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旨在探究传统性别观念和不同渠道上的信息传播如何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以及信息传播的不同方式是否会影响传统性别观念与育龄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基于对486名育龄女性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传统性别观念和人际讨论分别与女性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而新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关注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此外，虽然女性在传统媒体平台的新闻关注与其生育意愿未呈现直接关系，但调节效应分析显示，传统性别观念和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对女性生育意愿存在着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对于低传统媒体新闻关注的女性来说，传统性别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小；而对于高传统媒体新闻关注的女性来说，传统性别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传统性别观念；新闻关注；人际讨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农村地区健康传播效果与需求研究”（20CXW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黎藜，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健康传播；
李凤萍，云南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健康传播、国际传播。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2期
近年来，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口老龄化步伐，进而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带来严峻挑战。为了提高生育率，解决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我国从2016年开始正式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但该政策在提高生育率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1]调查数据显示，2016-2020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20年出生人口数为1200万人，达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61年以外最低值。[2]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部署实施三孩政策。[3]关于三孩政策在提升生育率方面的“助推效果”目前尚不明朗，但从二孩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单纯放开生育限制无法有效解决生育率下降这一难题。生育意愿作为预测生育行为的关键指标，指的是人们对于生育子女的态度与期待。[4]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所述，个体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实施该行为的意愿。[5]也就是说，个体实施某项行为的意愿越强，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对具有较高生育决策权的育龄女性进行生育意愿的研究对于未来的人口战略和政策制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6]既往研究显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政策已经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7]生育成本过高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8]、养育子女过程中的照料负担[9]、养育子女的教育负担[10]、晚婚晚育带来的育龄女性规模下降[11]、传统性别观念发生转变[4]、养老观念的变迁[12]，以及生育对时间和工作的挤压等因素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10]。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角度出发探讨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因素，基于传播学视角的研究较为缺乏。在媒介化时代，各种各样的社会传播方式（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都会对人们的认知、观念、态度，以及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13]但具体到传统性别观念和生育意愿上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仍未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本研究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旨在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来探究传统性别观念和不同渠道上的信息传播方式（如传统媒体新闻关注、新媒体新闻关注、人际讨论）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这些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否会对传统性别观念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以扩展传播效果的研究维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传播学角度对我国生育遇冷现象做出解释，以期为今后开展有效的媒介运动以提升女性生育意愿提供参考。在我国传统社会，为了巩固男性话语权的父权制地位，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这种刻板角色定位使得女性在两性中作为一种附属存在，“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成为衡量中国女性身份的形象标准，给女性生育意愿带来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既有研究显示，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可度越高，其生育意愿越强。比如，McQuillan等人研究发现，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态度与女性想要生育孩子的数量有关，[14]胡荣、林彬彬的研究也表明传统性别观念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4]随着性别平等国策实施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传统的性别观念正逐渐让位于现代性别平等观念。在是否生育上，女性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决策权。[15]研究发现，提高女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会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16]以事业为导向的女性比以家庭为导向女性的生育意愿更低。[17]正如Mason所言，不断变化的观念以文化图示的方式对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产生影响，最终推动了生育率的变化。[18]在我国现有研究中，虽有少数学者关注到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但研究深度还有待加强。