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丨从哲学人类学看语言的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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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逻各斯一词的本义是语言，如果恢复其全面丰富的含义，那么这一定义的确揭示了人的语言才是人和动物的分界线。要了解这种语言的现实来源，我们必须追溯人是如何拥有它的，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神奇的能力。这就把我们引入到了哲学人类学的领域。
作者：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自：《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是：人是“逻各斯（Logos）的动物”。对Logos这个希腊词，西方哲学家们基本上解释为“理性”。但逻各斯一词的本义是语言，如果恢复其全面丰富的含义，那么这一定义的确揭示了，人的语言才是人和动物的分界线。要了解这种语言的现实来源，我们必须追溯人是如何拥有它的，为什么其他动物都没有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神奇的能力。这就把我们引入到了哲学人类学的领域，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猿之别。
人猿之别新解
中西关于人的本质各种定义最终都归之于自然界的天经地义或神的预定，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类的起源追溯到高等灵长类在一定环境中的自然进化，才实现了初步的突破。然而，这一进化虽然获得了考古人类学大量实证材料的支持，但具体的进化过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提出了在这方面最具有解释力的经典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即由于制造、使用工具，猿进化成了人。为了论证这一命题，恩格斯所采取的是当时流行并且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一些解释：首先是着眼于直立行走习惯的形成；接下来，两腿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手的解放又导致了工具的制造，使手成了劳动的器官；而共同劳动加强了人这种群居动物的社会联系，从而促成了语言的产生。虽然因为当时的考古发现还极其贫乏，恩格斯的这套假设中的某些论断也受到后来的质疑，但在大的方向上，恩格斯无疑是对的。这个大方向包含两个主要论点：一个是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另一个是语言产生于劳动本身的社会性。
20世纪人类学的大量考古发掘和发现，使我们对人类的起源和语言的发生过程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但研究者们受到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几乎很难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样高屋建瓴的理论气魄。因此，一百多年来人们在全面综合地建构一种人类起源包括人类语言起源的哲学人类学理论方面几乎还停留在原地，甚至还被错误的理论框架所误导。珍妮·古道尔有关黑猩猩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重要发现，给“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经典命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此，我提出了有关人的本质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的确，尽管其他动物有些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但随身携带工具却是人类的特点。所以我主张，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后的携带工具，使工具成为人随身自带的“符号”，具有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扩展性，它与卡西尔所说的“符号形式”相吻合，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早期人类在所有动物中这种独一无二的行为方式（即随身携带工具），也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心理模式，一个是形成了在时间中一贯的自我意识，再一个是对周围世界（自然界和他人）形成了“民胞物与”的“世界感”。而谈人类语言的起源，撇开人类的这种心理模式是不可能的。
奇普·沃尔特相信布罗卡医生给人类大脑所划定的“布罗卡氏区”，也就是凭借语言神经和运动神经在脑部这一区域中很“接近”，就表明了人的这两种功能相关联。但这是一种颠倒原因为结果的想法。人的肌肉的操作功能和人的语言功能的确是相关的，但并非任何肌肉功能发达就导致语言功能发达，只有持续地携带工具并将其当作自己的肢体来支配的肌肉功能，才能形成与语言功能接近的大脑回沟。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肌肉功能，而是身心一体的功能了。因为正如人手对工具的使用一样，语言也无非是人的发声器官对声音的有意识的控制和支配；正如人随身携带的工具延长着人的肢体一样，这种用喉部控制和支配声音的能力也装备着人的思想，使声音成为人的“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所以，人随时携带工具的劳动方式和人随时具备语言能力（掌握词汇和语法）以达成和他人的思想交往这两件事是完全同构而且互相促进的。这才能解释“布罗卡氏区”中两组神经元为什么会如此接近。
语言因携带工具而发生
