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三）

刘德亮

昨天休息了一天，今天早晨7点便赶乘长途车前往姚店镇。到姚店镇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在小镇上和推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的谢党恩会面后，他说先带我去镇上看一个叫刘德亮的知青。

谢党恩在这个小镇上已经快30年了，他对这里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小镇，又通过好几道巷子来到一个很杂乱的院子，在院子里我们见到了半身不遂的刘德亮。此刻，他正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一个煤堆前打发时光。看到我们后，他想挣扎站起来，结果两次都没能站起身，谢党恩说你不要起来了，好好坐着。

刘德亮用不大清楚的北京话说：“我是1952年在北京出生的，海淀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1969年1月24日来到延川县禹居公社康家村大队插队。禹居公社是大禹治水时路过居住过的地方，那时候驻队干部总说让我们一定要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跟社员们一起去劳动。在村里，我连续3年被评为好社员。1972年底招工来到延安变压器厂学了开车。后来经人介绍，我和附近蔬菜队的菜农冯萍结婚，快30年了，再没动过窝儿。”

在多年的工作中，刘德亮一直是一名厂级先进工作者。

1989年夏季，正当刘德亮要戴上安全行驶百万公里无事故的大红花的时候，他的脑血管突然破裂并住进了医院。尽管厂里派人陪同先后去延安、西安、北京多方治疗，最后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半身不遂，而且说话口齿不清，一个耳朵有用一个耳朵没用，半个脸会笑半个脸不会笑。1991年5月，他出院回到延安，欠下一笔数额不小的债务。从此，刘德亮一家，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

我问他还能上班吗。他说：“不能干别的活，厂里只好让我放水，院子里的自来水水龙头离我家只有100米，为了节约用水，平时不开，只有吃饭的时候放一个小时。每次去放水，我都要拄着拐杖提前半个小时出门，要不就赶不上了。这几年，放水一直保持着我的280元工资。冯萍也按政策照顾到了厂里看大门，每月也是280元，厂里很照顾我们。”

我问他孩子多大。他说：“儿子叫刘刚，初中毕业，今年20岁，户口早就转回北京了。但咱们在北京没人，他只好在厂里当临时工，每月120元。”刘德亮看了看表说：“11点半了，不能聊了，我要去放水了。”说完，他便吃力地往起站，我和谢党恩赶紧上前扶他站起身来，并搀扶他艰难地来到水龙头的旁边。

我问他北京还有什么亲人。父母在做什么?他说：“父母原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母亲1974年就去世了，当时我还回去过。父亲1992年去世，那时我已经出院回到了延安，家人知道我身体不好回不去，就没告诉我。直到第二年还是邻居去北京出差回来才告诉我。说到这里，刘德亮放声痛哭起来，他擦着眼泪接着说：“1992年初，我还收到我爸爸从北京给我寄来的一台18寸长虹牌彩电，他知道我身体不好不能出门，所以常想着我。按时间推算，他给我寄了电视不久就去世了。”他一边说，一边失声痛哭。一位挑水的中年男子对我说：“刘师傅是让病害坏了。他为人好，那时候工作又积极，经常是先进。他开车早，也开得好，认的人很多，那时延河一道川提起刘师傅都举大拇指。要不是害病，说不定厂长都当上了，他七几年的时候就当过两年我们厂常驻西安的代表，很多大事都是他代表厂里去谈，没人不佩服他。那时厂里的年轻人很多，北京知青也有上百人，他算是数一数二的年轻人。”

刘德亮依然流着伤心的泪水，中年人带着的一个男孩子看着刘德亮痛苦的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陪着刘德亮放完了水已经是1点10分。谢党恩搀扶着他来到了他家。这时，刘德亮的爱人冯萍和儿子正在家里等着刘德亮回来吃饭，摆在餐桌上的饭菜只有5个馒头、一盘土豆丝和几碗小米稀饭。刘德亮示意让我们也吃，谢党恩说我们不远，回去吃。我小声对谢党恩说，饭菜也够简单的，谢党恩说：“我们都这样，早就习惯了。”说完我们便离开了刘德亮家。