因此，进一步研究女性性别观念变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对于解释我国生育率下降现状具有积极意义。基于已有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直以来，我国的媒体平台不仅承担着议程设置、舆论引导、政策宣传等功能，更是公共舆论形成、公民参与媒介实践的重要场域。生育问题作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吸引着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生育议题的报道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协同发力，实现生育信息多元流动和多向度互动。[19]这些报道作为我国生育政策的助推手段，女性的关注程度有可能会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新闻关注指的是个体对媒介信息有意识的注意水平。[20]本研究中，新闻关注就是女性在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对生育有关新闻报道的关注水平。既往研究虽未对新闻关注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但有研究显示媒体使用与个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关系。比如，Barber和Axinn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容易被媒体所影响。特别是那些长期接触媒体的女性，她们更倾向于采取避孕措施，从而拥有小规模的家庭。[21]故本研究认为育龄女性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对生育相关新闻的关注程度与其生育意愿有一定相关性。此外，以微博、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当下新生代用户的聚集地和各种观点的舆论场，在生育议题讨论上发挥重要作用。[22]由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传播方式、受众定位、角色定位等方面有所不同，带来的媒介效果也有较大差异。[23]因此，本研究将分别探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关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RQ1：传统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关注是否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关？RQ2：新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关注是否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关？除了媒体渠道，人际讨论也是个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24]个体通过与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交流讨论，形成各种态度、信念和行为。[25]生育相关的研究发现同伴之间的讨论更有助于青少年处理其性行为和避孕行为；[26]那些经常和朋友或者医疗专业人士讨论怀孕相关问题的妇女更有可能使用分娩设施和助产士服务。[27]具体到生育意愿上，人际讨论也被发现与个体生育决策密切相关。研究显示，通过人际讨论过程获得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提升女性生育意愿；[28]同父母讨论子女数量也能够提高女性生育的可能性。[29]但Madhavan等人的研究却发现，当年轻女性同周围人讨论限制生育和投资较少子女数的好处时，有可能会降低自身的生育意愿。[30]由于人际讨论到底对女性生育意愿发挥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传统性别观念向现代性别观念逐步过渡的重要阶段。现代性别观念超越了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强调两性平等，对于构建和谐两性社会具有正向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渠道通过传播男女平等观念、女性技术赋权等手段来助推性别观念转变，推动了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研究发现，新媒体接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两性平等关系，实现对女性的技术赋权；[31]当女性参加社团以及同外村人进行人际交往时，有助于提高其性别意识现代化程度。[32]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会通过同化作用或改变女性的性别角色规范，从而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影响。[33]因此，媒介接触和人际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会弱化传统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为了探讨信息渠道在传统性别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关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RQ4：信息传播（传统媒体新闻关注、新媒体新闻关注和人际讨论）是否能够调节传统性别观念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育龄未育女性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整个数据收集的过程在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https：//www.wjx.cn/）上进行。研究者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一共获得了539份问卷，剔除问题样本后，最终获得486份有效样本。被调查人群的平均年龄为24.66岁，近一半属于独生子女（48.80%）；学历水平主要为大学本科（60.70%），其次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6.30%）和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13.00%），被调查者的学历水平普遍较高；从婚姻状况上来看，大部分受访者处于未婚状态（84.80%）；从被调查者的收入水平来看，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3.50%）平均月收入处于3001-9000元，25.10%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低于3000元。生育意愿。对于生育意愿的测量，本研究借鉴了周国红等人的量表，设计了3个题项，分别是“您愿意生育孩子”“您愿意建议您的亲朋好友生育孩子”“您愿意支持您的家人生育孩子”。[34]被调查者针对上述3种陈述进行1-5分制的打分，其中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该观点），5分表示完全同意（该观点）。3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作为生育意愿高低的最终指标（克隆巴赫系数=0.79，均值=3.34，标准差=0.86）。（1）传统性别观念。本文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测量主要参照了曾远力和闫红红设计的量表，设置了四个题项，[35]分别是“女性比男性更应该照顾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配模式是合理的”“男性比女性应该承担更多的养家的责任”“家庭最重要的决策应该以男性意见为主”。被调查者针对上述4种陈述进行1-5分制的打分，其中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该观点），5分表示完全同意（该观点）。4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作为传统性别观念认同度高低的最终指标（克隆巴赫系数=0.85，均值=2.38，标准差=0.93）。（2）传统媒体新闻关注。