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丨“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摘要
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趋向于所谓的“后-后现代”，历史学家希望超越后现代史学的理念，突破语言学转向的局限，在话语、文本之外寻找新的分析工具。但国内的史学研究还远没有进入这一阶段，如何更全面深入地消化汲取后现代的理念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史学研究，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国内学者应当拥有一种前瞻眼光，从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与西方学者一道，探讨后现代之后史学发展的可能路径，迈出走向国际前沿的重要一步。
作者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4期
摘自《东岳论丛》2021年第1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70多年来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变迁研究（1945—2019）”（20YJA770016）、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理论、范式、方法——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对国内史学实践的影响”（19CLSJ10）的阶段性成果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逐渐波及各个领域。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既深且巨：一是对现代史学宏大叙事的瓦解，开拓出复线的历史叙述方式和多元的历史研究领域；二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语言学转向在史学领域开花结果，历史学文本化颠覆了现代史学的书写与解释方式。后现代史学理论引发一系列历史研究方法的革新，形成多元的研究理念，开启诸多新兴的研究领域。
近些年国内的史学研究和叙事方式，受到西方后现代史学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影响，很多论著尽管并不带有后现代的字眼，却仍摆脱不了后现代史学的痕迹。
拾级而上：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土不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詹明信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将后现代主义真正带入大陆。然而，后现代主义在进入国内后一直水土不服，原因有二。一是从社会背景来看，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日益显现，后现代主义思潮随之兴起；而八九十年代，国内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二是从学术语境来看，西方学界开始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和追求，尤其质疑现代性下的进步和理性信条；然而当时国内学界大多认为，学术层面上的中国文化重建，应以现代性为中心。
在国外，西方的现代历史学是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最后堡垒。同样，国内史学界讨论后现代主义也较晚。理性和客观性是现代历史学存在的根基，后现代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属性天然相斥。在当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有滑向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
（二）1999年：激起波澜
1999年前后，后现代史学正式挺进国内学界，标志性事件是关于何伟亚《怀柔远人》一书的争论。海外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实践，使国内学者开始发声打破沉默，主动参与到对后现代史学的讨论中。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是这场争论的主战场，国内学者葛剑雄、罗志田分别发文，各抒己见。1999年，罗志田在《历史研究》上发文，盛赞何伟亚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方法。杨念群在《读书》上发文，指出国内学者在理解后现代时，太过于把后现代视为现代化的对立面。
葛兆光认为罗志田和杨念群1999年的这两篇文章，象征着后现代历史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1999年前后，在葛兆光的读书日记里，出现了不少后现代史学相关著作，包括福柯、詹京斯、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利奥塔、萨义德等学者的著作。葛兆光代表了这一阶段不少后现代史学反对者的想法，对后现代史学有一定了解，但无法接受后现代史学对虚构和叙述的推崇。不过也有学者对后现代史学持比较认同的态度，如罗志田2002年在《历史研究》上发文，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治史取向，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其他治史取向并存而竞争。
（三）21世纪：学理探讨
21世纪初，后现代史学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既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画上了句号，也拉开了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帷幕”。2004年和2010年，是后现代史学在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4年前后，国内掀起关注后现代史学的热潮。首先，域外后现代史学著作在国内相继出版，促进了后现代史学的传播。其次，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包括《学术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东岳论丛》等，都在2004年组织了圆桌会议和笔谈。关于后现代史学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学界主要就后现代史学对宏大叙事的瓦解、对历史客观性的冲击、语言学转向和文本化的历史等问题进行探讨。
