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史辨提出至今已届百年，其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仍然超过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的绝大多数其他论说。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在于古史辨研究得出了诸多至今仍然基本成立的结论，还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历史学构成鲜明反差的历史学研究方式。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5期原题：《我看“古史辨”》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9期古史辨提出至今已届百年，其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仍然超过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的绝大多数其他论说。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在于古史辨研究得出了诸多至今仍然基本成立的结论，还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历史学构成鲜明反差的历史学研究方式。这种方式的标志是“疑古”，指的是对于先前古史系统及支撑和呈现这一系统的文献进行全面质疑和鉴别。这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路径。所以，古史辨意味着对以往的古史书写提出全面挑战，将之置于证据与逻辑面前重新审视，以求得对于历史真相更贴近的认知。古史辨研究展现出来的历史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与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等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主要操作方法。因而，古史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至今深受其惠。古史辨的时代背景和本土渊源古史辨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表现。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是，中国在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学习西方，实行全面的社会、制度、文化改造，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时代氛围早就在铺垫史学变革的观念、知识和现实需求基础。古史辨提出之前，梁启超已经提出了“史界革命”，以“民统”取代“君统”，倡导建设“新史学”。那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在悠久的本土传统仍然厚重之同时，蕴积了巨大的变革能量，包括新式学校培养的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反思和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意识，新文化运动开启的自由活泼的文化风气，对西方思想学术的了解甚至受到直接影响，等等。传统的历史记述体系以及与这种体系紧密关联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氛围中实现改造，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前述时代氛围，在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心路历程回顾中，是一个外在的既定背景。他讲述的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家、晚清今文经学家以及同时代的若干年长学者的影响。这应是顾颉刚作为当事人回顾心路的具体视角与多年后学术史考察比较宏大的视角差异所致。欧洲更早时期已经展开的文献批判、欧洲汉学，乃至某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对古史辨时期的中国学术产生了直接影响。此间颇有意味的是，当时欧洲已经兴起了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历史解释、注重历史学家工作中主观性作用，甚至批判“客观主义”史学的风潮，中国学界对此已有所了解，而这些思想对古史辨的影响几乎难以察觉。这并不意味着古史辨是民国前期中国学术界偏于保守的潮流，因为古史辨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既体现在古史体系的文献资料基础方面，也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能够实现内化的“西学”主要是富含理性精神的和实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古史辨学者找到了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与本土疑古、辨伪、考据、编纂学对接的切实路径。总之，世界学术视野和中国社会文化风气的根本改变与顾颉刚等学者对于本土历史学传统的深厚学养相结合，是古史辨成为一时之显学的基本条件。

