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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65:第二十二章 逐客

钱壮为 劲草知风 2021-06-15

第二十二章  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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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太后临死前,召见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她已经预感到年轻的皇帝肯定会改弦更张,要他们早寻退路。


按说皇祖母垂帘听政,这个关系是比较好处理的,老太太毕竟年老,用不了太久就会还政小皇帝。历史上两个最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和康熙,都是靠着祖母的庇护,从而在长大后干出惊天伟业的。宋哲宗天资也很不错,八九岁就能背诵《论语》。他刚继位时,契丹派出使节吊唁宋神宗。蔡确担心两国服饰不同,小皇帝看了辽人打扮会害怕,于是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形貌衣着。哲宗耐着性子听蔡确讲完,问道:“辽国使者是人吗?”蔡确回答:“当然是人。”哲宗说:“既然是人,怕他个什么?”


这样聪慧、有胆识的孩子,有皇祖母的精心培养,又有程颐、范纯仁、范祖禹、苏轼等人作老师,竟然越来越乖戾刻薄,脾气暴躁,只能说明他们的儿童教育是失败的。这些人反复跟小皇帝唠叨,要学仁宗,不要学神宗,他们可能忘了,神宗是小皇帝的老爹。哲宗的御案是个旧桌子,高太后命人给换成了新的,过了两天,小皇帝又给换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什么,哲宗说,这个桌子是先皇用过的。

这孩子如果是个木讷晚熟的人,也许会好一些,偏偏他心智早开,而且很有主意。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奏事时都是面向帘中之人,小皇帝长大后抱怨整天看的是官员的背影。每次大臣奏报,哲宗都沉默不语,有一次高太后问哲宗为啥不发表看法,哲宗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晚上,这孩子要在皇祖母寝宫中的阁楼上就寝,因为老太太担心小皇帝过早接触女色。不过这并没有看住他,十四岁那年宫中就传出寻找乳娘,刘安世、范祖禹找高太后告状,高太后竟然还不知道此事。


一个孩子,整天听一群老头老太太絮絮叨叨,这实在是太烦人了,而到了他逆反的时候,那种反弹是很可怕的。哲宗十七岁时大婚,皇后姓孟。对于老太太的安排,小皇帝并不满意。一年后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宠幸的是刘美人。后宫中这种事并不奇怪,让人惊骇的是哲宗找个借口,很快废黜了孟皇后,把她赶出皇宫,让她当了个女道士。几年后,哲宗死了,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孟皇后被召回宫中。在短暂的政治调和之后,宋徽宗重新起用蔡京等人,贬谪旧党人士,又把孟皇后赶出了皇城。


 

过了很多年,金兵南侵,将徽宗、钦宗等皇室中人一网打尽,孟皇后因在外当道士,反而避免了被俘的厄运。金兵退去后,北宋王朝成了没头苍蝇,朝中大臣才想起皇室中还剩下一个老皇后,于是把她搬了出来。这个一生坎坷的女人,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心存怨恨,而是马上主持大局,积极光复赵氏天下。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因不在京城,因此金兵南侵时没有被俘,在孟皇后的支持下,赵构称帝。此后南宋政局的稳定,孟皇后出力尤多,她有两次垂帘听政的经历,堪称大智大勇;而政局一稳,马上交出权柄。两度被废,两次复出,两次垂帘,这样的传奇人生,任何小说情节与之相比,都会相形见绌。


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斗争,甚至让一个女人跌宕起伏,可以想象朝中大臣会是什么结局。在哲宗看来,凡是高太后定的事情,全是错的,包括她送给自己的女人。只能解释为这是一种逆反心理,他固然是不满意高太后“母改子政”,期待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不过这解释不了他的出格行为。

元祐八年九月,哲宗改元绍圣,第一个措施就是起用章惇为相。章惇这几年辗转各地做官,非常辛苦。朝中的台谏官们变着法的整治他,他们不是一起弹劾,而是今年这个挑毛病,明年那个发难,这种猫戏鼠的游戏,让章惇满腔愤恨与怨毒。如今他满血复活,他的报复手段要远超八年前的司马光。



章惇第一个清算的,就是司马光,他说:“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 司马光、吕公著已经死了,他们的封号、官职都被追贬,章惇与蔡卞等官员还要求将他俩“掘墓劈棺”,有大臣认为这种事太缺德,“发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才没有同意。他们甚至打算追废高太后,造谣说高太后在神宗病危时,打算立子不立孙。向太后听说此事后,哭着来见哲宗,作证说绝无此事,哲宗生母朱太妃也说:“皇上一定这么做,也就容不得我。”太后太妃一起闹腾,哲宗才没有听从章惇等人的挑唆。



