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的厦门缘

马叙伦（1885—1970），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民进前辈马叙伦是教育界的泰斗，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颇有渊源。1927年初，北伐战争期间，马叙伦与蔡元培因被孙传芳通缉而辗转前往福建避祸，参与调停上述两校爆发的学潮。

厦门大学校园内的芙蓉湖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马叙伦宣布辞职并公开反对段祺瑞，因此被通缉。马叙伦被迫从北京回老家杭州。

当时浙江省长夏超与马叙伦是朋友，马叙伦回杭州后，托黄人望劝说夏超革命反对军阀孙传芳，夏超即派马叙伦代表到广州和国民政府接洽。可惜军事失利，夏超被孙传芳逮捕杀害。马叙伦、黄人望、许宝驹、王强等被孙传芳通缉。马叙伦从广州辗转到达上海，与蔡元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两人因受孙传芳通缉，即从就职地宁波郭县转展象山，与姜绍谟、励乃骥、王永祥等共乘两条帆船，经过两天旅程，于1927年1月20日到达福州。

在福州期间，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让在福州购书的厦大学者顾颉刚拜访蔡元培，邀请其访问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1月22日，顾颉刚到福州东街拜见蔡元培，第二日又参加了在福州聚春园公宴蔡元培、马叙伦的午宴。1月26日，蔡元培复电厦门大学，应允前往。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1927年1月）三十日午前九时，到厦门。寓鼓浪屿之厦门酒店。”据马叙伦记述，他们到厦门鼓浪屿入住午休，下午即在鼓浪屿游玩。

1月31日，他们开始了厦大的行程。在厦门大学浙江同乡会的招待会上，蔡元培向浙江籍的厦大学生报告了浙江的革命情况，“说到革命不顺利处，他竟失声哭了”（《厦大往事》，朱水涌著）。

当晚，蔡元培和马叙伦住进厦大生物学院。马叙伦写诗一首《宿厦门大学》：

在厦门期间，蔡元培和马叙伦还去了泉州、漳州等地，在厦漳泉三地都频繁参加活动和发表演讲。有记载的，除了厦大的演讲外，还有2月2日华侨协会福建支会成立会，3日鼓浪屿演讲，9日厦门各团体演讲等。在马叙伦的记述中，他们在演讲中阐扬革命主义，唤起群众。

在鼓浪屿英华中学（厦门二中前身）的演讲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演讲日期应是2月3日。根据记载，“蔡先生道貌清癯，留得微须；马氏以清白的容颜却配了两道八字须：真是各有千秋的”。蔡元培绍兴口音很重，而“马叙伦先生却当面锣对面鼓，牙清齿白，方诸蔡老，诚有霄壤之别”。

2月1日，蔡元培和马叙伦到了集美学校。当时，厦门大学刚因鲁迅离职厦大前往中山大学引发学潮，彼时厦大学潮已近尾声，却是集美学校学潮最烈的时候。集美学校的学生罢课，要赶走校长叶渊。陈嘉庚极为震怒，要开除带头学生，并“有意停办”集美学校。

据集美学校校史记载，1927年2月，蔡元培和马叙伦“奉命来集美学校协助调解”。在二人的调停之下，事情最终得到了解决。

实际上，对于蔡元培和马叙伦的调解，厦大与集美学校的创始人陈嘉庚并不满意。在他看来，北大学潮因北京大学乃公费办校，损失的是公款；而集美学校和厦大是他私费办理，怎么可以由学生为所欲为，损失由谁承担？

1926年正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厦门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是1926年2月在厦门大学成立的。3月，集美学校各部学生的党支部和集美小学部教师党支部相继成立。1926年10月12日，北伐军入闽后，集美学校的一批进步学生先后返回原籍龙岩、漳州、泉州各县和厦门市开展革命运动，播撒革命火种。蔡元培和马叙伦等是支持革命、支持学生运动的社会名流，其处理方式自然不能让陈嘉庚完全满意。