2010年前后，后现代史学在国内学界的传播进入一个新层次。首先，国内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理论从单纯引介转向自主探讨，如彭刚的《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和陈新的《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先后出版。其次，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继续对后现代史学展开讨论，如《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组织了“后现代思潮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圆桌会议讨论，对后现代史学的推崇和反对之声兼而有之。
2010—2020年，随着后现代史学理论对国内史学实践的影响不断加深，后现代史学与其他史学出现各种碰撞。第一，后现代史学与现代性孕育的新史学存在天然冲突。后现代史学与新史学的碰撞带来一些益处，如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得到反思，历史研究领域也得到拓展。第二，后现代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产生碰撞。后现代史学瓦解宏大叙事，推崇文本化历史，这些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原理。由此可见，不管认同还是批判，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史学无法回避的一种理论思潮，成为影响当下史学生态的一股重要力量。
宏大叙事瓦解之后：
路径更新与对象转移
后现代史学与现代史学的主要区别有三个方面。
首先，现代史学主张线性目的论，注重因果规律，多有模式化论断；后现代史学则指出时间是断裂的、不连续的，反对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强调包含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多元复调叙事。其次，现代主义史家认为事后认识加上现代知识的积累即可抵达客观性；后现代史学则要求史家摒除后见之明，重塑谱系，回到历史现场。最后，现代史学推崇宏大叙事，重视精英人物；后现代史学反对宏大叙事下的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追求历史研究多元化，注重细节描写。
（一）多线叙事与回到历史现场
宏大叙事下的线性目的论，将历史整合为充满必然性的单线叙事，消解了历史元素的丰富性和历史进程的多种可能性。在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不少模型化论断出现，尽管颇具解释力，却也框定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不利于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多元面相。
后现代史学带来的路径更新，在国内的思想史研究领域比较典型。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基本是现代史学的做法。这种做法中的各种框架论和阶段论，偏于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无法展现近代中国多元和多变的历史脉络。复线思维一直是罗志田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路。在“五四”的相关研究中，罗志田提出复调的“五四”研究，力图展现“五四”的特异性和多歧性。以往的“五四”研究多为上层社会的精英叙事，对地方这条叙事线上的“五四”关注不够，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善。
多线程的历史叙事展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现代史学无法完全隔绝自身的现代知识和经验，往往会预设结论，常采用“倒放电影”的手法，而后现代史学则主张回到历史现场。就思想史而言，传统思想史的经典思想以线性进化论和历史目的论为理论基础。葛兆光受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启发，认为应当重新发现那些渐渐被“现代”“理性”“文明”筛去的东西，对思想史做“减法”。葛兆光所设想的是“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且思想史存在“非连续性”环节和历史的“断裂”，体现为“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而非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精英和经典”的思想。
（二）研究对象多元化
后现代史学不仅在研究路径上有所更新，研究对象也更为多元化。以往被忽视的研究对象纷纷涌现，地方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等微观层面的历史浮出水面。
国内的妇女史研究是研究对象多元化的一个显著例子。在后现代史学的风靡下，20年来国内的妇女史研究发掘了女性的主体性，研究内容除传统的婚姻、家庭外，还涉及女性的日常生活、宗教活动、医疗身体等方面。同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也被引入国内，并成为超越传统妇女史研究的切入点。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被革命叙事所遮蔽的女性个体经验，并且质疑以往建构起来的女性受压迫的形象，挖掘近代中国女性的个人主体性。
后现代史学视野下研究对象的多元化，也有利于史家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现场需要历史学者发挥想象力，但是想象力并非无源之水。前人的语境不复存在，如何展现过去时代的图景正是历史学者的工作。通过后现代史学影响下的微观史、妇女史、新文化史等多元史学研究方向的努力，不同层面的人、物、事、心态、文化逐渐丰满，不同节点通过相关性结成的“因陀罗之网”成为历史学者想象的依据。
语言学转向之后：文本化的历史
后现代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现代史学的历史认识论发起冲击，否定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史学，重新界定历史学研究的思路和意义。
