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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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纪念先锋文学，似乎成为近年来文坛的一件热闹事。对于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来说，仅仅“先锋文学”四个字，便足以唤起那段浪奔浪涌、指点江山的激情记忆。然而细细品来，如今的“纪念”，其味道却多少有些复杂：称作纪念，其对象应已公认作古；而追怀往昔，大抵也都暗含着某种对当下的不满，至于“三十年”的时间节点，倒更像是一个顺水推舟的话由。

应当看到，“先锋文学”自身具有多重的面相。它是一个事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如今已怀抱着一系列反复斟酌过的定性话语端坐在文学史课本之中，供一代代的中文系学生撰写论文。它也是一种权力资本，那些从先锋文学运动中获得过第一桶金的作家和评论家，如今许多已是文学界分量十足的大人物。它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意识、一种精神化的传统，充满着生长幻化的隐喻，如同李浩、于焕强在文中所言，“先锋，即是创造感……所谓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

许多评论者提到，先锋文学意味着写作的高度与难度。其实，高度可以被不断超越，难题也终将被时间磨洗为常识；真正长存不灭的，却是其内在的“韧度”：它将以无形而柔韧的方式延续自己的道路、播撒自己的影响，这影响或许会触发缅怀、构成焦虑，但更能为日后的文学提供无穷的可能性。本文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我想，不论是其中的悲哀、追问还是期许，本质上都同这种可能性的显明或黯淡有关。在此意义上，本文谈论的“先锋”，正与“新批评”的“新”构成呼应。一年又始，我们也期待着批评之“新”，能够帮助照亮中国文学诸多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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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和我们的“传统”

李 浩  | 于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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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锋，是被倒掉的脏水还是孩子？

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学浪潮作为“文学运动”已经慢慢消偃，作为潮退的痕迹，它存留下一些依然被记忆和纪念的文本闪烁着似乎久远的光辉，同时存留的大约还有一场“先锋文学30年”的隆重纪念。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反思，追认，总结，当然是纪念的应有之意，它甚至容纳了对“那过去的好时光”的怀念……遗憾的是，平静发生之下竟然还有什么在发生着和正在发生无人注意。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一浪潮的告别就像是一次漫不经心的旅游，拍照上车，然后是下一个景点，几乎没人再去注意“先锋文学”这一渐睡的幽灵身上还有什么，更不会有谁试图唤醒，哪怕是其中的部分……

它，是被倒掉的脏水还是孩子？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把这一“运动”梳理清晰，将它的过去和现在图解成所谓“文学史”上的漂亮结语，打捞了部分标本以供解剖就已足够？我们是否注意到“先锋”作为一种创作理念的依然延伸？我们是否注意到，“先锋文学”的创作宣言和创作文本的“贴近”与“鸿沟”，它们何以至此，对后来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启示？我们是否带有某种的敏锐有过查验，时下的文学写作与“先锋文学浪潮”的延接、反叛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又是出于创作者们怎样的考量？

日渐固执的惰性已如经久之霾。它，不只存在于某个个人的身上。在后面，我可能会重提这一点，这一点，也要反复地提醒我自己。

二、先锋文学浪潮令人悲哀的部分

先锋文学浪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普遍而巨大的，尤其是60后、70后写作，“在它之后无一不或多或少地受其惠泽”。在一则访谈中我说道，“这一浪潮影响作家的绝不仅是小说技艺，也绝非仅是突破藩篱，更重要的可能是创作理念、人文情怀和更为宽阔开放的心态——它们可能并不那么显性，但却是本质的。在经历了先锋文学的影响后，60后、70后的写作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别，有着不同的写作取向，但那种延接和渗入却是普遍存在。”所以，在我所知的60后、70后作家里，对先锋文学的感恩和认同是普遍性的，他们承认自己从这一浪潮中有所获取。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视野的拓展，60后、70后的作家们在短暂的对中国先锋文学文本的模仿、学习之后，“越过兄长”，直接向更经典、更卓越、更有思考深度的西方经典文本学习。他们甚至也跨过了时间的滞后，在伦敦新上市的一部小说，三个月后就有了中文译本，这使他们得以在阅读上、想象上、思考上“与世界同步”。这一具有世界性的阅读学习，多少让他们“把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体来打量”，察觉到先锋文学的兄长们身上未曾蜕尽的壳，察觉到中国先锋文学与世界经典之间的某些差距。需要承认，此时，阅读的开阔多少减损了他们对先锋文学的兄长们的敬意，也减损着他们对“现代文学”更年长的兄长们的敬意——其实就文学恒古的延脉来看本应如此，只有少数耸立的山峰能够总被仰望。

