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子瞻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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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遇上了大麻烦，他被抓进了御史台监狱，史称“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西汉时因这个机构驻地乌鸦很多，因此被称为“乌台”。这一突发事件在当时牵动了全国人的心，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一个著名诗人因诗而获罪，会成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今天当我们将乌台诗案放在整个北宋中后期的历史链条中，会发现这件事竟然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此前的王安石变法，此后的元祐更化、乱哄哄的党争，直到蔡京专权北宋灭亡，一切都有因有果，有来有去，有始有终。

与苏东坡的很多轶事不同，乌台诗案的整个过程可信度非常高，这是因为有关诗案的原始档案被完整地传抄、保存下来，这本身就充满了玄机，值得回味。靖康年间，金兵南侵，北宋灭亡，当时的御史台官员携带的档案文书，其中就有乌台诗案。在仓皇南渡后，这份档案成了御史中丞张全真的私人藏品。张全真死后，宰相张浚（这个不是跪在岳飞墓前的张俊）为他写墓志铭，张全真的儿子将诗案的一半给了张浚作为润笔，留下了另一半。有人见过档案的供状，都是苏轼亲笔，有涂改处，也有苏轼画押和御史台印鉴。不要说内容，单单是苏轼墨迹，也足以为传家之宝。

实际上在原始档案流落民间之前，当时的御史台官员就已经借工作之便传抄文本内容，这使得《乌台诗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今天公认的看法是，南宋朋九万编纂的《东坡乌台诗案》一书最为完备，其中包括了起诉状（御史弹劾劄子）、供述状（苏轼供词）、结案文（判决书）。朋九万，只知道他是南宋四川人，其他一概不知，有人说根本没有“朋”姓，这个名字无非是说“同党非常多”，显然是个假名。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此前我们说过，苏轼曾经明确说过徐州任后仍想去东南任职，显然朝廷满足了他的愿望。他先到河南商丘张方平家里呆了半个月，这是他几年来第三次拜访张方平。一个月以后，四月二十日到达湖州。按照惯例，到任后要上谢表，这是一种无聊文章，无一例外要说一些圣眷在耳、谢主隆恩的话。不但升官平调要上谢表，就是被贬谪被流放，都要上这种阿谀之文，无非前者要说“皇恩浩荡”，后者要说“臣罪当诛”，当诛而未诛，留下一条小命，岂不更加“皇恩浩荡”，更需要临表而泣、跪谢天恩？

苏轼的谢表，前面还比较正常，说自己“性资顽鄙，议论疏阔，文学浅陋，独无寸长”，虽然谦虚过头了，可也没别的写法，只能这样写。接下来的话就容易让人引发联想：“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你苏轼什么意思啊，前面假模假式地说“文学浅陋”，马上就摆资格。你文学都浅陋了，他人还有洞见吗？谁不知道你是学霸，早早进了馆阁，又有多年基层任职经历，担任过两个州府的最高长官，现在是第三个，摆这些资历干啥，咋啦，嫌官小了还是嫌升官慢了？

 文字是容易惹事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古代如此，今日仍是如此。同学的女儿结婚，这是我们这拨人中的第一个儿女喜事。同学找我索字，留个纪念。这个要求必须得满足，时间紧迫，赶紧翻箱倒柜找作品。展开一卷，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不行，这岂不是祝小夫妻两地分居？又展开一卷，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不行，仍是两地分居。再展开一卷，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不行，这疑似暗示同学步履维艰、半途而废。再展开一卷，是几首李商隐的《无题》诗，心想李义山诗意朦胧，“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没啥明显不妥，于是不再细看，匆忙寄去。哪知同学收到后，愤怒地打电话过来：“你写的什么字，自己看图片！”我点开他发来的图片，只见最后一首诗是这样的：