人的劳动是社会性的，但与动物如蜜蜂和蚂蚁的社会性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在劳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本能，而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人通过这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大脑活动功能而将人与人联系起来，而语言（包括手势语言和表情语言）起着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意识和自我意识在类人猿那里已经有了萌芽，但只有当人能够随身携带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使之成为自己延长的肢体时，意识和自我意识才凭借工具这一客观中介而得以最终确定地建立为人类的基本心理模式。一般的意识只是对于“对象”的意识，即意识到对象与自己不同，这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就可以产生；自我意识则是“从对象上看到自己”的意识，这必须达到能够携带工具才有可能形成和定型，只有当人把工具这样一个自然对象当成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时，自我意识才能成为人的固定的心理模式。当然，人此后也可以依次把其他自然物、最终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整个自然界都是为他所用并且随时可用的“工具”，继而成了他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人的“精神”和“无机自然界”就成为一体。
在这里，自我意识的产生是语言产生的前提，但另一方面，语言的产生给自我意识从个人的“小我”提升为覆盖整个世界（自然和社会）的“大我”（“我们”）提供了证明。正如携带工具使工具从有限的自然物提升为无限的人化自然一样，掌握语言也使个体的人上升为社会的人。但有声的言语首先是由无声语言（手势语）来奠定基础的。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大概一直是用手势语（加上表情语）在交流，有声语言的诞生无疑大大加速了人脑的进化。无论是有声语言还是无声语言，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时间中安排符号的节奏。而这种统一的时间表象是由于携带工具才首次在人的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携带工具”这一动作从实质上说，不过是把制造和使用工具时人和工具的主客联系在时间上保持或延续下来而已。原先是一次性地使用完工具便弃之不顾，现在却有了一种实用的考虑，即“下次”要用工具不必再临时去寻找或制造，这种一贯性的考虑就体现为工具的保持在手，这与语言中符号的前后相继的原理是一样的。皮亚杰曾用婴儿两岁前的“感知运动图式”的形成来解释语言的发生，认为在这个阶段，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成为表象或形象图式。于是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用表象和语言描述不在当前的事物，并用语言开始与人交际。根据这一原理，原始人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他通过携带工具所掌握的运用符号的能力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感知运动图式”，这种行为模式在人的心理中“内化”为心理模式，再由这种心理模式外化为语言。
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是出自同一种内在的心理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所谓的“递归”，即通过类比于当前事物去推算过去和未来的事物，也就是皮亚杰所说的，从“前运算阶段”进入“运算阶段”。这在萨顿多夫那里被称为“心理时间旅行”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出现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原动力。这种“把自己投射到未来的能力”使人类能够超越直接经验而建立假设，不但可以据此进行逻辑的和数学的推理，而且可以对未来的前景进行身临其境的构想，并产生出历史记忆和神话。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一切文化上的进步，都离不开这种做假设的能力，其意义极为重大。
但萨顿多夫却没有想到，这一切最终都起源于人的携带工具这一贯穿时间前后的举动，这一举动把有限的工具推向了对无限可能性的预测。正是携带工具这一带有时间意识的行为，使人建立起了“递归”的心理模式。乔姆斯基认为，递归是语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被人类普遍使用的可衍生语法是所有语言产生的基础。如果说，携带工具给人类心理上在时间中的递归提供了形成语言的语法的基础，那么它也给人类在空间中的互相认同提供了最基本的媒介。携带工具使工具成了人自身的见证，体现着他与外界打交道的全部能耐，甚至是“另一个我”。因此自我意识不仅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意识，而且是主体间的类意识。这样，在类人猿那里早已形成的群居社会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基于求生本能的聚合体，而且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社会。这说明了携带工具在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的不可缺少性和基础性，因而也是人类语言形成的必要前提。模仿能力当然也是语言世界形成的重要因素，灵长类动物一般都有极强的模仿能力，有些鸟类也能够模仿多种声音，但这些模仿都只是对表面动作和声音的模仿，而不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无助于从心理上形成整体的社群纽带。人的模仿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人身上由携带工具而带来的“主体间”属性。