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国家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语言作为信息沟通的有效工具，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多语言、多文字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提升跨语言应急服务水平，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环境，对于健全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使用情况与语言应急服务现状的调查，分析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的主体责任、实施内容、开展途径等，阐释其在预防与准备、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各阶段的实践项目，有助于加强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与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民族地区；语言应急；公共服务；应急管理；国家治理能力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科研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语言公共服务应用研究”（YB135-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石琳，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近年来，国家致力于提升应急管理能力与构建应急救援体系。2003年~2007年，相继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多项条例和法律。2018年，正式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这些举措对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整合优化应急力量，提升危机管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依靠科技力量和专业知识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1]语言具有公共交流的工具属性，是确保信息传播、医患沟通、应急救助、国际救援等顺利实施的手段。因此，应重视和发挥语言应急在突发公共事件防控中的作用。目前，语言应急已纳入到政府规划并已启动工作。2012年，国家语委颁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明确提出“制定应对国际事务和突发事件的关键语言政策”，“推动社会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形成了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复杂语言国情，也造成了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救援中的沟通障碍，甚至影响到防灾救灾应急行动的效能。如2017年九寨沟地震后，由于当地多使用藏语安多方言，导致救援人员与受灾群众之间出现语言障碍和信息壁垒，给实施医疗救治、物资救援、心理救助及灾后重建带来了多重困难，凸显出在防灾应急工作中开展多语服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语言具有“通事”与“通心”的功能，能够促进信息沟通与情感联络。[2]现阶段，应充分意识到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援助的新需求，提升跨语言应急服务水平，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环境，以助力各级政府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应急已成为国内外相关研究关注的热点。语言应急，“即在境内外突发紧急情境下（如自然灾害、战争冲突、医疗救助、意外事故等突发的、涉及国家或者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境），为克服语言障碍造成的交际不畅而提供的语言服务工作。”[3]可从不同维度对其类别加以细分：如依据所关涉的责任主体，划分为国家、区域、团体和个体的语言应急；依据所关联的空间领域，划分为地区、国内和全球突发事件的语言应急；依据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划分为医疗、航空、海事、网络、新闻传播等语言应急；依据所使用的语言类型，划分为外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手语、盲语等语言应急。[4]语言应急服务能力，“即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相关的各种语言因素的能力，包括国家突发事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突发事件话语应急能力。”[5]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下位概念，语言应急服务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危机时刻整合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突发事件的特殊能力，它既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也是社会治理能力和危机处置水平的重要体现。[6]已成为确保突发公共事件时信息畅通、救助及时、舆情引领、社会稳定、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保障。[7]围绕语言应急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实践操作，不少国家已开展了有益尝试。如日本作为应急管理较为成熟的国家，早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就开始关注灾害中的语言问题，并于2014年成立了多语应对协会，面向全社会（尤其是外籍人士）提供地震、海啸等灾害的避难、交通等信息的多语服务。[8]又如美国于2006年组建了一支语言志愿者队伍“国家语言服务团（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Corps，简称NLSC）”，该公共民间组织以语言“为国家服务，为大众服务”为宗旨，利用关键语言团队成员的多语技能，为政府的应急任务提供跨语言支持。[9]相应地，国外学界对语言应急的理论研究也十分重视。有学者结合灾难人类学观点，提出“灾难语言学”（Disaster Linguicism）概念，强调语言应急在消除隔阂、增进交流、化解危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倡导为少数族裔提供高效的语言救援服务。