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陈新仁：试论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
试论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
陈新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担任East Asian Pragmatics第一主编、《外国语文研究》主编、《语用学研究》第二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副主编，LITU Journal（泰国）、Crossroads: A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波兰）以及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学刊》、《中国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第二语言学习研究》、《语言与符号》等刊物编委。
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语用学、外语教育、二语语用习得、模糊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独著、合著、译著18部，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外语博士论坛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等，先后入选江苏省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14所高校兼职教授。2003.7-2004.6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大学（UIUC）语言学系访学。2013.9-12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访学。
摘 要
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将语用学引入国内后对西方的基本立场是借鉴套用，鲜有体现中国语用学特色的原创性成果，更遑论建构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了。相比之下，由日本语用学家 Sachiko Ide等2007 年发起的“解放语用学”尝试挣脱西方语用学理论体系的束缚，值得中国同行借鉴。本文在扼要回顾国内语用学研究发展脉络、评介“解放语用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探析构建相关话语体系的保障措施，旨在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总体目标做出贡献。
关键词
学科话语体系；中国语用学；“解放语用学”
引 言
在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鉴于语言在人类生活、心智探索、世界表征、文明传承等中的关键作用，建设世界一流的语言学学科应该是“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入围学科名单看，与语言有关的学科差不多是本次“双一流”建设入选最多( 17个，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现代语言学，涉及11所高校，这还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学科了。然而，中国如何才能建设成世界一流的语言学学科呢? 这是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必须面对并回答的重大问题。
刘海涛教授近期在《语言战略研究》（2018-1）指出，中国语言学建设两大要务是成果的国际化和方法的科学化。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方向、一些重大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去考虑。笔者以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建构中国语言学学科话语体系至关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理由是这一问题涉及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为谁研究、怎么研究、怎么呈现的问题。具体而言，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涉及核心话题、对象语言、术语体系、学术元语言、理论框架、研究范式、方法论、发表渠道、学会组织等，而从这些方面看，当前中国语言学，至少其中很多的分支学科，尚未建构起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学界牵着鼻子。本文拟以语用学为例，剖析中国语用学的学科现状，在评介“解放语用学”视角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探析构建相关话语体系的保障措施，旨在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总体目标做出贡献。
中国语用学的发展脉络
在西方，语用学研究最早起初见诸于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从John Austin20世纪60年代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甚至更早Wittgenstein的后期研究开始，语用学的萌芽已然呈现，随着Journal of Pragmatics的创办（1977）、Levinson 的Pragmatics（1983）的出版、国际语用学协会的成立（1987）、第一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召开（1989），语用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英美学派眼中与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语义学等同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在国内，语用学与中国结缘最早归功于胡壮麟先生1980年撰写的关于该学科的介绍文章——“语用学”，而其真正发端则主要归功于何自然先生。何先生1983—1984年在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访学一年，师从世界著名语言哲学家、语用学家Steven Davis先生，潜心研究，系统探究语用学，学成回来后并开始开设语用学课程，于1987年完成国内第一部语用学教材《语用学概论》，并于次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成为学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先后修订出版3次，印刷若干次。
