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那边三十米——知青“偷渡”往事
（一）逐出广州
我叫梁业海，1946年生。六十年代初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工作未有着落。虽然我家地处广州郊区，属“东圃人民公社”，全家却是城镇居民户口，吃商品粮。我家在解放前是做小生意的，土改时成分被评为“小商”，大概经营得法，也算殷实之家，建起了东圃算是最豪气的住宅（当时水平），青砖铁闸，水泥地面。政权更迭之际，百业凋敝，“冇得捞”（没有生计），父亲亡故后，经济拮据。一家人搬离居所，将宅居出租。可是租金不敷养活一家人，母亲只得做街头小贩，帮补家用，艰难养活五个儿女。
1966年5月27日，街道以“光荣务农”名义，把我及一百多位街道青年，敲锣打鼓戴大红花，送去海南澄迈县和岭农场。场面看似光鲜，实则无奈，街道的人上门动员时称：如果我不服从安排，已经找到工作的姐姐弟弟，立即要卷席回家。这一招厉害，以个人是否就范来要挟一家人的生存，这种“大杀器”成为当时社会统治术的一部分。这种手法至今仍在使用，特别是在农村，我见到有不服从拆迁安排的，只要家庭成员有捧“公家”饭碗的，都要打烂。故此你见三几个月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所谓经济发展快，部分的秘密藏在这后面。
当时实际上是在清除城市“富余”人员，兼有阶级斗争的考虑。我们农场除了我们一百多人，先后又送来几批人，更有五花大绑押来的。除了欺骗就是强迫，你能想象，这样“光荣务农”的人能有什么积极性？兼且日做夜做，所得还不够买包烟。后来有首歌的歌词说“人于天地中，似蝼蚁千万”，道出了我们的生存境况。趁文革混乱倒流回城，进而谋划偷渡，这是许多同代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二）首战告败
我头尾三次偷渡，无一次成功。其中第二次离那边一步之遥，折戟沉沙。
我第一次偷渡是在1973年四月间，家人亦支持，出钱出物。同行三个人，一人一部旧单车，“子弹”则由“接堆”的朋友代为准备，无非是猪油、米粉、砂糖混合炒成的干粉，又称“老干”，还有指南针、“山水画”（地图），统统是根据偷渡“前辈”指引而准备的。
一行人用假证明买车票到了东莞，有一位落户东莞石排的街坊兼同学“接堆”，在东莞过了一夜。第二天骑车到大岭山，然后“飞拐”（弃置单车）“埋堆”（入山）。由于准备不足，仅仅行了两三天，干粮就告罄，向偶遇的惠阳仔讨要了些干粮果腹。在山岭中转来转去，不出三天，我们几人已是鸠形鹄面，衣衫褴褛。一天下午，在阳台山一带，被堵截的民兵发现，我们三人事先约定，有事各自逃命，不必理会他人。我自己也给自己立下一条，就是不作过度反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跑不了几步，我被抓获，经樟木头收容所转解广州沙河收容所，在沙河收容所三个人再碰上面，我因属海南知青，被转解海南。
收容转解过程，毫无人格尊严可言。首先是饥饿的折磨，他们不会给饱饭我们吃的，我们戏称“三两二钱七”，形容入肚之不足，见到蟑螂木虱爬过，都想塞入口中。有一天抓的人多了，“爆仓”，有位仁兄不肯入内，抓住铁门不放，管教警告无效，竟然用力将门扇一扳，生生把他四个指头夹断，看得我目瞪口呆。还有就是打架斗殴，可谓无日无之。我被一伙韶关仔欺负，强令我睡马桶边，还恶言威胁我，后来转解场所，我遇到熟人，仗着人众，反过来把他们打了一顿。
（三）我距“那边”如此之近
第一次偷渡失败后，蛰伏了一年，1974年7月又重新上路。
这一次是两个人同行，我与东圃石溪一位姓刘的朋友。这一次，不是“扑网”不是“着屐”，不是“揽泡”更不是“老橡局”（分别是冲铁丝网偷渡、乘小船偷渡、抱充气球浮水偷渡、乘橡皮艇偷渡），而是——“无网”。