✦✦✦摘要翦伯赞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仅主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来整理史料，还主张以史料来验证方法的真确性。这一史料学见识无疑超越了史料考订派的史料学原则与方法。由此而言，翦伯赞不仅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作者：李长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摘自：《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9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从未轻视史料，还积极致力于史料学的建设。不过稍显遗憾的是，这些史学家都没有撰写专门的、系统的史料学论著。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翦伯赞相继撰写《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并结集出版《史料与史学》一书。这些文章率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史料的范围、史料的分类、不同史料的相对价值，以及史料搜集与整理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建设史料学的缘由及历程20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由偏重方法转移到方法与材料并重。翦伯赞引领了这一风气。1945年5月18日，翦伯赞应复旦大学文学院周谷城的邀请，作了一次题为《史料与历史科学》的学术演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讲演由顾颉刚主持。翦伯赞在这位实证主义史学领军人物面前畅谈史料学，这无疑显示了其建设史料学的自信。演讲结束之后，即有书店请翦伯赞以演讲稿为基础，“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翦伯赞欣然应允，预计整理出三篇，分别是《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和《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至8月2日，翦伯赞即整理出第一篇《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对史料的范围、史料的分类以及不同史料的相对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但由于时局的变动，翦伯赞不得不暂停整理工作。最后，翦伯赞与书店方面达成协议，收录整理好的第一篇，外加《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幾的历史学》两文。1946年4月，该书以《史料与史学》为题，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此后，翦伯赞并没有放弃整理工作。虽然他迟迟未能整理改写第二篇，但是《中国史纲》第一卷序言已条举推至中国古史上限的考古材料。1946年3月，翦伯赞又发表《〈中国史纲〉第二卷序言》。可以说，这两篇序是翦伯赞对第二篇《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的全面深入的归纳与总结。1946年10月，翦伯赞发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依次论述了“史料与方法”“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问题，着重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地位。此文实际上正是他要整理的第三篇《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可以认为，《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以及《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的两篇《序》基本构成了翦伯赞原计划中的著作《史料与史学》。而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形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就学术渊源的角度而言，翦伯赞之所以能够初步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不仅远承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而且有效地择取了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但是，翦伯赞并没有囿于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更非仅仅“重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料观念”，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传统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一）贯彻这一建设路径的首先是《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史料范围上，拓展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的范围。翦伯赞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的导言部分指出，一切文字记录都是史料。这一认识直接导源于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不过翦伯赞并没有囿于梁启超的看法，他在该文结尾强调说：“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可以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而且，翦伯赞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在演讲中强调：“在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的眼里，任何类的创造都是史料；因为人类之任何创造，却表征着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之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表现出由这种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内容。”由此而言，翦伯赞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提出了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的观点。第二，在史料价值上，对不同种类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明确的估定。翦伯赞认为，“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翦伯赞对正史的评价之低，“是前所未有”。与此相对应的是他对“正史以外之诸史”的评价。翦伯赞在正文部分对“正史以外之诸史”与正史进行了系统比较，论证了“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而刘知幾即重视杂史，梁启超更认为杂史“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但问题在于，刘知幾一方面认为杂史不乏“最为实录”，另一方面却认为其弊繁多，而梁启超只是说“时复过之”。与二人相比较，翦伯赞只是略提及杂史的体裁、行文问题，而详述其正面价值。可以说，正是“由于对上层社会和群体所拥有的话语权的批判意识，导致了翦伯赞对正史的深切怀疑和对正史以外著述的肯定”。第三，在“正史”的具体分析上，揭示了其背后的阶级属性。翦伯赞认为正史不可靠的原因有四：一是循环论的观点，二是正统主义的立场，三是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四是主观主义的思想。这些认识受到了刘知幾、梁启超的启发，但翦伯赞的认识并没有囿于二人的看法。他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中做出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扼要地说来，就是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是立场问题。翦伯赞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我们“要重新写著包括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在内的真正的中国历史”。其次是观点问题。翦伯赞指出，我们“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此外，我们“应该从千头万绪的复杂史实中，去揭示那条通过曲折歪斜的过程但始终是向前发展的道路”。第四，在“正史”之外的群书的具体考察上，重点强调这些群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翦伯赞认为“正史以外之诸史”“史部以外之群书”等皆是史料，基本源于梁启超的认识。但较之梁启超的观点，翦伯赞重点强调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关于“正史以外之诸史”，翦伯赞指出“中国史部杂著之丰富，其中自记事、记言、记人，以至记山川物产，风俗习惯，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神仙鬼怪，无所不有”。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翦伯赞则指出“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而“当作史料看，诸子之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纪述前代史实及反映或暗示当时社会内容的纪录，故又为研究先秦社会史最好的资料”。作为史料，集部之书“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纪录”。关于“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纪录”，翦伯赞指出，清代档案、碑铭墓志、私人函札、宗教经典等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史料。总之，“读正史的时候，必须要读‘野史’，读当时的文集、诗集、小说，乃至研究当时遗留下来的雕刻、绘画，从这些东西中去找到一些现实的反映”。（二）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史料与方法”中，翦伯赞强调了“史料与方法”的统一。他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讲，史料与方法都非常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过类似的看法，但梁启超仅指出史料的重要性，要用“精密明敏的方法”去搜集史料。翦伯赞则进一步提出：“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较之梁启超对“史料与方法”的强调，翦伯赞“合而为一”的认识更为深刻。此外，较之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与部分机械唯物论者的“重理论、轻史料”，翦伯赞的认识无疑真正踏上了“科学的阶梯”。在第三部分“史料择别与辨伪学”中，翦伯赞进一步估定“伪书”的价值。他受梁启超的启发，认为只要“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并进一步指出：“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因为“要从文字的纪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纪录，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只要有考古学的资料做根据，不但伪《古文尚书》上的史料可以引用，即更荒唐的纬书上的史料乃至现在流行的关于远古之传说神话，也可以引用”。他的估定突破了梁启超对“伪书”的认识，提升了“伪书”的利用价值。在第四部分“史料辨证与考据学”中，翦伯赞主张“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去辨证文献上的史料”。他认为，“史料辨证”有待于考据学。其中，清代学者对中国文献上的史料进行了“一度精密的考证”，但还只是拘束在文献的部门之中。仅对诸史之书志考证来看，大半侧重于地理和艺文文献上的史料。这一认识有别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翦伯赞进一步指出，清代学者“还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之价值”。现在对史料考证的任务要“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翦伯赞的上述认识无疑超越了梁启超对清代考据学的批评。而较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的考古，虽考证方法有相通之处，但其目的之一却是要寻求“生动的整然的历史”。在第五部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中，翦伯赞列出了“史料的搜集整理”的三种方法，分别是统计学、逻辑学和唯物辩证法。翦伯赞关于统计学、逻辑学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但他要重点强调的是唯物辩证法。翦伯赞认为，史料经过初步整理之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史料中抽出历史原理”。而进行这种工作，则需要唯物辩证法的帮助。“最初是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史料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再把这一条史料的精髓，放在科学高温之下，加以蒸发，于是这条史料，便汽化而为历史原理”。“对某一类史料如此，对其他各类史料也是如此，于是以前的一些史料小组，现在遂升华而为若干条历史原理了”，“再把这些原理加以辨证的综合，使之在更高的抽象之上，化合为一，这就是历史的法则”。最后，“有了这种历史法则，我们又倒回来用这种法则去贯串史料，于是这种体化于法则中的史料，再不是陈死的片断的史料，而是生动的整然的历史了”。总之，“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他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他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他的发展法则”。翦伯赞的上述“识断”，不仅在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更非并时之史的唯物论者所能企及”。史料学建设的影响与意义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不仅是其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与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上也有着特殊的学术地位与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是逐渐建立的，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则是其中重要一环。1927年到1937年，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其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吕振羽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首次科学地认识中国史前社会”。1937年到1945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形成。其间，范文澜出版《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通史框架”；侯外庐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与上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翦伯赞的特殊贡献在于出版《历史哲学教程》，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如本文所述，翦伯赞于1945年之后相继发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这一史料学的建立无疑进一步完善了已经基本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与此同时，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还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史料学是史学的重要分支。民国之后，以胡适、梁启超、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料考订派学者，一方面继承乾嘉考据学的遗产，一方面汲取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从而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辨伪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史料学原则与方法，取得了前不让乾嘉并能够与域外汉学一较高下的成绩。然而，这一学派基本止步于史料整理与考证，而未能对史料进行应有的理论分析与综合研究。翦伯赞则进一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仅主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来整理史料，还主张以史料来验证方法的真确性。这一史料学见识无疑超越了史料考订派的史料学原则与方法。由此而言，翦伯赞不仅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相关推荐《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刘永连丨如何加强中国海疆史研究郭声波丨10世纪以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占有和管治王子今丨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周智生丨跨越封闭的流动：中缅印交角地区远距离贸易交流史郑师渠丨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更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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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传统中日之间政治文化的比较，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被“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类概念所误导。其实，古代中国和日本各有各的“执拗的持续低音”，这使得中日之间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未必就比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来得小。本文即由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结构性差异、政治伦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更多是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依赖“维新”。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系教授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原题：《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7期关于传统中日之间政治文化的比较，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被“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类概念所误导。其实，古代中国和日本各有各的“执拗的持续低音”，这使得中日之间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未必就比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来得小。本文即由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结构性差异、政治伦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更多是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依赖“维新”。