连高太后与司马光这两个死人都可以整治,收拾那些活人就顺理成章了。刘挚、吕大防、苏辙、梁焘四位宰执被一贬再贬,无一例外全部踢向岭南瘴疠之地。范纯仁,这个当年替章惇、蔡确说好话的宽厚君子,也被安置永州。到崇宁年间统计,有七十多人被发配到岭南各地。与此前的党争不同,此前还有政见之争、学术之争、君子小人之争、意气之争,至此只剩下赤裸裸的报复。



苏轼的罪名非常好找。他在乌台诗案中有供词,这个历史问题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此后他的策题、他的“山寺归来闻好语”,也都是明摆着的,前几年这些材料虽然没有整倒他,但是如今大有用场。不但如此,台谏官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当年曾经百般攀附苏氏兄弟,二苏觉得此人两面三刀,资性奸谲,向来不给他好脸,更不要说推荐拔擢。果然,这个来之邵先生成了第二个吴处厚。他说:


轼在先朝久已罢废。至元裙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之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


《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于小康,这是劝诫周厉王的诗句,老百姓已经太苦了,应该休养生息,不要聚敛太过。这是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小康”的表达,当然今日所说的“小康”,涵义已经全然不同。来之邵说,苏轼分明是把神宗比作横征暴敛的周厉王。几年前苏轼拒绝采用范镇所撰司马光墓志铭,而今一样逃不过鸡蛋里挑骨头,“屈原之在陂泽”,这分明是把神宗皇帝比作楚怀王!

文字狱充分发掘了人的恶行,这样险恶的政治气候,想要静观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不可能。官员唯恐与元祐旧党有牵扯,为了聊以自保或是为了升迁,到处寻章摘句,告密揭发。一时间整个朝廷的最大政务,就是揪出“奸党”,把他们赶出朝廷,放逐到远方。

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苏轼被罢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以左朝奉郎知英州。此后不久,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指出该书诋毁熙宁法令,参与修撰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全部被贬,黄庭坚历涪州、戎州、黔州;秦观先后徙郴州、横州、雷州。

朝廷中充斥着恐惧、彷徨、兴奋、期盼的混合物,这使得京城的气氛非常诡异。苏家倒霉了,人们开始躲着走。那个著名画家李公麟,给苏轼画过多幅画像的,遇到二苏两院子弟,以扇障面,招呼都不打,苏过很愤怒。晁补之听说后,更是把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全都随手送人,不留一幅。

李公麟不过是害怕惹祸上身而已,最多有点势利,苏过实在没必要恼怒。朝廷中的位置又空出了好多,这才考验人品。林希,苏轼的同年进士、多年好友,很多年没有进入朝廷中枢,章惇这时候让其任中书舍人。从司马光到苏轼的十几人贬谪之词,全都出自林希之手,把这些昔日旧交骂得污浊不堪,甚至在制词中暗斥高太后“老奸擅国”。有一次草制完毕,掷笔长叹:“这回坏了名节矣!”可见他也痛苦。更为痛苦的是,如此积极表现,章惇也没让他再升官,而是很快又把他排挤到一边去了。

这种时候,男人往往不如女人。庆历年间,吴鼎臣与李京交好,李京写信推荐自己的朋友,请吴鼎臣替其扬名。吴鼎臣将其书信上奏朝廷,李京被贬官。李京的妻子找吴妻告别,吴妻惭愧不出,李妻在庭院中说:“我来是因为两家交好,欲求一别。另外你家官人也有几封书信与我丈夫商量私事,我都带来了。”索火焚之而去。这件事见于苏轼的记载,想必他是诸多感触,才记录下来的。


苏轼与李之仪两家交好,苏轼知道胡文柔是个奇女子,命儿媳和王朝云多多向文柔请教,称她为“法喜上人”。现在苏轼要去遥远的英州,胡文柔说:“我一女子,得这等人知,我复何憾。”亲手作了一件衣服,让李之仪送给苏轼。


女人不参政,无所求,无所求才会有真性情。男人不同,男人要养家糊口,为了嘴里的粮食,往往会委屈嘴里的言语,这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比如林希,他断送了与苏轼的友谊,然而仍然精心藏了苏轼论浙西赈灾的多幅手稿,传给子孙,不知道他晚年是如何面对老友手迹的。

一大批人回来了,一大批人被赶走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若干年后,有无名氏感慨官员举选艰难,将苏轼的《行香子》略微改动[1],很有些暗合北宋中后期几十年的熙熙攘攘、吵吵闹闹:


清要无因,举选艰辛。

系书钱,须要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

虽抱文章,苦苦推寻。

更休说,谁假谁真。

不如归去,作个齐民。

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



(待续)


[1]苏轼《行香子》: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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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64:第二十一章  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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