人类通过互相模仿带来的是互相理解，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只有人类的孩子才有“假扮游戏”，在这种假扮游戏中，即使没有其他参与者，孩子也能够把自己分身为两个或几个角色，玩得津津有味。这种假扮游戏来自有意识的自我欺骗能力，这恰好也是命名和语词的起源。萨顿多夫指出，这是一种“为模型建立模型的能力”，它“可以洞察一个符号和它代表的含义之间的关系”，“对于任何由随机符号组成的语言的进化过程来说，这一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除了象声词外，“大部分词语的发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它们代表的物体”，但这对语言来说没有任何关系，语言甚至可以通过这种假定的相似性来代替表现那些抽象意义的词。这就是语言的万能的魔力，也是语词和命名的秘密。
按照沃尔特的思路，人类语言的产生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地质气候变化—基因突变—直立行走—大拇指的分化—制造工具—语言产生—自我意识和文化。这个顺序表面看来言之成理，其实漏洞百出。首先，“基因突变”是不用说的，任何生物变异靠的都是基因突变。其次，说地质和气候变化就导致了直立行走，这也不是必然的。例如从树上下来在平地上生活的大猩猩、狒狒等都并没有直立行走。再次，直立行走如何“促使”大拇指形成，也没有什么道理。腾出双手既不能导致大拇指的形成，也不是制造工具的必要条件，黑猩猩仍然用指节行走，但已能制造工具了。大拇指的确便于握持和携带工具，但这反过来正说明，恰好是长期携带工具、不放松地握持工具的需要，才促成了大拇指的形成。最后，“打造出来的工具”是如何造就出语言来的，仍然未得到说明。
如果由我来安排这一顺序的话，我就会这样说：类人猿（如黑猩猩）在林中空地上已经学会了制造工具。但由于气候改变导致森林的消失，食物稀少，类人猿在草原上必须走更远的距离才能找到食物，如果还用四肢行走，它们只能将用完的工具随手丢弃，那就划不来了。由于必须将工具带到另一处有食物的地方再用，也由于在突然遇到猛兽来袭时，或者看到一只小动物突然窜出来时，随身携带着棍棒比赤手空拳或临时去找东西显然是一个明显的优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随身携带工具的习惯。而由于要携带工具，也就不得不直立行走。又由于人随身携带工具，工具成了他的“另一个我”，也就形成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扩展开来，使得他的群体成为一个“大我”，互相进行着频繁的意识交流。这种交流最初体现为手势语和表情语，直到喉部的生理结构进化到能够发出清晰而又连贯的音节，才终于把无声的语言转化成了更加快捷有效的有声语言。所以我的顺序是：制造工具—携带工具—大拇指分化及直立行走—自我意识产生—手势语和社会沟通—口头语产生。这就是我所提出的语言发生学公式。
自我意识和语言的社会性
这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携带工具如何导致自我意识的产生，这个原理只有提高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超越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实证科学的层次，在心物一体关系的现象学哲学的“形式指引”之下，才能得到合理的阐明。托马塞洛对人类的语言最初发源时的手势特别是“以手指物”的意义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其前提就在于“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但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合作意愿和能力，对此他并没有找到实证的根据，不光是因为这种根据不可能由考古工作“发掘”出来，而且是因为它本质上只能是超经验的，必须运用哲学思辨，并借助于现象学直观，才能从感性经验中“看”出来。换言之，这个根据就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构成，而这最终又是由携带工具产生的。猿类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它心目中，“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如果能够叫别人来替自己做事，根本用不着让别人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如果有了自我意识，就会懂得将心比心，知道只有让别人像我一样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别人才能像我一样希望促成这件事情。而这就是人类的情况，也就是凭借自我意识而懂得了“合作式的告知”。猿类的请求或命令本质上是功利性的、一阶的，人类的请求或命令即使有功利性，也是二阶的、带有共享性的，而且可以是完全非功利的。所以，人类的共享合作意图的基础是复数的主词“我们”。自我意识恰好是把自己看作对象、把对象看作自己这样一种意识，能够把别人当“另一个我”来看，所谓“我们”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语言的无穷递归或嵌套的能力是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早在笛卡尔的时代就已经被发现了，“我思故我在”其实说的是：我思故我思，或因为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我知道。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跳出自我而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自我，这种无限递归起源于携带工具所展示的递归：每一件工具都是制造工具的工具，因而也是工具的工具的工具……；能保持这种无限性是因为手中持有工具，只要中途把工具丢弃，这一链条就中断了。自我意识的这种递归结构为语言的社会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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