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四元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接上中华传统哲学基因，重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受西方传统哲学的宰制，退回到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泥潭之中。6.1

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梁展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204-208页。如果说实用主义是科学实验和生活实践所产生的哲学革命，那么马克思辩证哲学是革命实践所产生的哲学革命。[7]

转引自柯文尼、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江涛、向守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闵可夫斯基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读书时的老师，受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启发提出这个想法。[12]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理性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反对理性，还得使用理性。——柯华庆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

纣千世而一出”（《韩非子·难势》）“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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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恩格斯明确指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说“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作者简介：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文章来源：本文是《四元论纲要：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构》精华版，原文13.6万字。投稿合作：f1922273801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指导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又成为中国社会的法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赋予了其时代化内涵。那么，不同领导人和不同时代提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普遍的哲学形态？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从理论到实践，那么中华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到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不同时代的政治实践中再度抽象化、理论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中华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和普遍化。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文章来源：内容提要部分于2022年6月15日在学党规微信公众号和爱思想网首发。特别致谢：拙作初稿2022年5月4日完成后征求过马小红教授、杨明宇博士、张振华博士和后仪忠先生等的批评建议，感谢她（他）们的宝贵建议！投稿合作：f1922273801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关键词中华旧法系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文章来源：内容提要部分于2022年6月15日在学党规微信公众号和爱思想网首发。特别致谢：拙作初稿2022年5月4日完成后征求过马小红教授、杨明宇博士、张振华博士和后仪忠先生等的批评建议，感谢她（他）们的宝贵建议！投稿合作：f1922273801内容提要新陈代谢是指生命体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自我修复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自我革命以推动生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中华古文明通过新陈代谢成为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旧法系通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政治下相应的治理模式分别是：五帝时期是德治，夏商周时期是礼治，秦帝国时期是法治（严刑峻法），自西汉至清朝是礼法并重，民国时期主要是党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主要引进和消化西式资本主义法治，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党规国法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法治。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我们将自1902年之后的法系称为中华新法系，中华新法系的形成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中华旧法系的冲突与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在新中国新时代开始定型，形成了由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中华旧法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诞生。中华旧法系具有六大特征：1.农本主义；2.家族本位；3.天道观念；4.义务本位；5.礼法并重；6.儒家思想指导。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中华旧法系建立在王霸大一统政治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华王霸大一统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新生为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人民共和是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人民共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中华新法系继承了中华法系的基因，经过漫长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的二元法治结构。中华新法系是适合于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范式，吸收并超越了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旧范式。中华新法系的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新法系的二元结构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位一体，党导法规体现和保障人民共和大一统的民主性，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四个新的时代特征。1，中华新法系既不是以义务为本位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权利与义务匹配；权力与责任匹配。2，中华新法系以包含个人自由、家庭价值、社会利益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引导国际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3，中华新法系建立在农业文明、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基础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的法律体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过短暂的工商文明之后就进入了信息文明社会。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然而，信息文明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像具有高层次需要的人仍然有食色和安全需要一样。中华新法系认识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4，中华新法系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明。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更将是全球化的。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在人民共和政治下的新陈代谢，也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以1902年中华旧法系开始转型算起，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探索，中华新法系的结构已经初现，丰富和完善或许还需比较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正如中华旧法系使得中华民族一千几百年领先于世界，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的完善的中华新法系也将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将领导世界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关键词中华旧法系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作为学者的我生产了什么呢？我的学术有意义吗？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是农民，虽然现在以学术为业，但每每面对姐姐们，这样的问题时不时冒出来，也许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才会踏实、心安。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

文章导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高度，强调了守正创新的重大意义。查看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全文请点击下方链接http://www.cppcc.gov.cn/zxww/2022/01/12/ARTI1641947766995104.shtml今日推送的《论守正创新作为新时代党的思想路线》与《论中国知识界的守正创新》是父子篇，请点击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下文归纳整理了柯华庆教授文集，内容丰富，涵盖政治学、法学、综合各类文章，建议收藏，欢迎转发、分享、评论互动！作者简介：柯华庆

