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十天，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票房破20亿，超过《夺冠》《姜子牙》，成为国庆档最受欢迎电影。其中的《最后一课》，还带火了淳安那所流光溢彩的乡村小学↓↓↓张北京为了给表舅治病，精心策划了一场“医保诈骗案”为了给痴呆失忆的父亲治病，儿子伙同村里人演绎了一段历史1988年8月，方老师调到了淳安的枫树岭乡中心小学。
这个乡村在崇山峻岭之中，当年发展很落后，晚上野猪来拱门，睡觉老鼠从脸上掠过，方老师的支教经历比电影更离奇。大山里的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日子苦，病了要垫付医药费，开学要垫付学杂费。后来，方老师辛苦教育的这批孩子，都长大成材，走上了不同岗位，他们中有校长，有村支书，有企业老板，有干部，有军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都1992年了，乡村看上去还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在1950年代，淳安县发生了一件影响当地所有人命运的大事。彼时，中国刚刚解放，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尤其是电力，作为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全部电力仅有30万千瓦，而整个浙江，竟然才4.1万千瓦。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被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如果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但这里建水库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是移民，蓄水会让水位上涨，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就需要搬走了。
1954年5月24日上午，新中国第一大水利工程的移民拉开了序幕。几十万淳安人，浩浩荡荡出走，他们经历了外迁，回流，再外迁，或有序或无序，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六年。在《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里，作者童禅福记下了这段沉痛的历史。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童禅福所在的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如同行军，因为他们要像战士一样带上被褥衣服就走。
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们，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
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中国人正提出和美国比速度，需要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更加雪上加霜。
而且，这批人正赶上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安置工作地方政府做得也很差。
1959年，有的移民对安置地不满意，也有被血吸虫吓坏了了，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一波回流浪潮。
到1967年，回去的人有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布满了水库四周。
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搬家没几日，水又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
他们住窝棚，种非法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这种来回倒腾造成了不少悲剧。
童禅福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
第二年，母亲因为肝硬化去世了，不料61天以后，父亲被吸血虫折磨，也撒手人寰。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大多去了江西，有的甚至去了新疆石河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日久他乡即故乡。很多人自那次离别后，再回去时，已是白发苍苍。
童禅福去调查的时候，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可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国家没有忘记。
假如没有当初的移民，中国就没有一个重要的大坝，华东工业就没有充足的电力，生产不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也无从谈起。
或者更确切点说，在整个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帝国主义靠侵略掠夺来的原始积累，我们只能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一点扣一点，那一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以到了新时期，针对性的扶贫工作要坚持做到底。
人民牺牲自己换来的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必须反过来造福人民的生活。
经过多年的扶贫，淳安终于否极泰来，曾经的新安江水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第一秀水”，成了最时髦的旅游景区。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湖光山色映入眼帘，千岛湖的令人心驰神往，引得游客纷纷打卡驻足。
电影中那座小学是真实存在的，名字叫富文乡中心小学。青山翠谷，丛林掩映间，有一座糖果色的小城堡，层层叠叠，绚烂夺目，是孩子们梦幻之地。现在，全国有43.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有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过去的山区，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夫妻俩耕种两亩地勉强维持生活，家里儿女上学往返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七年前的2013年初，中国还有一亿两千多万贫困人口。葛优演的《北京好人》故事，是另一个比较出彩的小故事。故事里淳朴而不善言辞的二舅，是过去漂流于医保体系之外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张大爷（葛优饰）给表舅冒用医保卡引发的笑料堪称全场最佳，但欢乐背后的时代色彩也最为浓烈。试想，如果没有张大爷这个热心肠的北京亲戚一顿折腾，没有钱就不看病的老农民表舅，是不是就在甲状腺癌带来的呼吸、吞咽痛苦中继续煎熬下去，不敢去做手术，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也能享受医保报销？其实在新农合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比起不知道政策的表舅，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即便知道政策，也抱之以不信任态度，需要村干部进行不断开导，才在疑虑中参保。有些甚至是在罹患癌症之后，才对拒缴医保后悔不迭。不知道，不信任，不会用，新农合普及推广中的种种问题，的的确确是过去医疗保障缺位造成的意识真空。因为我们新中国的农村医保体系，在开局很不错的情况下，中间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建国之初，中国积贫积弱，连吃饱都成问题，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得厉害。医疗资源实在欠缺，新中国只能就地取材，在农村培训了一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尽管赤脚医生医术并不高超，但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头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医疗保障。1968年，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全国首位赤脚女医生王桂珍的事迹。随着《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的纷纷转载，连毛主席也在文在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之后便有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指示。于是，全国大队 （村）一级正式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人数最高到了150万 ，正式建立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每次五分钱挂号费，就能得到基本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问题的唯一范例”。赤脚医生们上午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才在合作医疗工作，不给薪酬，只记工分，相当于半个农民。
