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5日，清晨，北方冰城哈尔滨。雨后的天空一碧如洗。哈尔滨师范大学梦溪宾馆会议厅，来自四面八方的七八十位嘉宾济济一堂，“百年汉语新诗批评与罗振亚诗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即将开始。这时，伴着一阵急切而又轻悄的脚步声，他的身影突然在会场门口，我快步上前，当我们双手紧握，望着他疲惫的微笑和衬得脸更为消瘦的长发，我心里一阵激动，也有一些酸涩，还有一丝心疼……

他是我2006年初调入南开大学后招收的第一届博士——卢桢，正以南开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访问学者。事先考虑伦敦与中国之间往返机票价格不菲，主要是他的学术访问马上结束；所以商定后我不让他特意回国参加研讨会了。而他不顾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直接杀到哈尔滨的意外“回马枪”，一如2008年他在荷兰莱顿大学做联合培养研究生时，为了抢在我赴日本爱知大学访学前见我一面不惜财力专程从荷兰飞回的突然，令我一瞬间手足无措，竟有些语塞，眼睛也不自觉地模糊了。

在硕士阶段，卢桢本来是随著名性别文学研究大家乔以钢先生研究小说的。其硕士学位论文《性别观念与赵玫历史小说的文本实验》在答辩会上，就以独特的介入视角、处理问题的举重若轻和相对理想的逻辑深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一方面源于卢桢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则归功于乔以钢先生的导引，乔老师从学术的规范、严谨性上树立的标尺，足够卢桢受用终生的。后来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卢桢看准关于赵玫的研究裂隙，写成了研究专著《走向优雅：赵玫论》。专著结合作家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将赵玫的文本归纳为几个主题板块逐一分析，又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女性文学、新历史书写、都市书写等系列“热门”问题中深入发掘，史、论结合，为赵玫的文学史地位作出了恰切的估衡。和我读博士后，他的兴趣与方向才慢慢转向中国新诗。

▲卢桢：《走向优雅：赵玫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卢桢一直生活在学苑之内，却绝对不是那种别人眼中的书呆子，或者说他爱好广泛，年轻人的时尚与现代的特征在他身上表现得都很明显。他大一时就出版了一部长篇练笔小说，把一场青年男女失败的恋情写得跌宕而唯美；和年轻朋友神聊时侃起星座学，十分内行，可以几个小时滔滔不绝；特别是酷爱旅游，若干年里的寒暑假都被“穷游”排得满满的，如今他的足迹已遍及全球八十多个国家，三百余座城市，其畅销火爆的著作《旅行中的文学课》就是最好的佐证。卢桢见过大世面，交往的名家大腕也不算少；但却不见攀附，他心中常念不忘的是普通的问业之师，把“师”放在重要的位置，觉得研讨导师的会议自己不在场，当然是一种“罪过”。这也是当初为什么我和我爱人自东北返津遭逢大雪的四十多个小时里他一遍遍焦灼的询问，看见我遭遇一次“小”车祸头部受伤他眼神里透着的关切，到平素交往中他每次斟茶、开关门的细微动作，疫情期间在我讲授的本科课程中网上不厌其烦地帮我布置作业、登录成绩等的全部根由。

一直认为，自古以来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其结构完全靠知识和学术来维系，一旦学生毕业便走向淡然乃至疏离；一种则是亲人型的师生关系，在学问之外还渗透着许多情感的因子，其联系可以保持一生，感情会越来越密切与醇厚。在十六年点点滴滴的交往中，从一个二十六岁毛头小伙子的博士生到如今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卢桢，早已成为我的后天亲人，他的真诚良善，他的儒雅谦和，他开朗的笑与诙谐智慧的言谈，他身上重见的尚品性、讲伦理的古人遗风，让我感受到了不少人性的温暖和力量，每每想来就心热、欣慰不已，把什么事情交给他我都很放心，他有能力，更值得信赖。

