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17年7月，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海峡两岸交流中心主办、黑龙江省台联承办的「台胞学子2017台湾史暑期研习营」，因此而见到了台湾统派团体中华基金会及《远望》杂志的成员。他们得知我早在1989年5月就在《远望》发表过文章，笑称我为「老远望」。参与活动的《远望》石总编说，他刚从陕西归来，在西安邂逅一位博物馆领导就是《远望》的读者，感叹《远望》影响所及竟如此深远。回顾1987年3月20日，以陈其昌先生为首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台湾当局政治迫害的一群岛内统派先辈，创办了《远望》杂志。30年来，已成为历时最久、最为坚定的反独促统政论刊物。石总编听我说起先祖父与陈其昌先生的渊源，立即约我写下22年前在台湾拜访陈其昌先生的经过，并回望张氏祖孙三代和陈老交往的故事。

《远望》深知我祖父的抗日贡献

1989年1月，「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委由黑龙江省台联在哈尔滨、大庆两市，举办首届台湾岛内同胞冬令营。那一年《海峡评论》发行人吴添财先生率中国统一联盟社团参加，感谢他带回并推荐我写的《台湾藤牌兵克服雅克萨始末》，使此文发表于同年5月号《远望》总20期，为我和《远望》做了连结。

此文第一部分介绍清圣祖康熙23年（公元1685年）最早到黑龙江来的台湾人，这是迄今为止见于史料的无争议史实。（此部分曾发表在《台声》1988年7月总第46期「史事纵谈」专栏）。先是台湾张菼先生发表于《台湾风物》第35卷第2期《天地会的创立年代与五祖之为台湾人》一文，激发我去黑龙江省图书馆和黑龙江省社科院馆查阅大量古籍善本，且写下与张先生学术观点相左、与之商榷的文章。

《远望》编者在文首按语中说：「本文作者张旭系台胞第三代，其祖父张锡钧先生（1905—1981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重庆政府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上海站少将特派员，负责对日之情报工作，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贡献良多。」编者为何如此了解家祖父，对我来说是个谜。

编者的介绍又说：「分离主义常说，大陆是个遥远的地方，与台湾不甚关联，但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早在300年前，台湾人民就远赴黑龙江参加保卫我们国土的战争，这是事实，也是见证。」当时我认定这是一本「左派要看，右派也要看；统派要看，独派更要看」的主张统一、立场鲜明的好刊物。编者古为今用的介绍方式，更令我产生共鸣。

1992年，《远望》版的《台湾藤牌兵克服雅克萨城始末》这一研究成果荣获黑龙江省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青年佳作奖，当时曾获《黑龙江日报》报导。我认为深入研究龙、台的历史关联，可为两地人民良性互动、交流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正所谓「察本末终始而定先后」，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智慧。

家父赴陆求学　两岸就此隔绝

家父张荣权为去大陆求学，1946年17岁时和祖母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出生地台湾高雄，投奔在上海行医的祖父。不料两岸就此隔绝，深不可测的台湾海峡成为两岸人们无法跨越的沟壑！

1989年，阔别高雄43年，家父是哈尔滨第一个返回故乡的台胞。此后他老人家一改往日沉默寡言，活跃奔走于海峡两岸之间，成为《海峡评论》发行人吴添财先生、夏潮基金会董事长宋东文先生、统派史学家世新大学王晓波教授、《远望》创办人陈其昌先生座上宾。患有严重哮喘的家父，身背肩扛带回包含《远望》等诸多岛内统派重要着作。此后，父亲与陈其昌先生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节假日通电话，直至病逝为止。

首度回台探亲

1995年夏天，父亲率领从未踏足故乡的我们三姐妹赴台探亲。祖父的故旧，家父的发小（编按：幼时一起成长的朋友），族亲姻亲数不胜数。有意思的是家父17岁即离家，亲人的辈分、称谓，常常搞不清楚，一时成为笑谈。沉浸在这份横跨近半世纪亲情的家父说：「台湾认亲，重情义啊！」