李民、肖燕（2017）以五年为一个区间对 1980—2015年中国语用学发文情况作了大致分析，发现1980年左右每年约发文3篇，1985年左右每年大约共发文6篇，1990年激增至25篇左右，1995年迅速增至40篇左右，2000年飙升至100篇，2005年左右是语用学研究的高峰期，大约每年140篇左右；之后语用学研究发展平稳，但伴有小幅回落，年度发文量在110-130篇左右徘徊，见图1。
图1 1980—2015年国内语用学年度发文情况（李民、肖燕 2017）
撇开数量增长不谈，中国语用学的总体发展特征是沿着西方语用学界的路子前行。最外在的表现是中国语用学大会与国际语用学大会的同步召开（其中不乏一些会议主题的直接借鉴），而几乎每次大会都会邀请数名国际语用学家做主旨报告。次外在的表现是中国语用学研究总体上以借鉴套用为主（而何自然教授倡导的运用模因论分析汉语语用现象、钱冠连教授研究禅门公案等显然不属于此类，因为国外语用学同行很少做这样的研究），1980—2015年间出现频次较多的主题词可归入如下五大研究领域及几大新兴学科（李民、肖燕 2017）: 1）学科总论，如语用学、语用学研究、语用学理论；2）言语行为研究，如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3）合作原则、会话含意及其推理研究，如格赖斯、会话含意、语用推理、合作原则；4）认知语用学，如关联理论、语境效果、认知语境、话语标记语；5）语际语用学，如语用能力、语用失误；6）语料库语用学、人际语用学等新兴学科也陆续兴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礼貌原则、面子理论、关联理论、语言顺应论、语用能力理论等会在国内长期流行，鲜有体现中国语用学特色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更遑论建构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了。
总体来看，从核心话题选择、对象语言、学术元语言、术语范畴来源、理论框架选择等看，中国语用学尚未建构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笔者做出这一评价，并不是要否定中国语用学的发展，否定中国语用学研究者取得的显著研究成绩。恰恰相反，中国语用学研究经历了引介、应用为主的阶段，目前正逐步进入创新为主的阶段。总体看，中国语用学的创新研究可以在西方主流范式或框架下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是何自然、黄衍、徐盛桓等前辈，也可以借鉴“解放语用学”（Emancipatory Pragmatics，EP）的做法，基于“文化主位观”的分析立场，发掘中国本土语用文化特有的文本与阐释资源，建构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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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语用学”视角
Scott Saft，Sachiko Ide ＆ William Hanks 自2007年起在国际语用学大会（IPrA conference）上连续组织了六次“解放语用学”（2009、2011、2013、2015年为Scott Safty与Sachiko Ide，2017为Scott Saft，Yoko Fujii ＆ Sachiko Ide）的专题小组讨论（panel）（见表 1），并在 Journal of Prag-matics组织发表了三期专刊（Hanks，Ide，and Katagiri 2009，2012，2014），此外还在东京、塞卜哈、利比亚等地组织了一系列的工作坊，尝试挣脱西方语用学话语体系的束缚，立足非欧洲语言文化实践开展语用学研究。
表 1 国际语用学大会上的解放语用学专题研讨统计
所谓解放语用学，用 Senft（2014：189）的话说，就是指让语言研究者摆脱“主流思想与实践中正统理论观念的束缚”。这些以日本Sachiko Ide（国际语用学协会前任主席）为首的学者们认为，语用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占据着主流、主宰位置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会话含意理论、话语分析、会话分析）都是在西方学界基于欧美语言研究发展起来的，也主要是用来研究欧美语言的，较少研究欧美之外的语言。他们发起解放语用学的专题研讨及专刊，终极目标不一定是去批评已有的理论，而是要去对亚、非、澳等各种语言中的言语实践做充分的描写，发现语言用法研究的新视角，形成语用学新的理论，以便能够更深刻地领略在西方主流学界鲜有探究的语言中的言语实践和文化语境。他们指出，解放语用学建构新的分析框架要达到两个目的：1）帮助发现世界上语言及其互动的不同组织方式；2）帮助研究那些较少被关注的语言的人摆脱西方范式。
解放语用学的一个核心任务是考察文化与社交互动参与之间的关系。该视角具有下列特点：
1）在分析话语实践时，不“削足适履”，不生搬硬套已经存在的一些二元对立概念（如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对立）来解读本土互动，这样容易套用已经存在的范畴来分析本土互动风格；质疑把西方社会看作是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容易将世界分割成“我们”和“他们”的范畴。相反，解放语用学诉诸本土文化概念和观念来解释互动实践。
2）解放语用学重新审视语境这一关键概念，在社会互动的实际语境中考察语言实践，也考察文化的宗教和政治维度以及说话人从孩提时学得的社交观念。
3）考察自然发生的语言用法，重点理解实际说话人使用的本土言语实践和文化视角，这样的分析焦点有助于解释不同背景的人使用语言和组织社会互动的本土方式。
4）提出互动话语的“文化参数”（“cultural parame-ters”）概念，来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组织互动话语时所使用的互动实践方式（Katagiri 2009），发现使用语言参与社会互动的各种可能性，可以提升理解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互动的潜在可能性的能力，更好地欣赏不同带来的人际甚至国际冲突的文化及宗教观念，解释不同语言在文化参数方面的相似性。
解放语用学基于一些非西方语言的本土交际实践，重新审视语用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如贯穿西方学术思想的笛卡尔身心分离论以及自我与他人分离论，调整以前西方学界关于人类社会互动的一些假定。他们不是直接使用语用学中已经被接受的概念，然后将它们应用到非西方的语境中，而是寻求本土文化的关键概念，用本土语言和文化中的观念来阐释语言的组织，甚至认为这些概念有助于理解其他文化中的互动。例如，Hongla-darom（2009）提出藏语中的指示特征（indexicality）根植于佛教原则；Intachakra（2012）提出了泰语中的一个土著概念，缩略为 KKJ，用该文化概念解读泰语中的礼貌现象，以此质疑西方礼貌观中的普适性问题；Fujii（2012）和Ide（2011）用由日本哲学家 Kitaro Nishida 和生物物理学家 Hiroshi Shimizu 提 出 的 ba（相当于英语 中 的‘field’）的文化概念来理解日语互动中自我与他人的不可分离，该概念并不假定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也不认为自我与他人在本质上是分离的，而是指互动赖以发生的一种动态的场，交际参与者以及周围环境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元素；Saft（2015）认为，ba概念也可以提升对夏威夷语等其他语言中的互动的理解，Kim（2015）认为该概念也有助于理解韩语，因为在韩语交际中人们强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此外，Saft（2013）发现讲夏威夷语的土著老人经常会重复，与英语本族语者重复是为了确认信息权利（Stivers 2005）不同，而是表示不将交际参与者看作是自我与他人而是将彼此看作整体的夏威夷观念。
