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一流的作者与编者，让这部名刊留下“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

编者按：

《国学季刊》，全名《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由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编辑，胡适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1923年1月创刊于北京，季刊，1937年6月出至第六卷第二号停刊。1950年7月复刊，出版第七卷第一号，改为不定期刊物，并将抗战时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作为第六卷第三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集作为第六卷第四号，1952年12月出至第七卷第三号终刊，共出版27期。

该刊是近现代国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性刊物，原刊完整保存至今者较为罕见。上海书店出版社为保护、传播近现代文献，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现将该刊所有期数按16开精装，分装12册，影印出版。原刊第六卷第三号，虽经多方查找仍未寻得，现将《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单行本作替补内容。为便于读者检索，特将所有期刊篇目编制总目录和篇名索引、著者索引。本文为傅杰教授为最新出版的《国学季刊》影印本所作序言，有删节。

01

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除招收研究生作专题研究，陆续成立了考古学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明清史料研究会，最显著的业绩之一，是次年开始出版的《国学季刊》。

▲《国学季刊》创刊号封面，

鲁迅设计，蔡元培题字

《国学季刊》改自《北大月刊》，核心人物是原《月刊》主任编辑胡适。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胡适日记叙及：“四时开学刊编辑部会议，决定废止《月刊》，另出四个季刊”，第一个就是《国学季刊》，“由我去邀集”，他觉得“此事确也好”，只是担心“不知能持久否”。又廿一日日记：“下午开《国学季刊》编辑部会，他们仍要我做主任编辑。”他还记录了编辑人名单：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逖先、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八月一日校长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第九次会议提交季刊编辑员议案，国学组成员增加了蔡元培与顾孟余）。

▲

胡适（1891.12.17—1962.2.24)

一九二三年一月《国学季刊》创刊号问世，内容包括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钢和泰《音译梵书之与中国古音》、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朱希祖《齐梁旧史考》、顾颉刚《郑樵著述考》、王国维《五代监本考》以及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等。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卷首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

在这之前就卷入了国故与新潮关系争议的胡适充满激情，条分缕析，和盘托出了他对整理国故的意见。他指陈清代学者的得失，“借鉴于先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提出今日古学研究，应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并逐条做了举例说明。他且主张“国学的使命是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史包含了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各个方面：

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回溯清三百年的古学史，认定前人的缺陷都可补救，“返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而“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02

《国学季刊》问世前后，胡适、沈兼士、钱玄同等编辑委员话题常围绕于刊物，念兹在兹，殚精尽虑，付出了无数心血。

例如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研究所国学门假城南龙树寺抱冰堂召集恳请会，由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作报告，在逐一介绍了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工作后，沈氏借机发布征文广告：

大学四种季刊中有《国学季刊》，亦由国学门办理，编辑内容已有胡适之先生的发刊词说明，已出三期，第三期有须特别制版铸字者，故印刷甚为迟缓。近以清代学者戴震二百年的纪念，同人拟以第五期《国学季刊》作为戴东原专号，现在在此向大家报告一声，以代征文的广告。我看这个题目尚不算枯窘，戴氏所治学术方面极多，如小学、经学、算学、哲学、地理、校勘……等，均可就其一门从事论述，此外或泛言其治学方法，或综考皖学流派，或订正段著《年谱》之疏失，用新方法再作一部戴氏年谱，均未尝不可。大家倘能多多投稿，不胜欢迎。

▲沈兼士（1887.7.31—1947.8.2）

又如约王国维稿，则由马衡、沈兼士、胡适、容庚等轮番上阵。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初，岁在己未夏，北京大学文科拟聘先生为教授，请先生友人鄞县马叔平（衡）先生为先容。先生却之。庚申，又提前请，先生仍以不能北来为辞。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王氏才刚松口，马衡紧跟着就为《国学季刊》约稿：

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承允担任指导，同人闻之，不胜欣慰，聘书当于明后日寄呈也。研究所现正编辑季刊四种，中有《国学季刊》《文艺季刊》（文学艺术皆属之），拟征求先生近著，分别登载。想先生近两年来著述未刻者甚多，且多属于此两门范围之内，务求多多赐教，以资提倡，无任感祷！……又法国伯希和博士关于东方古言语学之著述，先生曾将译稿付衡，本拟刊入《史学杂志》中，该杂志迄今未能出版，殊负盛意，今将刊入第一期《国学季刊》中，已由胡适之先生校勘一过，其中尚有疑问，特将原稿寄呈审定，并附适之原函，乞察核。

