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丨视野•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承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视野和方法的开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代文学”这一学术话语的确立，拓展了学术范式与研究格局。文化视野影响了文学史的书写，并集中体现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理论建构和文学史的重写在通古察今、融贯中西的比较视野下，探索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互联网和古籍数字化技术促进了文献整理的细化和研究方法的改变。《文学遗产》基本呈现出古代文学研究发展脉络，形成具有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2期；摘自《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期

学术研究的推进离不开视野和方法。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研究传统，此谓之守正；70年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既保持了传统治学的纯正，又在自我审视、自我批判中不断创新，以开放的格局、多元的方法促进中国古代文学向纵深发展。其实，守正与创新互为融通，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因对象而选择的研究方法。70年成果丰硕，本文只能从几个角度去认识“守正创新”的研究面貌，以窥古代文学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的新进展。一隅之见，以求教于学术界。

古典文学与古代文学

 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古典文学”指向的是具有典范性质的文学经典，而“古代文学”则是一个时间性概念，指向中国古代这一时段内（1840年以前）的所有文学。五四文学变革的重要贡献是以小说、戏曲、民间文学为突破口，将一批被传统学术排挤在外的对象纳入研究体系当中，极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确立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之基本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美学研究的浪潮，开始借助美学理论对古代文学进行观照、阐释，以审美价值、审美艺术为尺度，将传统经典与新经典作为一个整体，统摄到“美”的论述体系当中。古典审美以雅正为主，大部分的通俗文学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由于认识到审美尺度在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杂文学观念回归，佛家偈语、道教青词、韵语歌辞等逐渐进入研究视野，这也正是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方法独立的标志之一。

学术范式是研究理念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产物，从古典文学到古代文学，本身就是观念的改变，也意味着学术格局的转移。古代文学研究不仅继承了传统古典文学研究擅长实证型研究与鉴赏、批判的传统，还开始向文学规律的研究延伸，在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与内部演变的深入探索中寻找学科生长点，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寻求突破。外部研究探讨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探究相关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形成各个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文人群体研究、文学世家研究不仅是对创作主体价值的凸显，更创造性地将文学创作的空间分布、时序流动整合起来，成为一种新型的研究范式。内部研究则从文本为中心，向古今文学演变研究、平行影响研究、文体研究等方向深入开拓。从古典文学到古代文学的转变，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拓展，更是研究观念的转变，带动多元研究范式的建立，驱动学术不断创新。

文学批评与文化视野

文学批评与文化视野是一个由新时期文学研究提出的关系。传统文学批评集中于文学内部，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整理成果，文化视野成为研究者重要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路径。

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构建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整理。20世纪前半期，学界已意识到完全抛弃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单纯运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并不能有效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新时期以来，研究者通过对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发掘、整理、研究，从中汲取营养，将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结合起来。随着学科发展，学者知识结构、研究视野不断扩张，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如“知人论世”“推源溯流”，不仅为当代学者所继承，也实现了自我更新，综合、转变为更具涵容性的文化视野，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疆域。西方理论的输入，拓展了固有的学术视野，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方法。研究者们的关注视角不再停留于作者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而是延伸到作品的文本本身、作品的接受，并开始运用美学、心理学、民俗学、考古学、神话学、宗教学等文化学思维来对文学进行重新解读与深度阐释。文学与制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走向深入，新世纪持续发展，已经建构起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型研究范式，引领了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

文化视野中的古代文学研究集中体现为学科的交叉研究，主要向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古代文学与传统学科的交叉研究；二是与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新兴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的研究领域；三是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研究者将以往不太关注的研究对象纳入研究范围，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将文学置于大文化背景下，或从某一文化视角切入探讨文学特征；二是以文学文本为材料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揭示文化现象和文化心理。

从目前学术实践来看，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第一，研究者在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怎样深入另一学科，准确把握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是艰巨的挑战；第二，由于文化本身的模糊性和延展性，要避免成为文化史研究，要立足文本，回归文学本位。

理论探索与文献整理

理论、文献与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与研究焦点之一，是如何处理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对接。经历数十年的学术实践与探索磨合，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对接最终获得了一些成功的典型，形成了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新范式，如叙事学、接受美学、主题学等，陆续涌现了一批学术价值颇高的成果。其次是中国化理论体系与话语的重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多元化，既有对传统方法的坚守，也有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融合中西理论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相关理论的引进与消化吸收越来越顺应中国实际，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亦逐步趋于完善。同时，传统的研究方法依然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助力颇丰，沿着传统的古典文艺理论，将会更好地还原古代文学的面貌。当下研究的焦点在于如何交汇中西、融通古今，建构具有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体系，在当代世界学术之林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有效服务于未来的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

文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石，70年来古籍整理工作呈现出繁荣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者对已出版全集进行整理、新编、补佚，推动全集进一步完善；二是总集、别集的整理成绩显著，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普及发挥了作用；三是名家文集整理，多种并列，各有千秋，这些整理本的笺注、编年、集释，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具体而翔实的材料；四是作家生平考订研究；五是出土文献的发现与整理为文学研究提供新材料，并与传世文献互证互释。中国古代文学依然注重文献整理的传统，因而文献整理工作呈现繁荣局面，不仅整理工作的涉及范围广，还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细化和深化。

文学史构成与重写文学史

70年来的文学史书写，大体延续五四时期建立的范式，不断反思对“文学”的定义及研究方法，从参照西方文学史逐渐走向重新认识、融合古人传统。这关涉到五个重要问题：一是历史的立场，二是“文学观”，三是文史结合，四是文献与理论结合，五是建构的方式。不同的应对影响了文学史的思维、书写方式。

