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移民态度这一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目前已有两篇综述就这一议题做过详细的回顾与展望（Ceobanu and Escandell，2010；Hainmueller and Hopkins，2014）。其中，根据海因米勒和霍普金斯的观点，关于移民态度的研究主要沿着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心理学两条主线展开，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或假设。
（一）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经济因素对人们态度的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财政或福利负担假设、宏观经济状况影响等。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的主要观点是，掌握同等劳动技能的本地人与移民是相互替代的，所以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位置。具体表现为：本地人倾向于反对与自己持有相似劳动技能水平的移民，而不反对与自己技能水平不同的移民，低技能的本地人更倾向于限制移民的政策（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有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该假设，即低技能的人更加反对移民（Mayda，2006）。但更多的研究发现，无论本地人自身技能如何，他们对移民类型的偏好都是一致的，即普遍欢迎高技能移民而反对低技能移民，同时自身技能较高的本地人对所有技能水平移民的态度都更加宽容（Hainmuller and Hiscox，2007，2010；Hainmuller，etal.，2015）。海因米勒和霍普金斯（Hainmueller and Hopkins，2015）明确指出，美国人有潜在的移民偏好共识，即更欢迎受过良好教育以及拥有较好工作和社会地位的移民。赫尔布林和克里希（Helbling and Kriesi，2014）的研究也发现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缺乏支持，并研究了人们普遍喜欢高技能移民的原因。
财政或福利负担假设可以视为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在财政或社会福利领域的延伸。其主要观点是，低技能移民会对公共财政造成负担，也会增加本地人的税收负担，高技能移民则相反。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财政负担更高的州，更高收入的本地人对移民表现出更低的支持（Hanson，et al.，2007）。跨国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更高收入的本地人关注移民带来的财政负担，并对移民表现为较低的支持（Facchini and Mayda，2009）。另有研究发现，没有工作计划的移民被认为是更加消极的（Hainmueller and Hopkins，2015），背后原因可能也与财政负担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对人们移民态度的影响。欧洲的跨国研究发现，对国家社会经济安全乐观的人持有更加积极的移民态度（Paas and Halapuu，2012）。在呈现增长态势部门工作的受访者更加支持移民，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移民大量涌入的部门反对移民的人数略有增加（Dancygier and Donnelly，2013）。加拿大的研究也表明，在国家经济稳定繁荣时期，人们对移民的态度普遍较为积极（Wilkes，et al.，2008）。但在宏观经济下滑时期，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则趋向消极（Ruist，2016），即使是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也是如此（Goldstein and Peters，2014）。因此，国民经济景气状况（包括人们对国民经济的感受）成为移民态度的一个预测指标（Citrin，et al.，1997）。
（二）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先是从群体心理角度进行解释，主要有“群体威胁论”和“群体接触论”，它们都是关于偏见的理论（Fussell，2014）。威胁和接触可以看作群体理论的两个方面，共同点是从社会心理角度将本地人和移民理解为两个界限相对分明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互动以及结果的解释上存在差异。“群体威胁论”认为，当外来移民达到一定规模时，移民和本地人两个群体之间会围绕稀有资源展开竞争（Blumer，1958）。移民对本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可能产生威胁，包括实际威胁和感知威胁。当本地人感受到这种威胁时，就会对移民产生消极态度（Haubert and Fussell，2006；Escandell and Ceobanu，2009）。“群体接触论”则认为，移民群体规模越大，群体间接触的机会也就越大，而群体接触可以缓解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削减本地人对移民的消极刻板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本地人对移民的态度转向积极（Pettigrew，1998）。进一步的研究认为，群体接触及其效果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类型与质量的接触对改变消极态度的作用并不一致。例如，本地人与移民成为朋友或存在亲密关系可以明显增加他们对移民的好感（McLaren，2003；Hayesand Dowds，2006），但本地人与移民在工作场所的接触对态度改观没有显著效果（Escandell and Ceobanu，2009）。不少研究都表明，群体威胁和群体接触的效应是同时存在的（Schlueter and Scheepers，2010；D’Ancona，2018）。更有学者将威胁与接触两个理论同时整合进时间与空间的框架，发现群体威胁效应和接触效应在不同地理层次上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在国家和邻里层次上主要是移民涌入带来的威胁效应，但在中观的地区层次上主要是移民接触带来的积极效应（Weber， 2019）。