在台湾的三个月，被故乡的美食、美味包围；被故乡山水美景浸染；被故乡柔美的乡音所熏陶，被故乡文化传统所征服；被故乡的亲人所散发的亲情所温暖；被故乡家园谒拜列祖列宗的仪式所震撼……

堂兄专程带我到台北市立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我在那里史海钩沉有关祖父的史料，舒展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我多次骑着自行车，由中坜沿着乡间小路前往中央大学图书馆。当时正值暑假，图书馆阅览室空无一人。我在那里看到《远望》杂志，看到拙作《台湾藤牌兵克服雅克萨城始末》。这是惊喜，可惜却无人分享。

在台湾的那些日子里，台湾不再是想像的「水深火热」景况，尽管她身上依然烙印着近代殖民地屈辱的创伤；她摆脱不掉那些岁月的沧桑；她也不是笙歌漫舞的人间天堂──因为她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和精神代价换来的绝代繁华，最终还是难以遮掩心底的隐痛、茫然与不安。这是台湾的忧郁，是我在台湾饱读万卷书、行遍千里路感受到的台湾的过去和现在。这段历史注定与我的父祖辈们密不可分──其中，就包括我们在台湾见到的祖父老友陈其昌先生。

祖父的亲密战友：陈其昌先生

1995年仲夏的一天，我们一家人在陈其昌先生家里，听慈祥的老人家语调舒缓的讲述祖父张锡钧和那个年代的过往。

陈老说：

我是台湾汐止人，祖籍福建泉州府。1904年生于台湾。祖父乃前清秀才，称得上书香门第，家境小康。少年时我到厦门颖华书院读英文，后在泉州培源中学读中文。

1924年进入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1922年至1927年）社会学系兼英文系，有幸做了瞿秋白先生的学生。还在这里结识了正在杭州的台湾同乡谢雪红女士、林木顺先生。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国学研究会，结交了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先生的公子廖承志先生，数年的交往，使我更为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1927年返台，经谢雪红女士介绍，蒋渭水先生力邀我出任台湾人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秘书长、执委、常委。1927年7月10日，在台中聚英楼召开了「台湾民众党」成立大会。年底设立包括我家乡汐止支部在内的15处台湾民众党支部。民众党的指导原理有「集合台湾各阶级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全民之解放运动」，与我当时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很相近。

陈其昌有家归不得

你们姐妹都在北方生长，不知道台湾茶山小溪相依。我的故乡汐止原来叫「水返脚」、「水转脚」，都是指基隆河的海潮水，涨到此而退返之意。基隆河贯穿其中，与汐止相关的渡口共有十几个，上行可通往基隆，也可往基隆河下游到台北。此地盛产茶叶，茶山遍野。那时火车的运费太贵，商家船运经济便利，汐止也曾繁华一时。此次归乡，本打算侍奉高堂父母，只是我们陈家在汐止称得上名门大户。日本人要我父亲出任里长，而无孔不入的日本警察田代借机找上家门，居然出示我与台共党员谢雪红的合影，半是威胁，半是劝诱拉拢我充任台奸，被我断然拒绝。日本警察的飞扬跋扈与无孔不入，令我无法在故乡立足。及至1931年2月18日，成立仅三年六个月的台湾民众党遭强行解散。那时蒋渭水、谢春木和我出狱后仍然不易初衷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民众党虽死，但台湾人依然存在，只要专制政治存在一天，解放运动也依然存在一天。」

七•七事变之后，我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再度来到上海，先在同乡设于上海租界的上海银业公司出任经理。我这肩负历史使命的文弱书生，后来又考入日本部队报导部。说来也巧，前去应试时才知道，主考官乃是银业公司一位董事的女婿，当即通过面试被录用了。

一介书生冒死抗日

日本部队报导部是由日本新闻界的「中国通」尾崎秀实在七•七事变后督导建立的，旨在向日方首脑通报在华军事动向。1937年6月，他成为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也就是所谓的「御前会议」。一年后我因咳血而退伍，转而在汪僞的江苏日报报馆工作，继续履行使命。