谢党恩

谢党恩骑着自行车带我来到了延安钢厂，延安钢厂是周总理为了改变延安的经济面貌而特批建设的，后来由于黄土高原缺乏炼钢的原材料，钢厂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多年来几乎处在半关闭状态。很多职工人浮于事，总有职工去延安、西安、北京等地上访，可以说延安钢厂是延安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包袱。

来到谢党恩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明显的下岗氛围。他家的窑洞里，除了一个简单的床板、两床带着补丁的被子、两辆旧自行车、一个破烂不堪的沙发和简单的吃饭用具，真可谓是家徒四壁。谢党恩说：“我们的收入太低，住房条件太差，晚上睡觉，窑顶上的泥皮经常掉到身上和脸上，有时睡到半夜发现满嘴都是泥。”这时，他爱人给我们端来饭菜客气地说：“不知你能不能吃得惯，我家实在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吃。”我赶紧说了一句：吃什么都一样！谢党恩笑着对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和刘德亮家吃的一样?”他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拿出半瓶白酒放在桌子上。我发现除了比刘德亮家多了一个酸菜，其他几乎一模一样。我和谢党恩边吃、边喝、边聊。

谢党恩说：我是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七十七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24日来到延长县的黑家堡大队插队落户，刚来的时候虽然劳动强度大，经常吃不饱，但我并没觉得多么艰苦，反而觉得农村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地方。没两年我就和村里的黑玉萍结婚了，婚后，村干部对我更加信任了，先是派我去县里参加农机学习班，回到村里开柴油机、办粮食加工厂，后来又让我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那时我还多次出席省、地、县的先进知青代表大会，走在哪都感觉很风光。再后来，不少人进了工厂、当了兵、返了城，大部分知青都离开了村里，我逐渐感到心理上越来越不平衡。1975年再次招工，我带着农村媳妇来到了延安钢厂，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

“我们厂过去有好几百名北京知青，那时候还是国家二级企业、陕西省明星企业，当时外地来参观的、考察的、取经的都很多。到了八零年，这个厂就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1993年后半年开始厂里连续几个月给职工发不出工资，欠债达到了好几干万元，大部分人整天为吃饭发愁。

当然不仅是钢厂知青的生活艰苦。现在，延安还有372名北京知青，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生活没有保障。将近一半的人月收入不足70元。因为生活极度困难，有离家出走的、失踪的，甚至还有自杀的，其实这些事情有关部门都知道，但就是得不到解决。

“拿我来说，还算是一名省级先进工作者，同时又是名因工双腿严重致残的特殊员工，照样得不到什么照顾。尤其是这些年，我调查掌握了厂领导的很多黑材料，给省上、中央一次又一次地反映他们的腐败行为，而且还写大字报、小字报、组织职工上访，不但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得到了打击报复。记得1993年因为我不愿改动报表的真实数字，所以被一名厂领导解雇。我曾多次找厂党委的领导交谈，但至今得不到解决，使我这个省级先进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流浪汉。”

谢党恩的爱人黑玉萍说：“我是1986年落实政策照顾到钢厂工作的。因为谢党恩得罪了领导，我也是1993年就被挂到空中了，至今不让我上班，也没给我发过一分钱。

我问谢党恩一家4口靠什么维持生活?他说：“我比较懂废钢料，这几年全靠跑到各县回收废钢材贩卖到外地挣点钱过日子，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没有工作非得饿死不可。

我问谢党恩今后的打算?他说：“我知道这辈子靠厂里是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只好自谋生路。这两年，我和知青路贵帮自费跑遍了延安地区的每个县，几乎找遍了留下的北京知青，绝大多数日子过得都很艰苦，儿女也没工作。我们一直想筹集资金在延安建个豆制品加工厂，把北京丰富的豆制品引进延安，以便安排知青子女，解决知青的后顾之忧。”