▲王国维（1877.12.3一1927.6.2）

这里表达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除了胡适“原函”，沈兼士也曾怂恿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需赖静安先生指导之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学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新《国学季刊》行将付印，静安先生如有近作赐登，不胜欢迎之至。”创刊号一并刊出了王氏所著《五代监本考》与所译《今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之后陆续刊出《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序录》《韦庄的〈秦妇吟〉》。而王氏应沈兼士之请为研究所特拟的研究题目，以及他就研究题目对学生作的答疑，也在《国学季刊》刊布。胡适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亦就将出的戴震专号向王氏约稿，只是由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王氏奉废帝溥仪之旨，北上入直南书房，见次年年底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的直斥清皇室破坏古迹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盛怒，致函沈兼士与马衡要求取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同时停止排印“拟登大学《国学季刊》”的由胡适索去的《书戴校〈水经注〉后》与由容庚抄去的金石文跋尾，跟北大的关系由此划上句号，后转任了新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导师。

有了来稿更须编校。在胡适、钱玄同的日记里都留下了“开《国学季刊》稿件审查会”、“《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开会，讨论第二期的编辑事”之类的记录。某些文稿的审校只有内行才能胜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沈兼士致陈垣信，告知《摩尼教入中国考》“已编入《季刊》第二期”，而“其中有须与外国原文对照者”由胡适做了编辑加工。在第一卷第三号出刊前，胡适致函钱玄同：“半农的两篇文字（《实验四声变化之一例》与《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请你校读一遍，也交《季刊》发表。”不仅竭力约稿校稿，身为名教授大学者的编辑委员为了保证《季刊》质量，甚至可以不厌其烦把来稿亲自抄一遍。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钱玄同日记称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的抄稿“校对标点，错误太多，且汪氏举例之处几乎每句都有罗马字母拼成之字，偏偏抄了直行，校对直撇横撇讨厌极了，于是发愤将它重新抄过，由我自己来抄”，当天“抄了一半光景”，次日“抄汪文未毕”——他们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对待《国学季刊》编辑工作的。

有这样一流的作者与一流的编者，才能吸引一流的读者。对《国学季刊》，王国维自亦颇为关注。他或向容庚催讨：“阅报知大学《国学季刊》第三期已出版，而弟处尚未收到，请告寄报处即送。”或向唐兰推荐：“《式古堂书考》中所收孙愐《唐韵》初本，弟有《书后》一篇，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索去登载，将来印出后可以奉遗。”胡适显然也把第一期寄给了杨树达，以致杨氏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致胡氏函中得陇望蜀：“北大《国学季刊》第二期已出否？如出了仍乞一份，以便先读为快，至幸！”。

03

大体说来，《国学季刊》中的多篇文章基本融贯了胡适在《宣言》中倡导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往往善于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获致新知识，既不抱残守缺，又无妄言空论，代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当时学术的研究水平。在法国学术大师伯希和眼里够得上世界级高水平的两位学者王国维与陈垣，都是《国学季刊》创办之初的主要作者。余英时论及胡适早年所号召的要以“评判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指出“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主要出于‘整理国故’这个领域”——而《国学季刊》中的不少论文，都无愧是“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如王国维《五代监本考》之于版本学、胡适《校勘学方法论》之于校勘学、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之于经学史、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之于训诂学、魏建功《论〈切韵〉系的韵书》之于音韵学、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之于敦煌学、汤用彤《竺道生与涅槃学》之于佛教史、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之于道教史、陈乐素《徐梦莘考》之于史学史、郑天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之于清代学术史，都堪称各领域绕不开的经典。而影响最深远者，或可以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与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为代表。

史学大师陈垣本是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又与胡适、沈兼士交往密切。把中国学术研究推向世界最高水平，是他们共同的心愿。曾就学于研究所国学门、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郑天挺在《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中追记，一九二一年研究所国学门集会，“陈老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氏连续发表于《国学季刊》的诸文都不失为这样的发愤之作，而尤体大思精者允推《元西域人华化考》。其文既出，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发表书评，赞叹陈氏的中外关系研究“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创作以《元也里可温教考》始，次如《国学季刊》所揭载之《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两篇，资料丰富，考据精确”；《元西域人华化考》尤“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陈文八万余言，《国学季刊》刊出的是上篇，后以经费不足暂时停刊，四年后下篇在《燕京学报》发表。一九三五年陈寅恪为其书作序，亦称赏“是书之材料丰富，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见工力”，而“为中外学人所推服”。他更由此针砭时风：