文章导读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的要求。习近平向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守正创新的要求：“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守正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运用各种办法解决问题，创造简明的新概念、新命题，建构符合事实、逻辑一致的新理论。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七十多年的探索为中华学者建构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创造了优越条件，但中华学者能否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学者自身的选择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初心。守正创新首先需要心正，也就是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读书人一直自视甚高，总觉得高人一等。西汉时期，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了皇帝与儒家贵族共同统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封建制度。儒家贵族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叔孙通语）。中国政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变化，与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直接相关。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没有将知识阶级当朋友，甚至于将大学教授当敌人。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堪忧，被称为“臭老九”，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读书人的伤害更是难以估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大转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中国读书人从原来以读古书“之乎者也”为荣变为现在以读洋书“马曰美云”为荣。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读书人的悲惨经历为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主义和共和国奠基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学习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精华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价值是自由主义，中国读书人普遍接受了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大学教师的共识。中国读书人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才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那时候读书识字人少。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大一统时代，“学而优则仕”更加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教育逐渐普及，不管是读本国古典还是读外国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读书人的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远远低于在封建社会，自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就会高起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地位可能更低，这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是批判资本主义得到佐证。其次是科学精神。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一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科学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应该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找出社会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做学问，有三条基本要求：一、没有问题，不写论文。理论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现实中提出来的。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二、没有新命题，不写论文。任何新的理论都有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概念和命题是分层次的，有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命题有公理或假设和推理产生的次级命题。理论体系由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建构而成，新的理论从新的命题开始。译文或者介绍评论不是论文。三、没有论证，不写论文。论文不是随笔散文。论文是论证新的命题。论证是基于事实产生的基本命题或者假设通过逻辑推理支持的，而非仅仅引用经典进行论证。任何新的理论都需要引用已有成果，但引用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同，而非作者的权威。对于学者来说，事实和逻辑是最大的权威。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只是以西方书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古书所记载的是适合古代的知识，洋书所记载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践，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基本上只沉浸于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守正创新应该以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为指导思想来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为了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切身的了解，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要求他们有半年到一年在农村、工厂或者党政部门脱产工作的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中国读书人如果一直停留在“子曰诗云”或者“马曰美云”之中，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或者“美国宪法包治百病”，只会落得可怜可悲可笑的下场。中国读书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只有分工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像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创造新知识和传播新知识，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学者应以建构为志业。很多中国学者将批判捧得很高，以批判为志业，实际上批判是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任何制度和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找出理论的缺陷是轻而易举之事，也是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能否建构出比已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建构一个更优的理论胜过批倒一万个理论。当前我们急需建构尊重事实、逻辑一致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最后是决心。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学者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全神贯注经过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并且有可能终生一无所获，理论创新的风险远远大于对已有理论的完善和阐释工作。我们可以将新时代守正创新学者的宗旨表述为“高举主义，研究问题，融通中外，创新文明”。