[10]也有学者探讨通过现场或远程的语言服务，实现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以帮助弱势语言群体获得紧急医疗救治。[11]学者们还注意到机器翻译、语音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灾害应援各阶段的应用前景。[12]在宏观研究层面，包括从语言资源、语言治理和语言政策等角度，讨论国家、地方、机构进行语言应急的资源规划和平台建设。[13]还有比较爱尔兰、英国、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等五国的语言应急服务状况，阐释危机应对体系的国别化差异，倡议加强语言应急服务的全球合作。[14]自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之后，我国公众的防灾应急意识以及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语言应急服务体系的建设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国内语言学界携手机构、企业共同推出了多项应急语言服务。如教育部语信司联同十余家科研院校及科大讯飞等公司企业组建的“战疫语言服务团”研制出《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疫情防控外语通》等语言产品，打造了语言服务资源平台，满足了医患沟通、术语翻译、信息发布、谣言防控等多方需求。而随着语言应急服务实践成果的日益丰厚，国内学界相关理论研究也逐步展开。如屈哨兵在《语言服务引论》一书中提出语言服务在救灾行动中主要涉及搜寻和救治这两方面。[15]作为抗击疫情中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学者指出应根据受众需求提供对象化、多语种的服务，包括语言传播、语言翻译、语言智能和语言安全等。[16]具体而言，应充分重视团体在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中的作用，加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基层管理组织的公共服务以应对个体化需求。[17]储备用于语言应急的人才资源，有效发挥语言志愿者的多语技能（包括国家通用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有效解决语言障碍以提升救援效率。[18]综上，我国语言应急服务领域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现已研制的语言产品及其系统主要是“方言通”和“外语通”，而面向少数民族的应急语言服务整体水平还不高。同时，关于语言应急的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渠道、服务过程、服务环境等研究尚未展开。基于此，本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语言应急的新情况，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市县为研究点，针对少数民族这一语言特需群体的新需求，考察其语言使用的特征与偏好，交际障碍的程度与类型，所需语言应急服务的种类与渠道，遭遇的现实困难和希求的解决方式等，为加快发展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体系，提升公共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优化建议。三、突发公共事件中民族地区的语言应急服务与现状分析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与灾后紧急救援密切联系，语言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达到减灾救灾的效果。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地区具有地形特征复杂、地质灾害频发和疾病种类多样等特点，而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族际交流障碍成为造成救援行动迟滞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现代技术和人类生活相互补益的今天，如何为民族地区提供多语种、多形式的语言应急服务具有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双重价值。本文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市县为研究点，对语言应急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进行“双向调查”：一方面以性别、年龄、民族、区域为自变量，开展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分析及以个别访谈为主的质性调查，考察民族地区群众的语言使用、语言能力以及这一群体对语言应急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对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调研，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的各项语言应急服务措施，重点关注在应急管理工作中推进语言应急服务的具体问题。凉山彝族自治州辖1个县级市（西昌市）、16个县（含1个木里藏族自治县），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是四川省少数民族类别及其人口最多的地区，共有彝、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其中，彝族人口超过243万，约占总人口的50%，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①作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所含的特困地区之一，凉山彝族自治州现有11个国家级贫困县（包括美姑县、昭觉县、雷波县等），生态环境脆弱，贫困程度较深。同时，地理状况、经济水平、语言环境等因素也造成该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曾长期滞后，国家通用语在学前幼儿、青壮年牧民及老年人群体中普及率偏低，尤其在彝族聚居区形成了“普通话”不“普通”的局面。由于部分群众言语交流不畅，难以及时获取有效信息，影响了各级政府部门应急管理措施的落实，成为阻碍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环境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本次调查的对象涵盖凉山彝族自治州多个市县的群众，共计531名。依据人口学统计要素考察其基本情况，详见图1：