都说卢桢是一个率真、阳光的大男孩儿，性格中有一种磁性的东西，师弟师妹们都喜欢和他交流。的确，他很性情，在我面前透明得从不掩饰什么。记得是2009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卢桢博士毕业前夕，我刚刚结束日本爱知大学的学术访问回到天津。在南开大学东门附近的一家饭店，卢桢和他的同届师姐柴华为我接风。高兴至极，便要了一瓶高度白酒，考虑柴华是女性，卢桢很绅士地将二两倒给她，我俩杯中各四两。听说卢桢生平第一次喝白酒，我担心他可能会不适应，就不断劝他慢点儿；果然，他几大口下去脸已经开始红红的，而且不住地笑，口里却连说“老师，没事儿”。他喝得很快，我还剩半杯时，他一杯就完全见底了。第二天，柴华告诉我说，昨晚卢桢喝得有点儿高，头脑虽然清醒，但却是摇晃着回的宿舍，喝高的理由是第一次和老师在一起喝白酒，落在老师后边没诚意，太丢人。我听后觉得又好笑又感动。

▲卢桢：《延安诗钞》，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卢桢的说话、动作与办事速度之“快”，在一些人看来是性格急躁，还不够成熟。其实不然，“快”是他头脑反应迅捷、做事用心和讲究效率所致。每年高考阅卷，卢桢都连续担任作文组小组长，除了督检组内成员外，自己还批阅许多份作文，被公认为快手。我曾数次抽查其质量，结果是又快又稳又准，是信得过的“标兵”。他做教研室主任以来，我发现他做到了“公”字当先，大到课程安排、开题与答辩设定，小至每位老师工作量的均衡、研究生答辩版本的更换，很多事情他都做得清晰细致、有条不紊，轻重缓急拿捏得恰到好处。2009年12月底，我爱人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去日本探望我，说好的要坐天津的机场巴士前往首都机场；可是卢桢担心汽车颠簸，师母遭罪，硬是半夜时分亲自驾车送我爱人，没想到那天早晨大雾，视野非常狭窄，他是一点一点地试探着，不时还得下车观察前边的路况，在能见度很低的大雾中穿行，一路上他的心都提着，硬是凭敏捷、果决与沉着，有惊无险地抵达首都机场，提前完成了“护送”任务。卢桢做不少事情都看似云淡风轻，透着一股洒脱随性之气，实际上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踏实与严谨。

并且有些时候卢桢更像一个“慢人”，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就是典型的慢节奏。先是论文选题斟酌的谨慎，他清楚觅得理想的题目本身，就意味着论文写作成功了一半，在研究中认同中国的传统诗歌基本上是面向乡土的，而新诗则和都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观念，并努力打通现代诗歌与都市之间的“通道”，在入学第二学期和我商量，想以“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为毕业论文题目，体现出一种独到的学术眼光。从博士第三学期开始，他即进入了论文的准备、论证状态，经过基础文本的搜罗、淘洗与细读，理论思维的扩充、深化和完善，思想、实例、言语三者间的磨合、对接同调试，数次与我就问题意识、材料整合、内在框架、行文节奏等进行对话、交流和协商，最终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论文没在歧义丛生的“城市诗歌”概念上纠缠，而是以“城市抒写”这一文学行为作研究重心，沟通“文本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文本”，建构起“城市诗学”的阐释体系和话语空间，后来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面世后，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影响。它至少体现出了三点优长： 一是问题意识十分鲜明。卢桢没有满足于把诗歌现象重新“历史化”，而是集中探讨“城市抒写”抒情主体的观察视角、表达方式，客观文本的意象系统、审美主题及艺术特质，既回避了线性结构的呆板单薄，又利于观点揭示的深入丰富，使纵向的时序坐标转换成了空间上的问题研讨，立论平稳而又多有新意。二是视野阔达，整合性强，以大胆的学术气魄，将大陆、台湾与港澳互渗互证的诗歌拷合一处，进行系统、立体、动态的多方位言说，并力求摆脱在文学范畴内探讨文学的窠臼，将诗学研究与都市文化研究结合，使中外文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生态学等各种理论资源皆为我用，克服了年轻学者满口新语词却少内在化合工夫、语体风格驳杂的局限。三是在清晰而颇具深度地恢复都市与诗歌互动、互喻关系的大观和微景同时，不论是城市意象符号的具体阐释，抒情主体多维视角的细读，还是对“城市诗学”审美个性和消费时代审美主题的宏观俯瞰，都融汇着作者思想的创见和新解。此外，论文语言的诗性色彩和分寸感也很突出，它们是一个青年学者个性确立和成熟开始的标志。讲究问题意识、视野整合、创见新解与分寸感这四个方面，至今仍然是卢桢学术研究追求的个性和他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风格特点。