高举主义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融通中外是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融会贯通，创新文明就是创造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秦皇汉武奠定的中华古文明是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原则建构的大一统皇权，超越了西方封建主义制度，领先世界两千多年。鸦片战争中，中华古文明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留恋中华古文明。中华民族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创造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能够引领世界的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应该以“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规治党”为原则建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守正创新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守正创新不仅仅是学者自身能决定的，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因为学者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时有初心、决心、科学精神、愿意进行守正创新的建构型学者自然不在少数。学术制度好可以激励更多人从事守正创新，学术制度坏则大大减少守正创新的学者。首先是要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需要真正认识到守正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信息社会中知识创新是引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应用知识上有独特优势，但在创新知识上有待改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如果说共产党是大脑的话，那么知识界就是心脏。大脑和心脏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的标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大脑，人的大脑就是一台活生生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需要输入和输出，神经从遍布全身的感受器向大脑发送信号以提供输入信息，通过发送信号告诉身体要做什么来提供输出信息。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需要不间断地由周围空气供给它们氧气，没有氧气，大脑中的细胞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为了保证氧气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需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配合。心脏是供应氧气的发动机，心脏是否强壮是判断身体是否健康的关键，信息社会中新知识的创造是社会活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奉行自由主义，但知识界的创新必须有守正创新自由。当前的中国知识界要么是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领导人的讲话，要么是搬运西方理论，不能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知识界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西方政治哲学进行质疑，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应该有自信发展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党对知识界的领导需要通过制度给出底线和自由空间，避免“一放就乱”和“一收就死”两种极端。当前，一方面，习近平将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另一方面，官员们明哲保身，除非党中央已经有明确的说法，不敢有丝毫逾越。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很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也应该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知识界的守正创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学者开设“特区”，这种“特区”是“群体特区”而非“地域特区”，形成既有守正创新自由同时避免自由主义泛滥的知识分子制度。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出台关于知识分子的党规和国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为守正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让创新性人才全神贯注于事业。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建立尊重人才、特别是创新性人才的制度的原则很简单：让其全神贯注于事业。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在于金钱激励和社会地位激励。真正的学者是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学者可以“安贫乐知”，但学者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需要解决温饱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问题和获得社会尊重，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荣誉上奖励在守正创新上取得成就的学者，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样的工作。“学而优则仕”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让稍微有点学术成果的学者去当官，从而断送了学术生命。学术是专业性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才会有比较大的成就。给予有点成果的学者以官职就会分散其精力，使其前期的努力仅仅开了一点花而没有真正结果。按照常识，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当了官，用在学术上的时间精力必然减少，学术成果必然减少。然而，不少学者当了“学官”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大大增加，官越大学问似乎也越大，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按照官职分配学术资源，“学官”的学术成果来自巧取豪夺，质量低劣是必然的。当前的“学官”制度使得学者将做学问当作跳板以谋取官职，然后通过官职掌握学术资源分配，从而选择做一些短平快学术以谋取更高的官位，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青年学子为了获得学术资源必然唯学术水平二三流的“学官”马首是瞻。学界本应是人类之公器，现在成了学阀林立的学术江湖，“学官”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守正创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少。守正创新要求破除“学官”掌握学术资源的制度，让学者的归学者、官员的归官员，从而使得优秀学者不再趋之若鹜晋升为“学官”，而是全神贯注于守正创新。中国知识界人数之多和原创性成果之少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要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知识界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北京大学第十一届未名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高级研讨班于2021年1月16日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主题是“世界变局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研讨班邀请著名专家相聚于百廿燕园，共同审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话中国发展新阶段、新格局、新征程，共商、共建、共享具有中国气派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今日特推送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柯华庆老师发言PPT，以飨读者。END主编：柯华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版次：2020年10月第1版字数：300千字ISBN：978-7-01-022476-3定价：59元作者：柯华庆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ISBN