由图1，调查对象的特征如下：在性别分布上，男性243名（占总人数的45.8%）、女性288名（占总人数的54.2%）；在年龄结构上，41~60岁者约占一半，18岁~40岁者占三成，18岁以下及60岁以上者各占一成；在民族构成上，彝族人数超八成，其次为汉族约占15%，另有5%左右的藏、回、蒙等其他少数民族群众；在地区分布上，来自西昌市的受访者约占四分之一，其他15个县的调查对象近七成，另有5%左右来自木里藏族自治县。总体而言，此次调查对象呈现出性别比例相当，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彝族人口占比最大，县乡受访者为主体的特征。2020年3月-6月，通过网络专业调查平台“问卷星”完成问卷制作，在凉山彝族自治州17个市县派发调查问卷。问卷由23个问题组成（包括22个封闭式、1个开放式），实际回收有效问卷531份。全部问卷均导入SPSS进行在线描述性统计分析，测量获得克隆巴赫数值为0.815，表明该测试具有相当的信度。第一，考察调查对象的语言面貌，包括两个方面：语言使用状况（如日常使用的语言与文字的种类等）；语言能力（如国家通用语与规范汉字、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文字的水平等）。统计相应项目的人数和占比，旨在了解该民族地区群众的语言生活状况与汉语基本技能。第二，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地的语言应急服务情况，包括三个方面：现有的语言应急服务项目（如服务的内容、渠道和过程等）；对语言应急服务的需求（如灾前、灾中和灾后的不同服务类型等）；对语言应急服务的态度（如对所在市县语言服务的评价与期望等）。将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相结合，深入到20个农户家庭开展实地调查，并广泛调研凉山州及所辖县乡政府的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摸清该地区群众目前迫切的语言应急服务需求以及公共管理领域存在的相关问题。1. 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状况及语言能力通过调查对象的综合选择，统计出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语言、识读文字的种类，详见图2：
由数据可见，调查对象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是民族语言（使用场景主要是家庭内部及本族社群），其次是地方方言（使用场景主要是医院、商场、车站等公共服务性场所），国家通用语位居第三（使用场景主要是国家机关、新闻单位、学校等公共服务重点单位）；在调查对象会识读的文字种类中，近九成者不同程度地使用汉字，超四成者能识读本民族文字，还有少部分人会英语及其他语言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发现超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在看病问诊过程中使用的是当地方言，而60岁以上的年长者则基本使用民族语言，仅不到三成者表示在就医时使用国家通用语，同时这一群体识读规范汉字的能力也较低。然后，通过调查对象的自我评估，统计出他们的国家通用语水平（见表1），以及规范汉字识读能力（见表2）。
由数据可见，调查对象中“能流利准确地使用”国家通用语的人比例较小，大部分人都存在因口音较重、语音不准、听力不佳而无法顺畅地使用国家通用语完成日常交际的问题，甚至还有极少数人出现“完全听不懂也不会说”的情况。此外，他们对规范汉字的识读能力也偏弱，极少或完全不能识读汉字者的占比约四分之一。因此，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内的“三区三州”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语言能力受限，极有可能成为“信息弱者”。
总之，通过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状况及汉语言能力的调查得出结论：该地区的语言环境较为复杂，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的各个场景，国家通用语在县乡村的使用场域相对狭小。由于国家通用语的应用水平和规范汉字的识读能力有限，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救援者和受援者之间的语言沟通交流和文字信息传递方面的障碍将会显现出来，包括无法准确获取灾害信息，影响伤病救治顺利实施，快速运输救援物资受阻，难于及时进行心理救助，阻碍灾后重建迅速开展等。由此，在我国“多元一体”的语言格局下，应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语言应急服务意识，提升面向少数民族群众的多语应急服务能力，以构建人性化、精细化和高效率、高质量的突发应急公共管理体系。2.凉山彝族自治州面向少数民族群众提供语言应急服务的现状参照李宇明提出的构成语言服务体系的“四要素”（即语言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语言服务的内容与方式），[19]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语言应急服务状况以及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与态度评价等，对服务的施受双方开展调查，并进行统计与评估。首先，调查了解到当地群众所获语言应急服务的内容与渠道的基本情况，详见图3：
由数据可见，在服务内容上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都主要以悬挂宣传标语、高音喇叭广播来传播防疫抗疫的专业知识和相关信息，同时辅之以现场宣讲、印发手册，而心理咨询服务为数不多；在服务渠道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手机端（微信、微博、APP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依然发挥着积极影响力，亲友间的人际信息传递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也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渠道。其次，调查还掌握了当地群众所获语言应急服务使用的语言文字种类的基本情况，详见图4和图5：
由图4，以州内各市县社区宣传防疫知识、播报疫情信息的广播所使用的语言为例，国家通用语的使用率超七成，而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的使用率偏低；由图5，以州内各市县社区悬挂防疫宣传标语所使用的文字为例，以汉字和民族语言的文字共同书写的“双语文字”标语约占七成，相较于仅用汉字或民族语言的文字书写的“单语文字”标语呈现出明显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您是否关注过面向少数民族的双语防疫知识宣传？”一问时，调查对象中有342人（占总人数的64.4%）表达了积极关切的态度，这也充分反映了民族地区群众对语言应急服务实现“双语化”的迫切需求。第三，调查同时考察了当地群众对所获语言应急服务的总体评价与未来期望，详见图6和图7：
