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丨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与文明力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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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主要依托外来的译著，至于本土，既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的著述，亦未形成体系化的学科，但相关讨论仍透露出大量的信息，既是近代国人面向世界的重要一环，也制约了其后世界史的属性、定位和旨趣。

作者：余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摘自：《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4期

在今日的历史教学科研体系中，世界史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系统，与中国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这并非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形。世界史的范围、内涵和功能，常常引起学界的讨论，是否包括中国、如何与国别史和外国史区别开来、是否具有以及如何承担探索人类大同的功能，是其中的关键。要解开纠缠不清的困扰，探寻清季“世界史”观念的最初渊源和内涵旨趣，不失为有效的途径。先行研究除少数例外，一般均将西洋史、万国史、世界史等量齐观。如果只是作为探究那一时期国人域外历史认识的方便名词，不妨一视同仁。若要追究各自内涵外延的差异，尤其是“世界”这一重要概念的影响，就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原本是佛教概念的“世界”，在19世纪后期逐渐落实为指称地域上的全球，同时兼具其他复杂意涵，认定相当主观，大小虚实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共通性则是推崇和学习西方的强烈价值取向。完成语义转变的“世界”一词，成为表达近代中国对外观念、人我关系和未来方向的重要词汇，并被用以多种名物，“世界史”即其中之一。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主要依托外来的译著，至于本土，既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的著述，亦未形成体系化的学科，但相关讨论仍透露出大量的信息，既是近代国人面向世界的重要一环，也制约了其后世界史的属性、定位和旨趣。

统合东西洋史与

以西洋史为“世界史”

以名词勾勒历史的弊病之一，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1876年公布的同文馆课程中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等名目，而后人追述时却统统成了“世界史地”。在将“各国”理所当然地置换为“世界”之际，后起的“世界史”作为集合概念产生的意义荡然无存。实则当时更为通行的指称是西洋史、各国史、万国史等。凡事都有从无到有的渊源流变，在晚清，国人曾有大量关于“世界史”观念的讨论，不仅是他们认识域外历史的重要积累，更深刻反映近代中国认识和走向世界的艰难探索。

“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外国史、西洋史等概念的比较中存在的，时人常常不惮笔墨仔细辨析各自的异同，这最初是日本影响的结果。1899年王国维为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作序时提出，历史分为国史和世界史，前者叙述一国，“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暂时只能“大别世界史为东洋史、西洋史之二者，皆主研究历史上诸国相互关系之事实，而与国史异其宗旨也”。1901年4月，《译林》第2期开始连载六条隆吉、近藤千吉《世界商业史》，这是目前在中文世界中所见最早明确标明的“世界”史类作品。作者特别论述商业史与其他历史尤其是文明史的关系，可以说，一开始国人的世界史印象，就跟实利、实力相关联，同时又被赋予了文明的内涵。

不过，桑原骘藏和王国维所强调的世界史必须包括世界诸国全体，只能表明东亚人心中的世界史应该如何，在现实中未必如此。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的论说就进一步从理念和现实的紧张出发，明确道出“世界史”之“世界”的主观性和实力底色。以文明力是否够强作为能否置身于世界史之列的凭据，所以中国被排除于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也就是说，相比较世界史的地理属性，社会属性才是更重要的。

梁氏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正涵盖全球，这一点恰恰来自他所肯定的“真世界史”——坂本健一《世界史》。结合梁启超的论述，蠡舟生所批评的“限于泰西范围”的所谓世界史或者万国史，应该包括此前欧洲人所著和当时日本人编著的作品。实际上，普遍被认为是开始脱离历史神学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俗世界史——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简称《风俗论》），不仅包括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并且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也就是说，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人，带着马可波罗式的印象，对中国等东方民族是表示崇敬的。弃而不论既非从来如是，也非天经地义，而是西方殖民势力侵占到亚洲，西方文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东方文明之后的情形，是殖民扩张时代的产物。而后者，显然才是日本人以及受到日本人影响的梁启超等中国人关注的重点，他们念兹在兹的世界史是否真正涵盖全球，是否给予东洋或者中国应有的地位，恰恰是对殖民扩张时代西方在一元文明论之下排除东亚或中国于“世界”之外的反抗。