✦✦✦摘要在古典时代的神话、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有关历史进程的态度和看法，它们被历史学家们有选择地采纳和接受，构成了书写历史的“前提假设”，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理论”。我们不否认，“历史理论”作为一种反映我们当下兴趣的概念工具，有导致“时代错置”或“先行假设”的危险。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伽达默尔所说的“先见”对于人类历史知识的构成性作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自觉以自己时代的福祉为指引，尽可能真确地揭示古代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从而为今天研究和书写人类历史提供相对可靠的参照。作者：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古代文明》2023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普遍历史”（universal

✦✦✦摘要1935年底，中共中央根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确定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可是1936年3月收到由《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七大决议中译本，此方针却表述为“反帝人民战线”。已经具有独立性和自信力的中共领导层虽然按惯例照改，但在恢复直接电讯联系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述。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围绕统一战线定性术语的一波三折，既反映出国际共运中长期存在的不同国家革命形势与组织关系的固有矛盾，也体现出中共独辟蹊径的革命道路获得成功，使得党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共运中的话语权。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按照通行的认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不过，仔细查对文本，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表述是“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止于此，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编者的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新政治方针的起点，是1935年六七月起草的《八一宣言》，“宣言很大程度上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起草的，是在转向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所制定的新策略的情况下最后形成的。在对《宣言》起草人和内容产生影响的一般性决议中，应当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赞同的法国人民阵线政策。由此得出了‘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术语，在中共后来的许多文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直到1936年年中‘人民’术语才被‘民族’术语取代”。此说的时间范围刚好包含了瓦窑堡会议，如果统一战线定性的“民族”术语取代“人民”持续到1936年年中，无疑对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路线的判断构成挑战。瓦窑堡会议旧址有学人从词汇竞争的角度探究统一战线的定名，发现1936年出现了不同的概念表述，以为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调整策略后，“国内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讨论这些研究所关注到的现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需要澄清一系列关键问题：中共中央究竟何时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何会出现不同概念表述的现象，这些现象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最终如何获得解决，以及背后反映出什么纠葛和变化。

✦✦✦摘要傅礼初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西藏部分的论述中，沿袭伯戴克“保护关系论”的思路，提出了清朝在西藏仅拥有象征性权威的偏颇之见，并基于此观点对相关史实进行了片面化的解读。本文通过对书中观点和史实解读的批判分析，从历时性研究和制度史两方面对清朝的国家构建路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姜海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摘自：《清史研究》2023年第2期原题：《是“象征性权威”，还是国家主权再构建？——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西藏历史书写的思考》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和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由汉学家傅礼初（Joseph

✦✦✦摘要“剑桥中国史”系列是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经典书写，《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清史学界亦具有权威影响，其中“边疆”部分的撰稿人傅礼初更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许多论述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本文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新疆历史书写为考察对象，讨论该书在概念、观点和史实方面的错谬和误区，反思西方学界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确立我们对于清代新疆历史的正确认知。作者：祁美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张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摘自:《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剑桥中国晚清史》（以下简称《晚清史》）是西方研究晚清中国的权威著作，书中关于清代边疆民族的内容是由汉学家傅礼初（Joseph

✦✦✦摘要春秋时期，以“祝融八姓”为代表，出现了诸多尊奉共同祖先的族群、邦国。这些族群或邦国跨越地域和文化藩篱，形成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团体。共同祖先的酝酿，与春秋时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远祖、神化祖先的风尚有关。局部共祖的出现，开启了战国时期以黄帝为标识的华夏共同祖先形成的先河，是当时诸族大交往、大融汇的反映。作者：罗新慧，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华夏族与华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需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细致梳理。华夏共同祖先的确立，推动了华夏族的形成，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两者相向而行、相待而成。揆诸常理，古代诸族起源不一，并不存在共同的祖先。可是战国晚期，黄帝俨然成为华夏共祖，标志着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形成。至西汉时期，不仅“圣王同祖”成为根本共识，司马迁甚至将天下诸族的祖先一并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系统中。从此，诸族的祖先全部追溯至黄帝，天下从各有其祖演变为同出一祖，从多元汇聚至一体，天下一家之势已然形成。由各认其祖转化为共认一祖并非一蹴而就。春秋时期，局部范围内已经出现被若干族群共同追认的祖先。认可共同祖先的诸族并不是分布在同一地理单元内，而是超越了地域区隔和地缘界限，甚至华夏与非华夏也建立起了“血缘关系”，局部认同的网络逐渐确立。可以说，局部共祖的酝酿是华夏共同祖先观念形成的第一步。本文以“祝融八姓”的组成、地理分布以及集团内诸族对祝融认同为中心，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局部共祖观念的形成与历史动因。

