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反对理性，还得使用理性。

——柯华庆

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

目 录

第1章 哲学的现状

1.1 哲学的没落

1.2 哲学的重要性

1.3 统一哲学的需要

第2章 中华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

2.1 哲学的基因

2.2 中华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别

2.3 中西哲学传统的表现

2.4 中西哲学的统一

第3章 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3.1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

3.2 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

3.3 区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

3.4 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第4章 现代科学的新认识

4.1 西方近代科学的观念

4.2 现代科学的新认识

4.3 复杂性时代需要生物学思维

4.4 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第5章 四元论：统一的世界哲学

5.1 刺猬哲学、狐狸哲学与老虎哲学

5.2 四元论本体论

5.3 四元论与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的关系

5.4 为什么人们跳不出一元论或二元论？

5.5 四元论视野下的新思维

第6章 重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

6.1 马克思哲学是四元论

6.2 马克思哲学的西方哲学局限

6.3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良哲学

6.4 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与共同自由价值

6.5中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之别

6.6文明嫁接论与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

6.7 毛泽东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6.8 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解释力

第7章 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到人民共和哲学

7.1 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

7.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消灭无产阶级的哲学

7.3 人民共和哲学与人民民主法治

我们之所以单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在现有的哲学分类中，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列，简称为“中西马”。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哲学，但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自1921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使得马克思哲学与中华哲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有密切关系，既不能仅仅当作中华哲学也不能仅仅当作西方哲学，同时我们还需要在中西哲学基础上重构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文献浩如烟海，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以亿记，几乎让人摸不着头脑。何谓叫做坚持马克思主义？何谓叫做发展马克思主义？何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何谓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正本清源，抽丝剥茧，才能理出头绪。

3.1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

马克思哲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所展现出来的整体。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美国哲学家奥尔曼在《异化》一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是他对我们的社会如何运行、如何发展以及它的发展方向进行的研究”。[1]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批判的武器是马克思哲学，武器的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明确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马克思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哲学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更重要的是，“正是他（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4]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马克思哲学是唯物的。苦难是无产阶级的常态，无产阶级每天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吃、喝、住和穿等生存保障问题，无产阶级面对现实的哲学必定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揭示出宗教中的苦难是现实中人民的苦难：“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对宗教的批判转移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对天国的批判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马克思后来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直至完成《资本论》，正是直面现实的批判使得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信徒转变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信奉者。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性质。如果无产阶级将自身的地位归结为命运的安排，就会逆来顺受或者想办法努力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要现实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然要变革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有社会历史变革的哲学提供支持。形而上学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只会为现存事物进行辩护，辩证法是形而上学的对立面，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总结了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学习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仍然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7]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所以，尽管黑格尔辩证法不仅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还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本体论，肯定了人类存在之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但黑格尔只是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归结为观念世界的异化，是德国知识分子“观念上的革命”，属于“书斋里的革命”，力量是有限的。马克思哲学找到了辩证运动的主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以是真正的革命哲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转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仍然保留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结合，改造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非唯物主义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马克思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关注现实问题的哲学，是现实的改变世界的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能解释现实，所以被马克思抛弃，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也被马克思所抛弃。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物质武器。马克思哲学是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哲学。

再次，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必然是实践的，因为唯物主义需要面对现实世界，辩证法要求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既不能仅仅像直观唯物主义者一样像一个看客一般地接受现实世界，也不能像唯心主义辩证法者一样只是在脑子中革命而不付诸于行动，而是必须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方式改变世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就是实践，实践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内核，没有实践，要么是唯心主义要么是直观唯物主义。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共产主义者等同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1842年前，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1842年至1843年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和记者，面对现实的政治和物质利益问题，转变成为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者，1843年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然后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恩格斯一起完成《神圣家族》，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进行清算。1845年马克思才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者，也就是实践论者，这表现在马克思1845年春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年秋至1846年5月与恩格斯一起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此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证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及其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现实地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

最后，无产阶级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历史的。马克思哲学被称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它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10]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1]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就是物质生产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中无产阶级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时候，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1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起曾经推翻封建等级政治，实现了政治解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矛盾运动之中，相互对立和斗争，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也就是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13]消灭了一切阶级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3.2 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