政治心理学流派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社会或国家认同理论（Tajfel and Turner，2004），它是指人们对于自身所属的社会有认同与偏好，进而对其他社会/民族/国家的人有偏见或歧视。生活在多民族国家的人还存在双重认同问题，即国家认同与次国家单位认同（或地方认同）的兼容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地方认同与对移民态度的关系就取决于认同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例如，对比利时的研究（Maddens，et al.，2000；Billiet，et al.，2003）。比利时的瓦隆和佛兰德是两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经济大区，两地居民都具有高度的地方认同。但是，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兼容性在这两个地区有明显差别。瓦隆大区政府在对外国人的态度导向上与比利时国家政策整体保持一致，即支持多种族的和平共存，因此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不存在明显冲突，或者说存在地方和国家的双重认同。而佛兰德大区深受极右主义的影响，地方认同具有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因此，当地人的地方认同越强，国家认同就越弱，对外国人的态度也就越排斥。类似地，英国的苏格兰也是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紧张或冲突的典型地区，强烈的地方认同或地方主义倾向导致当地居民对外来移民怀有强烈敌意（McCollum，et al.，2014）。
世代：被忽略的分析视角
上述理论假设和经验研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析视角——世代。对移民态度的量化实证研究大多只是将年龄或出生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很少作专门讨论。这些研究大多发现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Schotte and Winkler，2018），但对这一结果，既有年龄效应的解释，也有世代效应的解释（Hello，et al.，2006；Ford，2011；Ross andRouse，2015）。前者是指，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观念和态度会变得保守，因此，年轻人对移民更包容，老年人对移民更排斥。后者认为，年轻人更包容移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年轻世代普遍教育程度更高，接受了自由主义观念；二是他们在多种族环境下成长，对外来族群更熟悉；三是由于前面两个因素，他们自幼就与移民及其后代有所接触，感知的威胁更小。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在方法上并没有区分到底是年龄效应还是世代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少量研究并不支持年轻人对移民更加友好的结论，这给世代效应的本质或方向问题打上了问号。对25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虽然大多数国家的老年人更加反对移民，但希腊、爱尔兰、以色列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年轻人更加反对移民（Schotte and Winkler，2018）。对美国、英国和希腊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年轻人的反移民态度与某些特定因素相关。通过对2006—2009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生对无证墨西哥移民态度变化的考察发现，随着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的逐年上升和GDP的增速下降，大学生反对无证移民的情绪也在增加（Diaz，et al.，2011）。围绕苏格兰人对移民的态度和苏格兰政府移民政策的研究发现，最年轻的一代苏格兰人（18—24岁）表达了最强烈的反移民态度，苏格兰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比老年人强烈（McCollum，et al.，2014）。2003年，有学者对12—17岁的希腊青少年调查后发现，他们存在比较严重的反移民倾向，并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希腊的学校缺乏系统的多元文化教育，导致教师和学生对移民具有偏见而产生敌意（Dimakos and Tasiopoulou，2003）。从这些反例可以看出，年轻人对移民的态度可能受经济衰退、民族主义、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而“一改常态”，不是对移民更加友好，而是对移民更加排斥。因此，必须要具体分析年轻世代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其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对移民的态度。
对移民态度的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地区，近年来扩展至东亚地区（Shim and Lee，2018）。国内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大多从经济利益或分层、文化认同或评价、群体威胁或接触等角度进行考察，并在研究发现或结论上有一定出入。例如，张雪筠（2008）对天津的研究和许涛（2012）对全国的研究都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对外地人更加宽容；李煜（2017）对上海的研究则发现用客观社会经济结构壁垒测量的“现实利益威胁假说”并未得到验证；梁玉成、刘河庆（2016）关于广州本地人对外国移民印象的研究证实了“群体威胁论”而否定了“群体接触效应”；许涛、王青青（2017）关于义乌市民对外籍人士社会距离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对外籍人士持有正面评价，那么增加社会交往的确可以显著拉近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在这些少量研究中，只有田蕴祥（2015）关注了世代差异，发现“80后”和“90后”的年轻东莞居民对外来人口更多持中立或正面的态度。本研究沿着从欧美到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再到中国的路径，首次对香港和上海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两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在世代差异模式上是否存在异同，进而结合两地年轻世代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异同来理解。这个“世代—双城”比较的研究设计与以往研究相比有两个重要优点。首先，已有研究大多用横截面数据分析单个社会，不管发现年轻人对移民更加友好还是更加排斥，都无法确认到底是否为世代效应。本研究虽然也使用横截面数据，但对比双城时，假定年龄效应具有普遍性（在所有社会的影响方向一致），如果两地年轻人态度模式不同，则证明很可能存在世代效应。此外，本研究在统计模型中同时纳入世代（分类变量）和年龄（连续变量）变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世代和年龄的共线性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世代和年龄效应（李骏、梁海祥，2020）。其次，已有理论或假设指出了宏观经济环境、个体经济利益、财政或福利负担、群体威胁或接触、地方和国家认同等重要解释因素，但多是分开讨论，而“世代—双城”比较可以将这些解释整合在一起。一方面，对世代效应的理解要同时考虑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对双城情境的比较又使这些不同因素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