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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南宋，人们往往以“弱宋”视之。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南宋仍能坚持抗蒙战争近半个世纪之久，战争又进行得如此可歌可泣？为什么它不像汉唐明清那样被农民起义或革命战争所推翻，而是被蒙古军队所摧毁？为什么在它亡国以后，有这么多遗民为之痛惜哀悼？ 

作者：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

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在以往学术界，人们鉴于宋高宗重用秦桧、杀害岳飞、签订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而对他十分不齿，有学者甚至言其是一个“荒淫无道”“死有余辜”的封建帝王。高宗所创建的南宋，既受其声名之累，也因在对金、蒙战争中屡遭失败，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人们由此以“弱宋”视之。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当其周边军事力量十分强大的西夏和金朝，相继被蒙古灭亡以后，为什么南宋仍然能坚持抗蒙战争近半个世纪之久，战争又进行得如此可歌可泣？为什么它不像汉、唐、明、清那样被农民起义或革命战争所推翻，而是被蒙古军队所摧毁？为什么在它亡国以后，有这么多遗民为之痛惜哀悼？直到今天，仍有学者不无惋惜地说：“南宋如一颗晶莹光亮的明珠，最后却埋没在蒙古铁骑飊起的漫天尘埃里，不胜唏吁之至！”由此可见，今天人们对南宋历史地位的认识，由于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尚存在着不少误区。

要正确认识南宋所处的时代

北宋和南宋，人称两宋，本是同一个朝代。它立国320年，国祚比秦汉以降任何一个朝代都长。我们之所以称两宋为一个朝代，原因很简单：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1107—1187），乃北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也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八弟，帝系一脉相承，国祚从未中断；南宋初年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无一不来自北宋，只是在新形势下，他们的官职有所变动而已；南宋的基本国策，所遵循的“祖宗之法”，与北宋并无两样；南宋的思想文化、学术宗派与北宋更有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此外，南宋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与北宋也如出一辙。两者所不同者，一是国土面积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左右，二是都城从北方的开封迁到了南方的杭州。有人或许会问，难道其他方面就没有不同吗？当然会有，正如“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都称为唐朝，实际上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变化，疆域也缩水，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称它们为两个朝代。

两宋时期，从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已进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新阶段，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随着宋祚南移，继续在向前发展变化，至明代也尚未完成。对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过去言必称“唐宋史”，改为“宋元史”；从过去讴歌“大唐雄风”，转而赞扬“宋朝文明”。这就是发生转变的明证。

长期以来，学界对两宋史的研究并不平衡，即对北宋的研究远比对南宋要广泛和深入得多。这严重地影响对南宋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并由此产生对宋韵文化的怀疑，以为在如此腐朽无能的朝代里，焉能产生出这么优秀的宋韵文化？为了正确地阐述南宋的历史地位，有必要通过对南宋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容易遭人误解的问题，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以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要正确评价宋高宗的功过

要正确认识和研究南宋历史，对宋高宗作何种评价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民间或学术界，除公认的书法成就以外，高宗几乎被彻底否定。在历代开国之君中，受到这样的抨击，可谓罕见。

客观地说，尽管高宗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也摆脱不了一般封建帝王的历史局限性，但如果不以义理史观和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不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有意加以贬抑，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广阔的南宋历史为背景，以衡量有无推动历史前进、在客观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以及考虑到他本人的一些优点——在位时的勤政和俭朴、关心民生、重视海外贸易、抑制佛教发展、晚年主动“内禅”等，其治绩还是可圈可点。在南宋诸帝中，他对南宋一朝的贡献最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有宋高宗所建立的南宋，才使北宋开创的宋韵文化在南方大地上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才使经济重心最终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宋高宗杀害岳飞和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这两个问题。这两件事，固然是他的错误和罪行，但究其根源还得从宋朝“重文抑武”的大背景和军事力量不强这两个方面去进一步认识。

高宗杀岳飞，可谓自毁长城。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作为一个皇帝，他竟不愿收复中原失地，这就完全解释不通。若言害怕钦宗回来与他争夺帝位，更是不懂赵宋历史的幼稚之见。其真实原因，除了“恐金病”作怪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岳飞违反了宋朝统治者特别是高宗的武臣观。高宗抵御金人，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要能获得偏安局面和迎回生母韦氏，议和条款无论多么苛刻，他都会接受；岳飞抗金，却是为了收复中原失地，一报“靖康之耻”，坚持不与金人妥协，常常对高宗的旨意加以抵制。在重文抑武的时代，当然为高宗所不允。

第二，高宗对诸大将虽然皆有猜疑，但对岳飞尤甚。在历史上，封建帝王对身边少数宰执大臣和统领一方的武将的贪渎和好色，往往故意放纵。虽有笼络的一面，但主要是认为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如果仍然贪恋土地、金钱和女色，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已没有了得陇望蜀的非分之想。岳飞与当时的文武官员不同，他一不蓄姬妾，二不营私利，还经常将自己和岳云的战功推给别人，将自己的财物支持抗金事业。可是他这样做，偏偏犯了封建社会的大忌。

第三，违反了赵宋统治者严禁武臣参与政治的“祖宗之法”。绍兴七年岳飞面奏高宗，希望立建国公（孝宗）为皇子。高宗将这件事与岳飞平时的各种表现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武人干政的表现，对他产生了更大的不信任感。

第四，岳飞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不同，他追随高宗的时间较晚，虽然战功卓著，但主要是在平定游寇和抗击伪齐与金兵方面，没有在危难时刻扈从过高宗。故高宗对岳飞的感情淡泊，只是将他作为一枚抗金棋子加以利用而已。