由图6，调查对象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在市县所提供的语言应急服务的评价是趋于正向的，超六成者认为“很好”或“较好”，仅约5%的人给予负向评价，究其原因主要是语言应急服务通道不够畅通，影响了实施效率和质量；由图7，根据受访者对“未来您希望各级政府及机构提供哪些语言应急服务？”一问的回答情况，以答案中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制作出视觉化词云图（图中字号愈大，表明词频愈高），可见群众对于双语宣传手册、双语心理诊疗、双语医疗服务的期望值是最高的，同时双语信息发布、双语政务网站和公众号的建设、双语电话咨询和科普宣传等也备受关注。应予重视的是，近四成调查对象对双语心理诊疗持较高期望，表示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情绪安抚与心理辅导，还有一部分人希望获得更为细致周到的双语诊疗服务，如根据病症获得双语就医问诊卡，查看双语就医指南，以提高医患沟通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研究对凉山州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医疗卫生机构等开展了广泛调研，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部门、机构团体、志愿者个人等作为语言应急服务主体所推出的各项服务措施，重点关注在应急管理工作中推进语言应急服务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首先，通过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州卫健委”）的调研，了解到州内所辖西昌市级及16个县级的疾控中心均设立了疫情防控咨询举报电话，并全部支持双语服务；由州卫健委制作的官方微信“健康凉山官微”，设置了“疫情防控”“疫情前沿”等专栏，及时通报全国及地区疫情信息、普及个人防疫知识、宣传安全复学复工措施、传达中央及地方疫情防控工作的政策条例；市县一级的社区基层管理团体（西昌市所辖的6个街道办事处、14个居民委员会，以及16个县所辖的乡镇村的地方管理组织）均采用张贴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标语、“村村响”广播、发送疫情防控短信等方式开展多方位、多形式的语言应急服务；有的基层管理组织（如冕宁县、美姑县、布拖县）还将疫情防控知识的双语宣讲落实到户，并逐户发放双语宣传资料。其次，通过对州内多家医疗机构的调研，了解到由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各医院平时对医患沟通中的跨语言交流问题都十分重视，医院大厅的导诊台会为国家通用语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患者提供彝汉、藏汉双语的咨询和翻译服务。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多家医院（如州第一人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等）均对医护人员都开展了双语培训，内容涉及各种辅助检查（如预检、B超、肺部造影等）。尤其针对特需服务者，直接选派来自彝族、藏族的主治医师，以提高诊疗效率。医院还面向大专院校、社会团体招募双语志愿者辅助开展就医工作。另外，多家医院联合设立了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公开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并提供专人的双语心理诊疗服务。然而，调查也发现由于热线公布渠道不畅，且受当地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电话咨询的实际人数并不多。第三，通过收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布的彝汉、藏汉双语宣传资料，了解到目前已推出多种有关疫情防控的图文音像制品，包括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彝汉、藏汉双语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由四川民族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合作推出的彝汉双语版本的宣传手册《科学防护 战“疫”必胜》、童书彩绘本《科学开开门》，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科技出版社携手华西医院推出的彝汉双语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这些防疫系列读物均包含纸质版和电子版，以图书、音频、挂图、宣传折页、儿童绘本等多种样式，通过彝汉、藏汉双语对照的形式向民族地区群众普及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起到了指导预防、解疑释惑、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总之，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语言应急服务现状，通过对服务施受双方的调查得出结论：一方面，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机构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面向少数民族群众提供语言应急服务的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各类社区基层团体也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为群众提供便利高效的语言应急服务项目，其应对能动性和公众满意度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由于突发公共事件本身具有多变性、阶段性、复杂性，目前所提供的语言应急服务在项目内容、方式、效率、质量上还有待提高。如在语言应急服务的手段上，除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如悬挂双语标语、播放双语广播等）之外，还应积极开发应用信息化的双语通道（如政务微信、微博和网站的双语栏目），以拓展语言应急服务的受益面，实现信息手段的多样化。又如在语言应急服务的内容上，项目设计也应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传统风俗和地方文化，用当地群众能够听懂、愿意接受的话语开展事前科普宣讲、事中救援处置、事后重建安抚等公共应急管理工作，以体现语言应急服务的人文关怀，实现语言“通事”与“通心”的双重功能。四、完善突发公共事件中民族地区语言应急与公共服务的策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语言资源，对构建国家语言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的前提下，促进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多语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有助于加强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建设，满足中国当代语言生活“多元一体”格局对语言服务多样化所提出的新要求。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管理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提供必要的语言应急服务，解决语言障碍与语言援助问题是关系到应急管理工作得以及时、高效推进的关键环节。因此，应以民族地区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为构建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多种机制并发的语言应急服务体系提供一些积极建议。