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丹：我所认识的陈章太老师——深切缅怀陈老师
我所认识的陈章太老师
——深切缅怀陈老师
文 | 魏 丹
10月17日下午，得知陈老师过世，我泪流满面，悲痛万分！回想5月21日部里干部体检时最后一次见到陈老师，那时，陈老师已坐在轮椅上，与一年前体检时见到的相比，身体更加虚弱，但仍和我们聊天。没想到陈老师这么快就走了！心痛！
陈老师是我尊敬的老领导和师长，我要去参加陈老师的遗体告别！有人告诉我“别去了，这是一个很小范围的告别会”。经与周洪波老师联系，我当晚就去陈老师家吊唁，见到师母邓老师，得知陈老师最后的情况。我以为是家庭至亲的告别会，不敢向邓老师要求参加。事后得知有一百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我后悔得大半夜无法入眠，没送陈老师最后一程，遗憾终生！
当年，陈老师是文改会和国家语委的领导，我是一般工作人员，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第一次和陈老师接触是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在中央普通话进修班工作，请陈老师给学员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我陪同陈老师去第一师范学校（在那办班），一路上，我在领导面前很紧张、很尴尬，不知道说什么。没想到陈老师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和我说了一些文改会过渡到国家语委的过程，一下子就消除了我紧张的情绪。此后，陈老师的博学、儒雅、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各地开始了语言立法工作。1990年—1997年，成都、青海、郑州、福建、新疆、哈尔滨、青岛、北京、长沙、福州、武汉、重庆、银川、黑龙江、唐山（按立法先后时间顺序）共颁布了15个地方语言文字方面的法规、规章。1990年—1996年，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人大、政协提案和议案有97项，其中，要求语言文字立法的议案有28项。特别是1996年为语言文字立法的呼声最高，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227位代表提出了7件要求语言文字立法的议案；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164位代表提出了5件要求语言文字立法的议案。提案、议案中除了方言问题、社会用字混乱问题、滥用外文问题、信息技术产品中语言文字使用混乱问题外，提的很多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字使用所涉及的内容问题、谐音改成语问题，语言文字立法十分迫切。
1996年，语言文字法在全国人大立项，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国家语委协助进行。当时，我在国家语委政策法规室工作，负责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联系、协调立法事宜，陈老师和仲哲明、傅永和、王铁琨、苏金智等老师作为语言文字专家参与了立法的全过程。在三年多的语言立法工作中，我和陈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那时，我背着光明打字机与陈老师等各位专家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去研究讨论起草语言文字法，召开了很多征求意见座谈会，陈老师和各位专家对语言立法原则、语言文字工作机制、国家的语言政策、民族语言政策以及语言立法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一次次把参与起草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各位领导和专家讨论的意见和形成的《法》稿打出来，供下次讨论用，最后，整理了20多个版本的《法》稿以及很多次的会议纪要。我从对语言立法一窍不通到更深刻地认识了国家的语言政策，学习了语言立法的很多东西，收获特别大。200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陈老师为国家的语言立法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1年，纪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10周年座谈会
在语言立法中，陈老师的语言政策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陈老师发表了《语言文字立法是社会进步的需求》（2001）、《说语言立法》（2002）、《〈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成就与发展》（2010）、《新中国的语言政策、语言立法和语言规划》（2011）等一系列关于语言立法的文章。2005年，陈老师应上海市人大的邀请，为上海市人大解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司里派我陪同陈老师和邓老师前往，陈老师在上海市人大做了精彩的语言立法报告。
2011年5月，在国家语委举办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培训会上，陈老师应邀做了报告。司里仍然派我陪同陈老师、邓老师。
两次陪同陈老师、邓老师，和他们二老更熟了，深深感受到二老感情深厚，相濡以沫，特别是邓老师对陈老师细心照顾，时刻管着陈老师的生活，俩人幽默诙谐的对话，包含着深深的爱，令人羡慕！
手语和盲文是听力残疾人和视力残疾人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尽管国家一直很重视，但我国手语和盲文规范化和手语语言学研究工作还是相对滞后。2010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陈老师是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他多次参加中残联召开的手语、盲文会议和专家咨询会议；担任2011年度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通用手语标准》课题鉴定组长，对国家通用手语研制进行鉴定；参加国家通用盲文研讨会，对国家通用盲文的轻声处理和总体指导思想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和建议；参与评审中残联年度科研项目。陈老师倾情关注手语和盲文规范化工作，有求必应，大力支持，对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给予了高屋建瓴的指导，对“十三五”期间，《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国家通用盲文方案》顺利出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残联、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深切怀念陈老师！感谢陈老师对残疾人事业做出的贡献！
我退休后，应邀到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工作。本以为只是做中心的行政副主任，没想到中残联和中心还让我负责牵头手语句法研究。我对句法没有什么研究，更不会手语，也不懂手语句法。我从头开始学习手语语言学，组织团队研究手语句法（执笔《国家通用手语词典》附录：手语语法特点举例），参与中残联科研项目评审，组织参与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北京手语语法研究”，以及参与“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和水平测试”研制（我们就是参考陈老师首先提出来的普通话三级六等标准，制定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和国家手语语料库技术规范建设等工作，走过了艰难的路程。在研究工作中，我不断向陈老师请教有关问题，得到陈老师的耐心解答和指导；在研究手语语言地位规划时，主要学习和参考陈老师《语言规划研究》等著作。陈老师总是对我说，这是造福残疾人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在陈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坚持做下去。
2015年12月，《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发布启动会合影
陈老师培养了7届11位博士研究生。我一直都很羡慕那些能跟着陈老师学习，做陈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的人。在职几十年，我工作一直都特别忙，几乎没有节假日休息的时间。2010年底退休后，我已60多岁了，想读陈老师的博士生（这个想法一直深深地埋在我心底）。我是工农兵大学生，几十年来，只是在工作中学习、积累。我总觉得自己理论水平不系统，基础较差，英语不行。我不自量力，鼓起勇气跟陈老师说我想读他的博士，陈老师说，他已经不再招收博士了。我非常遗憾，还是只能自学了。如今，又失去了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
2010年，我写了一篇稿子《语言文字法制建设——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实践》投给《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当时，自认为还不错，没想到匿名审稿没有通过。我估计是陈老师审稿，我没有找陈老师，自己重新思考一些问题，修改、补充，投到了其他杂志。我感谢陈老师的严格要求，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使我进步。
2005年在上海
左起：张日培、陈章太 右起：邓庆春、魏丹
我和陈老师曾经住在一个楼，是邻居，陈老师、邓老师对我关心备至，见面时总是询问我孩子和先生的情况。我搬家的时候，邓老师还送我锅和碗，祝我乔迁之喜。至今，我还用着邓老师送我的锅。每次去看望二老，总是受到盛情款待，有时，连吃带拿。陈老师负责采买，邓老师把家里收拾得特别干净、整齐，带我到各个房间参观，令我羡慕不已。邓老师记忆力特别好，每次找陈老师的人和联系电话她都过耳不忘，随口而出，而且，每天记日记，是陈老师晚年最得力的秘书和活档案。邓老师还有收集票证的爱好，她拿出收集、整理好的一册册票证给我看，充满了生活情趣。多么可爱的两位老人！
永远怀念陈老师！愿陈老师在天堂安息！
作者简介：
魏丹，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综合处原处长，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行政副主任。顾定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手语）、钟经华教授（北京联合大学，盲文）均对此稿提出了修改、补充的意见和建议。
陈章太、戴庆厦在“中国语言生活皮书”编纂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