺粮户和灾民越来越多，有一些单位仍然准备进行“征购”，对生产问题的重要性也还没有充分认识。这表明农业生产运动仍然没有取代粮食筹措、贸易斗争、货币斗争等方式。同时，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花费大量人力的部队机关开荒种地之后的收成与效果并不是很好。有些部队开荒、种地数量较多，但收获情况很差，如385旅实际开垦荒地超过计划数，但由于气候原因、照管不周、部队临时开拔等原因，产量很低，没有达到预期成果；联防军直属队炮兵团的开荒数与收获数量也均超过原计划数，但由于开荒不细致和过分偏重于数量的追求，不注意种植技术，平均产量甚低，使收获量受了损失。民众的生产运动中也仍然存在诸多阻碍。由于减租减息政策与地主富农政策执行不彻底，“奖励富农”的政策没有为地主富农所信任，富裕中农表现“裹足不前”，改善了广大贫农缺乏耕畜和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本，一部分赤贫农民、游民分子“安于贫穷的糊涂思想”没有彻底扭转，而一部分根据地干部在动员民众参加生产的过程中也因为担心走了“富农路线”而有所顾虑。在李雪峰看来，大生产运动虽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其中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探索之处。诸如，“吴满有方向”怎样具体化？怎样达到“扶助农民，奖励农民和联合地主”基本政策？怎么解决赤贫层的生活问题和生产问题？如何在稳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提高各阶层生产热情？如何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从生产运动的发展之中，毛泽东看到了群众的生产潜力，也构想出大生产运动中进行第二个“生产革命”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出“组织起来”，将农业大生产运动在1944年推向高潮。四、组织起来与劳动互助：生产革命的提出为了使大生产运动进一步运动起来，1943年10月，毛泽东指示党内将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三大运动结合起来，强调减租运动、生产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之间的递进逻辑关系，指出三大运动的中间环节是生产运动，而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1943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毛泽东强调利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展边区生产，他认为只有通过合作社将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通过生产方式的改革，才能使生产力进一步地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生产的“革命”，而这个革命是继续肃清封建制度的革命之后改造小生产为大生产的第二个“革命”。在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他大力提倡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合作社，并总结出了四种集体劳动组织模式，即以变工队和扎工队为主的初级农业劳动互助组、延安南区式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他认为从组织劳动力入手，通过组织个体劳动力进行集体劳动互助生产，可以逐渐克服个体性和扩大集体化，达到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使劳动互助成为推动“第二个革命”的力量，将这四类合作社形式最终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这成为毛泽东在1943年底的一个新的思想创造，这也为继续深化大生产运动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为了进一步动员各类劳动力参加劳动和组织起来，毛泽东也提出了公私兼顾的方针，以调动各个阶层的生产积极性。1943年底，陕甘宁召开了大规模的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重点塑造了吴满有等生产模范，高度肯定了私人劳动及互助劳动，号召全区农民、工人、战士、学生、机关工作人员都参与到生产竞赛之中，“看谁在生产运动中走到前边”。从1943年底至1944年初，各根据地都对劳力互助与组织集体劳动进行了探索，而劳力动员和集体劳动的形式主要是对劳动互助与合作组织的推动。首先是对民众力量的组织，陕甘宁地区重点对变工、扎工经验进行了总结，对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李长青的唐将班子进行了研究与宣传，唐将班子不仅在开荒、产粮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在拥政、拥军、优抗、备战、改造二流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晋冀鲁豫边区总结出农民自愿拥护生产小组长参加互助小组、行政命令和干部组织建立的编制互助小组、对人力物力实行强制互助三种新的互助组织形式，并提倡合乎“自愿结合”的原则且以积极的劳动者为其活动的核心的第一种方式。太行区在三种不同地带均实行了大变工，广泛地吸收了妇女和老弱参加，把战斗和抢收抢耕普遍结合，到1944年底，太行区已有互助组和拨工队2万多个，参加人数达14万人；合作社1100多个，参加人数达22万人。李雪峰认为大生产运动“已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伟大的建设事业了。它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组织面目一新！其次在通过劳动互助、公私兼顾等方式来组织民众之外，部队机关内部也在寻求新的方案与方法。军队有着最集中的人力资源，如何继续调动部队内部的生产积极性，如何摆脱简单地提倡苦行主义与空谈共产主义，如何照顾艰苦开垦与耕种土地的战士的个人利益，是继续推动部队扩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关键点。针对部队中长期存在的“一切归公”的经验主义和脱离现实的“反对私有”的教条主义，北方局提出所有军队机关人员，无论山地平原，都应自己动手进行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以解决一部分军需，克服困难。晋察冀提出部队与农民伙种的方法，部队出劳动力与肥料，农民出土地，规定一定比例，大部归公，少部归生产者自己。时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看到了公私兼顾与承认个人利益对于激发战士生产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彭德怀、邓小平等的支持下，杨立三与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共同制定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提倡积极劳动、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承认多劳多得，基本确立了“公八私二”的分成比例，将生产与建立“革命家务”紧密联系。“滕杨方案”首先得到了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政治部的积极响应，太行地区部队借鉴“滕杨方案”，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开荒10万多亩，产粮512万斤、山药菜蔬1266万斤，自给粮食3个月，还大大发展了麻雀战式的生产，几乎做到所驻村无任何零星的荒地。晋察冀边区也将机关部队生产与建立革命的家务相结合，提出了“就地打就地晒就地藏”“快割快打快晒快藏”“一手是镰刀，一手是枪杆”“一面抢收，一面战斗”等生产办法，将战斗与生产、劳力与武力做最大限度的结合与利用。在树立劳动互助、公私兼顾的生产原则的过程中，“生产计划”的思想也逐步树立起来。延安很早即开始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129师在1943年亦提出制定农业生产工作计划以及节约；山东军区要求在每个时期对每个中心工作提出具体计划；晋察冀提出建立直接领导与计划生产的机关——生产委员会；1944年2月，武乡县政府还召开地主富农座谈会，协助其指定生产计划、安定其生产情绪。