✦✦✦摘要农牧交错带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生态地带，通常是指耕地农业和草地牧业的过渡地带，这里是对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农牧交错带的考古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这里不仅是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而且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曾发挥了关键作用。重新梳理农牧交错带在早期文明历史中的地缘价值，对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将有所助益。作者：张晓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摘自：《江汉论坛》2023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虽然长期是学术界争论的重点问题，但经过近百年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尤其是各个时期不同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的不断补充，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认识已有了许多新进展，一元多体的观点逐渐转变，多元一体被认为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然而在从满天星斗的多源文明到具有统一国家组织形态的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一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及其生态环境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就是这样一个地理单元。农牧交错带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生态地带，通常是指耕地农业和草地牧业的过渡地带，这里是对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概念由地理学家赵松乔先生于1953年首次提出并进行系统论述，随后这一概念被学术界接受。在半个多世纪对这一地区进行深入研究后，学者们发现北方农牧交错带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它既是在东亚季风系统下自然气候和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耦合的产物，又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具体区域范围尚有争议，但基本上是指地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黄土高原西部、由半湿润农区向半干旱牧区过渡的缓冲区域，其土地利用类型多样，空间上农牧犬牙交错，时间上农牧转换频繁。正是由于这一自然地理特征，该地区在中国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农牧交错带的考古发现又让我们意识到，这里不仅是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而且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曾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重新梳理农牧交错带在早期文明历史中的地缘价值，对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或许有所助益。

✦✦✦摘要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主要依托外来的译著，至于本土，既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的著述，亦未形成体系化的学科，但相关讨论仍透露出大量的信息，既是近代国人面向世界的重要一环，也制约了其后世界史的属性、定位和旨趣。作者：余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摘自：《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在今日的历史教学科研体系中，世界史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系统，与中国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这并非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形。世界史的范围、内涵和功能，常常引起学界的讨论，是否包括中国、如何与国别史和外国史区别开来、是否具有以及如何承担探索人类大同的功能，是其中的关键。要解开纠缠不清的困扰，探寻清季“世界史”观念的最初渊源和内涵旨趣，不失为有效的途径。先行研究除少数例外，一般均将西洋史、万国史、世界史等量齐观。如果只是作为探究那一时期国人域外历史认识的方便名词，不妨一视同仁。若要追究各自内涵外延的差异，尤其是“世界”这一重要概念的影响，就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原本是佛教概念的“世界”，在19世纪后期逐渐落实为指称地域上的全球，同时兼具其他复杂意涵，认定相当主观，大小虚实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共通性则是推崇和学习西方的强烈价值取向。完成语义转变的“世界”一词，成为表达近代中国对外观念、人我关系和未来方向的重要词汇，并被用以多种名物，“世界史”即其中之一。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主要依托外来的译著，至于本土，既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的著述，亦未形成体系化的学科，但相关讨论仍透露出大量的信息，既是近代国人面向世界的重要一环，也制约了其后世界史的属性、定位和旨趣。

✦✦✦摘要官僚政治史的研究需要构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复杂系统，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等理论方法，也需要引入计量分析等工具。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和近现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优势所在，而“数字人文”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法。作者：胡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清史研究自1912年以来已走过百年历程，特别是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清史研究更加兴盛。在方法上，清史研究议题转换迅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经世致用空间广阔，可以说清史研究已逐步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局面，走向繁荣。但与这一繁荣局面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传统政治史的衰落。与中古史领域政治史研究积淀深厚且仍具有较强影响力不同，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衰落更为明显，其背后具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清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走向繁荣，与上古史、中古史相比，政治史研究积累本身就比较薄弱，此时又恰逢社会史等新领域崛起，导致政治史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研究方法也面临材料枯燥、议题陈旧、解释僵化等困境，难以提出具有笼罩性和辐射力的解释框架。同时，清史研究领域史料丰富固然是一个优势，但议题泛化导致缺少聚焦，对材料的解读欠缺精细，无法穷尽占有史料也难免遭遇方法论上的“选精”与“集萃”之讥。政治史研究的衰退特别是对于重大议题的疏离，自然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关于史学议题的碎片化和短期主义早已引起学界广泛讨论，《近代史研究》曾专门组织过“碎片化”问题笔谈，尽管学界同仁对这一趋势看法不一，但对“碎片化”对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判断则无异议。有鉴于此，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政治史研究的回归与复兴。杨念群早在2004年就指出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认为地方故事的脉络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重点再研究。陈明明也认为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地位，社会史、文化史“专业化”和“去中心化”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类似议论在唐代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反思中也有体现。在政治史研究中，官僚体制是核心问题之一。那么，官僚政治史研究如何再出发，近20年来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在深具政治史研究传统的中古史领域。中古史等领域这些探索对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但清代官僚政治史也需要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走出一条新路。

✦✦✦摘要“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更多层面、更多维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近年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就“新革命史”研究的意旨来看，主要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系列的讨论和“辨析”中，“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这似乎说明，“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多取向、多层面、多维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并揭示未曾注意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面相，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

✦✦✦摘要当我们回顾中西交流史上的这桩公案时，就会发现“中国无真史说”是数百年间西方多重复杂因素交相作用的产物。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只有从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视角入手，揭示隐藏在这桩公案背后的深层逻辑，才有可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辉煌历史，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5000多年的文明史，既有激流勇进、一日千里的大变动和大变局，也有潜流涌动、相对平稳的传承和延续。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中国无真史说”已成明日黄花，其荒谬性似乎不值一驳。然而，当我们回顾中西交流史上的这桩公案时，就会发现“中国无真史说”是数百年间西方多重复杂因素交相作用的产物，它不仅与西方传统的历史观、思维方式相关，也折射出16世纪以来中西方历史发展截然有别的态势。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只有从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视角入手，揭示隐藏在这桩公案背后的深层逻辑，才有可能起到正本清源、拨乱纠谬的作用。

✦✦✦摘要面对灾害史、救援史此类公共性和综合性课题，口述作为史料与档案的互补互证应受到高度重视，具体的操作包括两条路径：从口述采访到档案汇编，可称之为“求实”；从档案汇编到口述采访，可称之为“补实”。作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史林》2022年第6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近些年，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口述史”研究勃然而兴，这恰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龄相关，即新中国的同辈人时下已届“古稀”，故通过口述来扩展史料，正处于“宜采集”或“需抢救”的时期。例如，笔者于2016年采编《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史料卷》，能够接受访谈的亲历者多为当年的小“医生”、小“技工”（现在为教授、主任、经理、工程师等），而“组织者”“领队人”多离世或失忆，以致许多决策和指挥的内容丢失了。