我与你们的祖父原是相互信任的朋友，在这基础上建立起革命的情报关系。那个时期，为了及时将情报转送出去，几乎每天去设在上海环龙路与金神父路交口的光华眼科医院，向你们的祖父张锡钧传递日僞内幕消息。无论是日方军事动向，还是汪僞人事变动的情报，都是我这一介书生冒着生命危险，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穿梭在日本鬼子的利刃下，为台湾回归祖国尽一己之力，直到台湾光复。

1945年10月，台湾百业待兴，我兴致勃勃返回故乡与友人李万居先生合办《公论报》，兼营两爿苏州风味的餐馆「鸿运楼」和「迎宾楼」，生意极好。

1953年早春的一天傍晚，闲来无事与太太在街上散步，偶遇路旁一位卦摊老者。他上下打量我后出语惊人：「这位先生不出今年五月必有牢狱之灾，但无生命之虞；晚年『富贵格』」，我则不以为然。

白恐的省思：中国不能分裂

当年五月，我被以连续支付供给「匪徒」金钱之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报馆被查封，餐馆被没收，一切化为乌有，竟不幸为老者所言中了。

1975年特赦政治犯，我终于出狱了。1988年中国统一联盟成立，我担任名誉主席。那一时期台湾岛内民主运动兴起，我为部分「党外运动」人物渐失民族认同而感到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我们当年的浴血奋斗，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党（编按：指1986年9月28日成立的民进党）在党章中却没有中国二字。令人心酸的是，我们先遭日本殖民当局迫害，在台湾光复后，又在白色恐怖环境中被国民党当局迫害入狱，如屈原一般，虽历九死一生上下求索犹未悔，仍是最坚定的统派。我和你们的祖父一样，认定中国不能分裂，祖国一定要统一强大起来，于是我着手创办了《远望》。

那是我第一次拜访陈先生，听他娓娓道来祖父辈当年的故事，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我自幼因祖父的缘故，对故乡台湾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怀。80年代，一本本《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一册册《台湾诗画选》，一张张鲜见的日月潭、阿里山的挂历照片，还有俞晓声《台胞的心声》……让我一次次心动，不单单源于我对根、源的好奇，也开启我一生的漫漫寻根之旅，构成我人生成长坐标和际遇地图。

台湾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台湾，意味着诸多历史联想，意味着远古时代与大陆本为一体的她，由于地壳运动陆沉为台湾海峡，而漂移为台湾海岛；意味着她蛮荒未曾开垦时代的神秘；意味着东吴、三国末年她在中华民族手中的艰辛的开拓史；意味着她被荷兰、西班牙、日本强占的苦难史；意味着她曾有过的希望、奋斗、欢欣和忧伤。「台湾」一词积淀着整个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我想探寻的就是在这种民族、宗族、家族的历史记忆中的台湾灵魂──世代传承的根与源！

台湾的草木凝聚着祖先的血汗；台湾的山河融汇着博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祖父辈一生魂系台湾，志在使台湾回归祖国，此乃世代传承的根啊！我深信，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华人文化血型，是一种近乎天然的遗传基因，也就是当年祖父辈为使台湾回归祖国而不惜牺牲之种种作为流露出的生命与文化的密码。祖父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奋斗故事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以及由它所组成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部分，同样书写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对日抗战，台湾人没有缺席！「台湾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胜利。

1920年代以来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左翼知识菁英，以及在大陆的台籍抗日志士，到了50年代，纷纷被国民党当局以「共谍」名义杀戮或整肃。他们抗日的历史因此遭到长期的冷落与忽视。即使像蒋渭水这样一个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有深厚情感认同、被台湾民众亲切称为「台湾的孙中山」的抗日领导人物，也遭到冷落的命运。直到半世纪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失去了政权，才终于开始重新认识这段被冷落已久的历史。这可能就是陈其昌老前辈让今天的《远望》同仁都倍感神秘的原因之一吧。

「海平两岸近！」，陈其昌先生和祖父张锡钧毕生为台湾光复、回归祖国而奋斗。是赤诚的民族、民主爱国爱乡志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历史贡献与定位。「一夜乡心两岸同」，我们自当承其遗志，奋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