注：1997年11月8日，当我的《走过青春》正式出版并在北京西单华威大厦举行摄影展览和首发式的时候，谢党恩和14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也出现在了现场，当时让我感到很惊讶。通过聊天，我才知道他是带领知青回京上访的，而且是无意当中在报纸上看到了《走过青春》首发式预告，因此他们特意赶到了现场。11月12日，当我在西单一家饭店邀请谢党恩和14名上访知青用餐时，他们一会儿激动得流泪，一会儿开怀大笑，个个都显得以后的日子有了希望。记得当时谢党恩说，他们已经到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北京知青在延安的处境，有关部门表示会尽快解决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延安方面还派人进京说服他们，说地委已经接到了国务院的电传，正在考虑如何解决知青的因难，希望他们尽快返回延安，并为他们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不久，《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多家媒体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采访报道。

张明生

昨晚在谢党恩家那孔透风的窑洞里几乎没有睡着，因为蚊子很厉害，他先后两次起床用艾草给我熏蚊子，但还是无济于事。一早，谢党恩就做好了早饭，小米稀饭、馒头、咸菜、干辣椒面。饭后，我们一同来到了钢厂另一名知青的家中，这名知青叫张明生，媳妇也是当地人，看家庭条件和衣着打扮，感觉他家和谢党恩家没有什么区别。

张明生说：“我是1948年出生在北京，西颐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8日我和12名同学来到宜川县新市河公社上北赤大队插了队。当时我是知青组年龄最大的一个，第二年村长就让我当了知青组长。从此总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责任。

当了组长后，一心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刚开始搞科学种田，后来又带领知青帮助队上创办学校，建立医疗站。还在村里设立了一个毛主席语录台，要求村民们每天跑到语录台前面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当时我们的这个革命大行动还得到了公社的表扬，外村的很多村民、知青还来参观我们组织的早请示和晚汇报活动。

那时的早请示晩汇报活动现在想想很有意思，按现在人说的话，其实就是瞎闹着玩。那时村民们面对毛主席像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有的说早上几点起的床，有的说早饭吃的是什么东西，有的说今天准备上山种什么，还有的说想去北京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晚汇报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村民们去山里受了一天苦，回来个个灰头土脸的，还要跑到语录台前对着毛主席像进行晚汇报。有的告诉毛主席今天种了几亩地，有的告诉毛主席种地走了几里路，有的向毛主席汇报他和谁去山里了，还有的对毛主席说他老婆晚上做的什么饭、他们准备几点睡觉等等………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说起这些现在觉得很可笑，但那时候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虽然当时面对的只是一张毛主席的画像，但谁都不会觉得是画像，都认为面对的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可以说搞得很成功。同年底我出席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到村里没多久，我又被派出去当了民工，那时候人人都想去当民工，因为当民工不仅可以吃饱饭，还可以吃到肉。我当民工修过公路、架过铁路，经常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1971年5月，我又被贫下中农推荐去延安钢厂当上了炼钢工人，刚开始的那些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

1977年初，30岁的张明生爱上了当地女青年魏桂萍，结婚后，离开土窑洞好几年的张明生又一次住进了农民家的土窑洞。从此，他忙工作、忙儿女，过着紧日子。为了增进与房东之间的友情，他每天下班回来不是担上粪筐上山就是扛起锄头下地，房东家的农活他一忙又是整整10年。

张明生说：“我们结婚10年后，政府开始落实知青政策，我老婆这才被照顾到钢厂当合同工，从此我们开始享受双职工待遇，一家4口总算住上了公家的窑洞。

收入也从我一个人的40多块钱一下增长到了80多块钱，生活宽裕了很多。原来总想着回北京，日子好过了，也就再没想回北京的事情。心想不回就不回了，死了就埋在陕北算了，主要是回去也没有什么技术专长，说不定还不如留在陕北，毕竟这里没有多大的开支，消费要比北京小得多。再说回去也不一定能适应，北京现在竞争很激烈，万一没饭吃还得回来。比如延安就有回了北京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我不想走那条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这些年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延安钢厂的生产一停再停，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从1995年5月起，张明生再没有领到工资，他家整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困境，这是张明生最为关心和最为着急的事情。