✦✦✦摘要在日本有关历史问题的所有争论中，东京审判是关键核心。在东京审判的多重意义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是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人类社会追究发动侵略战争元凶的先例；第二是对日本近代对外扩张是侵略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定性。作者：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4期原题：《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2006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名为《东京审判是捏造》（以下简称《捏造》）的书。《捏造》第一章第一节“今天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之下有两个小标题，一是“日本人自信心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的精神创伤”，二是“克服东京审判应是日本一切政策中最优先的政策”。日本以东京审判为主题的著作中，约有半数如同《捏造》，“研究”东京审判就是为了否定东京审判。本来，在一个“多元社会”，这一类来自右翼的否定在意料之中，不必随之起舞；但近年日本政治人物打破禁忌，从幕后走到台前，公然和右翼唱起一个调子，却很值得我们注意。如2013年，安倍晋三以首相身份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重要场合明确表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又如，2017年，稻田朋美在防相任上撰文纪念右翼代表性学者渡部升一，文中也呼吁要“克服东京审判史观”。局外人也许很难理解，对于东京审判这样一个去今已久的历史事件，日本政要为什么屡屡甘冒内外批判的风险发表反对言论？换言之，东京审判带给日本的究竟是什么？在东京审判的多重意义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是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人类社会追究发动侵略战争元凶的先例；第二是对日本近代对外扩张是侵略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定性。前者对战后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后者对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以及日本战后的政治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有关历史问题的所有争论中，东京审判是关键核心。也因此，与南京大屠杀等时起时伏的具体历史事件的争论不同，否定东京审判的主张从东京审判开庭之际日本辩方质疑管辖权起，便从未间断；这也是东京审判时日本政府曾在幕后操盘及东京审判后长时间搜集材料、组织研究等的主要原因。东京审判的盖棺论定不仅关系到日本的侵略史，而且关系到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形塑。对日本来说，无论是想要恢复历史上的所谓“荣光”，还是试图要从“和平国家”（非核、专守防卫等）转为所谓“正常国家”，否定东京审判都是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京审判并没有走入历史，对它的讨论不仅是学术界的事，而且与现实的国际政治密切相关。

✦✦✦摘要如果不考虑风险应对力这一维度，我们对清代经济的评价将是不全面的，不利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清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当然，强调风险应对力，并非弱化生产力指标的价值，而是希望两个角度相互配合，促进对清代经济更为完整的认识。作者：林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摘自：《清史研究》2022年第6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在一百多年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大致产生了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和中国中心观取向等研究范式。这些范式从不同角度增进了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也成为总结百年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线索。要继续推进清代经济史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以上范式的合理性，也需要超越其局限，形成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本文借用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一概念，结合已有研究范式中对生产力指标的讨论，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清代经济史研究，以此弥补已有研究范式主要重视生产力因素的不足，并进一步说明使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清代经济的可行性和价值。风险应对力概念来自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一书（以下简称《文明的逻辑》），在该书中，他指出已有研究对社会进步和文明变迁的评价，往往只有一把评估的尺子，即“生产率”，但这一把尺子并不够用，不足以全面认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例如，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自秦汉至明清均没有大的变化，如果只采用生产率这一把评价的尺子，那么就会得出结论，认为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难言有任何进步，这显然不合理。因此，他认为应该引入第二把尺子，即“风险应对力”。在该书中，他指出，由于人类社会一直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的威胁，因此，不管是早期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还是后续文明化历程中迷信、各种仪式、礼节、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的发明，以及市场、金融产品和国家体系的建立，都加强了人们的跨期合作，提高了人类在天灾人祸之下生存的能力，降低了暴力和冲突，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化。本文以之为借鉴，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引入清代经济史研究之中。之所以强调将生产力与风险应对力相结合来理解清代经济，是因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三个重要范式中，生产力都是核心线索。比如，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其重要的出发点是讨论那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范式，是对生产关系范式下经济史研究过于偏重生产关系的纠正，随后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范式。这一范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重视生产力，因此，其核心被称为“生产力转向”。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打破现代化范式中隐含的西方中心论，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线索，也推动了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不过其所考察的核心指标，仍然是基于生产力标准的。

✦✦✦摘要当史学理论界的兰克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时，仍有部分历史学者的认知未能跟进：言及兰克，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狭义理解的“实证”阶段，以为其高妙只在依据材料作史实重建；谈到中国传统史学，以为实证才是主流，强调搜集史料的功夫，而忽略形而上的历史思辨。作者：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本文讨论历史研究中“形而上”的一面，在历史学者近乎一致标榜“实证”的今日，或不合时宜。之所以如此，并非作者固执一端，立异为高，而是希望在方法上执两用中，求实务虚。

✦✦✦摘要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作者：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最令人震惊又最令人费解的考古成果，首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然而，人们最大的困惑在于：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它的文化面貌为何非同一般？三星堆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古史记载之间究竟有无线索可寻？由于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仅利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器物对比来探讨三星堆的“来龙去脉”，所以要突破这一研究瓶颈，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去寻找可能存在的古老线索。利用丰富的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从中探寻三星堆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不失为可取的方法之一。