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

载《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

比生于一八八〇年的陈垣还年长两岁的汪荣宝早年留学日本，投身政治，不废学术，既是著名的外交官，又著有《法言义疏》这样的传世之作。他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不应忽视的人物，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不敢忽视的人物——后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

《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也是国学门导师的著名东方学家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之于中国古音》，用比较的方法，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论文是跟钢和泰学过梵文的胡适译出的，胡氏在《发刊宣言》中特别提到过近时西洋学者如高本汉、钢和泰“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上的许多困难问题”。受其文之影响，汪氏在梵汉对音外，又用日译吴音与日译汉音等材料来研究音韵，发表了国内这第一篇用音标来拟测上古韵值的论文，并掀起了一场古音学大辩论。何九盈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说：

一九二三年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胡适翻译的俄国汉学家钢和泰写的《音译梵书之于中国古音》，国人开始认识到梵汉对音资料在古音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年，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就刊登了汪荣宝的《古读考》，以日语中的“吴音”“汉音”及佛经译音等资料考证古音⋯⋯此文发表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场辩论。唐钺的《歌戈鱼虞模古读管见》、钱玄同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附记》、林语堂的《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李思纯的《读汪荣宝君〈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洪瑞钊的《论鱼虞模古读侈音与汪先生书》同意或基本上同意汪荣宝的意见。持反对意见的有章炳麟、徐震等人，前者写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后者写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质疑》，一九二五年汪荣宝又发表《论阿字长短音答章太炎》。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

载《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

赵金铭在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所撰的《汪荣宝》篇中说：

汪荣宝这篇文章的发表，震动了传统的汉语古音研究，使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它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从研究的目的上看，它不再继续划分韵部，而是为了给清代和近代学者们已经分出的韵部拟测具体的音值；从研究所用的材料上看，它已经摆脱了汉字的束缚，而主要着眼于汉语和外语的对音和译音；从研究方法看，不是传统的声训考证，而是着眼于译音的对勘，特别是梵汉对勘，文中说：“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这些不同于传统音韵学研究之处，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这种“广泛的注意”持续至今已近百年，其间众多音韵学著作，都不能略过汪氏的名文及其学说，早期如王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就的名著《中国音韵学》；近期如在台湾作为“部编大学丛书”被不断翻印、广泛采用的竺家宁的《声韵学》，在上古韵值的拟测中列了六家：汪荣宝、高本汉、董同龢、王力、李方桂、周法高——这后五位中外学者都是各有专著、声名显赫的汉语音韵学大师，只有汪氏是仅凭这篇《国学季刊》的论文开风气之先而名列前茅的。即此既可知汪文的影响，亦正可知《国学季刊》的价值。

04

上世纪末陈平原撰《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抚今追昔，打抱不平：

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有两件值得关注的雅事：一是清华大谈国学研究院和四大导师，一是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国学研究》。这两件事，与蔡元培当年创办研究所国学门大有关系，可即便是北大校方的宣传材料，也都不曾提及此中因缘。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着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放着名正言顺的“研究所国学门”不说，反而“高攀”以传播西学见长的《新青年》。对于并非校史专家的论者来说，出现上述偏差，其实不足为怪，只是说明曾经名闻遐迩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已经在以政治运动为主线的叙述中，日渐被世人所淡忘。

我们可以顺着陈氏的话说，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应该接续的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传统；而《国学研究》应该接续的是《国学季刊》的传统。无论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还是《国学季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都是不应被世人淡忘的。

《国学季刊》自《发刊宣言》到多篇论文，曾被反复征引，并被收入各家文集与文选，但全套《国学季刊》从未影印再版，而收齐各期的图书馆也已不可多得。上海书店出版社经多方努力，搜齐《季刊》重加影印，给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值得我们特别感谢。

                      二○二一年初夏于杭州西溪

《国学季刊》（全12册）

开本：16开精装

出版日期：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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