毛泽东是中国伟人，也是世界伟人，毛泽东学成为世界显学。毛泽东开创了中共学。毛泽东改变了东方大国——中国的命运，让饱受列强欺凌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毛泽东冲破苏共、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国际派的束缚，旗帜鲜明的反对王明等教条派主张的所谓布尔什维克化的错误主张，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二次结合的主张，对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努力探索，取得伟大成就。毛泽东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学成为世界显学。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左翼运动、革命运动。毛泽东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政界、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哈佛大学1950年的博士论文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认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最适合中国的道路和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自己的中共主义，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实践和理论的的主体性。这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这就是中共学逻辑，也就是中国党领导中国一切的逻辑。2014年，《文史哲》（第4期）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国际显学与批判思潮：国际毛主义研究六十年》（作者路克利，2.1万字）。该文论述了60多年来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该文认为毛泽东学是中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学已经成为世界显学。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路克利）END主编：柯华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版次：2020年10月第1版字数：300千字ISBN：978-7-01-022476-3定价：59元作者：柯华庆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ISBN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0-12-11，作者程美东。作者简介：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编中国首部党规学教材《党规学》，在《哲学研究》《法学研究》《教育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共同自由价值理论和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联络作者请添加微信：lawgame说明1.

中美贸易冲突产生的根源及可能的前景作者、译者简介大卫·科兹，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译者：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势。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征收500亿美元的关税并采取其他惩罚措施。作为回应，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接下来，双方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你来我往的相互博弈。特朗普忽而承诺迅速解决冲突，忽而突然征收更多、更高的关税，其政策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主要诉求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敦促中国放弃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崛起的许多政策。01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这从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品进入了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国企业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其基建企业已经能够在中国境外运营，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海港。大量必要的境外投资，包括初级产品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集中式计划经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总需求不会制约经济增长——所有的制约因素都在供给方面。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对其产品的总需求也必然增长，而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这一点。当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需要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产出找到不断增长的市场。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里，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保证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这足以支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快速增长。然而，10年之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足以提供GDP保持两位数增长所必需的不断增长的总需求。199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总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从2001年到2007年，GDP以每年10.7%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面向全球经济的出口以每年20.9%的惊人速度增长，而居民消费每年仅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则增长13.4%。到2007年，出口占中国GDP的比值达到38.6%。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一比例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从1991年到2001年，国内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5.7%，而从2001年到2007年，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3(31.7%)。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的过程中，中国产品打入全球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经济发展的传统政策分析认为，低收入国家无法在国内筹措到足够的储蓄，因而从较富裕的国家获得资本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生产性投资提供的融资大部分来自国内，而非外国投资。尽管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相对于国内投资来说并不多，但它仍然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需要提高生产能力，提升工人技能，改善组织管理，以及掌握更加复杂的产品的生产过程，这取决于能否引进先进技术，而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的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已经从最初依赖于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到现在获得了凭借自身资源去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中国在教育和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卓有成效。2017年，中国研发投入排名世界第二，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一。一些中国企业，比如华为，在关键产品上采用的本国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催生了在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很强能力的企业。过去10年，中国利用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互惠互利的交易。由中国出资，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同意在一段时间内向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出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发现，这样的交易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这种“双赢”交易有助于满足中国经济的两大需求:一是使中国的大型基建公司得到充分利用，二是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材料。02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与中国的新型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都是相当满意的。2001年，美国商界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游说活动。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设厂，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充足而健康、相对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公司发现，中国政府是一个对商业友好的政府，中国政府在交通和电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有助于提高在中国市场运营的收益率。美国农民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然而，大约10年前，美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变，这种转变最终导致了2018年贸易冲突的升温。自2018年初以来爆发的激烈贸易战有两个不同的根源: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商界对中国不断崛起的反应。我们应区分贸易冲突的这两个根源，以便更好地理解冲突，并思考如何对冲突作出反应。特朗普的政策推动了关税攻势，美国的大企业尽管不喜欢特朗普的关税攻势，却要求美国政府坚持“强硬立场”，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中国的做法。下面，我们将依次阐述这两个根源。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是基于其右翼民族主义计划，其中包括主张对进口采取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与美国政府以往的贸易政策截然不同。自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这一政策。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于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然而，自1980年以来，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从全球经济日益自由的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中受益。美国的一些行业遭遇到了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的竞争。美国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那些工资较低的国家，而美国的工人却面临着失业。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工人。