1927年初，集美学校师范部毕业生罗明奉命在漳州组建中共闽南特委，20余名委员中，毕业于集美学校的就有组织部长刘端生、宣传部长翁振华（泽生）、秘书长邱泮林、委员朱积垒、郭滴人、罗扬才、胡永东等，参与领导厦门、闽西、闽南各县革命工作。

马叙伦和蔡元培在厦门停留20天，起了“归与”的念头。他们急需返回浙江，继续筹划和召开浙江省政务会议，可是一时无船可乘。

集美学校素来以水产航海专业闻名，该校校长叶渊是北大校友，此次学潮平息又得到马叙伦和蔡元培二人的帮助，于公于私自然倾力相助。叶渊派了“集美第二”渔轮专程送他们去温州，还亲自送行。

这艘“集美第二”是实习渔轮，也是国内当时最大的拖网渔轮，由陈嘉庚于前一年从法国购入。此时革命形势大好，蔡元培与马叙伦旅途中意气飞扬，各赋七绝二首。其中，马叙伦赋诗如下：

不过政局确实变幻太快，没多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爆发了。此后，中国仍然容不下一方安静的书桌，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马叙伦与陈嘉庚交往颇多，还在一个小组里商讨国是。

1949年6月16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及国歌之方案”列为重要筹备内容，由第六小组承担此项任务。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后来增加沈雁冰（茅盾）。小组成员中，就有陈嘉庚。

小组讨论中，对于国旗的争论最为激烈。第六小组原定初选11号稿件，但陈嘉庚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小组把陈嘉庚意见报给周恩来。

1949年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陈嘉庚也参加了。毛泽东亲自选定“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得到一致赞同。陈嘉庚说：“我从东北回来就很关心国旗的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所讲的第32图案。”

如今的集美大学是由集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集美航海学院、集美财经高等专科学校等合并而成。图为集美大学的嘉庚图书馆。

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陈嘉庚提出七项提案，其中第二项为“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案”。他也申请在集美高级水产航职业学校（高水）基础上，增办集美水产商航专科学校（水专）。1951年1月16日，教育部批准试办。

水专办学困难，厦门大学有一个航务专修科，办学条件更为困难。中央拟把厦大航务专修科并入水专。但厦大为国立，水专为私立，国立并入私立，恐师生难以接受。因此两校商议并分别致函教育部，合并后扩充为国立航务学院，地点设集美，校舍和设备由陈嘉庚负责。

陈嘉庚致函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对两校合并一事提出具体意见，获得同意。

由于办学经费紧张，1952年3月21日，陈嘉庚写信给马叙伦，陈述函请周总理准由中央每月拟给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及水产航海职业两校学生助学金每名白米一百斤，其他费用由陈嘉庚负责，问马叙伦周总理回复否，并请马叙伦协助进言周总理。

5月30日，马叙伦亲笔回复，说3月11日及3月21日的信都收到了，周总理的信也转到教育部核办，并称赞陈嘉庚“热心教育、为国培才，为倾斜青年贫苦子弟谋求学之路，爱国热忱，弥挚敬佩”。马叙伦说，同意政府补助每名学生每月大米一百斤，但要求使用时要视学生经济情况，实行民主评议，加以若干区别。已令华东教育部从1952年下学期（八月份）起照数发放。

早些时日的1952年3月25日，马叙伦专门为陈嘉庚在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联：

马叙伦与陈嘉庚通信往来不少，对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极为关心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有意将集美学校无条件献给政府。他认为学校由政府接办，方能发展壮大，即使各项设备未可一蹴而就，但优待贫寒学生定可做到。他也表示，将继续筹措经费，以补不足。

1950年初，集美学校致函福建省政府，省政府以未得上级批准，未予接办，但是对学校提出的接济学生，则予以资助。

1950年6月10日，陈嘉庚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致函马叙伦，就学校是否收归省立提出意见。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对全国高等学校，仅许维持现状，不能加聘职员，加支经费。只有厦大因特殊情况可补足二十余人。因此陈嘉庚也认为收归国有希望不大。但是，学校仍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

可以说，厦门的发展，离不开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培养出的一批批人才，这其中，作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功不可没。

来源：中国新闻报，作者乐智强系民进厦门市委会副主委，周恒、贺嘉鸿、曾永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