70年来文学史的重写，通古察今，中西互鉴，日趋客观而贴合中国的实际，与传统学术的对接正深度展开。史学思维影响文学史观，强调要结合当时的新材料、新理论从事实去寻绎文学发展自然而然的规律，总结文学演进过程中文体、朝代、地域的不平衡，打破了“进化”的文学史观。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的书写开启了与传统史观的对接，像对西方“文学”概念的反思，回到历史语境研究文体概念、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对“文章学”的重新认识、对作品选注的重视。

目录、版本、校勘等传统小学，职官、地理等传统史学的成果，以及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的新材料，不仅解决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还作为方法在文学史书写中体现出考证、论证的科学性有效性。大量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方法热”，这些方法为解释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取得了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成果，文学史的重写自觉地承接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在方法的运用上又不限古今、中西，而以研究需要为旨，显示了方法论上的自觉。

文学史书写的新探索从政治视角逐渐扩大到文化学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的书写逐渐认识到，文学研究内部可以描述文学“是什么”和“怎么样”，也要探索发生发展的“为什么”，对影响文学演进的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观照，对文学演变的阐释逐步走向深化。与之相应，文学史的分期也不再机械套用历史的分期，撰写体例也更灵活，标题凸显文学的变化、新概念的出现，内容兼顾文学现象作为专题研究与文学史整体研究的关系。同时，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及分体断代文学史成果丰富，文体学和文学思想探讨特别受文学史研究的关注，成就突出。此外，文学史编年、文学地理研究等全面发展，也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方向。

研究工具的传统与现代

 研究的进展与所使用的手段相关联，实际上表现为研究技术工具的使用。在计算机数据建设之前，研究者只能人工检索资料、整理资料。因此，传统方式的阅读成为获取资料的主要方法，大量的索引编制给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在传统范围内，各类丛书影印出版推动了文学研究中的资料阅读方式的改变，《四库全书》以及《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的出版，加快了学术研究的速度。在学术研究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互联网和古籍数字化技术承担了重要角色。古籍数字化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在信息检索便利之外，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数据库研究思维。学术研究中建立的数据库，以元数据为基础，但同时又高于元数据。依据不同研究需要，借助电子表格和相关数据创建各类数据库，是当前文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方法。二是考据方法的变化。研究技术工具的发展使研究者能够涸泽而渔式地穷尽材料，因而能够发现前人未发现的问题。三是数据挖掘技术的运用，使各种杂乱无序的、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通过计算机深度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其学术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1）拓宽了视野，许多隐含信息被挖掘、抽取出来；（2）许多原来靠人力很难关联起来的信息之间有了关系，从而能建构成强大、丰富、可感的网络体系。四是新材料和新问题。

经古籍数字化公司和科研机构搜集整理，以往难以见到的史料纷纷面世。随着数字化技术进步，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方法，但古籍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便于检索的同时也造成信息干扰。如何在海量数据中捕捉有用信息，这需要研究者独特的思考以及专业化训练。各种知识性错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相关学科知识储备不足，对检索到的信息不能有效甄别和合理利用。数字化时代的另一个学术难题，是“伪学术”问题，比如“伪校点”“伪学术”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恐怕是学术界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以《文学遗产》为例的分析

 《文学遗产》是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学术刊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自1954年创刊至今，其刊发的文章大致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学在各个时期的研究走向。其60余年的办刊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1954年至1963年为第一阶段，本时期主要形式为《光明日报》周刊的《文学遗产》副刊，每周一期。创刊初始，大批名家研究成果的刊发奠定了刊物的高水平与高起点。从本时期发文情况来看，其时古代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各阶段、各文体的研究百花齐放；二是古代文论的研究意识日趋自觉；三是围绕中国文学史展开的学术讨论不断。

1980年至1999年为第二阶段，《文学遗产》复刊，并在科教文化事业的革新浪潮中呈现出新面貌：一是回归文学本位，立足文本，对古代文学演变的历史与规律进行宏观观照；二是以新方法、新理念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化；三是探讨古代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问题。

200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呈现出进入新世纪后古代文学研究多元化、纵深化发展态势，呈现出如下若干特征：一是继续关注文学史书写；二是研究方式上走向成熟；三是经典文本的深入挖掘与多方位研究；四是重视古代文论研究，强调中国文论的理论品格。

《文学遗产》60余年办刊史，基本揭示了古代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脉络，即重视文本，强调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不断开拓，注重古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与当下价值意义，形成具有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结语

文学品性为何？文学本体为何？其关系如何？我们如何面对？这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经常思考的问题。也可以说，由于视野和方法的不同，有了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有了研究方法的选择。视野，是研究者选择和放置研究对象的范围，“古典文学”“古代文学”概念的异同，可归纳为视野的不同。由此又产生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文学的文化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文化视野，这对关系，通常被表述为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外部研究，研究者会因才性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而有所偏重。文学批评中的理论运用，真正体现出学科探索的发展轨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探索在坚持本土立场的前提下趋向中西融合，在现代化与传统的结合中更好地还原古代文学的面貌。文献整理是基础，70年间古籍整理工作呈现繁荣局面，不仅涉及的范围广，还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细化和深化。从方法论、工具论角度看，技术手段带来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大变化，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转换中，互联网和古籍数字化技术承担了重要角色，材料的迅疾联系，使悬置的一些问题得到充分的分析，在数据的搜罗中出现了许多新材料和新问题，而数据挖掘技术使问题在知识系统化中找到解决的路径。文学史的书写，虽不是文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却是知识传播中的重要载体。文学史总要完成知识如何结构，又如何重构的任务，这也离不开视野和方法。对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重视和思考，在重写和对话中，呈现出与当下文学批评有效交流的活力。《文学遗产》60余年办刊史，也大致上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故作为个案，进行总结分析。

从视野与方法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勿庸置疑，70年成就巨大。本文旨在回顾，较少展望和反思。期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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