（一）对史料的解放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导致历史文本化，对史料产生了巨大的解放作用。相对于史料的真假，史料的建构过程受到更多重视。因此，历史事件所展现的意义与叙述方式有关，这也成为近年来国内史学研究中关于史料批判的一种重要思路。史料批判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史籍的“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述意图等，考察史料的形成过程，以此为基础，探讨影响和制约这一过程的历史图景，并揭示史料形成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传统中国史学史研究求真辨伪和立足史籍本身的着眼点不同的是，后现代史学视野下史籍的真伪并不是最重要的，凸显史籍的形成过程以及所联结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
后现代史学视野下的史料不再局限于史籍。既然史料可以文本化，那一切文字或非文字的史料皆可被视为文本，史料范围大大扩展。重要的不是文本讲述了什么，而是叙事文本的讲述方式和形成原因。例如，相对于海登·怀特对史籍中叙事模式的关注，娜塔莉·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一书中，则在更广义层面上关注非专业史家的叙事技巧，即所形成的文本是如何被“构成、塑造和定型”的。孙江受到戴维斯的影响，在对《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这一文本研读后发现，“所谓‘离卦道暴乱’，其实是民兵‘平暴’在前，离卦道‘暴动’于后的一个虚构事件”。
（二）对史学实践的影响
文本化的历史带来的是作者之死，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已不重要。文本的意义由单一的主体转移到了多元化的读者身上，读者把对文本阅读中获得的意义不断添加进文本中，读者的地位变得十分重要。近年来阅读史研究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学转向后的读者地位上升的结果。
历史记忆也被视为一种文本。考察历史记忆作为文本的建构与形成过程，既能洞察历史记忆背后的深层因素，又能捕捉传统史学中所谓固定的“历史真相”被不断添加意义的动态过程。近年来，国内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社会史路径以赵世瑜为代表，主要关注族群、民俗和传说。思想史路径则发轫于罗志田，他认为过去的胡适形象存在不少偏见，主要在于历史记忆遭到了“涂抹与修改”。事件史领域的历史记忆研究丰富多彩，最为突出的是以孙江为代表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研究。
语言学转向后的概念史研究对国内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概念被视为一种文本，概念通过不同方式被建构，并与各种社会事物产生关系，这一理论基础源自福柯。在建构概念的运作中，权力起到关键作用，分析概念其实是为了分析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方维规在《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中，对一些重要概念，如“民族”“经济”“政党”“议会”“民主”“知识分子”等进行辨析，以此来理解近代历史的脉络。黄兴涛不断深耕概念史领域，对“中华民族”“治外法权”“现代化”“黄色”“文明”“文化”等概念进行考察。
后现代史学的启示：破与立
后现代主义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瓦解了宏大叙事，摧毁了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抵消了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的积极作用。国内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向便是后现代史学破坏性的一个体现。碎片化下的历史研究变得支离破碎，一味关注无意义堆积的研究对象，忽视历史进程中的时代脉络和重大变化。
后现代史学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它对历史客观性进行了三个层面的解构。第一，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学家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公正，会受到意识形态、知识结构和自身审美等方面的影响。第二，后现代史学否认历史的真实，更多强调语言叙事，混淆历史叙事和文学虚构之间的分野，否定重构真实过往的可能性，从而淘空了历史写作的客观实在性。第三，后现代史学认为，史料也不再是完全客观科学的。史料在被编纂、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中存在被建构行为，因此直接运用史料并不能达到历史真实。
历史客观性是历史学家神圣感和荣誉感的根基，因而几乎无人承认自己是后现代历史学家。所谓后现代史学带来的历史客观性危机，更多的是一种史学理论探讨，并不会也没有颠覆具体的史学实践。后现代史学对客观性的质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在此刺激和启发下，西方史学家重思历史，大胆革新，带来了史学实践的日新月异。国内学者尽管较少直陈受到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却在众多新兴史学领域的开拓中留下了后现代史学的痕迹。
国内学界受后现代史学影响的特点是扬长避短、破而后立。杨念群可为这方面的代表。早在1997年，杨念群受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线性史观冲击的影响，提出“儒学地域化”的概念。在对思想史领域进行解构和再建构后，他又转向社会史领域，高举“新社会史”大旗，出版了《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有感于“理性”在处理史学问题时并不总是奏效，杨念群提倡在史学研究中践行一种“感觉主义”。可见，后现代史学在国内从理论到实践的展开的同时，还带来了从“破”到“立”的延伸和递进，后现代史学的破坏性逐渐受到抑制，而建设性正日益加强。
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趋向于所谓的“后-后现代”，历史学家希望超越后现代史学的理念，突破语言学转向的局限，在话语、文本之外寻找新的分析工具。但国内的史学研究还远没有进入这一阶段，如何更全面深入地消化汲取后现代的理念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史学研究，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国内学者应当拥有一种前瞻眼光，从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与西方学者一道，探讨后现代之后史学发展的可能路径，迈出走向国际前沿的重要一步。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