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高度，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更一般地说，只要还有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仍然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就会存在，这可能也是马克思被英国两次评选为第一思想家的根本原因。自1843年至今，已近一百八十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自身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所做的预测大部分是失效的。马克思所预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原因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即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正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揭示的——无产阶级也并没有成为绝对的不能解决温饱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绝对财富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甚至普遍过上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富人的生活，他们也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暴力革命，而更愿意进行所谓的民主投票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尽管实际上没有多大效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哲学已经仅仅是一种批判哲学，而非革命哲学，从卢卡奇的物化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只是批判哲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战争侵略和经济掠夺从发展中国家取得丰厚的资源，并拿出一部分来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党争民主制也可以缓解无产阶级对现实资本主义政治的不满。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仅仅发生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殖民地。殖民地，或者像旧中国一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两极分化更为严重，无产阶级可能成为赤贫的绝对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尽管他们所革命的对象不一定只是资产阶级，而更可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或者殖民者。毛泽东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理论基础，该文明确提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也就是要被革命的阶级。[14]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产阶级都不是被革命的主要阶级，建国后，民族资产阶级也仅仅是通过思想改造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第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不能以变化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形而上学思维，常常将当前的世界看成是最理想的状态。福山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福山提出他的观点受黑格尔影响，而黑格尔是近代辩证法的奠基人，如果运用辩证法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应该认为会有历史的终结，然而，有些坚持辩证法思维的人一方面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另一方面又设想一个自己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黑格尔本人也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以四个王国来表达，分别为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分别代表幼儿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和老年时代。世界精神的自由是历史的本质和内在目的，在四个阶段分别实现一个人的自由（东方王国）、有些人的自由（希腊和罗马）和全体的自由（日耳曼王国）。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最后完成，所以到日耳曼王国也就终结了。同样地，作为二十世纪黑格尔的伟大阐释者的科耶夫，也宣称“普遍同质国家”（福山理解为是自由民主国家）用普遍的、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承认问题，所以历史已然终结。[15]如果仅仅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只理解为一个周期，那么辩证法就成为为思想家所设想的某种社会进行辩护的工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辩证法所要求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只有一个周期，而是将否定之否定又作为肯定再次成为新的辩证过程的起点，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可以说历史的终结论是辩证法思维不彻底的表现。辩证法的这种不彻底性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同样存在，尽管马克思所设想的起点和终点都与黑格尔有别。马克思以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在其理论中，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政治解放，在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发展到极端就会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掌握政权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至此就终结了。显然，这样的辩证法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的，想变化就变化，想不变则不变，而彻底的辩证法应该是一直在变化，没有终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在政权稳固之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实质的不平等和实质的不自由，必须不断地进行经济建设、法治和教育，由先进的道德型共产党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领导人们不断地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之间内部矛盾成为新的矛盾，需要不断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要求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一种潜无穷状态，而非实无穷状态。[16]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将关系狭义化，从而变成阶级斗争哲学。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时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马克思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马克思将人放在与他人、与他们生产的产品以及与他们的活动等关系中来讨论，“关系中的人”使得每个人是复杂的和具体的，而非自由主义哲学所认为的抽象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对以往西方哲学的一个极大突破，接近于中华哲学对人的理解。然而，马克思后来将社会关系简化为仅仅是经济关系，即使如此，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也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18]尽管马克思抹杀了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差别，但从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从以前社会变革而来的，以前社会中有的，现在的社会至少还会有残余，正如信息时代中的人也要吃饭穿衣一样，离不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出发，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一步简单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对立关系：“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马克思哲学本来要突破西方哲学，但最终还是退回到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窠臼，变成了一种党派哲学。现实中，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还有亲情伦理关系，经济关系也不仅仅是生产关系，也有分配关系和生活关系。人与人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雇员之间仍然有合作关系，劳资关系是自愿选择的，尽管这种自愿并非是绝对的。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角度思考问题，主要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还必须考虑分配关系和生活关系。马克思也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句话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技术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认识。一个人首先是生活在一个时空之中的，人不仅与人打交道，更多时候要与自然或者人化的自然打交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人要呼吸空气和吃饭，人要站在地上，住在房子里和睡在床上，等等。马克思哲学仅仅局限于“市民社会”也就是经济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第四，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误将无产阶级解放等同于全人类解放。无产阶级是经济概念，无产阶级解放只意味着每个人能够解决基本的吃穿住用问题，但吃好、穿好、住好和丰富的物质是没有止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是：“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还否定了分工和交易的价值。实践证明，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交易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和满足每个人真正需要的基本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从每周必须工作六天可以降低到五天、四天、三天，甚至于一天，但不可能每个人的工作或者生活都是随心所欲的。一个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吃穿住行的无产者事实上也应该是唯物主义者，然而，对于已经解决了基本生存而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一点精神上的或者说是唯心的想法也可能不是人。正常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有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这里只是说富裕是自由的前提、共同富裕是共同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仅受生产方式制约，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是重要的。共同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可以从自由角度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22]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建立在物质层面上，但还有精神层面上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王南湜深刻揭示了自由与必然和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与必然这一人类活动中的本原性矛盾关系抽象至极便显示为两种最抽象、最单纯的规定之间即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得以可能的终极根由是思维、意识或精神性活动，或者说，自由抽象至极就可以归结为纯粹思维，而与自由相对立的必然性抽象至极则可归结为与思维对立的或思维之外的存在。……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而言，在其客观的逻辑结构上，必然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其逻辑起点，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则构成其逻辑终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哲学的使命说，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哲学的最高或最终问题。”[23]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或最终问题。马克思之所以强调经济问题，是因为自由建立在必然之上，自由是受必然制约的，但正如思维并非由存在完全决定一样，自由也并非完全由必然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存在和必然为基础，但立意是思维和自由的追求。全人类解放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发展经济，更需要教育和自我道德提升，认知能力的提高和道德境界的提升都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与富裕相比，共同富裕更难，与共同富裕相比，共同自由难上加难，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先富带后富、先进带后进，更需要每个人的自我学习和觉悟，才有可能接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五，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将实践概念狭义化为劳动，甚至于体力劳动。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对立的阶级，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界定为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独特的商品，即劳动力，通过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资本主义于是就成为一种雇佣劳动关系。“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4]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不仅仅是货币或财产，而是一种雇佣关系：“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值的财产。”[25]资本家用货币购买了原材料等不变资本和劳动力等可变资本，劳动力存在的前提是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且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26]劳动力尽管能够创造使用价值，但“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也就是说劳动力仅仅具有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这是他的贡献，“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7]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维持劳动力继续出卖的生活资料。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资本家会想方设法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当科学技术进步时，机器排挤劳动力，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或者劳动阶级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角度看，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有道理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是要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并且将这种对立扩大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单个人生产并且交易的经济，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必然出现，有企业必然有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可以理解为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劳资双方因为相互需要所以合作，但每一方都希望从合作剩余中分到更多，所以有冲突，但只要雇佣关系存在，尽管多么不自愿，在现有条件下仍然是合作基础上的冲突，外部应该做的是如何提高弱势一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其处于相对平等地位。市场经济关系中有投资者、管理者、劳动者和销售者，劳动者中又分各种不同层次，有全部靠智力的，例如研发人员，有完全靠体力的，例如搬运工，更多是半体力半智力的。投资者选择投资什么也是劳动，只不过是智力劳动，而且很多投资者也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对于企业增值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市场活动中的各方是市场形成的要素，不能够将其消灭，如果消灭了投资者，不管这种投资是货币，是知识产权还是体力劳动，也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资，企业都不会存在。现实中我们能够做的是对各要素方的付出和贡献进行合理的分配，而非废除雇佣关系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实践，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丰富的，不仅仅是体力劳动，也不仅仅是马克思所称的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还包括科学实验、管理或领导、道德实践、审美活动等，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需要大大拓展才能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实践的简单化（体力劳动和革命）可以用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解放需要更为复杂丰富的实践。

