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与趋向——从“新革命史研究”谈起

Original 张太原社会科学文摘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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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更多层面、更多维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4期

近年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就“新革命史”研究的意旨来看，主要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系列的讨论和“辨析”中，“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这似乎说明，“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多取向、多层面、多维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并揭示未曾注意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面相，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

“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

“新革命史”的较早提出者和主要提倡者曾谈到，在历经长时间的具体研究以后，“新革命史”强化了一直持有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可以提升和化约为简明的六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等。”加以主要提倡者此前的各种阐释，不难发现，“新革命史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前四个方面都是讲的这一点。所谓“新”，即是将这一视角和方法经过系统化的综合加工以后用在了革命史研究领域。所谓“全球史视野”和“新的研究视点”，似乎仅是泛指，与前四个方面并无逻辑关系，用于定义任何史学性质的研究，大概都可成立。

“新革命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取向是：化域外之理论为本土之方法。对于域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主要提倡者那里，显然已下过相当的消化吸收功夫，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比如，研究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共革命动员的对象——民众，深入分析民众何以能够被动员起来，其中不仅仅是利益使然，还有很重要的精神作用，特别是情感和情绪的影响。这比较显然是借鉴了裴宜理“以情感的模式”来“重访中国革命”的研究。

然而，在一些非史学出身的追随者或自称“新革命史”研究的年轻人中间，则对于理论的态度和运用较成问题：往往对既存的大理论、大的问题意识视为老套而置之不顾，反而对外来的一些不成熟的小理论或小的问题意识津津乐道，带着这样的思维取向去介入历史研究，自然会造成：心中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研究者有一个所处的学术场域问题，类似傅斯年所讲的“对手方”。实际上，域外的中国史研究，大都像一个探照灯照到中国来，只能看到灯光所照到的那部分，因缺乏化在其中的内心感受，故很难“窥一斑而知全豹”。

就中国自身的研究者来说，研究本国历史虽然多了一份化在其中的内心感受，但是每个人也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一部分历史。对于极丰富的历史面相，所求之“真”，实际上也会变得扑朔迷离。历史中本来就有各种之“真”，那么，研究者求什么样的“真”，最终得出什么样的“真”，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阅历、思想和价值倾向是分不开的。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初涉史学的年轻人“以外来为新”，对“新革命史”之“新”太过自信，以致有可能偏于一途而不自知。

“新革命史”所表现的另一种明显的学术取向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尤其注重个案、区域和社会基层的研究，这也是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运用于革命史研究最常见的学术路径。有学者明确指出：“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作为我们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推手。”但是，无论从什么样的“微观”，都应警惕“事小论大”“事轻言重”，特别是不能“以微观历史否定宏大历史，以碎片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以“大”看“小”，才能由“小”见“大”，没有背后“大”的把握，“小”就是“小”。然而，目前相当多的“新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由地域到全国，由个别到一般，在以“小”求“大”的取向中，缺乏对“大”的了解和把握，往往造成对具体研究的过度阐释，甚至赋予一些个案“不能承受之重”。

“新革命史”概念和内涵的变化

为突出“新革命史”的概念，主要提倡者用了两个与之相对的概念：一是“传统革命史观”，二是“‘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这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解释和斟酌。

对于“传统革命史观”，主要提倡者明确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弊端：一是将革命时期的理论与研究革命史的理念混为一谈；二是将革命者、现实角色与历史研究者混为一谈；三是对中共革命的理解简单化；四是所关注的对象主要凸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英雄、反帝反封建等维度，而忽略了革命史的其他更为丰富的面相。显然，这是主要提倡者对“传统革命史观”条分缕析以后得出的一种判断。然而，对于一些初涉史学研究的人，在不明了整个的“传统革命史观”的情况下，单看这些弊端，很有可能会造成误读和误解。尤其值得追问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已有出现很大改变和进展的情况下，这些弊端“盛行”在哪里？又怎样限制或阻碍了革命史的研究？可能还需要更具体更充分的说明。

实际上，最初建构“传统革命史观”的学者，大多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推动相关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将。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统计过当时具有影响的近代史研究人员，其中列举的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有：黎澍、刘大年、李新、胡华、严中平、蔡尚思、陈锡祺、戴逸、陈旭麓、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章开沅、余绳武、胡滨、夏东元、丁守和、魏宏运、彭明等。“新革命史”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大多与这些学者有师承关系。尽管“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过分强调从政治角度来铺叙中国近代史，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则相对忽视”，但是，“新革命史”研究强调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正是从“传统革命史观”内部发展而来的，亦可以说，与其有着合乎逻辑的演进或衍生关系。从“新革命史”阐释的各种语境来看，所谓的“传统革命史观”的四个弊端针对的似乎并不是“史观”层面的，而是就传统革命史研究的主题、方法或书写而言的，所以，循其本义，可能用“传统革命史研究”相称更为妥切。