什么叫做“无网”呢？
在我倒流回广州期间，日日找人交流偷渡信息。有个偷渡方式引起我的注意，就是说在中港边界，有若干个边民耕作区，中方的农民，可以越境到港方的田地去耕作（或者说这些田地的所有权属中方）。这种“耕作区”，是没有设网的，但是一定有重兵把守，水银大灯当头照，哨所广设，守卫森严，狼狗凶猛，生人勿近。
通过这条线路偷渡，免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大海无情、鲨鱼凶恶之险，算是直接快捷之径。自然，机会有，风险亦大，不过转念一想，既然都有风险，又何妨一搏？听闻老虎粪便可以抵御狼狗，据说动物园的老虎笼都被人接连光顾，为的是偷些老虎屎，我们没有这种门路。
我们两个人行动，就是为目标小一些的缘故。结果刚到宝安的布吉，就被民兵追截，我们分头逃跑，民兵抓住了我。我报上假姓名，声称是宝安某公社某大队的人（事先准备好说辞），并噏出几句客家话来。民兵说：先回队部查核，如属实就放你。
三个民兵背着枪，推着单车，要将我押送回队部，此时是下午四时许。我心想，一定要找机会脱逃，否则捉回去又是一番牢狱生涯。他们押着我走的是铁道边，此时有一列货车临近，我揪准机会，把最近的那个民兵的车头一下扳倒，“呼”的一声跳过铁道就跑。他们见货车隆隆开近，不敢随之追过来，隔着铁路“呯呯呯”地向我开枪。
我不顾一切，钻入簕竹丛，气不敢喘，只听得三个民兵一路追了过去。我到天黑才敢爬出来，口中那个渴呀，捧着田头的水就喝了起来。
所带的地图、指南针都被搜掠去了，怎么办呢？不过我紧紧记着指引：沿着铁路右边前行，不离不弃，就会到达无网区。
半夜时分，估计到达预定地点，我蹑手蹑脚走近一间房屋，见屋内有灯光，想向农户乞点食物，医一下肚，否则无力前行。我爬高往窗户里一望，吓得赶紧缩了回来，马上逃走——原来里面关着几十个人，横躺竖卧，此处应该是个临时收容所，躺着的都是被捉的偷渡客，就等天明将人解走。
我像幽灵一样摸近一户农家，被一中年男子发现，我哀求他：大佬，我是广州来偷渡的，你不要捉我，我把手表给你，你给我些吃的吧。汉子接过手表道：吃的就没有了，你偷渡就向那个方向走吧。
我听人说边防军五点半收岗，于是抓紧前行。果然，远处是一片开阔地，是割过禾的稻田，再远一点，电灯柱一根接着一根，水银灯发着惨白色的光。这就是传说中的“无网区”了吧？
忽然，不远处狗吠声大作，伴随着男男女女呼天抢地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命啊……”一定是那边的边防军出动狼狗抓人了。幸好我一个人目标小，赶紧趴到水田中去，匍匐爬行。水田那边就是国防公路，人家说跨过国防公路就是“那边”地界了，如此说来，我与“那边”就是几十米的距离了。
可是实在太饿了，浑身无力，只能一寸一寸挪动。一不小心弄出了响声，突然一支强光手电照向了我，再一声断喝：“起来，站起来！几个人？”原来是三个边防军人。我慢慢的站了起来，倘若有气有力，我就会选择向前冲，横竖他的枪未必打得准。可是此时此刻只能就范，军人用枪托一下砸在我身上：“你跑哪，你再跑几步就是‘那边’！”我被打倒在地上，朝刚才被发现的地方看了看，估计离“那边”就是三四十米开外。
军人把我押到拘留室，十几个男女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身上不停滴血。原来刚才呼救声就是他们喊出的，身上的伤口都是被狼狗咬出来的啊，惨哪惨哪！怪不得我没有被狼狗袭击，原来狼狗都到那边咬他们去了。
早晨，我与另一个伤势较不严重的被叫了出去，“走！去饭堂清煤灰！”进了饭堂，我们两个两眼放光，在灶头、地面、潲水缸捡起饭焦、菜头、面团就往嘴里塞。喂饱了肚，清完煤灰，还包了一大包回去分给那班可怜虫。见到军人牵着狼狗过来，狼狗的舌头仿佛还滴着血，站起来一人多高......
（四）知难而退
自收容所出来之后，我心心不忿，我曾经离“那边”是如此之近，倘若肚中有几两米饭，我不就冲过去了吗？!