采访完张明生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他没说给我做饭吃，我也没说要吃饭。其实此刻我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告辞后我去马路边乘坐辆过路长途汽车直奔延安，一小时后到达延安东关，并在一家小饭馆填饱了肚子，又匆匆去了延安长途汽车站准备前往西安。下午5点夜车准时出发，晚上12点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在了西安火车站的西南角，我住进了解放饭店。计划明天一早飞北京，回去要到珠海和澳门给公家出差。

注：1997年11月1日，《走过青春》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张明生在北京念书的女儿也赶到现场代替父亲向读者签名，她面对书中父亲的照片和贫困的家境，一边签名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很多读者问她为什么流泪?她说：“爸爸妈妈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马德铮

两小时后，我乘坐的安尔-24型小飞机降落在了延安机场，接着又乘坐机场大巴进市区。下午4点钟，在老知青谢党恩的陪同下，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到了老知青马德铮。

马德铮是一个极其老实的人，他说：“我遇的单位都不好。我1980年左右到了延安安装公司，工作刚刚稳定下来就经人介绍和延安女青年陈延彩结了婚，婚后感情不好，经常吵吵闹闹，几年后，她把儿子扔给我又嫁给了别人。后来正好赶上落实知青政策，小孩的户口转回了北京，他跟着爷爷奶奶在北京念到四年级。不幸赶上爷爷奶奶先后去世，儿子没人管了只好转回延安念‘高价书’。”我问他再成家没有。他说：“又找了一个农村的，不过对我特别好，还给我生了一个胖小子，而且对我的大儿子也很好。

按政策她早该转商品粮了，但是结婚6年来我为这事跑了不下60趟。听说是劳动局的一名同志交手续时把我老婆的材料搞丢了，所以一直不给我办。大人办不办倒没什么，主要是孩子快上学了，到时转不到城里，学校肯定不收。”

马德铮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五十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母解放前在京城开过粮店，解放后被定为资本家，公私合营交出了全部家产。从此他家也成了困难户。上学期间，班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需要点名、举手、分类，老师总是按原则把他划分为最可耻的那一类。同学嘲笑，自己也感到羞辱。

父亲给他“遗传”下来的这一伤痕把他刺激成了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1969年初，他来到了陕西延长县七里村公社杨寺坡大队。由于他从小喜欢文艺，不久，公社破格将这位“小资本家”抽进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此，他巡回在田间、地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说三句半，演老两口学毛选。

一晃4年过去了，不少知青都走了。1972年底，他被招到延安一家小煤矿，不久煤矿缺少资金开采，宣布下马。第二年他被转到筹建中的焦化厂，没几天这家企业又以同样的原因停建。随后他被调进了延安通用机械厂，几年后该厂不景气他又调进延安重工业安装公司从事机械修理。

我问他单位效益怎样。他说：“延安天气冷，建筑行业的有效工作期只有6个月，其余6个月只发3个月的生活费，每月110元还没保证，另外3个月要靠自己想办法。我一年能挣2000多块钱，4口人还有两个是黑户，反正是够紧张的。”

注：10年过去了，过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尤其是他家的那些事情不知是否解决。

林树彬

昨天回家看妈妈，今天一早又来到延安北关大街的延安机械厂拜访知青。见到的第一位知青叫林树彬，他是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新街口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林树彬看上去显得很威风，他穿着警服、戴着墨镜，办公桌上还放着一根又粗又长的警棍，墙上还挂着许多武装保卫工作的条款和制度。

林树彬说：“我的警服和大盖帽都不是正规公安人员的警服，包括警棍也和真警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小，没有正式的公安编制，只是企业内保。所以说我这个保卫科副科长并不算正式的公安人员。”我开玩笑说，那你应该算是假警察吧?他笑着说：“算是吧！出了厂子大门就没人认了。”