▲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正是凭借“慢”功夫支撑的深度和高度，卢桢在毕业留校第二年就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他的文章在大大小小的刊物多点开花后，我郑重地和他说写文章不能只打快拳，追求数量，而要树立精品意识，盯紧大刊物，反复打磨。他认真听取了我的建议，像他的《域外行旅要素与胡适白话诗观念的生成》一文，和以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就表现出新的格局与大的气象，它聚焦胡适留美期间在行旅体验激发下创作的诗歌，通过胡适关于“诗与真”的关系、诗歌韵律等视角，考察其用“文的语言”观照具体风景、外化主体经验的实践，指认其叙事和说理成分的引进，给诗歌传统注入了新的美学活力，推动了早期新诗的思维转换。文章从写出到投稿，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近十次，最终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许多人羡慕卢桢的幸运，本硕博都在985高校读书，毕业则直接留校教书，殊不知他同样有专业上的苦恼，好在如今已完成自己的生活兴趣与专业研究的融合。我觉得在学术研究上一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他只能以断代的方式介入并丰富人类文化的精神历史，一个学者的研究如果不能在学生那里得以延续就无异于失败；因此在专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有时是严而近于苛的，卢桢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他的博士论文一毕业即获批教育部项目，后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上连年“卡壳”，只是他轻易不把自己的困惑和苦恼说出，生怕因此打扰别人的平静。令人高兴的是一次我们师生同去参加“中国新诗百年论坛——走进娄底”的会议，找到了消除困惑和苦恼的机会。

那是2015年7月3日，从天津到湖南娄底的飞机因航空管制推迟一小时起飞，等待中的我们便天南海北地聊起了天。在谈及学术研究时，他不自觉地流露出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为难乃至失望情绪。我仔细思考一番后说，你有关城市诗歌研究的话题在写作当年有时效性，现在应该调整一个领域。稍微思考片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旅行与中国新诗发生的问题，既是切中新诗出现的内在本质，又是别人尚未大面积涉足的学术沃野，更能够和他多年来爱好旅游、喜欢访问作家诗人墓地的爱好结合；并说到了应该运用什么方法、由哪些视角进入等核心问题。年底，卢桢即以“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发生（1898—1927）”为题，吸收我和其他同行的意见，将几个关键点一一落实，上报了完善后的申报书。第二年，没费吹灰之力，顺利地拿上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如今，课题研究成果已经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即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卢桢又以“中国当代作家域外出访写作研究（1949—1966）”为题，再次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个国家课题表明他不再拘囿于原有的学术阵地，而向诗歌文体以外、中国新诗以外的研究视阈进行“扩容”了。我一直觉得，一个学者要有一种“阵地”意识，先在学术上深挖“一口井”；但若成就一个大学者，不能一生死守着一块地方不动，他总应该有两三次乃至三四次的战略转移，卢桢的学术转移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罗振亚主编《百年新诗·人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任何问题的研究一旦专业化，可能都会变得枯燥无味；但是如果这个研究能够和自己兴趣、爱好相一致，那将会是另一番幸福的样子。事实证明，卢桢几年前的学术“转场”是明智的，他找到的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关系研究的选题，堪称一块学术富矿。课题中的部分章节如《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早期新诗人的海外风景体验与文学书写》等，数次刊载在权威杂志《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这期间，卢桢顺理成章地被评为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与专业研究的突飞猛进同步，卢桢三尺讲台的翩翩风采，更令人刮目，十分受学生欢迎，多次获南开大学“良师益友”“魅力教师”奖。

有人说，一个学生一生中有个好老师是幸运的，我觉得一个老师一生中能有几个得意的弟子，更是难得的福分。也许是上苍厚待，我有好几个像卢桢这样的学生。记得胡适先生有言，“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卢桢现在刚刚四十有二，诗学研究也已十六年，天长日久，人与诗在他那里彼此渗透，相互塑造，渐渐接近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了。我相信，凭着超群的直觉、丰厚的学养和特有的扎实刻苦、出色的创造力，卢桢的学术前景将一路风光无限，越走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