对于“‘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主要提倡者是这样来讲的：“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基本上是‘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就革命史论革命史，就党史论党史。”这里的“纯牌”说法，不那么中性与平和，尽管主要提倡者的讨论态度实际上一直是很理性很平和的。同时，这样一种用语也容易引起进一步追问：什么算“纯牌”？不“纯牌”的又如何？有没有典型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提倡者似乎仅举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例来说明“传统革命史观”的弊病，然而这是一部承载党史教育功能的通史性著作，似乎与其所着意的专题性研究不能相提并论。毋庸赘言，在党史学科领域一直有学术研究和现实表达两种情形并存的现象。实际上，在整个历史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一方面，专业研究者言说的对象是专业研究者，如果以专业向非专业立言，恐怕用力再大也难见其效。另一方面，主要提倡者论证“传统革命史学者”弊病的理路也容易引起畛域之见，如研究城市史等方面的学者可能会责怪研究“乡村史”的学者对“城市史”了解很少，甚至指出中共革命的“源”和“本”无论怎样追溯都在城市。

主要提倡者最初提出“新革命史”概念的时候，赋予它的内涵是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在此后多篇相关论作的阐释中，似乎一再强调的也是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按此，无论怎么具有联想力，都很难涵盖有学者曾梳理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在“中共建党、国民革命、苏维埃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更难涵盖有学者曾概括的20世纪三大革命中“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研究的进展。那么，除了社会史、乡村史视角带来的革命史研究进展，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研究进展？如果有，应该叫什么样的革命史研究？尽管主要提倡者列举了众多的“新革命史”的代表人物及具体成果，但没有被提及的从其他方面推动革命史研究的人物及成果似乎更多，其又该如何来称谓？更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作“传统革命史”的研究领域内部，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有很大的进展。怎么看待这方面的“新”？“传统革命史观”内部的演进之“新”，似乎并不在“新革命史”提倡者的视野范围。

在近年的论作中，主要提倡者明确表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指出“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这充分体现了其对这一概念“再辨析”后的担当，及揽纳所有革命史研究进展的气度。不过，按此冠以任何研究，似都可成立；那么，以这样的“新”又如何建构出一套系统的“概念和理论”？若根据“新革命史研究”自身的逻辑，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新革命史”的概念与此前强调的“理念和方法”显然是不一致了，“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了背离。

多种取向的

革命史研究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概念和理念的提出，都可能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质疑，能够经得起质疑才会有生命力。“新革命史”研究的倡导刷新了“革命史”这样一个史学用语和研究领域，引起了包括史学界之外的研究者对“革命史”的注目，在一定范围内、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的进展。

当然，致力于推动革命史研究，未必都认同“新革命史”的提法，未必都要进入“新革命史”的研究队伍，也未必都要打出一个旗号。但无论如何，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除了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可能还需要现代化史、外交史、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制度史、学术史、文化史、新闻史等方面的视角和方法，由此形成多取向的革命史研究，齐头并进，并逐渐趋于整体的贯通的革命史研究。同时，研究者应该自警，把历史分为若干专门的领域，只是为了研究的切入和方便，一个时代之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历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杂糅和依存的，不能把进入历史的一种路径当作唯一。对一种研究路向或学术理念，极而言之，往往能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有时也容易被其所遮蔽。

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着眼于“大”才能真正见“大”。研究中国革命史似还可从思想、政党或政治力量、社会三方面展开和用力，或者说将中国革命置于这三种视角下考察，大概从方向上比较符合整体的革命史研究。就思想来说，既要研究革命思想，又要研究革命所处时代的整个思想状况及渊源流变；就政党来说，既要研究政党的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及革命实践，又要研究所处时代的统治者及其他政治力量的情况；就社会来说，既要研究革命倚重的社会力量，又要研究所处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在中国革命进行过程中，本来就存在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讨论，一个时期革命的展开与那时的经济发展、社会关系密不可分，而革命运动的兴起，同样影响着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思想、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中，可能还要穿插和融入传统与现代、本国与外国的研究。这其中又可以分成若干专门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视角，比如政党史，似可从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和革命实践来更具体深入地展开研究。

如此多取向、多层面、多维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最终可能会趋向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基于后见之明的优势及全方位地对历史现场的重建，研究者确实可以树立一个目标：争取比革命者更了解革命，从而呈现未曾注意的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革命面相，并为揭示中国革命规律性的东西创造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某个节点上或某个时期，革命者本来面临很多的选择，为何最终走向了革命？一个时代的问题，本来会有很多的解决方式，为何革命主导了社会的走向？也即是说，历史本来是存在多种可能发展路向的，而实际发生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有把这实际发生的一种放回曾经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中去呈现和审视，才会突显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史研究一度出现低谷，固然有“传统革命史观”长期笼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缘故，更重要的可能是学术演进、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近年来，现实环境、时代课题和学术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又有了新的呼唤。当今的中国已非一百多年前革命艰辛起步时的中国，世界也已非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所向披靡的世界。中国以新的眼光在看世界，世界也在以新的眼光看中国，如何恰当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历史长河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可能蕴含着许多未曾发现的经验、教训、智慧和启示。当然，这要通过自在的历史来呈现，由此就产生了历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新革命史”研究和讨论的兴起，或许正是史学研究者对现时中国众多新因素的承担与回应，这似乎预示了未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两重中心”：中国革命史研究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以新的姿态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中心。也就是说，革命史研究的多种“取向”，有可能会产生“两重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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