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官的离情别绪
编者按
感谢苟皓东参赞以沉着的笔法、睿智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与阿斯马拉的情缘。“山巅水涯，异乡异客”，常驻国里的人事，在记忆里留下的印迹，也在深深影响着外交官作为一个人，对世界、对生命的态度与理解。而厄立特里亚，在苟皓东参赞的心里，是这样一个存在——“我们还没有离开它，夜晚醒来时，我躺着，倾听着，竟已经在思念它。”
一
阿斯马拉是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的首都，我和妻子华1999年3月去了那里，2004年4月离开。很多朋友问：你怎么会在那样贫苦的地方待那么久？
我用我的笔写出了答案。曾有一段时间，我从阿斯马拉那座建于1916年的老邮局，把业余时间写的寄给《世界博览》的任幼强大姐，向国内读者介绍自己在这里的见闻。身在国内的妈妈总是买上好几本载有我的文章的杂志散发。
妈妈去世后，我很久不写东西。04年离开之前，厄国新闻部长阿布杜约我写一篇文章，又交代国家电视台最好的主持人玛娜与“萨丽娜”（华的当地名字）用提格雷尼亚语做一次专访。于是，我再次拿起笔，写了一篇回忆文章The Answer is in My Heart: Five Years in Eritrea《我心中的答案：在厄立特里亚的五年》，发表在当地唯一的英文报纸上。写得有些“官方”，但没有掩饰真实感受。我一向认为，职业的冷静与做人的深情并不矛盾。
平日工作之余，我们时常到当地人家里串门，不分贵贱贫富华屋茅舍。往高说，这是深入了解当地社会，对工作大有裨益；往低说，人是社会动物，需要交往。
这里的官员日子大都不宽裕，极少请外国人到家里做客，而作为外交官的我们在这方面享有“特权”，吃过很多人家的饭。到贫苦百姓家做客更随便，坐在棚屋和大杂院里，就着大饼和爆米花，喝着用木炭煮的咖啡或是煤油炉烧的红茶。
煤油炉是中国制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品，邮政绿，很憨厚的外观。盯着那摇曳的蓝色火苗，依稀回到童年，那种感觉真温暖。
邻居孩子来告别
听说我们要走了，邻居们见到我们都满脸的惋惜，每天在路口乞讨的那位孤寡老太太问：“你们不喜欢我们了吗？”总统助理奈兹基一年前与我结邻，看了报纸，深夜敲门：“你们为什么要走？”奈兹基的母亲病故，我们登门致哀，和总统、外长等人不期而遇，总统见我们手上提着白糖、红茶和大饼，惊讶得直摇头。
伊萨亚斯总统是位沉静的人，五年里，我随同三任大使与他见过很多次面，拍了不少他的照片，这些照片中有他最开心的笑容。他说过，和中国朋友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伊萨亚斯总统今年三月访问中国时专门把我们一家三口请到钓鱼台，那天我开着自家的小赛欧车到十八号楼，门口的中方警卫一脸不解。去年五月和阿里外长在北京一晤不料竟成永诀，他于今年八月底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们在阿斯马拉参加过很多次葬礼，那里的医疗条件极差，很普通的疾病就能轻易夺人性命。几年来，来自河南省的中国医疗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有口皆碑。医疗队的唐秀荣翻译不幸遭遇车祸身亡，这件事成为中国医生们最伤心的记忆。中国医疗队为唐翻译举丧的那一天，伊萨亚斯总统偕全体内阁参加葬礼，全城的百姓一早就守候在通往火化场的公路两旁致哀。
二
玛娜如约到家里来和华商量采访的事，环视四周，决定把节目分成播音室和我家里两部分，穿插播出，形式是问答加上生活场面，有点像CCTV过去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华从电视台录相回来有些沮丧，说是对着镜头慌了神。我安慰她说，这些天太忙，没有时间准备，第一次对着摄像机大段讲话，谈何容易。
这几年，她爱屋及乌，坚持学习提格雷尼亚语，成为第一个能用这种古老语言交流的中国人。后来，我看了华在播音室的那部分录像，虽然讲得不太连贯，但很动情。
她说：“很多老伯伯、老妈妈称呼我为’我兄弟的女儿’。”我真的很自豪、很感动。她还讲到一段往事，有一次我们的车子坏在野外，一个过路的穆斯林兄弟帮我们修车花了很多时间，告别时才发现那人的孩子正生病，他的妻子一直抱着病儿在车里等。华还记得那人的名字，她对着镜头问：“孩子的病好了吗？”
阿斯马拉街头
拍摄在家里的那部分，建设部长夫人温妮拉上总统府几位姐妹来当“托”，华换上提格雷尼亚人传统服装，一边和大家聊天，一边毫不走样地做着当地咖啡。不时有电话打进来，华与对方轻松交谈，保姆问这问那找东西，惹得她还发了几句牢骚；我为大姐二妹子们端茶倒水，一幅“模范丈夫”样子。碰巧隔壁烹饪学校的女校长给华送来结业证书，又添了小花絮……这些场面都被摄入了镜头。
节目在东正教复活节的晚上七点播出，我家的电话铃声大作，对面的邻居在阳台上喊：“萨丽娜，快看电视！”
全国唯一的电视台只有一套节目，又赶上全国放假，收视率可想而知。第二天上街，无数行人认出我们，纷纷上来握手，稍稍停留就会被人群围观欢呼。我一时竟有“明星”的幻觉。
三
临走前那些天，我抓紧拍摄阿斯马拉的老建筑，每天清晨背着相机出门。在大教堂的钟楼上拍照完下来，在门口碰上特里，他说：“正要找你，我和莉莲准备在家里为你们搞一个告别会。”
