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丨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
近代史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一些研究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对于“碎片化”问题，我们不妨抱持开放的心态。这是因为，任何细节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无数的碎片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在某一学者那里呈现出无意义状态的碎片，也可以成为其他学者有意义的观察基础，成为有意义的原材料。然而，当碎片成为普遍现象时，它也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质量，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没有“史观”指引，缺少整体关怀，便难以得出框架性的认知，无法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指导下，研究者将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建立史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建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2期；本刊编辑摘自《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原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晚清与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与专题著作面世。系统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则缘于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革命，需要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需要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作出自己的解说。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7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叙述框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观察7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前17年间（1949—1966），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建立近代史研究体系和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确立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叙述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由此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分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
中国近代史这一框架的建立，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尤其是对于阐述中国革命致胜之由，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再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趋向负面评价，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门。
这17年也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共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框架。1956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
（二）系统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17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种专题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11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68册。
1952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专门负责整理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各机关档案。1956年，在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这一汇编为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
然而，这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而且伴随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益强调，这一倾向得以强化，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萎缩、视野日渐狭窄、观点趋于僵化。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获得极端的呈现，以论带史走向极端，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刀，由历史问题推动，史学研究看似重要甚至显赫，但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取代，使史学的学术功能严重萎缩。历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
“文革”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由40余人组成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
改革开放40年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拨乱反正，书写信史
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阶级划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定。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均可以放在反对以阶级斗争观点统帅一切的拨乱反正脉络下观察。
1979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平均思想、“让步政策”等展开热烈讨论。在重视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年间，有学者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展开讨论，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和参与。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并未取得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些讨论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获得统一结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遵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促成了研究者观察历史视角的变化，即不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还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
随着视野的开阔，人们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也是近代若干落后国家所面对的难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问题。
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分别代表着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对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最强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这两大运动的进程、成败得失与历史功过经历了仔细的检验。在肯定历史合理性的大前提下，运动的落后与弊端被展示出来，而不再是以往高大上的理想叙述。
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由于以往长期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诠释，对于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和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评价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如对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研究者对中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左”倾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重新梳理。近代史学界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撰写真实可信的中共党史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天党史研究的基本常识，还对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开阔视野，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
在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出现了三个倾向：在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研究比较薄弱；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注重研究革命，轻视改良；在农民革命与近代化努力中，忽视对近代化的研究。这样，近代史的叙述便出现了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近代史实则是一部不完整的近代革命史。
拨乱反正以来，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使得以往研究者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这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统治阶级只是作为革命的陪衬方而出现。改革开放后，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应忽视。于是，晚清统治者、民国统治者也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传统学科经历着学科完善与知识更新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领域。例如，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口述史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口述史研究会；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影像史料以其直观、生动、真实等特点，成为在文字史料之外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类别。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础上，人们对“近代”的时限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渐形成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1840—1919年的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划分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起为标志，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种划分无法让人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完整性，近代史成了晚清史加民国初期史。如今，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如果说70年的晚清史是中国地位向下沉沦的过程的话，1840—1949年110年的近代史则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沉沦”与“上升”的过程，这是一段不应分割的整体历史。
（三）精耕细作，专题研究更加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也不仅体现在学科体系逐渐完整与合理，更多地则体现在各类专题研究深入发展上。
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若干历史叙述经历了一个史实梳理或重新认识的过程。例如，作为近代起点的鸦片战争，研究者自然给予了较多关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与剿抚政策的变化、战争中中英双方的兵力情况、战略战术及清军战败的原因、战争期间的交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形成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若干不同于前人的见解。中共建党时期的若干问题也得到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共发起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史实得到更正和确认，使中共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革命史的研究也更为细化，注重革命中的群众动员、革命的生存和发展机制等。此外，在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进文化史、社会史的观察视角，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外交史研究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外交史研究对档案史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们继续在史料整理上下大功夫。郭卫东《中外旧约章补编》对于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增补，李育民团队对外交史必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进行了整理标点。总字数达1000万字的《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努力发掘整理民国外交史上的中外文档案文献，以方便读者使用的专题方式编辑出版。同时，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较大突破。对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学者们给予了适当的评价。
思想史的研究也经历一个深化过程。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从90年代初开始，思潮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在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的同时，学术思想史研究也逐渐成了学术热点，近代学术史流变中的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现代学术之建立等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受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向，就是研究视线的下移，将社会生活与思想史相关的领域纳入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考察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转移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则朝着更为缜密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学界先后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区域经济史、计量经济史等研究路径。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发展，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同时在学术发展内在逻辑和外在社会改革刺激的引领下，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日益深化，研究重心也发生着转移。从最初的“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城市社会”等议题，发展到“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等。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30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呈现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感想与期待
回顾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笔者有如下深切体会。
（一）近代史研究获益于社会的进步，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也出现曲折；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便呈现勃勃生机。社会环境与学术发展的紧密关系，不只是指社会环境的宽松为学术的自由和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指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推动着人们去思考去研究。这是近代史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又丰富着时代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成果的影响溢出学界，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的若干成见，影响着社会认识的变化，促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它对改革开放的国策形成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正确地认识与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道路选择，对于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二）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
不同意见的交流与讨论，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讨论与交流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和以势压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讨论。其中，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当“现代化范式”提出之后，它与“革命化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锋，主要围绕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而展开，双方都曾主张以自己的范式来包括对方。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这一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见，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
（三）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
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缩小了中外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人们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以作他山之石。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这种引进摆脱了最初的好奇和简单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态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经历了争鸣与完善的过程，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如前述现代化理论的引进，便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有关“中国中心观”的讨论也是如此。
展望未来，可以预期，近代史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进展，将会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深化与繁荣。
第一，既注重实证研究，又注重理论探讨。近代史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一些研究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对于“碎片化”问题，我们不妨抱持开放的心态。这是因为，任何细节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无数的碎片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在某一学者那里呈现出无意义状态的碎片，也可以成为其他学者有意义的观察基础，成为有意义的原材料。然而，当碎片成为普遍现象时，它也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质量，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没有“史观”指引，缺少整体关怀，便难以得出框架性的认知，无法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指导下，研究者将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建立史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建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第二，既注重中国特色，又注重与世界的对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研究中，我们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多持轻视态度，而改革开放后，有些方面又矫枉过正，出现了主体性缺位的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历史学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学问，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既富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学，并努力消除其中的紧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
第三，注重不同学科的融合发展。在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这一融合发展的趋势是学科发展自然产生的要求。新近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个融合发展，既包括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也包括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研究的融合发展，还包括文献研究与考古发现的融合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不仅包含着中国近代史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发展，还包括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研究视角、方法和成果的借鉴。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便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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