语言资源的种类和质量是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基本要素。[20]对语言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是全方位掌握我国的语言国情，其中涉及语言资源的普查（包括国家通用语言、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语言现状的调查），以及语言需求的考察（包括不同区域、行业、领域和人群语言使用的调查）。基于我国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复杂语言国情，须立足于提升事件未然时的语言减灾能力，实现对国家语言资源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调动和建设各类语言资源及人才的数据库。当前，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已形成互嵌融合的居住面貌以及“双（多）语双（多）言”的语言格局，应建立专门的语言援助与服务中心，设置当面窗口咨询、电话语音咨询及网络信息咨询的民汉双语服务项目，提供包括医疗、法律、政务资讯与科普知识等服务内容，整体构建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众的语言公共服务体系，并推动其向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人性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21]同时，围绕突发公共事件在搜寻施救、医疗救护、物资运送等方面的语言应急服务需求，设立预案并进行预演，拓展信息发布与多语言服务、救援沟通与翻译服务、谣言防治与舆论引导等语言应急项目，加强应急管理部门与公共服务主体间的协调运转、配合互动，建立常态化与应急性相结合的语言应急服务体系，做到关键时刻“召得来、调得快、用得上”。[22]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行动通常分为三个阶段：事前预防阶段、事中应急阶段和事后恢复阶段。[23]在事前预防阶段，应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条例和法规中“语言应急”的内容，设置标准规范和实施细则，并做好民汉双语应急知识的教材编写、宣传教育，跨语言应急人才的储备培养，多语种应急产品技术的研发等，同时针对民族地区群众信息获取及舆情传播的特征，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提供前置性、针对性的干预和调适；在事中应急阶段，须发挥应急公共服务管理一体化能力，紧急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语言应急服务团共同参与应援行动，发布双语灾害信息、提供双语医疗服务、支持双语公共服务等，另一方面还须发挥民族地区政务新媒体的话语力量，就舆论焦点（如医疗救援进展、急需物资供应、新闻媒体报道、公益组织募捐、政府公信力强度等）科学发声，治理引导舆情危机；在事后恢复阶段，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可能引发的心理创伤，应着重选派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如国家心理咨询师），为救援者（如医务人员、警察等）和受援者提供语言安抚和情绪疏导，研究表明使用诊疗对象所习用的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可以激发其归属感和复原力，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心理重建。[24]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应急服务属于公共语言服务，选择何种方式和途径来提供服务以达到及时准确、便捷高效、反应灵活的服务效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利用传统的纸质媒介、窗口服务、电话咨询、广播电视、防灾网页是常见的服务路径，而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研发多语种的语言产品和在线系统，将是未来语言应急服务向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发展的新方向。目前，针对在华外籍人士研制的《疫情防控外语通》已就日常注意事项、就诊常用句、个人防护措施、入境注意事项等四个方面的常用语句开发了41种语言的不同版本，支持微信版和网页版上实时查询，另有视频、抖音、印刷品等形式。由此，可以结合已开发的“少数民族语-国家通用语”的机器翻译及辅助翻译系统，研发面向少数民族的应急语言服务资源库（如双语应急词汇对照库、双语医患诊疗语句对照库、双语应急政务语篇对照库等），实现多语种信息辅助交流和动态协作服务，促进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多语资源的开发利用，构筑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核心的多民族语言信息资源的跨语种共享系统。此外，受“平易日语”“简明英语”启示而研发的《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现也仅发布了针对来华外籍人士的应急版，今后可以利用已建立的少数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双语对齐语料库，研制出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众的《简明汉语（民汉双语对照版）》，并为其他宣传资料、防灾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组建专业化的语言应急人才队伍，对公共应急服务管理中实现多语沟通和翻译至关重要。借鉴英、美等国实施国家语言服务团、多语防灾志愿者协会、紧急医疗服务项目的成功经验，我国筹建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团的工作已正式启动，多语人才的招募与培养、选派与管理等环节也进入实操阶段。语言应急队伍的成员构成通常有三种：一是“专业技能+语言”型人才（如医务人员、消防员等专门的应急救援者），须对其进行应急语言培训；二是“专业语言+技能”型人才（如口译员、笔译员等专门的多语人才），须对其进行应急技能培训；三是语言应急服务志愿者（如民族院校师生、当地双语/多语人等）。[25]对于上述语言应急人才应依托政府、社会和高校加以遴选，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登记注册，并依据地方方言、民族语言（包括其方言分支）、外语等分类建立多发灾区语言人才数据库，尤其对紧缺的专业对口类复合型多语人才（如具有医学、法律、地质、气象等学科背景），应进行及时跟踪和动态更新，定期对在编人员开展包括民族文化与区域知识等内容的培训和考核，综合提升成员的多语技能、交流技巧、专业知识、职业素养等。语言应急服务团队负责事前制定科学合理的语言服务方案，开展语言应急服务演练以培养实战能力；事中积极配合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参与善后处理、调查评估、恢复重建、心理康复等工作。