自1980年以来，美国劳动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的真正原因是美国大企业和美国政府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利用工薪阶层的不满，将他们的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在竞选总统时，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立场使他将国际贸易当作一场零和游戏。他声称，美国要想发展，只能以牺牲其他国家作为代价。他承诺将积极迫使所有美国的贸易伙伴屈从于他的意愿。2018年，正是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侵略性的贸易行动，不仅是针对中国，还有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然而，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美国加剧中美贸易冲突的唯一根源。美国大企业和传统美国政治精英立场的转变也发挥了作用。美国大企业不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或他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朗普的做法打乱了它们的供应链和投资计划。大企业主要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右翼民族主义政策。特朗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唯一一位在没有美国大公司和大银行的热情支持的情况下当选美国总统的人。然而近年来，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大企业希望继续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令美国企业感到担忧。中国不再是廉价低技术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中国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在某些产品上已经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几十年内有望在技术上赶上美国。中国正在关键的先进产业中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不只是中低端技术产品的供应国。美国大企业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其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占据着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这是在全球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企业的通常做法。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侧重于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尽管美国大企业和传统的美国政治精英不同意特朗普的关税战争，但他们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他们的目的是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放弃推动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对关键行业的补贴、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主导角色以及旨在获取最优技术的政策。因此，中美贸易日益紧张的局势有着复杂的根源，既源于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这名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一直占据着美国的总统之位，又源于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在经济技术领域与美国势均力敌作出的正常反应，源于中国对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长期统治构成了威胁。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抵制新力量的崛起，下定决心想要继续统治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无法想象一个各国经济平等、相互合作的世界，这一动因部分地解释了美国为什么日益抵制中国的崛起。导致当前贸易冲突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它不是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因素。当前的冲突与过去的冲突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在经济实力上与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接近。然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早期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有所不同。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经历了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转折。从1953年到1978年，中国建立了以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和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中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奠定后来迅速崛起的先决条件，包括工业基础、受过教育的健康人口、妇女参与经济活动以及国家获得的管理和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崛起，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它的明确目标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积极地调控经济。今天的中美贸易冲突是一种制度冲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之间的冲突，后者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统治阶级不仅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霸主地位的一种威胁，从长远来看，更是把中国崛起视为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威胁，威胁美国资产阶级继续享有从美国工人阶级榨取巨大财富的“权利”，威胁美国通过其帝国统治和不平等交易关系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权利”。03中美贸易冲突可能的前景特朗普总统希望其挑衅行为能迫使中国同意美国的要求。美国的大企业和传统的政治精英也希望中国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尽管他们担心颁布威胁性关税政策可能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标准做法，这并不是他们希望出现的结果。美国政府并没有力量能够强迫中国屈从于美国的要求。这表明存在着解决这场冲突的一条和平道路。目前，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的支持率很低，他可能不会在2020年11月的选举中再次当选。如果他被取代，我们无法预测谁会接替他，但很可能是一位更传统的美国总统，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的政策将回归到过去更为谨慎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在2020年后可能会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改变做法，但不会通过关税威胁的方式。下一任总统可能会试图动员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谈判，向中国施压。不管谁入主白宫，中国都会抵制可能改变其经济模式的极端要求。当前的贸易冲突给美国带来的问题比给中国带来的更严重。美国农民正在遭受贸易战的影响，美国公司一直在大幅削减投资，以应对美国关税攻势带来的不确定性，贸易战有可能导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将迫使美国政府与中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虽然贸易战造成的总的经济损失一开始对中国来说比美国大，但中国政府在让民众免受这些损失上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由于中国在调控经济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且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美国政府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来结束这场冲突。这说明可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冲突。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进口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并将继续培育以自身资源开发和采纳更好技术的能力。虽然美国商界担心美国失去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他们也不想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也想继续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因素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形成能够迫使中国改变其模式的联盟。中国政府阐明的政策增强了双方以一种和平、互利、可接受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的可能性。中国于2019年6月2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对于两国经贸分歧和摩擦，中国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这一立场是合理的，也是谈判解决贸易冲突的唯一途径。虽然美国政府声称，中国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表明中国正在寻求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但该文件表明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政治上持中立立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网站上发布的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明确的原则、目标、措施和行业重点。其指导思想是坚持制造业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目标是对产业进行全面升级，使其更加高效率和一体化，从而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地。这不是成为一个“全球经济霸主”的计划，而是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计划，目的是使其产业处于全球技术前沿。通过谈判，中国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让步，比如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放松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限制。美国应该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把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决定权留给中国人民。如果美国政府在国内采取有利于美国劳动人民而非资产阶级的政策，美国人民就不会受到崛起的中国的伤害，这将是中国和美国劳动人民的“双赢”结果。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版权归属于权利人，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675390628@qq.com。作者：党规研究小组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字数：350千字ISBN：9787542664877定价：58元购买《党规学》请扫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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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联播》中，任正非表示，“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已经很不简单。”不搞金融、不炒房地产的华为能够以实业发展至今天地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一条路走到底的坚持，28年来“对准一个城墙口持续冲锋”。