晋绥军区对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等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将军区内各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特务团、卫生部等的开荒计划数、种地种菜计划数进行细致地划分，对生产组织形式、人员编制、资本调剂、生产检查、技术研究等均制定了相应计划。至1944年夏季，毛泽东要求各战略区首长汇报开荒及生产情况，一是掌握各地的生产运动执行情况，二是预估1944年的粮食收成情况。根据邓小平的报告，1944年大生产运动“预估把广大民兵卷进去了”，中心区的民兵则多参加一般互助组，边沿区民兵的生产与战斗结合，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互助组到边沿区、敌占区参加劳动生产，既保护了生产，又使边沿民兵得到了切实利益，邓小平认为战斗与生产的变工形式会大大发展起来，大生产运动可减轻10％的人民负担。但从各地的报告来看，生产与战斗的结合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据新四军第二师报告，一是部队因生产占用过多时间，造成纪律散漫，部分影响到作战和整训工作；二是在农忙中由于人员过度疲劳，造成了战士生病逃亡与非战斗减员的问题，亦影响到战士的战斗和学习情绪；三是生产造成战斗人员的分散化，影响了兵团的机动性与灵活性；四是军民关系的矛盾，在生产上形成与民争利现象，以及生产中发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等。此外，不同地区和单位在生产计划上的执行力度也不易，如山东根据地的生产运动达到了改善一部分伙食的目标，但“农民对这个计划的执行还很差，许多还是想起什么做什么”，或因农民文化水平受限在合作社中计工方法、算帐、会计感到困难，使生产计划大打折扣。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没有达到毛泽东所期望的“第二个革命”的目标，但在一些地区又确实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量，李雪峰感叹生产运动是个惊人的运动，部队在生产运动中变成一支能打仗的劳动大军。经过动员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开展互助生产，起到了团结最贫苦的农民、闲散劳动力、半劳动力的作用，使部队与群众更加接近，生产运动也塑造了新的生产英雄与新的作风，对于鼓舞士气和振奋民众精神具有积极影响。毛泽东对于1945年的生产运动，继续提出“必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和机关学校除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一切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同时要求各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各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由此，各根据地继续对1945年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动员。在动员劳动力进行生产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开始构思战争胜利之后长期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决定了经济建设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而是应该一方面为革命与战争事业提供物质的支持，另一方面为更长远的国家建设做准备，根据地时期的生产运动尤其是农业生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共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五、结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的生产运动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概念。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将战时生产工作不断进行组织与运动，进而希望在大力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变革，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生产运动的基本逻辑。但战时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却遭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与思想观念的抵触，生产运动是在整风运动之中获得发展契机的，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破除了党政军内部单纯的后勤供给观点，也破除了重军事斗争轻经济生产的观点，将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思想深入人心，更试图建立起一整套公私兼顾、军民结合、劳动互助的生产运动机制。生产运动的组织发动与演进发展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内容。一是党、政、军、民等不同生产主体对于生产运动的态度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党政机关虽然明了组织群众的重要性，但起初重机关生产而忽略对民众的动员；部队开始也对生产普遍存在轻视与抵触，在现实的后勤供给短缺压力之下与强大的整风运动思想教育之下才逐步扭转单纯武装斗争与物资筹措思想；民众内部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二流子”、移民等不同阶层对于生产运动也有不同的态度与策略。二是生产运动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与层次性，这种差异性受到军事战争、经济条件、个人思想的多元化影响，可以看到陕甘宁、晋察冀、山东、华中等根据地对于生产运动的响应时间、响应力度、执行成果具有明显的梯度。即使在同一个根据地，内部不同地区的生产运动情况也具有差异性与复杂性，如同一根据地内在稳固的地区采取的是对敌斗争、度荒自救斗争、打蝗斗争中开展起来的生产互助路径；在比较稳固的地区则是通过减租减息、劳动互助等组织起来的经济建设兼社会改造运动路径；在交战边界区则采用的是用战斗掩护生产、用生产监视敌人的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路径。第三个层次性是时间上的偏差性，陕甘宁地区的生产运动展开最早，在1943年即已基本在经济与生产上形成统一与整合的思想，并且已经开始将重点转向劳动互助、公私兼顾与掀起更大规模的群众化生产运动之上，而处于前线的晋冀鲁豫部分地区、山东根据地仍还在艰难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与强调生产的重要性。从微观的时间层面来看，处于前线的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地区由于频繁遭受日军侵袭，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战下的“平时”生产概念和在非交战时间采取游击生产方式。从强调生产工作，到生产运动初兴、大生产运动的动员，再到生产革命的提出，生产运动在逐次推开的过程中，蕴含了战斗与生产、统一与分散、战线与民众等之间复杂的关系，由于生产运动的执行具有极大的时空差异性，大生产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生产革命的运动效果，但生产运动的展开对于中共军事财政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处于弱势生存的中共及八路军在生产运动中扭转了军事筹措观点，注重培育了持久抗战与中共革命的生产能力与物资基础，为长期抗战和解决军事财政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此外，生产运动背后的政治意涵对于中共亦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中共在生产运动中调试出了一种党政军与贫苦大众艰苦共存的生产模式，毛泽东还在生产运动中发掘了民众“组织起来”的潜力，找到了集体“革命”与个体生存之间恰当的利益连接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与苏联集体化模式相呼应，并为革命胜利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等提供了经验借鉴。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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