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掏粪工——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当年，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

1994年的一天，北京晚报刊出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那是在一条狭窄胡同里的一个身背粪桶者的背影。图片的说明文字是：“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敏感的《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看好了这个题材，派出女记者王伟群去接触这个特殊的都市群体。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王伟群带着好奇走进了一个个背粪老知青的家，并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掏粪作业。1995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整版刊出了王伟群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叫作“北京最后的粪桶”。文章在开篇写道：

文章最后说：

从那以后20年过去了。如今，人工掏粪的职业已经在北京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当年知青掏粪工的那种特殊的强者精神令人难忘，至少一代知青不会忘记，因为这些人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一种曾经的集体态度——在城市中不惜代价地找回自身价值。

在知青朋友的介绍下，我见到了这批人的代表——前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3队掏粪班班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樊宝发。

老樊性格爽朗，待人热情，说话办事带着“老北京”的痛快劲。在我们约定见面的时间前，他已经在楼下等我了。和很多老北京人一样，他如今的居住之地也被城市的发展挤到了传统市区地域之外。他住在四环路外的一个小区内，楼房的外观简单而陈旧，一、二层楼之间的外墙上布满了各种电线，和附近高耸的现代化住宅楼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告诉我，这里以前是南湖砖厂的地方，1995 年东城区环卫局在这里盖了宿舍区，他是 1998 年搬来的。进入老樊家里，我看见了久违的居室水泥地面。42.1平方米大的居住面积，被分成门厅、厨房、卫生间和两间卧室一共5个空间。他的儿子两口子住一间屋，他的妻子、孙子和大姨子住另一间，我和老樊就在这间屋里坐下了。屋内被一大一小两张床和一个老式大立柜占得满满的，因为房间太小，成包的杂物直接堆放在立柜前。那张大床属于他的老伴和孙子，小床的主人是他大姨子，那几天去张家口看女儿去了。屋外是一个用玻璃窗围起来的小凉台，里面被一张简易小床基本占满，那就是北京市环卫系统著名劳模樊宝发的下榻之处。

天气很热，老樊的小孙子光着屁股正睡觉，他老伴在一旁给扇着扇子。老樊给我倒了一

杯茶，又给了我把大扇子，然后和我聊了起来，说话时他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我是1952年5月出生的，家住安定门外青年湖那边儿，小学在地坛小学，中学在地坛中学，就围着地坛公园转了。我父亲是工人，做保险柜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兄弟7个加一个妹妹，我排行老二。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 10 口之家，家里生活能不困难吗？

“我这人讲实在，讲吃饭，不是非读书不可的那种。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一到暑假就到郊外割草，就在现在的二环和三环路之间，那时还是农村，现在早成闹市了。我割一斤草卖两分钱，一天能割20来斤，挣四五毛钱，一个暑假下来能给家里增加20来块钱收入。放寒假时我去现在的三环路上捡马粪，郊区的公社收100斤给6毛钱，一个寒假我能捡出10来块钱呢。到了秋天，我去二环路以外的农田里捡农民秋收落下的小白薯和白菜帮子，拿回家熬粥吃。我是学校足球队的，因为只有一双球鞋，必须省着穿，平时训练时就光着脚跑。我原准备初中毕了业就工作，最想的就是当兵，当不上就找个工厂的事儿，反正是要走上社会的。老百姓嘛，没那么多梦。没想到最后去的是兵团，69届的人大拨轰，我们一个班走了差不多40 人。

“我哥是‘老初三’的，先我一年去了兵团，分在2师8团。我是1969年8月24日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的，26号到新华车站，我们70多个北京孩子被一块堆儿分在了2师16团15连。连队为了迎接我们，特意做了擀面条，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面条，一口气造了7碗，把别人都看傻了。9月份开工资了，一给就是一个半月的，48块！我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高兴坏了，立马跑到邮局给家里寄了35块。我家哥儿四个，两个到兵团，老三、老四到北京平谷县下乡，平谷哪比得了兵团啊，就算在北京市里当工人也比不上！别人不喜欢兵团，我觉得特幸福，吃苦受累我不怕，早习惯了。我从小就没有攀比之心，要比的话咱就比干活儿。我刚去时干木工活儿，拉锯，破柈子，后来去农工班，当瓦匠，砌涵洞，都抢着干。刚到连队时，新宿舍还没盖好，住大仓库，别的‘小北京’哭，就我一人乐。