当年，林树彬好写字，爱作诗，算是比较有文采的学生，而且还很有号召力。在校期间，他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创建组织“抗大红旗”队伍，校园里一时被他和其他同学搞得轰轰烈烈。插队开始后，他不顾家庭阻止，极力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1月4日，他带着满腔热情来到延安，跟着引路的队长和驮着行李的几头毛驴，徒步几十里，来到了延长县郑庄公社沙滩坪大队落了户。开始有些同学叫苦叫累时，他以革命的口气说服这些同学，向他们讲长征的故事。3年的农村生活渐渐地使他感觉到了漫长、艰难和枯燥。1971年底招工开始了，他和同学们都踊跃报名，他被队长推荐去延安机械厂当了工人。

二十多年过去了，林树彬当车工、搞检验、跑供销，工作兢兢业业。1990年他被调到厂保卫科，工衣换成了警服，火车头帽子也变成了大盖帽。不久又当上了副科长。

目前他全家4口人，虽说是双职工，但由于工厂效益不好，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林树彬说：“按有关政策，我的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可转回北京，但遗憾的是父亲病故，母亲年迈体弱，家中没人掌事。至今两个小孩的户口谁都没能转回北京。”他还认为自己从小远离父母流落他乡异地，尝遍了各种苦头，到儿女这辈，不想让他们再走老路了。

注：林树彬2000年退体，2001年全家迁回北京，退休金每月600元。回京后他在一家公司谋到一份看管停车场的工作，两个孩子也在北京打工谋生，全家4口人在海淀租住一间小平房相依为命。

赵丽媛

采访完林树彬，我和谢党恩又来到了赵丽媛家。赵丽媛家坐落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的旁边，在一个半山腰上，白天风景很好。在当地来说，她家的条件算是很不错的，有好几孔很像窑洞的房子。

到赵丽媛家后，谢党恩说他累了，去睡觉了。我和赵丽媛说起了她的经历。赵丽媛说：“我是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五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插队开始后，我本来可以留在北京，但听一个好朋友的劝说，当时我带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陕北。记得是在1969年1月初我们来到延安，我被分配到了万花山公社罗崖大队。那个村里的水质不好，很多人都吃出了毛病，不久延安有关部门把我们调整到了柳林公社延河大队。第二年县里对知青大调整时，又把我换到了二十里铺大队柳树巷生产队，等于两年换了三个地方，但所干的农活儿并没有什么变化。”

1972年底，延安县开始招工了，老支书认为她接受再教育速度快，首先推荐她去当工人。报上去审查没几天，她第一个被卡了下来，随后的几次招工在政审时还是没有过关。她认为是自己个性强，说话不让人，有一次得罪了驻队干部，所以她比别人多接受了好几年的再教育。一次次的招工受阻使她彻底失去了信心，她觉得命运驱使自己将要长时间留在农村。为了有个依靠，她在村里和延安知青郭安交上了朋友，后来郭安离开农村并在延河百货中转站当了门卫。他对她的帮助、关心和保护，使她深深地爱上了他，1974年舂节她嫁给了每月有着18块钱固定收入的郭安。

赵丽嫒说：“其实整我的人我知道，还是我们北京来的人把我给整了，我只是不想点他的名字罢了。那时那人从北京来挂职锻炼，我觉得他水平很低，所以在公开场合嘲笑过他几次，结果就把他给得罪了。他那时候在村里的地位就好像苏联来中国的专家，比本地干部更有权威。他说不让我走，那谁也不敢放我，所以我比别人多受了将近10年苦。不过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也不想再说他的名字了，那种小心眼人也不值得一提。”

1976年初赵丽媛因病住院，按规定是应该退回北京，但郭安为了保住那个三口之家，把她办好的回京户口迁移证偷偷落到了延安县南市派出所。她没有回成北京，由一名农村青年变成了已婚的城镇待业青年，整天在家里看孩子。