✦✦✦摘要基于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物性的变化，中国文明的演化可以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三个阶段。玉石时代大体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礼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政治权力崛起，孕育出国家组织雏形。青铜时代大体对应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军事权力崛起，更加广泛的区域性王权国家出现。铁器时代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质生产工具的产生和推广，象征着经济权力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导性力量。秦汉以后，意识形态权力稳定成型，最终形成四权合一的社会权力形态。作者：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所谓文明起源，根本问题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复杂化，即人类社会如何从相对平均、简单的状态走向等级差异明显的复杂状态，也就是社会权力形成的过程。就中国文明起源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探讨中国文化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从以区系类型研究为中心转向中国文明起源课题，探索“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的起源”。考古学者更多从考古材料出发，相对忽视理论。从物性理论视角审视有助于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社会权力演化，认识中国文明逐渐走向定型的独特道路，把握中国文化的部分特点。与此同时，作为物性理论的一种实践尝试，或可以从当代考古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为早期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探索一条新路径。

✦✦✦摘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二十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提出距今5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提出距今53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作者：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摘自：《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本文拟对工程的宗旨、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和取得的成果进行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各位同行。

✦✦✦摘要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姓氏人口的巨大差异？为何中国姓氏人口的同姓率远高于欧美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增进对于中国姓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理解。本文使用历史计量方法，首次深入地定量分析中国姓氏人口的典型特征、决定因素与作用机制。作者：陈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春雨，单位系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郝煜（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6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随着几千年的人口增长，中国的姓氏数量与姓氏人口也不断增加，仅徐铁生编著的《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所收汉姓即高达10 523个。但中国不同姓氏的人口分布十分不均匀，大量人口集中于少数的大姓，从而“同姓率”远高于欧美国家。就汉族人口而言，2012年前100名的姓氏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87.0%。而法国前100名常见姓氏仅占总人口的8.1%，美国前100名常见姓氏仅占总人口的16%。究竟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姓氏人口的巨大差异？为何中国姓氏人口的同姓率远高于欧美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无疑可增进对于中国姓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理解，并揭示东西方差异的来源。本文使用历史计量方法，首次深入地定量分析中国姓氏人口的典型特征、决定因素与作用机制。在理论上，影响姓氏人口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即生育率与采用率。生育率指某姓氏人口本身的增长率，采用率指原来无姓的人采用某姓或改姓。2012年中国最大的几个姓氏依次为王、李、张、刘、陈等。观察这几个姓氏何以成为超级大姓，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们的起源时间都很早，其中张姓与刘姓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王姓与陈姓起源于商朝，而李姓则起源于周朝。姓氏起源越早，则累积生育率越高，人口数量也会越多。其次，它们中有些建立过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政权（刘汉、李唐），有些则建立过分裂（非统一）政权（王、张、陈）。一个自然的假设是，作为国姓的姓氏，占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其生育率高于人口平均水平。最后，起源较早的姓氏和作为国姓的姓氏，更有可能被其他姓氏或无姓氏的民众所采用。总之，姓氏起源较早和曾作为国姓都可能对该姓氏的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然，姓氏人口可能也受姓氏本身的固有特征所影响，例如，姓氏的复杂程度（是否复姓、笔画）与声音特性（声调）。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汉族人口排名前500位的姓氏数据（占汉族总人口约99.8%），在大量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回归分析揭示了中国姓氏人口的典型特征。首先，中国姓氏人口的分布大致服从齐普夫定律，但也有明显偏差，人口集中于大姓，且集中度高于该定律的预测。其次，姓氏诞生朝代越久远，姓氏作为国姓时间越长，则平均而言姓氏人口越多。这些实证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控制姓氏的笔画、声调、是否复姓，使用子样本，区分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国姓，以及针对国姓组与非国姓组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最后，我们发现姓氏采用率（以姓氏起源数目与少数民族姓氏人口为代理变量）与人口迁移率（以姓氏人口的地理集中度为代理变量）是驱动以上结果的两大作用机制。作为对比，欧洲的大部分姓氏历史只能追溯到中世纪，“国姓”也没有被大量人口采用，所以姓氏人口的集中度远远低于中国。

✦✦✦摘要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西兰时，赞扬艾黎自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正是在近代上海城市集聚与文化洪炉的强烈作用下，艾黎改变了人生轨迹，改变了政治信仰，让自己的生命为中国革命绽放出特别的光彩。作者：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摘自：《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近代上海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迅速崛起的特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人口已超过300万，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在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下，这里形成产业集聚、资金集聚、技术集聚、人才集聚、信息集聚的奇观，经济体量、人才数量、技术优势、文化影响，在全国都立于无与伦比的高位。如此的政治格局、经济态势、社会结构，形成上海城市文化洪炉效应，表现为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极端对立的两极以及两极之间的各种形态，中西、新旧、优劣、贫富、善恶、美丑，在这里都普遍存在。如此复杂的存在，经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利益的各种政党、社团、报刊的宣传、讨论与争论，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与融合，推动了上海政治文化的发展。近代上海之所以成为光明的摇篮，其源盖在于此。各类移民，不只是来自国内各地的移民，也包括来自欧美等地的外国侨民，广泛受其影响。有些外侨，在其母国思想本不激进，但来上海以后，受环境刺激，也受上海政治文化影响，逐渐同情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乃至走上革命的道路。日后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马海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魏璐诗等，均属此类。本文论述的路易·艾黎，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路易·艾黎（Rewi

✦✦✦摘要本文进一步探究“共和行政”的历史真相、共伯和的真实身份、共伯和行政的性质、周厉王纪年与共和纪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中国古代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可以自共和元年上溯至周厉王元年（公元前878年）。作者：程平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关于“共和行政”，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共伯和行政”，即共伯和代行王政。二是“周公、召公行政”，即周公、召公二人共同代行王政。以往对“共和行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和行政”的历史真相、共伯和的真实身份、周厉王纪年与共和纪年问题，而对于“共和行政”史料的来源、性质、演变以及不同记载所反映的历史观、史家笔法探讨不足，没有明确共伯和返政记录的虚实与“共和行政”的性质；普遍采用共和纪年，却对于共和纪年与周厉王纪年的含义与相关问题探讨不足。因此，笔者拟通过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相结合，进一步探究“共和行政”的历史真相、共伯和的真实身份、共伯和行政的性质、周厉王纪年与共和纪年的关系等问题。