为了测量个体在传统媒体上对生育相关新闻的关注度，本文参照Lee等人测量乳腺癌相关新闻关注的量表，设置了3个题项。[36]被调查者针对报纸、广播、电视三种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度进行1-5分制的打分，其中1分表示从未关注过（该媒体上的相关新闻信息），5分表示紧密关注过（该媒体上的相关新闻信息）。3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作为传统媒体新闻关注的最终指标（克隆巴赫系数=0.84，均值=2.32，标准差=0.88）。（3）新媒体新闻关注。为了测量个体在新媒体上对生育相关新闻的关注度，本文依旧参照Lee等人测量乳腺癌相关新闻关注的量表，设置了2个题项。[36]被调查者针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度进行1-5分制的打分，其中1分表示从未关注过（该媒体上的相关新闻信息），5分表示紧密关注过（该媒体上的相关新闻信息）。各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作为新媒体新闻关注的最终指标（克隆巴赫系数=0.92，均值=3.63，标准差=0.92）。（4）人际讨论。本研究参照Ho等人测量人际讨论的量表，结合中文语境，设计了3个题项来对人际讨论变量进行测量。[37]被调查者针对与3类对象（家人、朋友、同事）交流讨论生育相关问题的频率进行1-5分制的打分，其中1分表示从不讨论，5分表示常常讨论。最终，3个题项得分的平均值作为人际讨论程度高低的最终指标（克隆巴赫系数=0.69，均值=2.95，标准差=0.74）。人口统计学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因此本研究将年龄、学历、月收入、独生子女状况（1=是独生子女，2=不是独生子女），以及健康状况（1=不好，2=一般，3=好）作为控制变量处理，以控制这些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将女性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年龄、学历、月收入、独生子女状况以及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传统性别观念和信息渠道（传统媒体新闻关注、新媒体新闻关注和人际讨论）作为自变量，“传统性别观念*传统媒体新闻关注”“传统性别观念*新媒体新闻关注”“传统性别观念*人际讨论”作为交互变量进行多元阶层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显示，在控制变量中，女性的健康状况和其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β=.09，p<.05），即健康状况越好的女性拥有越强的生育意愿。对于自变量来说，传统性别观念（β=.36，p<.001）和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从而证明了假设H1。也就是说，女性对于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度越高，其生育的意愿也就越高。在信息渠道中，在新媒体上的新闻关注（β=-.13，p<.01）和生育意愿显著负相关，人际讨论（β=.10，p<.05）和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而在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和生育意愿并没有显著关系。也就是说，个体在新媒体平台上对相关新闻的关注度越低，与他人关于生育的讨论越多，其生育的意向也就越高。因此，以上结果回答了研究问题RQ1、RQ2和RQ3。传统生育观念和信息渠道能够解释因变量总变差的18.40%（p<.001）。
此外，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关注虽和女性的生育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和传统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传统性别观念与新媒体新闻关注和传统性别观念与人际讨论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为了进一步厘清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度如何调节传统性别观念在生育意愿上的影响，本研究借助调节作用图（见图1）加以阐释。图1显示了传统性别观念与传统媒体新闻关注之间的具体交互方式。具体而言，对于低传统媒体新闻关注的女性来说，传统性别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而对于高传统媒体新闻关注的女性来说，传统性别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大。以上分析回应了本文的研究问题RQ4即信息渠道（传统媒体新闻关注、新媒体新闻关注和人际讨论）是否会影响传统性别观念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图1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对传统性别观念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注：Y轴表示生育意愿估计值（该值已控制所有人口统计和自变量），比例范围仅部分显示在y轴。本文以三胎政策部署作为研究背景，探讨传统性别观念和不同信息渠道（传统媒体新闻关注、新媒体新闻关注和人际讨论）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从不同信息渠道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来看，传统媒体上的生育新闻关注与女性的生育意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女性在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关注程度并不会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访者在传统媒体平台上对生育相关新闻的关注度过低。近年来，新媒体平台得益于及时生动的传播模式以及丰富多元的新闻议题成为大众获取新闻信息、参与社会话题讨论的主阵地。传统媒体同新媒体平台相比，在报道议题和内容选择上更加单一和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流失了大量的公众关注。另一方面，该结果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其他信息渠道消解了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事实上，女性在受到传统媒体新闻影响的同时，还可能受到新媒体新闻和人际讨论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这些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能够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检验、补充、修正、替代，甚至会消解传统媒体新闻的影响。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对女性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当女性在新媒体上接受的生育议题信息曝光越多，其生育意愿就越低。该研究结论和国外研究相吻合。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新媒体生育议题关注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新媒体生育新闻关注强化了人们的生育风险感知。相较于过去生育信息获取的有限性，新媒体极大强化了女性对生育风险的感知，表现为女性对家庭经济、子女教育、婚姻状况、分娩风险、产后抑郁、产后容貌、生活质量等风险认知的放大，从而降低女性生育意愿。比如，微博上有关“朋友建议我以后生孩子一定要剖腹产”话题的讨论，在分享个人生育经历让更多女性了解分娩过程、分娩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部分女性恐婚恐育的想法。另一方面，新媒体推动了女性性别意识觉醒。除了传统文化在性别构建方面发挥作用以外，媒介世界也是性别关系构建的重要场域。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媒介传播为性别平等、女性性别意识觉醒带来新的契机，女性成为新媒体性别观念传播的主体，女性议题颠覆了传统的单一叙事，不断为推进性别平等做出努力。