我不服气，一个多月之后，我一个人上路。我到了东莞樟木头，所见气氛大不相同，关卡多了，背枪梭巡的民兵亦多了，到处是“打一场反偷渡的人民战争”的大标语。我碰见熟人，他们说难哪，今时不同往日，堵截严得很，还是等下次吧。我只得作罢，打道回府。
如今老了，固守东圃几十年，闲时到茶楼坐坐，玩玩“私伙局”（一种民间乐队），幸得儿女孝顺，衣饭无忧，偶尔回望一下年轻时的人和事，似乎很遥远了啊！
本文采写人周继能，1966年高三毕业，1969年1月留城到工厂，并无一天当下乡知青的经历。对自己的WG经历深刻反省，忏悔录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二期上。近年来接触到当年偷渡知青这个群体，深被他们当年的境况和经受的磨难所震撼。虽为同代人，觉得有责任将其记录下来，留诸历史。
（载《知青》杂志第19期（2017年1月出版）第52-54页）
1973年这个年头，因为我的逃亡偷渡经历而永远铭刻在心。
但凡重大的人生叛逆之举，皆事出有因。
日子混到这一年，我在珠江农场已经历了八个寒暑。
三月某一天，我在石山上开山炸石移炮位时出了大意外。当我攀附另一根缆绳时，绳的中段被一块突出的石尖架住，并没有直垂下来，我一借它做力，被隔着的部位滑开，绳子长了许多，霎时间没有了支撑，失去了平衡。我本能地抽出扶着肩上工具的右手，双手死命拉着绳子，钢钎铁锤已飞滚下山。我的身体也吊在空中往下滑，快要力竭松手时，也是命不该绝，脚根蹬住一块突出的石托，缓冲了下坠的力度，得以拉紧绳索，终于化险为夷。我爬起来往下望，还有十几丈高，深深倒抽了一口气。
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已是遍体鳞伤。最严重的是下巴划去一块肉，而脚根第二天肿起像猪蹄，脊柱部位淤黑了一大块，摸摸都痛。这件事轰动了全农场，我养伤养了一个月，因为无法再干重体力活，于是被调去碎石班，以示照顾。
从此与妇孺为伍，工资不到二十元，我非常沮丧。虽然不再一瘸一拐走路，但腰部还痛。心想，如果我那天一松手掉到山下，肯定肝脑涂地，死无全尸。如斯死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我不得而知。
我才二十多岁，正当盛年，难道就在这妇孺工棚过一辈子？晒场上的风柜把谷子和茢子分作两摊，难道我甘愿是被淘汰的茢子？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往往刺激起人的反思、顿悟、求变，有两首词记录下我当时的心路：
《云》
轻骑西风走万里，
霹血雷鸣惊天地。
洒泪洗五湖，
沉重心愁苦。
无知且洁白，
浮名空显赫。
破碎何为早，
云涌逐浪高。
《星》
月色柔和，
飞身渡银河。
天庭欢唱自由歌，
胜比月里嫦娥。
莫道岁月孤清，
胸中无限热情。
历尽悲欢离合，
乐在万里行程。
这大概便是我欲偷渡香港从闪念到行动的宣言吧。
偷渡因为有个“偷”字，似乎有失修为。而香港隶属英联邦租借地，去那里自然有“投敌叛国”大逆不道之嫌，但穷途末路已顾不到许多了。那时广东地区的偷渡风潮在知青群体中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广州珠江大桥下有条白沙河，河面上天天浮动着五颜六色的气枕，万头攒动，都是苦练长游的准偷渡者。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下的百步梯，亦是人潮汹涌，上下奔跑的晨运者为何乐此不疲？自然心照不宣。那时我便是这两处操练场的常客，也暗自写下两首词以作励志：
《长游》
未尝冬泳，先试夏游，六月江水清悠悠。暢洗人间跋途累，一腔热血逐急流。
不图春风，却惹春愁，烟水茫茫何尽头。送我鱼波八十里，跃过龙门即自由。
《越秀山登高》
越秀瑰奇，登临早，七彩迷离山色。
绽放金波万道绫，天下朝阳无敌。
百步飞驰，石梯眼底，鸿雁初试翼。
心旌飞扬，凭栏别有胸臆。
韶华悮了谁惜？童心已逝，铁肩千斤力。
滿城鶯燕颂光明，何堪嗟来之食？
大地无边，海月有期，鵾鹏扶摇直。
明朝谢别，云横万里踪迹！
万顷沙属边境地带，常有人算好潮汐，偷条木船，乘着月黑风高，顺流而下，避哨所、过龙穴、入零丁、越青山，六个钟头便可直达香港。但珠江农场政治空气甚浓，且戒备森严，所以农场知青偷渡者大部分都放弃地利之便，而是先撤回广州，边操练边串连联。我第一次从事偷渡也是采取“踩线”（暗语：“较脚”即偷渡；“着屐”即水路；“踩线”即陆路）。