在宣传画里，赤脚医生的形象干脆就是一手扛着锄头、一手背着卫生箱，以半农半医的方式奔波于田间地头。
诚然，以现代医学标准，没有系统性训练的“赤脚医生”很难称得上合格。但那时候的“赤脚医生”还是完成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两大成就：由于缺乏全面的医学知识与相应的检测设备，赤脚医生们对大病、重病大多数时候只能建议转院，能治疗的主要是一些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接生、包扎等紧急医疗救助什么的。药品更是缺，往往是自己采挖、播种的草药外加少量的西药，有时候甚至是靠“一根银针治百病”。当时整个国家资源都有限，为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想了很多办法。
1969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了《赤脚医生手册》，将精深奥妙的医学知识化繁为简，从感冒咳嗽到心血管、血吸虫，浅显直白地向所有农村普及了99%常见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方法，至少挽救了上亿农民的性命，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至今仍旧在一些落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在努力，一边种地一边看病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闲着。1974年9月，来自辽宁开原县的一位大队（村）赤脚医生牟浩就给《新医学》杂志写读者信，希望经常刊登“赤脚医生病例讨论”，从而在缺医少药、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进行更好的自学与交流机会，尽可能地提高医术。
但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农村公社制度上，改革开放之后，医疗市场化改革却再也没有了赤脚医生的位置了。
原本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基层卫生医疗网络也因此土崩瓦解。
"中国赤脚医生之父"、1966年第一个搞农村合作医疗的湖北长阳人覃祥官，曾经管理了500亩草药田。
在70年代末，由于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药田也被分走，药也很快被刨光改种了粮食。
医疗被架上了市场化的快车道，面对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多年来，中国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过去，有太多因癌症家困人亡的悲剧，让遭遇病魔的人孤立无援，以至于被逼得铤而走险（比如影片中的冒用医保卡以及《我不是药神》中的买走私药），甚至动摇了大家对医保制度的信心。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支持4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化解历史债务。《北京好人》故事最后，表舅的医保卡被亮出，一切辛酸一扫而空，只剩下这爷俩的调侃和搞笑。医改依然在路上，希望“病不要命钱要命”的喊声，能随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更多家庭不再会因一场疾病而支离破碎，也不因沉重医疗费而重回贫穷。《回乡之路》这个故事里，邓超主演的乔树林费尽心思、厚着脸皮也要黏着带货直播网红同学，希望她推销自己的沙地苹果，为的就是实现当年老师留下的治沙遗愿。如果说医改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那么在治沙这个千年工程上，国家一直坚定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在故事结尾，乔树林的表彰大会上，台下坐着的都是中国真正治沙英雄：张炳贵、牛玉琴和石光银，尤其想说的是，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女子民兵治沙连显得尤为特别。民兵治沙，是治沙过程中的绝对主力，背景就在毛乌素沙漠。毛乌素沙漠横跨陕蒙宁，总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上世纪50年代统计，榆林流沙高达860万亩，林木覆盖率仅为0.9%，年入黄河沙量为5.13亿吨。过去，位于毛乌素沙地的陕西榆林风沙肆虐、草木不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艰难，纷纷远走他乡，连榆林城都曾被迫三次南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口号，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当地领导人喊出了“榆林不治沙，不造林，就到不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屋前后归个人”的政策，并且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冲在治沙第一线，竭尽全力调动人们的治沙热情。1974年，54位只有18岁的女子民兵积极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成立了女子治沙连，在榆林补浪河一驻扎就是四十五年。
沙漠生活本来就极其艰苦，更何况她们的目的是与沙漠对着干。“黄风呼呼不见天，黄沙漫漫不见边，从小没有离开过爹妈的小女子们，心里越发慌的住不下，想家哭鼻子，吃，没有副食，每天白开水，高粱加青稞面馍。”治沙连有一个规矩，只要结婚了就可以离开，但席永翠偏偏为此三次推迟了婚期。如今治沙连第14任连长席彩娥，是席永翠的侄孙女。一代代女兵坚守沙地，一代代下来累计治理了14000多亩荒漠，才有了今天毛乌素沙漠的绿翠成荫。改革开放后，这种政策进一步进化为承包制，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与权利，实现了谁治理、谁受益，多治理多受益，鼓励科技人员搞治沙技术开发、进行沙地综合利用。1984年初，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沙，住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的郭成旺就是其中之一。回忆当年，对于治沙的初衷，他提到了一个最最简单的需求：没柴烧饭。“当时我们那里谁家都没有柴，也没有树，做饭烧柴就成了当地人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承包一万亩沙地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每天把几百株树苗运进沙地深处。由于当时没通公路，郭成旺就把之前栽下的沙柳枝砍下来，当柴火发给村民们当工资，让他们帮忙运树、种树。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树林增多，当地人做饭才不愁柴火。2010年，通往沙地公路开通，彻底终结了人工搬树苗的历史，成为了毛乌素治沙的阶段性成功之年。如今，郭成旺家养了20头奶牛、150只山羊。再加上国家拨付的公益林生态补偿金，全家一年收入也翻了几番，没有造好的树木资源，这些都是养不起来的。面对几乎不可能逆转的荒漠化，如果没有中国一代代治沙人逆天而行，以革命般的热诚，用肉身顶在沙暴，治沙扶贫绝对不会成功。在故事《神笔马亮》里，提到了一个地方，列宾美术学院。列宾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他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画《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都在尽情描述劳动人民的力量和革命者的不屈斗争。
参考资料：
《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童禅福
相关链接：
挺好个人呐！《我和我的家乡》你看懂（笑哭）了吗？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j0638vq5u0n《马克思是对的》主题曲《你的名字，我的力量》
《领风者》片头曲《执着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