“1972年9月我被调到30连，那是在东大甸子的一个新建点，10月初我们在雪地里抢收大豆，大伙儿冻得伸不开手指，又不会使镰刀，不少人手都破了。到了中午开始化雪，干活儿时雪水流进鞋里，把我们的脚冻木了，小知青们尽哭的，我不管那套，把鞋脱了穿着袜子干。大豆地一垄有4里地长，我割6垄，干在最前面，一天能割四五亩地的豆子，老职工说，这小子干活就像台小机器。我在北京干活儿的底子到农业连显出来了，割麦子、大豆、玉米，我都是全连第一，收工时还带大家一起唱歌。北大荒到10月底就到了零下20多度，光靠绒裤棉裤扛不住冷，我咬咬牙花两块七毛五买了条棉毛裤，那是我在兵团最大的一笔开支。

“1974年春节后我去8团投奔了哥哥，就为了一张嘴嘛。8团生活好，吃白面大馒头，我们在16团尽吃玉米面窝头。我在8团39连还是当农工，一直到知青大返城都在大田干活儿，我觉得挺好。

“1978年兵团知青大返城，说走，唰的就没了，一下子腾出了很多岗位给老职工子弟。我哥带俩孩子也走了。我不行，我爱人是老军垦的后代，我回城没法带上她。领导给我一张表，说你在婚姻状况那一栏里写个‘未婚’，也走吧。我不干。咱是爷们儿，不能把媳妇撂下。我有两个孩子，女儿是1977年6月生的，儿子生在1979年的正月初二，生他的时候，连个卫生员都找不到。连里的男知青走得就剩下我一个，以前沾不上的木工、修理工、饲养员、康拜因手这些好活儿全找上我了，我还是天亮出工天黑回家，但过日子的乐子没了。面对着一眼看不到头的大田，想起以前红旗招展的知青劳动场面，我第一次哭了。

“到1980年秋天时，最后俩女知青也走了，全连就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1982年农场搞土地分包责任制，给我家分了一垧地，春播时全家齐上阵，我刨坑，老婆撒粪，女儿点籽儿，她那时刚 5 岁，干这活儿正好，不用弯腰。

“我就这样在北大荒一直待下去吗？我只想给国家干活儿，不想单干，而且自己经营的能力也不够。更重要的是，俩孩子以后怎么办？别人和我说：你再不回北京，孩子长大后会怨你的。我一想也是，就在1984年底办了停薪留职，把全家搬回了北京，没户口，就那么飘着，每月还得向农场交 100 块钱的管理费，那我也认了。

“这时我父母的房子大了一些，1979年青年湖那一带搞改建，他们得了一套房子，我们一家4口回去后，家里给腾出了一间屋，另外俩屋一间住我父母，一间住我小弟弟一家3口，三家9口人把个37平方米的小三居室挤得满满的，平均每人4平方米。1996年东城区环卫局给我在西城区分了一间10平米大的小南屋，平均每人2.4平方米，房子更小了，但我很高兴，我搬出去了父母就能住得宽绰些了。1998年环卫局分房，我就到了这儿。这是局里最后一次分房。

“刚回北京时我没户口没单位的，哪是我的位置啊！可日子还要过，钱还要挣。一开始我蹬三轮车给人拉铜版纸，六百多斤重的一大卷，从通县蹬到王府井儿，来回140里地，挣9块多钱。我还给人拉古董、运冰箱，忙了一阵觉得不是个事儿，就自己做起了小买卖。我买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每天早上到郊区拉菜，来广营和四季青都有批发站。把菜拉回市里后，我就在我妈家门口练摊儿。那时买卖好做，加上我做生意大方，不新鲜的菜不卖，分量也给得足，那一带住户都喜欢买我的菜，我一天能挣二三十块，收入不错，一年能挣上万。孩子要小天才游戏机，六七百块钱一个，买！如果一直做下去，我会发财的，但我这人没有发财的心，就是想找个给国家干的活儿。更重要的是，我一家4口人的户口还在北大荒，总这么做生意挣钱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989年6月份，我听街坊说，东城区环卫局要招背粪工，愿意干的给解决北京户口。我一听说来了劲，赶紧报了名，生怕这好事被别人抢了。去了以后才知道，要招收的人数还凑不够呢。当我收到环卫局的录用通知时，我和爱人说，这回我总算有单位啦！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