赵丽媛说：“1978年底，延安县再次招工，我终于被招进了综合公司，并安排在百货门市部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营业员。我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当上了百货门市部的主任。1986年按有关文件规定，凡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北京知青一律可以转为全民所有制工人，没想到公司领导以集体单位不能存在全民职工为由，要求我调走。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腰被摔伤住进了医院。出院后，我的工作早就被别人代替了，因为我没能找到国营单位接收，所以又成了一名待业人员。”

10年来，赵丽媛一直没有单位上班，也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她曾无数次向有关部门递交书面申请，要求给她安排工作，但至今得不到解决。

我问她郭安现在干什么。她说：“后来郭安觉得当门卫也不是个长事儿，所以通过关系调到了离延安一百多里地的延长县建筑公司去了，建筑公司效益也不好，他就学了开车。很多年了，他一直开车。

他家条件也不太好，兄弟7个，他是老二，日子也不好过。

“这么多年我在延安，他在延长，很长时间才能见一面。十多年了，我一分钱工资也不挣，他心理很不平衡。近两年，我们的夫妻感情已出现了严重危机。他一旦不给我生活费，我就无法生存了。这些年我真正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是什么。”

我问她家在北京的条件如何。她说：“我们兄弟姐妹5个，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哥哥过得也不好，他在甘肃轴承厂工作，企业效益不好，收入也很低。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北京，他们过得还可以。总之，我过得是最差的。”

我问她有几个孩子。她说：“两个，大的是女儿，已经23了，小的是儿子，今年才7岁。”我又问她儿子怎么那么小?女儿在干什么?她接着说：“儿子是超生的，罚了1500块钱。女儿前几年有个政策回北京了，那时每个知青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转回北京，我们当时觉得女儿大了，所以就先把女儿的户口转回去了。没想到女儿为这事很不高兴，一直很生气。当时她说为什么不把弟弟的户口转回去?

我说人家只让回一个，弟弟还小，以后慢慢再想办法，她非得说我偏心，还说她怀疑我不是她的亲妈！反而一直在怨恨我。至今也不写信，也不打电话，很少和我联系，有时一个月也不联系一次，我觉得很伤心。不过我相信她早晚会理解我的，毕竟我是把她送回了北京，又不是推到了火坑。”

我安慰她说，女儿长大成家后一定会把你接回北京的。赵丽媛说：“我这一生回北京是没有可能了，我希望女儿原谅我就可以了。我也不求她能帮我什么，只要她过好了我也就放心了。不然留在陕北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这里毕竟条件太差了。至于今后她接不接我回北京，我也没想依靠什么，但我还是很想让她等我死了以后，能把我的骨灰接回北京陪伴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赵丽媛的这些话让我感觉很是伤感，为了调节气氛，我对她说，不要那么失落嘛！她说：“不是失落，可能流落在外地的知青，很多人的心情都和我一样。

下午5点钟，我们结束了对话。谢党恩回了姚店镇，我住进了延安宾馆，我们说好明天下午2点在姚店见面，计划在姚店的延安钢厂采访两个知青。

注：在我的印象中，赵丽媛是一个热情好客的老大姐。在我采访知青的3年当中，几乎每次去延安都要去看看她，很多次采访都是她陪着我去找那些知青，给了我很多帮助。

韩天佑

昨晚虽然休息得很好，但今天的奔波却觉得很累。早晨6点起床，7点就到了位于延安市郊以东的延安丝绸厂采访韩天佑。

在丝绸厂很容易就打听到了韩天佑的家，因为厂子不大，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名人，更何况他还是个北京人。在别人的指引下我走进韩天佑家的时候，他正在做早饭，好像是米饭和土豆丝，也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家徒四壁的说法。当韩天佑知道我是来采访他的时候，他显得很是紧张，并且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不知道说什么好。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之后，他说“你等等，我马上就回来。”5分钟后，他抱着两瓶罐头和一包香烟气喘吁吁地进了家门。

他把罐头放到土炕上之后，我看到一瓶是带鱼罐头一瓶是梨罐头，还有一包延安牌香烟。我说买这些干什么?他说：“给你吃啊！”我说你很有钱啊！他笑了笑说：“没有钱，是赊账买的，以后给钱。”经过我的再三劝阻，他最终没有打开罐头，答应我们走后再给人家还回去。他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开始聊天。