✦✦✦摘要考史不可限于夺人眼球的“事件尘埃”和戏剧性的局势变迁，还须探讨久驻性的制度及其演变。中国史学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国家制度（如周制与秦制）有着深厚的考释传统。作者：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制度”训诂及制度的结构性功能

✦✦✦摘要如果说30年前乔志强、陈旭麓先生的两本著作为初始开展的中国社会史划出了一个基本研究范围，那么30年来这个范围已被大为拓展。问题是，在专题研究不断拓展的过程中，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是否有些迟滞甚或忽略？作者：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摘自：《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近4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一进展并不仅仅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表现在各种理论概念的多元发展。在拓展、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时听到或看到对社会史研究的某种忧虑，或忧其“碎片”，或虑其“过时”。问题的一面是西方各种流派的理论概念传入阐释或临摹附会，一面是眼花缭乱中的模糊失真或迷失自我，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西方有关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提炼更加切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的理论和概念，进而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毫无疑问，在各色流派此起彼伏不断翻新的引进吸纳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概念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极大。“自下而上”、“长时段”、整体史、跨学科、“问题史学”等已为研究者耳熟能详，然这些理论概念一旦运用到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总不免使人产生“画虎不成”之感。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受年鉴学派理论概念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史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忽视或重视不够的现象。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在社会史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漠视它的存在”。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在谈到年鉴学派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就曾讲道：“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基石，同样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而且催生了一批最早的社会史研究成果，“社会史”一词此时已经登上中国史坛。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就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倡导一种全面的综合的而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的“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即有明显的脉络相承。通前至后，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意义上审视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为社会史研究者的共同话题。

程丽君｜“大一统”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周泓丨后现代之后：新社会史回归社会科学史学范恩实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更多推荐

✦✦✦摘要西方语境中的“革命”观念自产生以来，其内涵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直至具备了现代“革命”概念的各种特点。与此同时，“革命”观念向西方之外地区的传播，也使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形，在新的空间中获得了更多不同的意涵。作者：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艾玛·罗斯柴尔德认为，跨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危险之处就在于，当一种观念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后，就会发生一次变形，同时取代原来的观念。如此反复几次之后，这一观念的内涵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与其最初的含义渐行渐远。不论观念是在横向的空间传播中，还是在纵向的时间演进上，都会划出一道长长的“观念之弧”（Arcs

✦✦✦摘要在西方学界关于“历史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种概念使用上的“转义”现象。所谓“转义”，指的是中国本土历史概念在翻译为西方语言时所发生的意义改变现象。它改变了概念在本土语境中的一般理解和用法，并导致历史叙事在情节与意义上都发生转变。作者：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摘自：《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在西方学界关于“历史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种概念使用上的“转义”（tropic）现象。所谓“转义”，指的是中国本土历史概念在翻译为西方语言时，所发生的意义改变现象。它改变了概念在本土语境中字面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一般理解和用法，并导致历史叙事在情节与意义上都发生转变。其基本步骤大致可以归纳为：（1）基于西方学术语境、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为中国历史相关概念注入某些原本不属于它的异质意义（“概念转义”）；（2）基于多个转义概念之间的意义连接（“概念互文”或“文本间性”），建构出符合西方历史经验和理论范式的“中国历史叙事”；（3）以西方学界建构的中国历史叙事为比较尺度，评价甚至置换本土语境的中国历史叙事、经验和意义，以证明西方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正当性与普世性（“叙事置换”）。下面就以“王朝”与“empire”、“中华民族”与“Chinese

✦✦✦摘要当代学者以具有外来“empire”含义的“帝国”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是值得商榷的。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概念出现这一历史事件？本文将“大清帝国”一词置于历史情境和更广阔的国际话语环境中来理解，进而反思清史研究中的“帝国”话语问题。作者：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欧洲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时常将类似于罗马帝国那样疆域辽阔的大国称作“empire”，对古代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在1895年之前从来没有自称为“帝国”统治者，当代学者以具有外来“empire”含义的“帝国”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是值得商榷的。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概念出现这一历史事件？能否将清朝当作一个具有“empire”含义的“帝国”来研究？本文将“大清帝国”一词置于历史情境和更广阔的国际话语环境中来理解，利用中文、日文和英文史料对其作初步考察，进而反思清史研究中的“帝国”话语问题。

✦✦✦摘要“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演化、发展，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形态相契合，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归依。作者：刘余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程丽君，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摘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中华民族浩浩五千年，中华文明始终不曾中断。“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一体、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鲜明个性，助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演化、发展，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形态相契合，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归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从历史文化深处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回溯其历时性谱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摘要当前，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方兴未艾，然而，就其学科体系而言，仍不能达成广泛共识。本文拟从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入手，梳理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作者：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摘自：《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当前，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方兴未艾，然而，就其学科体系而言，仍不能达成广泛共识。从以往学界的相关论述看，构想或过于狭窄，或不能超越研究问题而深入到学科体系构建层面，因此均有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无法与现有学科体系对接，找不到学科定位，更加不利于人才培养机制的确立与实践。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入手，梳理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E.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4年C.蒂利《旺代》，1966年B.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以大问题历史取向引起学界反响，奠定历史社会学地位。

白爱萍丨华南研究”对施坚雅区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陈其泰丨史学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屈文生丨历史翻译与中国历史话语的构建与传播李杰丨论新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更多推荐