“当时东城区还有56个死坑厕所，都在居民院子里。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进不去车的公厕，在东四、安定门那一带的老胡同里，全得用人力把粪掏出来。这活儿以前是密云农村来的临时工干的，但人家不是嫌脏嫌累就是嫌工资低，都干不长，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这样，市里就想到了我们这些在北京没户口的老知青。市劳动局先选了14个人给环卫局，其中6个人进了背粪班，我就在里面。局里用了这些人一段时间，发现能吃苦，又踏实，接着又扩招，光我们3队就招了50个知青，从内蒙、黑龙江回来的都有。我是从1989年7月份开始背粪的，按规定要先交500块钱押金，试工半年，每天给6块钱。实际上我们试工试了一年多，到1990年底才给转了正式工，以后每月工资是127块，外加每天2.5块的卫生费。跟车的人不用掏粪，给他们的卫生费是2块，坟地改菜园子——基本拉平。我拿到手续后立刻跑回农场迁户口，把欠的钱补交齐了。唉，这北京户口来得真不易啊！

“小时候咱们都知道‘时传祥精神’，但直到干起他这一行，我才知道人家的全国劳动模范不好当。我们用的粪勺、粪桶、吊罐儿，和时传祥当年使的一模一样。粪桶有1米来高，上宽下窄，用5条粗铁丝箍着，一桶一百来斤沉，一天要背三四十桶。累就不说了，关键是又臭又脏。掏粪要求的是淘干扫净，我练了足足一星期。刚开始用粪勺往桶里装粪时，粪便总撒在地上。背粪桶时，又撒一脖子。屎尿溅在头发、衣服和鞋上是常事儿。

“谁愿意和屎尿打交道啊！我刚干这活儿时真吃不下饭，有的哥们儿还总呕吐。可我们不光要克服脏臭这一关，还要克服害怕被别人歧视的心理。我们干活时走到哪儿，哪儿的住户就招呼孩子进家，哐哐地关上门窗，就好像那臭味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偶尔和路人打照面，谁都加快步伐从我们身边溜过去。有的大人还拿我们教育小孩儿：看见没？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结果！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粪桶蹭到了住户晾晒的衣服，这家人的脏话开口就来，我赶紧赔礼道歉。有一次我们进一个院子掏粪，那家有个小伙子说，你们先别动粪勺，等我把鸟笼搬屋里去，别把鸟熏傻了。工友们受不了这种侮辱，要揍他，我说：别和他一般见识，揍了他咱们还是城市的美容师吗？

“有家大饭店的化粪池堵住了，再不疏通污水就要溢到客房了。我们打开井盖后，臭味熏跑了周围干活的所有民工。那井有4米深，用工具探下去疏通根本不管用，得要人下去清理才行。干这活儿有危险，粪水就1米来高，而且井下还有沼气。我二话没有系上安全绳就下去了，先用钩子钩淤积物，钩不动，能拿手掏，最后掏出了烂毛巾唔的一大堆，粪水溅了一脸。我装满一桶就往上背一桶，背了三桶后，因为缺氧晕了。工友们把我拽上来，我躺在地上直捯气，没等救护车到，人醒了。

“我这人干活踏实，不惜力。在兵团沤麻起麻、冬天修水利，都是很苦的活儿，现在不就是更脏一些吗？我们要怕脏，人家住户不就得脏着吗？有一年过春节时，崇文门那边的国防科工委的化粪池堵了，地井在一家美容院的院子里，下井清淤时不能穿棉袄，我是穿着大裤衩子下去的，上来后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人家受了感动，给我们单位送了锦旗。这不是冲我这班长一个人的，是我们背粪班的集体荣誉。脏了累了我们几个人，那么多家庭能干干净净地过日子，我高兴。

“社会没亏待我，给了我不少荣誉。1995年建设部给我评了‘优秀城市美容师’，1996年全国总工会给我发了‘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总工会给我颁发了‘首都劳动奖章’。1996年《中国青年报》报社宴请全国十大杰出人物，那次是我第一次吃烤鸭，看别人怎么卷我就怎么卷，但还是弄了一手的甜面酱。1997年北京市旅游局宴请对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吃螃蟹，看着别人吃得那么溜，我就是学不会。