我的偷渡伙伴，一个叫阿新，是初中同学，为人粗豪讲义气，高中毕业去了公社插队，合作时他已经有了两次偷渡案底，我想借助他的经验（此人1974年第四次偷渡不幸失踪，之后再无音讯）。另一个是道兄，是校友兼农场农友，生得唇红齿白，仙风道骨，酷爱文学，写一手清秀的柳体字，割禾时小指割断了上截，出身不好，家境凄凉，总之，与我甚是投缘（此人现在是下岗工）。我们“埋堆”的地点是东莞塘头厦，因道兄的姐姐是那里的知青，答应帮弟弟作内应。
1973年7月21日，我们在广州火车站出发。所需的物品已由道兄的姐姐偷偷带入东莞，不外是布鞋、气枕、药物之类。干粮是炒过的面粉拌上白糖和猪油，体积小而充满卡路里。指南针当时在广州已经断市，我们是自制的。
我们顺利上了火车，三人分散找座位坐，假装不认识。火车飞驰南下，离香港越来越近了，但过樟木头的时候，车上要逐个检查行李证明。阿新和道兄的证明露出了破绽，当场被捕了，而我竟然过了关。眼看着他们被带走，惟有不动声色，故作镇静。下一个站便是塘头厦，离香港只需六晚路程。但孑然一身，脚踏一双破凉鞋，手执一柄折扇，再无长物。
我下了火车，随着人流漫无目的走在路上。如退却，连买火车票的地方也不知道，肯定会自投罗网。我想既然是漏网之鱼，或许老天爷额外开恩，给我一条生路，哪有临阵退缩之理？人群把我引进一个小镇，我大喜过望，身上还藏有几元钱和一些粮票，凭着在石场混了几年学了几句东莞话，我大模大样走进一家小食店，叫了两碗米粉，先把肚子填饱，再找一间杂货铺买了两斤鸡仔饼，我又买了一个鱼丝网，把饼装入网中，重返大路。前面有片小蔗林，眼看四下无人，一闪身钻进蔗林，在里面等待天黑。
终于夜幕降临，我把那珍贵的干粮系在腰间，像鬼魅一般窜出蔗林，开始了黑夜独行侠的征程。我背着北斗星，迎向南风，惟此辨认路向。这时探照灯横扫在原野上，不过我一个人目标太小，何足惧哉！孤身上路真是好处多多，跑也好，歇也好，无须首守望相助；饿也好，渴也好只有冷暖自知。有次，我穿过一个小村落，惊动了讨厌的狗，吠得震天价响，我竟然与打着手电筒的民兵捉迷藏。有时碰上铁路，为了抄捷径，干脆在铁路上走一两个钟，然后又消失在山林中。日间就藏在山障的坑沟边，躺卧在草丛中，哪管它蛇虫鼠蚁，不知翻过多少座山，涉过多少道水。第四天，我已经断了粮。第五天我在高高的山峦上终于看到大海.
看到对岸一团光气，兴奋莫名的心使我忘却了饥饿与疲劳。我沿着连绵不断的山脊踽踽独行，第六天早晨我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座山顶上。那里随处可见前人丢下的衣物，我捡到一瓶红药水，涂一涂跌伤的膝盖，还意外拾到一包炒面粉，有拳头大小，舔一舔还没有变质，抓一团放进嘴里，又香又甜。我找了一个藏身处，一边品尝这天赐佳肴，一边凝视山下那片约四千米宽的滔滔恶水。水的对岸，便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外祖母，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当女佣，但她老人家答应收留我，给我找工作做。我想我今晚一定能征服这片大水，尽管没有气枕，徒手横渡。我在水乡生活了八年，民兵训练参加过二万米泅渡，在水中泡了七个钟头，为此还得过一张奖状：“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人生能有几回博？我相信自己的意志和毅力。
静静地在山坑里歇息了一个白天，天还未入黑，就开始下山，我想赶在巡逻兵尚未上岗时突破防线。一下山便越过国防公路，前面是一片烂泥地，那时天已黑透。为了减少声响，我甩掉了塑料鞋。离水只有数丈之遥，我俯身向水边奔去。这时突然右边传来人的咳嗽声，接着还有一声犬吠。我心中一怔，不妙，于是全速向水边冲刺。说时迟那时快，一条“大猫”已经恶狠狠地后边扑来，一口咬住我的肩膀，但我没有停步，“沙啦”一声上衣被撕去一大条。另一只军犬从我左方包抄过来，我左闪右避，不肯就范。折腾了好一会，浑身上下衣服差不多被撕光了，最后我一点力气也没有，趴在泥塘里，泥水混着鲜血，有如万箭穿心，疼得发麻。四条巨大的军犬张牙舞爪围着我狂吠，几支枪“咔嚓、咔嚓”上了膛对着我，那些兵大哥用怪怪的北方口音吆喝着：“偷渡？干过什么坏事？”“怎么只有一个，同伙在哪里？”我一边爬起来一边喘着气作答：“没有同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兵扛起枪托，做着向我扎来的姿势，我连忙将双手举起，紧闭双眼：“解放军优待俘虏”，接着又说：“我说的是实话，若找到同伙，就马上枪毙我吧。”