✦✦✦摘要历史学的学科规范与“真相”之间确实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手史料不能必然保证“真”，好的版本和多如牛毛的注释亦不能必然导向“真”。但是，“真”不可得，不代表“求真”不可欲。一个理想即使不可得，也不意味着一个理想就不值得追求，“真”也同样如此。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学系教授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历史学的学科规范与“真相”之间确实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手史料不能必然保证“真”，好的版本和多如牛毛的注释亦不能必然导向“真”。但是，“真”不可得，不代表“求真”不可欲。一个理想即使永远不可得，也不意味着一个理想就不可追求或不值得追求，“真”也同样如此。此正如梁启超所言“绝对的真相，虽欲难求，然在可能范围内，亦应当努力求去；若不求得真相，一切都无从做起”。梁启超所言的“一切都无从做起”，其主语是“历史研究者”，因此当谈论历史学是否会终结时，不妨先讨论历史研究者的“求真”究竟有哪几个层次。

✦✦✦摘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新时代下，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7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摘要放宽历史视野，拉长历史时段，运用大历史观，结合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深化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新中国史研究者应有的新时代站位和学术敏感性。作者：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习近平提出的、学界与理论界积极响应的大历史观，虽然在一些思想因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历史学界的“大历史”视野、“总体历史”观念有某种关联和相似处，但是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所言的大历史观，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认识，其核心议题是党和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党和国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范畴，其灵魂和根本遵循是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立场和原则。从习近平的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程或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去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阶段的历史进程，要抓住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重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大历史观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和启发意义。

✦✦✦摘要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意义重大而又任务繁重，而这些珍宝却散存于浩瀚的典籍之中，对此要做全面梳理论证，工作量很大。据此，我们需要俯察众流，抓住关键，采用恰当的方法，首先应致力于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经典的深入考察。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摘自：《东岳论丛》2022年第7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数千年奋斗前行的中华民族躯体内流淌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这是当前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的重要课题。

✦✦✦摘要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的文明，延续数千年且历久而弥新，显示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我以为，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三道生命线——“文明以止，人文也”“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并行与纠缠”“中为大本，和为达道”——非常值得我们深切体认。作者：姜义华，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摘自：《文史哲》2022年第3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的文明，延续数千年且历久而弥新，显示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我以为，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三道生命线，非常值得我们深切体认。

✦✦✦摘要如何以科学的方式“打开”MEGA2？如何站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与MEGA2的研究前沿进行学术对话？如何利用MEGA2的最新文献成果，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作者：张一兵、孔伟宇，单位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原题：《MEGA2研究前沿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197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以试行版的形式问世。50年来，随着MEGA2文献的不断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更加完整的历史姿态向国际学术界展现出来。然而，全新的文献编辑形式和内容也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的理论解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如何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科学的方式“打开”MEGA2？如何站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与MEGA2的研究前沿进行反思性的学术对话？如何利用MEGA2的最新文献成果，服务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需要重点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摘要历史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中国历史学同国外历史学在相互遭遇的情况下开展的多元文化交流。在“东方主义”作用下，中国历史学常被异化为“他者”，这提醒我们须运用历史的和批判的分析方法，认真反思“东方主义”何以在西方形成一种模式化的意识形态。作者：屈文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9期如何选择恰如其分的历史译名，是译者翻译历史文献时常面临的一大难题。历史文献的翻译（下称历史翻译）近似于政治文献的翻译，但译者常常无法把握立场。翻译实践中译者在选择历史译名时缺乏必要的历史素养而无意识地造成译作不合史实、有违原作史观或有悖原作史论的现象，即显性或隐性的“历史无意识”。“历史无意识”主要体现为译者缺乏恰当的历史观指导和缺乏历史理性等两种情形。对于历史翻译而言，选择历史译名就是译者在选择历史立场。中国近代史文献的外译，要求译者熟悉大历史观、革命史观、人民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等历史研究范式；中共党史文献的外译，特别要求译者掌握正确的党史观；外国历史文献的汉译，要求译者熟悉现代化史观、“冲击—回应”史观与“西方中心观”等历史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历史叙事模式和历史话语。译者只有养成历史意识，熟悉主要的历史观和重要的历史话语，并站在恰当的立场上完成符合史实和原作史观、史论的翻译，才能克服“历史无意识”。

✦✦✦摘要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意义，在于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历史聚光灯更多照射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多方联结和互动。作者：胡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史林》2022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9期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意义，在于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历史聚光灯更多照射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多方联结和互动。作为实际展开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早自16世纪就出现了大规模移民、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及庞大市场，或可被视为全球史日常生活结构层面上最持久的推动。再通过对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本文讨论了“欧洲省级化”“大时间”及“小时间”的概念，期望经由“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尽可能达到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摘要20世纪后30年，西方思想界风云激荡，后现代主义、复杂性思想勃然兴起。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基本观念与原则遭到批判与检讨，它对历史学形成冲击，重塑了若干史学观念与原则。作者：李杰，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摘自：《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9期20世纪后30年，西方思想界风云激荡，后现代主义、复杂性思想勃然兴起。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基本观念与原则遭到批判与检讨，它对历史学形成冲击，重塑了若干史学观念与原则。1979年劳伦斯·斯通发表《叙事史学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宣告社会科学化史学的解释模式，正在被人类生存的变化多端的兴趣所取代。这种兴趣把群体的文化和个人的意志看成是和物质生产与人口增长同样重要的历史因素。由于强调了文化和个人经验的意义，历史学正在回到叙事的旧轨道上。我们认为，虽然这一时期的史学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但就其方法论而言，它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对辩证法的认知与运用有了新的理解。思维方式提升了，史学观念和方法得到更新，史学研究实践出现了新的面貌。从对辩证法的新理解并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视域，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定义为新历史主义史学，它与运用辩证法为方法论的历史主义史学形成否定之否定关系。以下我们根据莫兰关于史学研究范式的界定，从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着手，解读新历史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并作出相应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