“北京电视台拍过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讲的就是我们3队的知青背粪工，标题是‘时传祥新传’。电视台原来是打算找演员来演我们的，但谁乐意演这角色啊？最后只能是我们自己演自己。半个钟头的片子，我们每人拿到100块钱的片酬。我们班的蔡三中在剧中台词最多，他和我一样，都是兵团2师8团的，也是和当地人结的婚。在电视剧播放前，他挨个给熟人打电话通知收看。他三姐说话挺直：‘别再打招呼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在剧中有人问老蔡挣多少钱，他按台词的要求，腰板一挺：‘两千！’后来队里谁见了他都骂：‘明明挣五六百，装什么装！’他说：‘我平时和别人也是这么说的，总得给大家伙儿撑撑门面吧！’就这么说，他还是被那些盖房子、换啤酒的农民工瞧不上：给多少我们也不干，你还北京人呢！

“背粪班里的殷健康是兵团10团的，家里的电视机平时不让两个女儿看，怕影响她们学习。可那次电视台播出‘时传祥新传’是个例外，他们全家人早早地就等在电视机前了。老殷的两个女儿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他把希望都放俩孩子身上了，在家里从来也不提上班时的事儿，女儿们只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爸爸是怎么干的。看电视时，老殷挺兴奋，可两个女儿都哭了，这回她们知道了爸爸为她们的成长做出了怎样的付出。

“2000年北京市决定取消死坑厕所，说不能带进21世纪。12月23日，对我们这些掏粪工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天。我们7个‘京城最后的掏粪工’上午来到东城区内务部街的一个院子里，把厕所的粪便掏干净，亲手填平了全北京最后一个死坑厕所，宣告了市区厕所改造工程就此结束，我们终于卸下了背了十多年的粪桶，以后就是机械化抽粪了。之后我被调到高碑店的粪便处理场，当了驻场管理员，我们亲手送走了一个时代。

“2012年我退了休。每月退休金3300元，加上劳模费一共3558元，过日子足够了。人家都说现在物价贵了，那是没算好账。以前咱们一个月的工资除去伙食费就剩不下什么了，现在怎么也得剩下一半吧？而且吃得也好多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的房子是小点儿，儿子一家人住一间，我老婆、老母亲、大姨子挤一间。我妈2013年一月份刚走。大姨子的老公没了，她自己出过一次车祸，精神上受了刺激，女儿在张家口。她没地方去，我得给她养老送终了。她那样我能让她去睡小凉台吗？还得我去，这没什么。

“我从来没觉得社会对我不公，相反我很自足。我在兵团拿工资、吃饱饭，返城后有单位，当劳模，这都是社会的恩惠，知道感恩的人就快乐，就有回报社会之心。北京市把我办回来了，我就要为北京好好干。当掏粪工我一点儿没怨言，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事儿，我就得干好。一辈子辛辛苦苦的人有的是。我脏了臭了，别人的生活环境干净了，值！”

临走的时候，老樊一定要送我一段路。他说：“别客气，认识了就是朋友。”

接触老樊，让我想到很多。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当年他在掏粪时听到别人教育孩子的那句话：“看见没？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结果！”

那么，他和一起掏粪的知青战友们真的是不求上进的人吗？不是，那是无可改变的命运安排，而非他们在正常秩序中的竞争结果。从现今中国特色的励志模式上看，从事最脏最苦最简单的劳动，已再难成为青少年的职业理想，但一个社会真的就只需要医生、律师、教授、老板、工程师和官员吗？在今日的中国城市，所有脏、累、乏味、技术含量低的服务类职业岗位基本上都由农民工填充了。那么，当这些农民工及其后代真正融入城市后，当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差异不复存在时，这些工作又该由哪一群中国人来承担呢？

命运把类似樊宝发这样的一大批老知青推向了常人不屑一顾的职业，掏粪工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他们接受了，担当了，奉献了，他们难道不属于支撑起社会并值得特别尊敬的一群人吗？

樊宝发的故事，让我看到了兵团和返城之间的某种联系，感受到了一种人性的圣洁，也对“知青精神”带给现实和今后社会的意义多了一层理解。

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作者：朱维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