签订“绍兴和议”，对南宋而言无论在政治上、领土上、经济上都是丧权丧国的行为，但若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确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从议和以后宋、金两国的社会发展看，更有其积极的一面。因此，明清间一些有识见的爱国士大夫，如明代学者郎瑛、清代学者钱大昕和赵翼等对签订宋金和议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客观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笔者与这些评论也有同感。

总之，从宋高宗一生的所作所为而言，人们不能因为他杀害了岳飞、签订了“绍兴和议”就要对他作全面否定。客观地说，高宗是一位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人物，总体上应该予以肯定。

要正确理解所谓的“权相政治”

南宋历史上先后出现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个权相专权的局面，累计时间长达70年之久，占南宋立国时间的五分之二还多，成为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于是人们便称南宋政治为“权相政治”。

史学界对造成“权相政治”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最高统治者实行所谓“包容政治”，以行笼络的结果；另一种认为是帝王受到权相胁迫，被迫交出了权力。这两种解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南宋权相的权力，都是帝王为了需要或感恩而主动授予的。高宗重用秦桧，是因为两人对金朝政策上的一致性，他需要利用秦桧来抑制反对和议的声浪。史籍所载南宋权相的种种罪行，有些虽为事实，有些却因政见不同或权力之争而被夸大。权相政治并非都是消极的，而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容易滋生腐败和造成政治黑暗；另一方面，如果权相本人相对清廉如史弥远等，就有利于政令的畅通，防止某些官员清谈误国。宋韵文化就是在这样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得到成长。

要正确认识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义

宋兴，在“文治”政策的推动下，对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取士不问门第，不论财富，一切以成绩好坏作为录取的标准，从中央到地方广泛任用进士出身者，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主要由平民出身的文人士大夫，以官僚制度代替了唐以前的门阀制度。自北宋仁宗朝到南宋，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几乎混为一体，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发言权，产生了一种“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思想和责任感。在南宋，这种“共治”意识更为强烈。士大夫参与对国家的治理，不仅仅是听命于君主的被动行为，更是一份责任，甚至出现了士大夫与君主共天下的言论。他们认为：“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有哪一个朝代的士大夫，敢于与帝王如此“分庭抗礼”？

南宋士大夫不仅有强烈的“共治”意识，也有具体的“共治”行动。如果帝王没有遵循“祖宗之法”，或其行为违背孔孟之教，士大夫就会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很少有人因此而遭到迫害。这与唐朝和明清时包括宰执大臣在内的众多官员，因为“逆龙鳞”而动辄被杀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和限制帝王腐朽性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南宋士大夫在朝廷里享有较大的发言权，当是宋韵文化能够成长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南宋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前代

南宋社会虽然前后受到金和蒙元的入侵，战乱频仍，但还是享受了百年以上的和平生活。这种和平环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靖康之变”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不仅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金朝，也为土地广大的唐朝所不及。随着人口的增加，北方生产技术的传入，加之南宋政府采取招集流民、开垦荒地和其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南方的荒地、荒山、海涂、湖滨得到了尽可能的开发，垦田大幅度增加，如在唐代和北宋尚不见记载的梯田，在南宋已得到广泛开辟。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而产生。

由于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手工业生产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除矿冶业以外，南宋的丝织、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手工业部门，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量，皆超过了唐代和北宋。由此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催生了新型的市民文化。

在南宋，无论是农业的产量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货币经济的普遍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都要超越唐代和北宋，与同时代的北方地区相比较，更是遥遥领先。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是南宋得以立国的经济基础，也是宋韵文化进一步繁荣的物质前提。

要正确评估南宋的军事力量

从宋金议和前后到宋蒙战争开始的近百年间，南宋统治者面对外敌入侵的严重威胁，对军队建设尚称重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继续保持庞大的军队人数；二是对士兵的教习得到加强；三是重视各种军事器械的改进和制造；四是推广应用以步兵对付骑兵的新式战术；五是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六是支持和利用北方忠义军。另外，还继续加强水军建设，其水军力量之强，为金、蒙两国军队所不及。因此，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南宋军队的进攻力量固然不足，防御力量却大为加强。正因为如此，南宋抵抗蒙元的战争，能够坚持45年之久，其顽强的斗争精神实超过了西夏和金朝。

南宋军事力量不仅超过了北宋中后期，而且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将领（其中不乏文臣出身），也为北宋所未见。此外，南宋士兵在抵抗金和蒙元的战争中，时有顽强不屈的表现，甚至有在最后的崖山之战失败后，十万南宋军队投海殉难的悲壮之举。这充分体现了南宋人民对宋王朝的深厚感情，而这些思想正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璀璨的南宋文化显示了

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南宋文化的繁荣，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北宋以来的新儒学，经过多种师传和演变，在南宋形成了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浙东学人为代表的事功之学。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在南宋都获得了蓬勃发展。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为后世研究宋代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史料，足以彪炳史册。四是文学、艺术的杰出成就。只要对清康煕四十四年所编纂的《全唐诗》与20世纪末出版的《全宋诗》作一比较，从作者人数和创作数量来看，宋诗并不在唐诗之下。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戏曲、考古和金石学等也都有长足的进步。

南宋的外部环境虽然十分不利，但在一百多年的岁月里，统治者的作风比较开明，生活相对节俭，既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又比较关心民生，因此国内尚称和谐，没有大的民变，也很少发生与少数民族的战争。爱民族成了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抗击金朝特别是蒙元的战争中，经常有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表现，显示出巨大的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事力量的不足。

正确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可以破除以往认为南宋历史地位低下的错误认识，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还有利于充分认识宋韵文化能在这一时期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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