[31]考虑到新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负向作用，政府和媒体可对新媒体新闻报道施加干预，就相关生育话题进行有效科普、积极引导，同时从政策层面对女性密切关注的生育议题及时做出回应，充分借助新媒体来开展生育议题传播，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另外，研究发现人际讨论与女性生育意愿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女性与周围家人、朋友、同事对生育议题的讨论越多，女性生育意愿就越强。关于人际讨论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角度来解释：首先，家人、朋友、同事作为与个体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重要他者，同她们的讨论往往能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意向发挥显著说服效果。[38]根据Hovland的说服理论，说服效果的达成受到传者信度、传播内容、受众特性等因素的影响。[39]当女性就生育议题进行人际讨论时，传播者和女性往往有着地理上和情感上的接近性，相较于媒体上的新闻信息，周围人所传播的内容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而，以人际讨论形式向女性传递生育信息，能够对女性生育意愿带来说服效果。其次，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没有孩子的群体往往会因为社会网络中有孩子的夫妇而感到生育焦虑和压力，从而促使其生育意愿的提升，[40]人际讨论正是这种压力产生的重要渠道。基于人际讨论对生育意愿的正向促进，相关工作部门应该积极进行议程设置，鼓励女性就生育议题在人际间开展讨论。具体实施上，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社区或者乡镇宣传员来进行生育政策宣传。这部分人往往和女性群体有着地缘接近性，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可信度，能够较好地将生育政策传播到千家万户之中，进而在增强女性生育意愿上发挥作用。就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来看，本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表明传统性别观念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和既往国内外的研究结论相符。传统性别观念形塑了女性性别角色，部分女性在“男尊女卑”“男性赚钱养家，女性相夫教子”等传统性别观念中不断强化自身生育意愿。此外，虽然之前的研究显示传统媒体新闻关注不能显著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但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和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生育意愿存在显著交互作用，这就意味着在那些传统性别观念较强的女性群体中，提高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可以促进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相反，在那些传统性别观念比较弱的女性群体，提高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度并不能促进其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对于传统性别观念更强的女性，传统媒体上对生育政策、生育效益的宣传与其既有生育观念相符，因而提高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可以强化其生育意愿。基于这一发现，相关部门在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上不能忽略了传统媒体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在传统媒体上传播国家生育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生育效益等内容，引导女性关注生育信息，以此来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本文从传统性别观念出发探究了信息传播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弥补了该研究领域传播学视角的缺失。作为生育政策传播、解读、协商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信息渠道对女性生育意愿有着相异的影响方式，新媒体新闻关注、人际讨论在改变女性生育意愿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在传统性别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为将来政府和媒体的生育政策传播、生育议题设置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我国生育率的提升。值得反思的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各项变量共同解释了女性生育意愿26.70%的变化，可见还有一些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没有被考量到，有待于后续研究进一步将其他变量（如生育风险感知和生育效益感知等）纳入到分析模型中进行探讨。其次，生育意愿变量的测量可以从更多维度进行考虑，例如生育时间、子女性别、生育数量，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丰富这一变量的测量维度。最后，受到研究条件和经费制约，此次研究对象是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获得，整体学历偏高，在代表性上有所欠缺，未来的研究可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来获取更具代表性的样本。[1]闫玉，张竞月.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J].人口学刊，2019（1）.[2]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EB/OL].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702.html，2021-05-1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1-06-01.[4]胡荣，林彬彬.性别平等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J].求索，2020（4）.[5]Ajzen 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Vol.50，No.2，1991.[6]穆滢潭，原新.“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J].人口研究，2018（1）.[7]风笑天.从两个到一个：城市两代父母生育意愿的变迁[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4）.[8]郑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09（2）.[9]梁宏.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全面两孩” 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18（2）.[10]李婷，袁洁，夏璐等.中国网络大众生育态度倾向变迁——兼论舆情大数据在人口学中的应用[J].人口研究，2019（4）.[11]陈卫，刘金菊.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21（3）.[12]吴寒，曾珂.基于养老观念变迁视角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机制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15）.[13]Gerbner G.，Gros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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