第六，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要求公有制，而公有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清晰界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級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基础值；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28]既然是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公有制或者国有制。十条措施在中国都实行过，不少现在仍然在实行。首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继续成为无产阶级还是成为有产阶级？如果是为了继续成为无产阶级，那就没有革命的需要，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显然不是为了继续成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让所有人成为有产阶级，因为“无产”的否定就是“有产”。有人可能认为此种说法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国家公有制。国家是一个集合概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群体或者个人。公有制也只是一种制度，最终的利益，不管是土地、房子、货币还是各种特权票证，都是利益，都是有产。当所有财富集中到国家或者集体的时候，谁来行使国家的权利或者集体的权利就成为关键，如果完全由官员来自由支配，那么公有制实际上就成为了官僚资本，所以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公有利益的分配和规范官员的行为，才能真正让国有成为全体国民所有，让集体所有成为全体集体成员所有。所有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有或者国有仅仅是国家的处分权，占有、使用和收益都应该落实到国民身上。邓小平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界定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共同有产”，一个人是否有产不在于生产资料，而在于最终实际拥有的财富，不管这个财富是通过自己生产出来的，通过炒股票得到的，还是通过国家分配得到的。如何通过法治和教化来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关键，国计民生产品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马克思哲学的六个不足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产生的，都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价值的引导，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解决，事实上，这些不足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社会主义制度时所发现和正在加以解决的。在人类解放价值引导下，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最终会超过马克思，这也正是“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的睿智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是实践观。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播下的是龙种——实践，收获的却是跳蚤——教条主义者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期的只言片语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圣旨。[29]