外交使团里，大家萍水相逢，别后很难再有机会见面，但总有些朋友会让人长久思念，特里和莉莲这对挪威夫妇就属于这样的人。我喜欢到他们家做客，古木参天，满院幽香，墙角的水井据说是阿斯马拉第一眼井，一百多来年从不枯竭。房间里的每件陈设和器物都体现着主人的游历和品味。他们在藤萝架下为我们饯行，客人都是使团里要好的同行。
深宵道别时，华告诉莉莲，我们刚去了一趟内罗毕，参观了凯伦·布里克森（丹麦作家，根据其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拍摄的电影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故居。莉莲说，你们完了，走不出非洲了。
回到家，见门廊下放着一个保温箱，打开一看：冰块下面是十几只大螃蟹。我立即猜出是谁送来的。厄国前任驻华大使回国后在外交部任主管亚洲事务的司长，半年前被调到红海边上当渔业官，可能是遭贬谪吧，情绪低落，从那以后不再主动和我们联系。他这样默默地表达惜别之情，让我百感交集。
为了请使馆的雇员吃饭，我带着门卫马哈里专门去郊外买了一只又大又肥的山羊，马哈里一会儿功夫就屠宰收拾停当。清洁工优瑟琳和其他几位女工都来帮忙做饭，那天家里热闹得很，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顿饭的含义。华细心地给每个雇员都准备了纪念品，把留下的衣物用品和剩下的木炭柴火也分成若干份留给他们。
五年来，与这些黑人朋友朝夕相处，华对待他们如同兄弟姐妹。很久以前，华和优瑟琳开玩笑说我们就要回中国了，丫头顿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吓得我们连忙道歉，之后很犯愁：早晚总是要离开这里的。优瑟琳是个苦命孩子，父亲抛弃了母亲，唯一的弟弟参军后在营地被毒蛇咬死。娘俩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微笑的圣母玛利亚在墙上慈祥地凝视着善良的母女。
作者夫妇与优瑟琳母女的合影
记得我们刚来阿斯马拉不久，优瑟琳问华：“萨丽娜，你们中国人见面互相不打招呼吗？”华郑重地告诉了我。丫头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从那以后，我见到同事和熟人就打一声招呼。在《读者文摘》上见过这样一句话：我变得与过去不同，因为那里的人不同。我们把和优瑟琳母女的合影放大，装进镜框送给她们，优瑟琳的母亲说，从来都没有照过这样好看的像。
四
离开前一周，我最后一次长途出差，送几位中国专家到二百公里外的一个地方。上次去那里是一年前，在燥热的荒原上驾车一整天，红尘滚滚，落日的景致很美。这一次，空军司令派了总统座机送我们。回程只有我一人，等到空气里渐渐透出一丝清凉，我和专家们告别后起飞。河床、沙漠、戈壁、高山、峡谷一掠而过，我辨认出很多地方，飞行员惊讶不已。
五年里，我走遍了全部省区，到过大部分城镇和无数个村落，最远的行程五天三夜，沿途搭帐篷过夜或投宿荒村，很多次遇到困难和危险，总有好心人相助。直升飞机到了阿斯马拉上空，我请飞行员盘旋一周。俯瞰着暮色里每一个熟悉的角落，耳畔是轰鸣，心底岑寂得很。
五年，对于人的一生会有怎样的印记？
启程前一天下午，华给我染了头发，说是怕回国后老人见我两鬓斑白会伤心。她最留意我的头发，这两年一直坚持为我染发。院子里此时格外安静，只有野鸽子偶尔咕咕叫几声。这座意大利老房子里留下了我们太多的记忆，刚搬进来时，那棵一品红还是幼苗，如今两米多高了，从墙外就能远远看到它火焰般的花簇，阶前的康乃馨和月季花也正开得鲜艳。
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总统夫人萨芭。她环视着空荡荡的房子，看着已放在门厅的行李，拉着华的手流泪。萨芭对我说，“他”读了报纸上你的文章，也看了萨丽娜的电视节目。她拿出一件皮夹克递给我：北京冬天很冷，这是“他”交代我送给你的。
阿斯马拉从空中俯瞰的夜景
山巅水涯，异乡异客，一千八百多个日夜，并没有流落飘零的感觉，因为我们生活在似乎早就相识相知的人群中。再见了，善良质朴的人们！行无疆止的生涯中，我会永远牵挂你们。
“我们还没有离开它，夜晚醒来时，我躺着，倾听着，竟已经在思念它……”（《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We had not left it, yet, but when I would wake in the night I would lie, listening, homesick for it already.）
海明威说的是非洲。珠玉在前，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语言表达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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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由作者授权，峰岭独家发布)
文章来源 峰岭ForeignLink
作者 苟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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