同样是在1902年，被梁启超肯定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另一著作——松平康国编著《世界近世史》由上海作新社出版发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世界史著作，对于中国人的世界史观念起到了近乎定型的作用。松平康国在该书绪论中区分了国别史、列国史和世界史，相对于国别史“详一国之变迁”，列国史“明列邦之情势而比较之”，世界史则须具有“考宇宙之大势、遍征人类之命运”的功用。如果所记载的只是“五洲万国之事实，而无相通之脉络，与相关之条理，则亦不过为国别史之集合者而已”，是不足以称为世界史的。松平康国还论道：“夫人必有世界之观念，而后可为世界史。”对于以西洋为世界的取向，松平康国是相当认可的。他甚至旗帜鲜明提出“世界史即西洋史也”，因为世界交通发展、人类交往频繁、民族关系紧密、学术技艺进步、“政体法制略趋向于大同而渐近于真理”、“干戈玉帛利害射及于域外”等等，无不于西洋见之。所以欧洲无愧为“世界史之中心点”，这是由事实决定的。

1903年1月8日，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所办的《大陆》紧紧跟上，刊出《近世世界史之观念》一文，直接讨论作为观念的世界史。该文主体论述几乎完全照搬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的绪论，偶有文字区别，但将论述的立场由日本转为中国。两国近代命运的相似性是沟通的天然基础。

有意思的是，前述被梁启超认可为“真世界史”的三本著作，专讲近世的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和侧重文明的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都很快在中国有了译本，倒是最纯粹的坂本健一《世界史》未见译本，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其只有上卷以及篇幅较大等原因，内在可能还是由于“近世”和“文明”更贴切国人的现实关怀。在日本人的影响下，梁启超等中国人的“世界史”认知包括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在理念上要求范围涵盖全球，二是在实际中又不得不承认，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世界史的主体乃至全部就是西洋史。二者对立统一的关键在于，他们都强调世界史不只是客观的、静态的、地理概念上的囊括全球，而必须注重国家与国家间的紧密联系，而联系是需要实力的，实力又被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源自佛教的“世界”一词原本具有虚幻的时空双重涵义，具有极强的伸缩性，而国人对域外的认知又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和势利感（印象最深的是欧美等几个少数国家的强力），而不是一般性的客观认识全球。两相结合，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主观性极强，可大可小，寄托着效法西方、融入世界的价值判断与追求，也承载着冲破西方中心观的文明一元论，向“世界”证明东亚和中国自有文明，完全有资格屹立于世界的艰辛努力。而这些高度凝聚在清季国人的“世界史”认知中，形成区别于同类概念的独特内涵：相对于同样注重全体的万国史，它还强调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动态，动态中又产生了厚此薄彼的轻重取舍；相对于同样突出重点的西洋史，它又强调必须名副其实囊括所有，更加开放，开放中体现出后进国家的艰难与坚持。

厘定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有关“世界史”观念的讨论、辨析如火如荼，正因为是观念层面的讨论，反而不受具体现实的束缚，更能撬动时人对于“历史”和“世界”的思索。梁启超曾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学》中，给历史下定一个界说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从范围和视野上当然不可能局限于一国。求公理公例的目的，在于施诸实用，规划将来。梁氏的构建中，史学的意义显得重大、现实而又紧迫，不仅面向过去，更要探索未来，其关心的乃是中国的地位与前途。梁氏提倡新史学的最终关怀在于“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这一点恰与他在前一年的《中国史叙论》中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提出的“世界之中国”时代界定相呼应。已有学人指出，梁氏《新史学》试图“重新界定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寻找联结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新思路”。