目前，应急管理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突发公共事件中语言服务的响应机制、速度和效果体现了应急管理水平。本文围绕语言公共服务在应急管理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对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的现状进行了跟踪调查。总体而言，由于民族地区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尚待提高，须进一步从内容、渠道、过程等方面提升面向民族地区的多语应急服务能力，建立常态化与应急性相结合的语言应急服务体系，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行动的阶段性特征规划语言应急的服务内容。但同时也应意识到，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以及多语种语言应急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多学科、多区域的协调组织，未来还需要联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公司企业等多方力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开辟多元化、精细化的语言应急服务途径，创新科学化、智能化的服务形式，从整体上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环境，以满足不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公民群体的服务需求。①数据来源于凉山州数据开放网站，http：//data.lsz.gov.cn/catalog/index.html。[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1/30/c_1125292909.htm.[2]李宇明.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J].外语界，2018（5）.[3]滕延江.美国紧急语言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启示[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3）.[4]王辉.发挥社会应急语言能力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J].语言战略研究，2020（2）.[5]方寅.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提升[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3）.[6]赵世举.语言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7]滕延江.应急语言服务：研究课题与研究范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1）.[8]顾晶姝.日本多语应对协会的语言服务[A]//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R].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9]张天伟.美国国家语言服务团案例分析[J].语言战略研究，2016（5）.[10]Uekusa S. Disaster linguicism：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disasters[J].Language in Society，2019 （3）.[11]Penn C，Watermeyer J & Nattrass R. Managing language mismatches in emergency calls[J].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2017（14）.[12]O'Brien S.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M].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2020.[13]Alexander D E. Disaster and emergency planning for preparedness，response，and recovery[M].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Natural Hazard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14]OBrien S，Federici F，Cadwell P，Marlowe J & Gerber B. Language translation during disas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ve national approach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2018（31）.[15]屈哨兵.语言服务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李艳.语言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N].光明日报，2020-02-22（12）.[17]王玲，谭雨欣.团体语言应急能力构成及在防疫中的体现[J].语言战略研究，2020（3）.[18]王春辉.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应急与社会治理[J].社会治理，2020（3）.[19]李宇明.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J].东方翻译，2016（4）.[20]文秋芳，苏静，监艳红.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J].中国外语，2011（3）. [21]石琳.新时代内地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语言公共服务应用研究——以成都市浆洗街洗面桥社区为例[J].民族学刊，2020（1）.[22]李宇明.“应急语言服务”不能忽视[N].人民日报，2020-04-08（10）.[23]李永祥.什么是灾害？——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核心概念辨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11）.[24]沈骑.面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治理能力规划[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5）.[25]李宇明，王海兰.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基本语言建设[J].语言战略研究，2020（1）.
责任编辑：杨春蓉 微信编辑：孙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