偷渡失败了。当天晚上，我光着上身戴上手铐脚镣，被推到营地旁边一颗大树下，由一个民兵看守着。背和屁股被狗咬过的伤口淌着血，可恨的大蚊又来叮我，抖动身躯仍驱赶不去，只得在沙地上滚来滚去，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们除开我的脚镣，押解我走在国防公路上。我一边瘸瘸前行，一边东张西望，默默记住这一带的地形。灼热的太阳晒得我的伤口快要裂开了，那民兵还算好心，让我趴在路边喝了几口沟水。
之后，我被辗转押往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最后到了广州沙河收容站，那是一个大集中营，一个大仓几百人接踵比肩打地铺睡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偷渡的知青。在那里我与阿新、道兄相遇了，大家并没有悲伤，既然豁出去了，小小失败等于激励。阿新告诉我，我下山的地方位属二四零国防公路，叫白石洲，又名“白骨洲” ”，由北方兵巡逻，对偷渡者无同情心，必要时会开枪，而且水域不止四千米，如果潮汐不对，被大水冲出零丁洋，那就绝无生还的可能。如此看来，那几条大犬倒是救了我一命。
沙河是个中转站，两天后，知青们分别被解往下乡落籍的各县收容所，至少要关上一个月。被关的日子，与其说面壁思过，不如说是偷渡知青经验大交流、大串连。一些人主动过来结识我，向我打听水边的情形。在里面不会寂寞，我们用蚊香盒做象棋，用破玻璃刮胡子，劳动时沿途捡香烟屁股，回来分给大家卷烟抽。正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常常在一起讲故事，唱粤语流行曲。有首《知青较脚歌》到现在还记得，是用《望穿秋水》的曲谱配词，当时在广州非常流行：
窗外东风劲吹百花正吐艳，
田野里的知青遥望远方有何念？
在它乡，希望变失望，
就要奋起奔赴前程路。
较脚－求前程－做知青－尽努力－学游泳，
洞察世界那一边灯光撩人面，
红男绿女穿梭不止个个笑盈盈。
跌倒不妨决心再来过，
青山过后跨过浪头K城见！
为了“K城见”，1973年12月我们计划了另一次偷渡，那次是准备走水路，“堆点”就在我石场附近，可惜戒备森严，落船时被追捕而作鸟兽散，连夜逃出广州。1974年又酝酿过第三次。
偷渡需要经费，父亲和哥哥长期以来周济我和妹妹（六八届海南兵团知青），已经不胜负荷，我不能动辄向家里伸手，没有很大把握不敢贸然行动。
这样拖了两年，知青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搞回城，我凭着一张“骶锥隐裂”的X光照片（并没假造），1976年1月被批准病退回城。
既然可以逃亡回城，便不再逃亡香港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死硬分子，大多数有过偷渡案底的知青，都就此作罢，打算重新做人了。
知青喜欢讲故事，我也来凑趣。不是为了诉苦，毕竟是肺腑之言，毕竟是刻骨铭心的一段亲身经历。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婚姻都差不多，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同”。是否可以引申为：“顺利的人生都差不多，而坎坷的人生却各有各的不同。”我想我的故事也算有点特色吧。
没有磨难，不配真正生活过；没有痛苦，就没有真正的人生！
作者简介：施明，出生于广东广州市，1965年广州市28中高中毕业，当年9月下乡到珠江农场务农。1976年病退回城在街道当待业青年，做了一年多的搬运散工。1978年进街道工厂当工人。1982年-1984年当工业公司工会主席。1984年9月亲属移民到美国洛杉矶。在餐馆当厨师数年。1997年起进入报馆工作，现在《南加州侨报》供职。
注：本文摘录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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