1903年2月，《大陆报》从第3期开始连载《世界文明史提纲》，特别强调文明史应该“究明社会发达之真相”。文野之辨是时人关注的重点，且多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4月，何负在《经济丛编》连载《世界交通史略》，其实是1902年世界各国间的外交活动大事记，按日期排列，与今日意义上的世界交通史迥异，却恰恰反映当时之观念。12月，镜今书局推介德国布勒志《世界通史》，称：“生乎今世界而不知环球之大势者，谥之曰盲。知环球之大势而不能寻其起原，探国家兴亡之轨道，究人群进化之阶段者，亦无以促文明而应时变。”1904年5月起，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连载《中国历代的大事》，后改名《中国史略》。他强调中国人要首先晓得三件大事：“中国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中国人在世界上算什么种族”“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世界中定位中国或者成为其中一部分，逐渐成为一种时代关切。1907年，吴渊民摘译国内外史家之说编纂《史学通义》，提出读史之目的，“一言以蔽之曰，在明中国之位置而已”。在世界（史）中厘定中国（史）的位置，文明是最重要的视角和尺度。濑川秀雄在《汉译西洋通史》的序中明确呼吁：“熟读西洋史，览其文化发展之次序，国民隆替之状态，及欧美现时之大势，俾确知日本所处世界之位置也。”这样的意识对于相同境遇的中国人，有着很强的感染力。1908年，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编辑的《学海》在东京创刊，其序称：“尝读世界文明史，谓吾黄河扬子江文明实为最古五大文明之一。文明者何，学而已。 ……吾辈幸生是邦，应有舍我其谁气概，使后世修世界文明史者，大书特书谓吾由最古之黄河扬子江文明一跃而为最近之太平洋海文明。”

连带起来的，是国人对于对外观念的反思和“世界”观念的呼吁。本多浅治郎的《西洋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作为高等教科参考通用书编译发行。中国的译者在序中说，“竞争为进步之母”，希望警醒国人争胜于世界。1909年，《申报》为李提摩太《万国历史汇编》作广告，称“中国昔为文明首出，今退居他国后，其必求日跻也明矣。而是书实开导中国左右世界之力，与万国同底太平也。予日望之矣”。这些著作体现出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换关系，更强化了“世界”观念和“文明”视角给国人带来的压力与动力。

在以世界（史）厘定中国（史）的位置的大潮下，关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1902年，陈怀对多数著作“高标其大主义以示于人曰世界史”不以为然。陈氏之意，是不必舍近求远，与其高谈世界，不如从身边的方志做起。章太炎则更进一步，强调“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主张经是最初的历史，是不能废的，如果中国史可废，西洋史亦没有什么用处，强调中国史才是基准所在，不可舍本逐末。

结语

面对西方以文明之名、依据国家实力排列世界次序，从而排除东洋于世界之外，以西洋史等同于世界史，近代日本人在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纳的同时又强调世界史理应包括世界全体，并注重彼此联系。同处东亚、面临类似境遇、文明更有悠久的中国，借鉴日本人的界定和思路，在围绕“世界史”观念的讨论中，直逼中西文明力较量的根本问题，表现出传统大国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的艰辛与坚韧。

或许正由于浸润了诸多理想与现实、称谓与内涵、现在与将来的矛盾纠缠，清季的“世界史”基本停留于观念和认知的层面，而未见具体实在的本土著述和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但相关的观念讨论十分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其后世界史学科的属性、定位和旨趣。更重要的是，由于“世界史”认知是中外交流冲突的时代产物，其影响也必然溢出学科之外，而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世界”，历史成为归纳公例、探究世界公理从而指导现实、规划未来的工具，“世界”则是抵拒西方文明偏见，强烈要求占据一席之地的目标，后者所具有的深深的时代烙印尤其值得注意。“世界”观念在近代中国的重大影响，几乎都在“世界史”的问题上得到体现，而“世界史”这样一个具体的依托，又使得“世界”观念之于近代中国对外观念、自我定位和未来规划上的影响更加深入、实际和强化，二者相辅相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促使时人思考中国在世界的资格、位置和前途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既面临是否够资格进入世界的问题，也面临着自身历史能否进入世界史的问题。作为新环境的“世界”，与由此激发出的新的有关“史”的观念结合而成的“世界史”，深深地拷问着中国是否具有文明的根本性问题，这既让国人沮丧，也让国人奋发。就此而论，清季的“世界史”认知，对于中国而言，更多是一个关乎立国之本的思想史问题，而非一般性知识扩充的学科史问题；对于世界而言，尤其是西方而言，则是能否超越一元化文明观、接纳文明多样性的思想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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