他说：“我是1951年生人，今年44了，家在北京长辛店住。我是1968年从长辛店中学初中毕业的，因为我从小学习不好，1969年1月26日响应号召来到陕北洛川县土基公社南太刘庄插队。1971年底招工进了丝绸厂，抽了10年丝，烧了15年锅炉，现在下岗了。

“我来延安26年了也没有什么发展，光会烧锅炉。

我是1977年初和延安市桥沟村菜农张金花结婚的。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她先后给我生下了韩荣和韩飞两个孩子。1985年国家照顾知青，给她和两个孩子都吃了商品粮。户口办了不到一个月她就跟我吵架，半年以后她另有所爱，带走了小儿子，不要我和韩荣了。”说话中间，他流出了眼泪。

我问他再找老婆没有。他说：“找了一个又跑了，现在还是没老婆。记得我离婚不到半年，人家就来给我介绍了安塞县化子坪的一位农村青年王燕，她比我小10岁，人长得漂亮，我第一眼就看上了，没几天我们就办了结婚证。她把窑收拾得很干净，第二年还生下了韩静。国家照顾我这个北京学生，又给她和孩子转了城市户口，她很满意。

今年5月，因为丝绸厂亏损彻底放了长假，其实就是倒闭了，几个月了一分钱工资也没发，吃饭也成了问题。停发工资还不到两个月，她就和我提出离婚，我死活不同意。7月15日那天，她偷偷拿走了家里的2000元存款，带着韩静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问他知道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回娘家了?他说我问了，没有回娘家。好像是跟着一个挺洋的男人跑了，估计是到西安去了。”

我说王燕跟你10年了，肯定不会和你离婚。他说不对。王燕现在变得很腐化，爱吃、爱穿，还戴上了耳环和项链。穿的也不像好人，脸上上还抹着粉，和鬼一样。”

我建议他去西安找找王燕。他说：“不找了。因为她走的是一条犯罪的道路，公安局早晚会抓她的。抓起来才好，让她去黑窑里好好受受罪！

我笑着说人家王燕戴耳环和项链不算犯法。他说：“犯了，重婚和破坏知青上山下乡都是犯法！还有跟别的男人也是犯法！

我问他以后再找老婆吗。他说：“不找了，一是没钱二是害怕找了吃上商品粮再跑了，三是我儿子韩荣长大了，住着不方便。再说我也老了，要女人也没什么用了。”他说完之后我笑了，他看我笑他也跟着笑，但感觉是一种很苦涩的笑。

我问韩荣现在干什么?他说：“韩荣今年本来想考高中，我没让他考，我怕万一考上没钱供他他又生气。因为我现在只拿70%的工资，每月还不到70块钱，我俩吃饭都很紧张。再说韩荣现在是北京户口，学得再好，延安也不会让他考大学，假如真考到北京我更养不起。还不如就在延安，靠公家给的60多块钱活一天算一天。

我问他60块生活费能保证吗。他说：“现在能保证，以后就不敢说了。我们厂原来有好几百人，光北京知青就有三百多人，现在人都快走光了，知青也走得只留下我和王雄骥两个人了。王雄骥和我差不多，老婆也跑了，他还进过两次监狱。其实他并没有犯过什么国法，只是一些小事，很冤柱！你一会儿可以去看看他，他就住我们下面一孔窑洞里。”

我给他拍完照片正要跟他出门去看王雄骥的时候，韩天佑的儿子韩荣回来了。韩荣长得特别精干，足有一米八的个子。聪明的韩荣看见我要出门，他小声说：“叔叔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我顺便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他，他再没有说话。回来不久，我便收到韩荣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让我在北京帮他找一份工作。

注：收到韩荣的来信之后，我开始为他联系工作。同年春节，我再次去延安采访知青返回时把他带回了北京，并送往事先联系好的天津的一家婚纱公司学习婚纱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