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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地有声】因病信教——农民宗教信仰心理过程的本土化解释

周浪 ChineseJournalOfSociology 2022-03-19



身患疾病的农民为何想到信教?他们具有何种宗教态度?他们对于宗教神圣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情感?随着宗教活动的展开,这种心理感受会有何变化?
我们摒弃了‘功利性’和‘理性人’的假设或判断,并深入信教农民的宗教生活,分析农民信教初期的起点心理与宗教互动中的心理走向和分化……试图为中国农民宗教信仰的心理过程提供一个本土化的说明。


专栏简介


自2019年12月起,CJS隆重推出热点文章专栏【掷地有声】,特邀作者以语音的形式为大家介绍其研究背景、所用数据、论点、研究结果、相关的调查/田野趣事等,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资料。


第四期我们邀请到了周浪博士介绍他和孙秋云教授的文章 "The psychology of peasant religious conversion for the purpose of disease control: The role of belief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rural religious practices" 。这篇论文刊于CJS 2019年第4期,pp. 474-508


作者简介


周浪,社会学博士,现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研究。先后在《社会》、《国外社会科学》、《青年研究》、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孙秋云,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城乡文化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城乡文化研究社区建设乡村社会学


第一作者周浪,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 文字版如下 -


大家好!我是周浪,目前在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我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读博期间和导师孙秋云教授合作完成的,主要关注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下面我将从研究背景与问题、研究内容、主要结论以及田野故事四个方面向大家介绍。



研究背景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基督教的发展引入注目,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因病信教尤为普遍。当农民自己或至亲面临疾病的折磨或死亡的威胁时,便容易因“信主治病”的宣传和动员而信教,疾病由此成为当下农村信仰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既有研究主要从农民因病信教的结构背景、疾病的宗教治疗实践、因病信教的社会后果三个方面展开,而对于农民的宗教心理体验及其演变等主体性反应关注不足。那么,身患疾病的农民为何想到信教?他们具有何种宗教态度?他们对于宗教神圣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情感?随着宗教活动的展开,这种心理感受会有何变化?本研究基于苏北地区的一个乡村基督教堂的田野调查,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图片来源:Pixabay


研究内容


在对中国民众宗教心理的认知上,存有两种判断:一类研究将其归类为“功利性”动机,一类研究则运用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假设来判定个体的宗教心理。我们认为这两种判断虽然能反映个体的部分心理和行为特征,但却无法在整体上准确契合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复杂性,也没有注意到宗教心理的动态和流变特征。在借鉴既有有关宗教“皈信”(conversion)研究的智识资源基础上,我们摒弃了“功利性”和“理性人”的假设或判断,并深入信教农民的宗教生活,分析农民信教初期的起点心理与宗教互动中的心理走向和分化。


具体包含如下几个部分:


(一)作为心理起点的“信念”


在对信教农民起点心理的分析上,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信念”。文章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知识界对农民“”所作的惯常的“信仰”判定的反思。从农民信教初期的实际宗教心理看,其有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考量,某种程度上,“生病—信教”是“生病—求医”的替代方案。而从一般的含义讲,“信仰”是无涉功利性诉求的,乃是一种追求最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超越性状态。与纯粹将宗教视为目的而非工具的“信仰”状态相比,信教初期农民的宗教态度很难说达到“信仰”这一层次。既然这种起点心理不是“信仰”,那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中文语境中的“信念”概念更能契合信教农民的起点心理。和“信仰”相比,“信念”更加强调对于世俗目的的追求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心理状态,其本质上是个体面临生命困境时寻求外力帮助,并对这一外力赋予期许的自然心态。


从知、情、意的角度看,“信念”这一宗教心理包含了把宗教视为疾病治疗工具的认知,还包含了对宗教能够治病的期许和家庭伦理的考量这样的情感和意志。



(二)“信念”的宗教操演


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体宗教心理,还需要基于动态的互动视角来考察个体“信念”在宗教实践中的演变。在个体与宗教的互动中,我们发现,通过具体的技术操演机制,宗教试图将个体心态由起点的“信念”状态逐渐过渡到“信仰”状态,以由俗入圣。它包括“信念”的宗教建构“信念”的情感嵌入“信仰”要求三个环节, 而信念承载的“家庭伦理”则处于稳定和强化的状态。