至今为止，还没有人从学理上很好地总结和提炼习近平的理论体系，中共的理论构建和文宣部门好像还有点懵懵懂懂摸不着头脑，习近平在理论体系的推进上好像有点像个孤独的战士，他的高屋建瓴根本没有被听懂领会。

第一条就是认同。群众愿意待在这个群里面，感觉这是我们的群，而不是从来都不关注的僵尸群，某种认同是基础，不论是身份、情感还是观念的认同。群众路线就要不断去强化这种认同感。

其一，中国经验本位论。以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基础即刻而直接地理论化，在“四个自信”的结构性维度充实论述，周全内部关系逻辑，清理“深度西化”的意识形态杂音和企图。

社会创新是告诉我们，要有社会活力，而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激发社会活力。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还远没有把社会活力完全释放出来。中国有将近14亿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活力，这个民族是了不得的。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知识分子人格低下，整个社会人的素质必集体降低，中国人的素质之低早该注意了。我们不希望再培养人格低下的知识分子，因而在细节操作上都应该注意。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原标题《不要培养人格低下的知识分子》）

对于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历程，陈开枝坦率地说，自己“知道的应该比其他人多些”，因为“职位不高，但处在核心区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陈开枝全程陪同，亲身见证了那改变中国历史的11天。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

——这篇微信评述说：从榜单来看，中国的大学生们较少阅读有想象力的书籍，较少阅读有国际视野的书籍，较少阅读综合类或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还有一个现象，名校和普通高校学生阅读差异不大。

蜂拥而入王林大师豪宅的大部分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各级官员，被我不方便点名、不得不做模糊化处理的那些人。对这个人群也不能一概而论，好比一个幽深的水面，里面是有生物链层次的，他们彼此的动机也会有显著的区别。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

刘连泰教授的这篇小文给春节期间的“农村文化苦情连续剧”做了一个犀利总结，等到假期结束，上班上学，博士们也回校了，一切恢复了“正常”，乡村又站到了阴影中，无人关注，慢慢老去。

如果说根据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需要看到其政治哲学的内容，那么，我们要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容及特质，也需要深入领会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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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首先应当是宪法之治，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意在使党的领导和党导民主归入到法治的框架下。立宪党导民主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

在当前的乡村政治系统中，村官能够将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糅合起来，形成相对有效的、较为切合乡村发展现状的乡村治理体系，从而使得村官在乡村政治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并由此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基本特性。

[7]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2、45页。

一般认为，法院地方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产生地方法院的院长和法官；二是法院的财、物来自于地方财政；三是法院的人员来自于地方。那么，这些因素是否必然导致司法不公呢？

宪治的第二个价值是集权的正当性。在现代立宪政治之下，不管是君主制、民主制还是党导制都强调人民主权，强调民主制，民主制说穿了就是将所有人的意志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33〕按照日本国家人事院公布的2003年公务员工资标准，处长级月薪约为95．83万日元。参见盛立中:“国外公务员每年能够赚多少钱”，载《世界新闻报》2005年3月24日。

[1]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下文提到这篇文章时简称“甘阳导言”，标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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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种类型的主体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一致的主体，是第五种类型的主体，即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主体。他们愿意和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教育的对象，是大众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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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1.欧大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正道的唯一选择[C]纪念卓炯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等,2008:145-146(未刊稿).

今天的华尔街，犹太商人不计其数，他们依旧左右着金融圈的游戏规则。不过，他们今天的身份已经不是“高利贷者”，而是进化为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银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他们依旧在追求收益端和负债端的巨大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