何处哀筝随急管，

樱花永巷垂杨岸。

东家老女嫁不售，

白日当天三月半。

溧阳公主年十四，

清明暖后同墙看。

归来展转到五更，

梁间燕子闻长叹。

——李商隐《无题》

邻家的女儿已经很大年纪了，还嫁不出去，于是在三月的春光下，临风洒泪，顾影自怜。溧阳公主是南朝梁简文帝的女儿，十四岁嫁给大将军侯景，人家小夫妻同游，风光旖旎，再看看邻家老女，真凄惨。我的天哪，这笑话闹的，我就是煞费苦心讽刺人家闺女，都未必能找到这样的诗句！我慌忙打电话回去：“臣罪当诛，臣罪当诛啊！”同学知道我是无心之失，哈哈一笑：“如果要编《新世说新语》，当以此事开篇！”

写小说都未必能遇到如此恰当的素材，而此事是活生生的现实。细想真是差点惹麻烦，假如不是情深意笃的老友，或者人家心有不满而不好意思责问，那我得罪人都不明所以！

顺手牵来今日生活中的笑话，只是想说明，苏轼也并非是有意为之。他固然看不起一些人，但在呈给皇帝的谢表中嘲弄这些人，文不对题；他是个封建士大夫，不论对时政有哪些看法，他都不可能去得罪皇帝。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谢表上后，没起什么波澜。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宋代是有邸报的，就是朝廷大事、各地奏章、情况反映，及时通报全国。清代有这样的制度，没有证据表明宋代也有，姑且认为有吧。宋神宗没觉得谢表有何不妥，倒是有些人被激怒了。

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王安石变法初期，贬谪外放了十几名御史和谏官，也提拔了一些人，把本来是专门监督宰执系统的台谏官，变成了支持和维护新法的扈从。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新进”，我们已经说过，这些新进之人有一些是 “躁进之士”、“幸进之士”，心地不是那么宽，人品也不是那么好，当官的目的也不是那么纯。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往往是精神上的侏儒，就像阿Q的癞痢头，“秃”固然绝对不能说，“光”、“亮”也会犯忌，就是扫一眼都会让人很受伤。于是，这些“受伤”的人，他们决心要给苏轼一点颜色看看。苏轼的文字已经流传全国，连外国使者来到中国，都四处求购苏轼的诗集，可见找到苏诗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做了一些功课，从苏轼诗作入手，找出议论新法不便、讥讽朝政的句子，搜肠刮肚，安插罪名。

三个月后，元丰二年（1079）七月四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劄子，随后同僚舒亶上劄子，中心是苏轼写诗谤讪朝廷，犯大不敬之罪。然而他们都是首先对苏轼的谢表发难，何正臣更是在开篇就引用了苏轼“难陪新进、牧养小民”的话。几乎是同时，御史中丞李定——就是那个被嘲笑不服母丧的人，他给苏轼安了四项罪状，呈送皇帝。而他的劄子第一句话竟然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醋意大发，妒火熊熊，一千年后都能感觉到。要知道，乌台诗案的核心内容是苏轼的诗歌，而几份起诉状告诉我们，它的导火索是那篇谢表。也就是说，苏轼并没有得罪皇帝，而是得罪了小人！

御史中丞亲自上书弹劾，此事非同小可，这种时候，连宰相都得在家待罪，等候调查结果。宋神宗只能听御史台的，也就是同意立案调查。御史台本来建议将苏轼一路关入各地监狱中，宋神宗没有同意，只是下旨召苏轼回京问话。

尽管在家人面前若无其事，可是一旦孤独上路，苏轼的内心是极度惶恐的。鞋挤不挤脚，只有脚知道。他在诗中怒骂暴政弊政，如今该如何面对御史台的审讯？船过扬州、到高邮、进太湖，扬州平山堂，那是欧阳修在扬州为官时修建，苏轼这时候动了跳水自尽的念头。“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1]”，在这里了结，倒是一个好去处。可是转念一想，自己一了百了，可是苏辙怎么办？那些与自己诗词唱和的友人怎么办？他们都会因为自己而受到更大的牵连！如果这样自我了结，不会有人替自己喊冤，更不会有人为自己翻案，那可真做成了铁案，罪不可赦，死有余辜，死了还要背负骂名！

还是要活下去，真的要死，那就让皇上来杀我好了！

1079年八月那个夜晚，月色昏黑，水声呜咽，流过千年时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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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阳修《朝中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