  1. 宗教建构,是指宗教将个体“信念”纳入宗教视域,赋之以宗教指向。这一过程通过疾病的宗教性归因得以实现,就是把疾病归因于魔鬼败坏。

  2. 情感嵌入,是指在宗教活动中特定的宗教情感(如罪感、对上帝的敬畏感)等被嵌入于个体的“信念”体验中。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病”的发作与“罪”的归因这一机制。

  3. “信仰要求”指的是宗教引导信徒放弃“信念”体验中的“疾病治疗”这一核心目标,而转向更高的以超越性价值为诉求的“信仰”状态。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教堂反反复复的讲道活动来展开。


(三)“信念”的分化


前面讲的“信念”的宗教操演内含了促使个体宗教心理不断由俗入圣的演化谱系。在这一谱系中,“信念0”为一般性信念,作为心理起点,其指向是开放的,宗教仅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信宗教和信风水乃至信医生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信念1”则是被纳入了宗教视域的“信念0”,指涉了对魔鬼的确证认知及对上帝的信心感;信念2”在“信念1”的基础上嵌入了特定的罪感、忏悔感和敬畏感;“信仰(信念3)”可以理解为纯粹信仰状态,意味着对宗教信仰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它对应于救赎感、超越感。如果把这一谱系视为因病信教农民的信仰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信念0”构成了信仰的基调和起点,“信念1”和“信念2”构成了信仰的中间状态,“信仰(信念3)”构成了信仰实践的终极状态。而家庭伦理则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信念”操演环节。



无疑,这种操演是指向每一个因病信教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心理走向一定会循此径路,相反,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信徒分化事实。这种分化和原有的疾病类型有很大的关系,并且不同的疾病类型决定了宗教与个体不同的互动和分化结果。




图片来源:Pixabay


主要结论


文章以“信念”为切入点关注个体的宗教心理及其发展。基于“信念”操演和分化的分析,梳理出了个体与宗教互动中心理演化的一般机理。那么,在个体因病信教的心路历程中,我们发现有两条逻辑在交互发挥作用。


  • 一是行动者的依赖逻辑。它反应了在危机面前个体寻求解脱困境的常识心态,同时,个体“信念”所承载的对宗教之期许和家庭伦理使得这种依赖多了一点“不得不信”的无奈色彩。

  • 二是宗教自身的吸附逻辑。通过信念操演之技术过程不断提高信徒的信念体验和对宗教的依赖感,体现出宗教自身强大的控制能力。


这一研究试图为中国农民宗教信仰的心理过程提供一个本土化的说明。


图片来源:Pixabay



田野故事


宗教领域在宏观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下往往被视为“敏感”议题,其实回到微观情境,回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它倒也不敏感,信教也往往就是农民寻求个人和家庭危机应对的方式之一。因此,田野的过程相对比较顺利,我也并没有遇到之前我所想象的那种因议题敏感而导致的调研困难。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 一是受到了教会的盛情接待。这里面固然有熟人介绍进场的因素,但更是因为在教会方面看来,我作为一个“博士生”能够到教堂来,表征了他们教会自身的吸引力,也体现了一种荣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我第一次见到教会领袖的时候,她不停地向上帝表示感谢。除此以外,信徒们也很热情地向我表达他们对于宗教生活的理解,很多时候他们说着说着就会唱起赞歌来,也有的说着说着就会声泪俱下,这也往往会引起我的情感共鸣。还有信徒把我带到他们家,和我拉家常,请我吃饭。我同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感谢他们!


  • 二是深度参与了信徒的宗教生活。除了运用常规的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进行宗教生活的参与外,我甚至还被教会领袖邀请上台向大家“讲道”。因我是非基督徒,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基督教的知识,我在调研之前特意把《圣经》以及相关神学著作拿来阅读。可能是教会领袖觉得我掌握了一定的教义知识,因此是“够格”讲道的,这也侧面反映出当前农村教会神职人员的缺乏。深度参与也让我很快和信徒们熟络起来,使我能够观察到一些比较隐蔽的宗教仪式。一些仪式的施行往往是在宗教领袖的家中,并且在晚间举行。这种仪式实际上不会轻易被外人看到,但它的确对于理解信徒的宗教心理至关重要。


图片来源:Pexels

封面图片:Pexels;素材:canva.cn

排版:王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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