3.3 区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

当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时，非常有必要区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一般的，需要区分马克思文本及其解读和马克思主义。[30]事实上，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来说，后来者都应该区分该思想家的文本及其解读与以该思想家命名的主义。之所以要区分思想家与以思想家命名的主义，原因至少有三：首先，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但思想家一般不会等思想成熟了再写作，我们应该以其成熟时期的思想来命名他的主义；其次，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一般都继承了以前思想家的思想，属于集大成者，不能将该伟大思想家的所有思想都归在其名下，而应该以其原创性思想来命名他的主义：最后，伟大思想家的原创思想也有可能比较多，我们应该以其对当时或者后世影响最大的来命名其主义。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主义”就是“范式”，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拉卡托斯的“内核”，辅助性的思想或者“保护带”不能算在其中。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31]。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奠基人，恩格斯明确指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32]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33]毛泽东则将这个问题更深刻地揭示出来。1958年4月，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时说：“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34]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言，这种区分则更具特殊性。首先，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体，因为很多重要文章和著作是两个人共同写的，例如《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创立的。[35]但通用的哲学教材都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归在马克思名下。历史上比较大的主张恢复马克思的本来面貌，同时挑战恩格斯的运动至少有两个，一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二是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其次，马克思的很多重要著作是在他逝世之后才出版的。例如，恩格斯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被马克思自认为是他第一部著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虽写于1843年，但1927年才正式发表，马克思写于1844年写的《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24年才第一次以俄文发表，马克思写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直到1923年才被发现，1939年到1941年才正式出版。这些著作的延时出版本身并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研究者从中发现了所谓马克思人道主义，并建构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或者说社会本体论，无论马克思当时是不想出版这些著作以免后人误解还是仅仅因为客观原因未能出版，后人在出版这些著作时，都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加工，尤其体现在对其手稿的编辑上。再次，马克思各个时期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比较早熟，马克思的哲学通常被认为在1843年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就已经成熟，但马克思在1843年前也写了文章。有许多研究者区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或者区分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即使是区分青中老年马克思的学者，其间的标准也有别，不少研究者将《巴黎手稿》（1844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分别视为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代表作。这种区分不太符合年龄标准，因为马克思出版这些著作的年龄分别为26岁、30岁和49岁，对于思想家来说，从26到49岁都只能算作中青年。事实上，将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的马克思算作青年，将马克思放弃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而研究人类学和历史学，做《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看作晚年时期。最后，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哲学，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书斋中的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思想指导了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列宁、毛泽东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从事革命实践的、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伟人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和邓小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则备受争议。

3.4 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到底什么是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以文本否定实践或者肯定实践，通常学界一说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到文本中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太多太多的话，理解者又可以从不同角度发挥，由此既可以否定实践中的任何做法，也可以肯定实践中的任何做法。历史上，不少本本主义者挑战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本本主义者挑战邓小平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有很多用马克思文本肯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是以实践否定文本，每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本关系不大时，实践界就批判教条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方法和指南。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则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两种情况都会让马克思主义没有标准，马克思主义成了让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既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又要克服马克思主义橡皮图章化，我们就需要设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既不能没有标准，标准也不能太多，标准越多，标准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标准要尽可能少，最好只要一条标准。对于自然哲学来说可以只有一条标准，但对于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等社会类哲学来说，既涉及价值又涉及方法，需要两条标准，一条是价值标准，另一条是实现标准。价值标准和实现标准分别是目标和手段，不属于同一类，所以基本上不会冲突。例如，洛克主义的价值是个人自由，实现是私有财产权。卢梭主义的价值是平等，实现是人民主权。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标准是：价值为人类解放，实现为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实践哲学。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政治解放：“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36]实现了政治解放，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和特权，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自由，并没有实质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自由。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并批判鲍威尔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混为一谈。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不是实践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不把感性“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直观的唯物主义“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同时，马克思明确了实践在他的新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7]列宁也坚持“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8]《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的基石，《实践论》的地位更高。毛泽东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9]

实践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两条被揭示出来：“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0]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是政治解放的哲学和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和人类解放的哲学。由此看来，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不直接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却是明确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实现政治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事业，最终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经过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阶段。[41]邓小平理论着眼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包括“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如何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消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的不足，建构符合实现人类解放价值的社会主义哲学是摆在中华学者面前艰巨而光荣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本人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现代科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