“解放语用学”视角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Journal of Pragmatics上已经发表了三个相同主题的专辑，2009，2012，2014；在IPrA大会上做相关话题的主旨发言或主席演讲，即 Yasuhiro Katagiri 2009年在第11届 IPrA大会做了“Finding parameters in interaction: A method in emanci-patory pragmatics”的主旨发言；Sachiko Ide 2011年在第12届IPrA大会做了“Let the wind blow from the east: Using the ba-theory to explain how two strangers co-create a story”的主席演讲；提出了一些本土话题、原创性理论、术语等，发现了语言使用方面的“不同”社会组织方式。迄今为止，解放语用学专题研讨已经覆盖日语、爪哇语、汉语、韩语、老挝语、波斯语、缅甸语、泰语等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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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内容
刘海涛教授认同徐烈炯先生《中国语言学在十字路口》中的观点，即世界一流体现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比例）。成果的（国际化）取向是比较容易观察的。成果能否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至少有两大关键: 研究的价值、方法的科学化。然而，选什么题呢? 怎么做呢? 关键是，为谁做呢? 这些问题也是需要思考的。
笔者认为，中国语言学一方面要参与到国际性、普遍性的议题研究中，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语言学研究需要解决自己的语言研究问题，因而需要围绕自己的议题开展研究。即使是在第一个方面，就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言，解放语用学的启示是，中国语言学需要结合自身的本土语言与文化模式，考察中国语言的自身特点，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认识其他语言以及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
笔者在与Dániel Zoltán Kádár合作创建East Asian Pragmatics 时，就在发刊词中提出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解放语用学实践: “...the journal will make a key contribution to‘emancipatory pragmatics’，a field that has been strongly promoted by East Asian experts such as Sachiko Ide，by in-cluding publications that enrich ‘mainstream’pragmatic re-search by taking on East Asian understandings of human in-teraction... ”．
张国祚（2012）在谈及打造对外话语体系时指出，应当明确其目的是增强话语权，应当了解话语体系的内涵、定位和功能，应当坚持继承与创新、以我为主与开放包容相结合。就中国语用学的学科话语体系建构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手:
1）面向本土语言使用实践，合理择取研究话题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晖认为，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必须立足国情和中国实践，善于从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中总结提炼鲜活话语”。蒋建国( 2015) 认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增强话语自信、紧扣时代主题、体现中国价值、做到融通中外、强化创新意识。
要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立足本土语言使用实践，注重发掘汉语及其他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用实践资源，选择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特点的语用话题开展研究。这就包括那些与中国传统及现代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各种话语实践，如中国食文化话语、中国酒文化话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话语、中国民俗话语、中国政治话语、中国经济话语、中国宗教话语、中国文学话语、中国艺术话语等。这些话语可以来自典籍文书、日常面对面口头交流，也可以来自社交媒体等网络空间。Chen（2017）呈现了中国多种语境下的礼貌话语实践。此外，第15届全国语用学大会的主题“面向汉语的语用学研究”，第16届全国语用学大会的主题“虚拟空间中的语言使用研究”，已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第16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是“The Pragmatics of Margins”，体现了一种相似的主旨。当然，仅仅使用本土语言是不够的，关键是为研究本土语言而选择本土语言。
2）发展本土语用术语，适当择用本土元语言
术语是一门学科专业知识的集中体现，术语的归属权往往与学术话语权有内在的关联。语用学中尽管有个别术语（如“face”）原本来自中国，但却非由中国学者将其术语化，而是由西方学者进行理论化后成为语用学术语的。另一方面，语用学的学术元语言基本上都是英语，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有时会成为一个挑战。一方面，中国学者了解、理解国际语用学的理论会更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会非常不容易。对于前者，Michael Haugh（2016）在East Asian Prag-matics上发的文章中指出了语用研究的元语言问题: 套用来自英语的元语言会影响人们对一些本土语用实践的理解。因此，使用本土语言( 如“客气”，keqi；“有礼”，you-li；“面子”，mianzi；“谏诤话语”，jian discourse，Shen ＆Chen，待出) 作为术语的元语言，有助于提示国际读者其内在的本土性，从而赋予其不同于自身元语言的含义。此外，值得研究的元语言还包括“气话”“客套话”“鬼话” “人话”“好话”“丑话”“废话”等。
3）依托中国文化价值观，尝试建构本土语用理论
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人手，更好地运用中国有益的传统文化，在融合创新中再塑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陈新仁（2018）探讨了中国“家文化”驱动下的汉语人际语用表现。Ye（2015）研究了“he”（和谐）；冉永平（2018）以及冉永平、赵林森( 2018）探讨了汉语交际中的“人情原则”。值得探讨的问题还包括: 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些核心价值观是如何体现在中国人的话语实践中的呢? 促成了哪些语用原则（如和谐原则、平衡原则）?
4）基于本土语料驱动，积极探索本土研究范式
要打造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需要放弃从西方主流理论、概念出发的研究范式，这就意味着需从本土语料出发，走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就需要将相关语用实践置于全方位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充分挖掘本土语用实践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本土语料驱动的研究范式并不意味着完全忘掉西方理论及其概念。恰恰相反，要认识本土语用实践的独特性，不将之与西方语用实践进行比较是很难做到的。只是研究的顺序很重要，切忌带着“先入之见”去着手本土语用实践的研究。“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则”（张朝意 2015）。王义桅（2014）也指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借鉴国外的合适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这无疑值得我们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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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保障措施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不可期望一朝一夕就实现，也不可以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借鉴解放语用学的成功经验，也基于中国国情与文化，笔者认为，要成功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采取下列保障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研讨磋商，专家引领顶层设计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一哄而散。如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建设一样，建构宏大的学术话语体系，同样离不开高层次专家的整体规划和方向引领。此外，语言学的各个学术组织、学术期刊等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2）鼓励激励，营造宽松学术氛围
建构中国语言学学术话语，需要一个宽松、友好的学术氛围。具体而言，要给予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充分的表达机会，允许试错、犯错和不完善，耐心等待、积极支持新思想的成长，而不是相互拆台、讥讽。中国学界由来已久的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可以休矣。
3）凝心聚力，形成内外互动机制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可期望靠个别人就可以做到，孤军作战很难形成学术影响。日本同行的团队作战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同样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他们与海外国际专家的协作。中国本土专家一方面要齐心合力，另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心态，积极探讨与海外华裔学者以及对中国友好的国际专家的合作，加强内外互动与交流，从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请进走出，注重国际传播沟通
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国际访学等渠道，加强国际交流，打造互访机制，让国际专家能第一时间了解、理解、接受本土理论建构。
要加强中国本土理论的宣传与传播，确保中国学术话语的可理解性。习近平( 2014)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王晓晖( 2014) 指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既要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气派，又要把握国外受众思维习惯，运用国际上能够广泛接受的表达方式，使我们的对外话语易于接受、易于传播”。
5）共建创建，发挥话语平台作用
积极参与国际语言类协会工作，积极参与国际刊物的审编工作，编辑、出版和发行自己的国际刊物，充分利用国际会议集体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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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保障措施
纵观国际语用学界，从核心话题、对象语言、术语体系、学术元语言、理论框架、研究范式、方法论、发表渠道、学会组织等各方面看，当前该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毋庸置疑是西方始创并主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语用学应该有所担当。为此，本文结合中国语用学发展脉络以及“解放语用学”视角的形成与发展，剖析了建构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讨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
习近平（2016）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指示对于建构中国语言学学科话语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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