60后、70后的批评家们的成长也大致如此，他们先是向前辈批评家学习那些“全新的”、让他惊艳的知识，但同样很快，他们“越过兄长”，直接谈论布鲁姆、德里达、卢卡奇，黑格尔、康德、维特根斯坦，《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以及《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这一“越过”，使得少数卓越者变得更为挑剔，他和他们宣称时下的中国文学已经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新质，他们不屑于同同时代的作家们“共同探寻、一起商兑”，将中国作家看作是一条条在低处蠕动的夏虫；还有一些同样的卓越者，沉入另外的“知识”中，并以另外的“知识”贬损文学及其文学性。至于一部分卓越的批评者越来越世故、越来越重视文学之外的得失则不在本文的追问之内。这些卓越者的“流失”多少使我们的写作失去了具体针对性的提示和警告，甚至也部分地抽出了动力。

还有更多的批评家，他们其实匮乏先锋文学的阅读经验，甚至本无对文学的爱，对于“先锋文学浪潮”的认知无非来自固定的概念以及旧有批评所提供的西方理论中那些“灰色的二手资料”，然而他们却显然更有自信。他们不关心天赋，不关心文字的汁液和语词中弥漫的味道感，不关心结构，也不关心写作者精心布置的“危险平衡”，仿若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只找寻他们认识的、咀嚼过的草料、豆粒与胡萝卜……“他们只能这样来对付小说（诗歌），那就是把小说（诗歌）中相对模糊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的绝对肯定的、教条的话语。”（米兰•昆德拉《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这些批评家即使在谈论先锋文学，即使继续使用赞赏性、鼓励性、强调性的评价，也只是为了和已有的“文学史”保持一致，并不意味什么。保持言说和真正赞赏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构成了先锋文学浪潮令人悲哀的部分。在后来的作家们那里，他们学习、得到，但很快让“目光越过”，在他们那里重申、强调的往往是更经典化的文本，先锋文学带有草创的、粗糙的包括借来时应用不熟的技法自然少被作家们提及；有些更有才情和智慧的批评家也同样“越过”或转向，先锋文学浪潮及之后的延脉为他们所漠视；而无文学志趣也无文本细读能力的批评家们用概念的、社会学的、完全西方模块的“知识”来解剖先锋文学，自是满目疮痍。更为痛惜的是，他们更愿意挖掉包含着的胚芽，将它看作是无用之物……值此，退潮的先锋文学浪潮便只剩少数孤零零的“残骸”。

在这一纪念之中，我们似乎可看到某种特有的悖异：先锋文学纪念上的热闹与退潮的冷寂同时发生；先锋文学浪潮是时期的、中国的，但对于先锋意识的谈论又常常是世界性的，因而时间短暂的先锋文学浪潮遭受着左右夹击，它们某些本土化的努力常被忽视，而技艺泊来却又是贴紧了的标志；先锋文学浪潮作为“知识”进入史进入大学的阅读资料中，但对文本的阅读却是寥寥，甚至老师们的文本解读也不得不绕过，妥协性地只讲简单些的、确切些的、容易翻译成“肯定的、教条的”话语——这，则进一步破坏着文学的审美，割断了文学本有的丰富。还有一点悖异也是值得思考的，就是先锋文学浪潮中某些“好用”的方式方法和轻度的“文艺腔”得到了当下延续，某些理念和认知也得到了当下延续，可我们的批评家们把它看成是“新知”大加赞赏，却同时忙于总结掉“先锋浪潮”，将它看作是历史的遗迹。

我们有时谈论所谓的“先锋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只是一个不达意的词，它更多的是遗迹感，而不再具备活性，我们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传统来看。

三、先锋性是文学得以存在的首要理由之一

文学的先锋意识与文学的技法创新在概念上是不同的，然而在诸多作家、批评家那里，先锋文学浪潮的存在似乎完成的或者说专注完成的不过是“技术革新”，当然它的确在一个时期内是首要任务之一；文学的先锋意识与中国“先锋文学浪潮”也不是完全的同构，先锋意识应是文学的存在标识，是每一部文学作品都要具备的显要特质，这一特质当然会有技法创新上的诉求；而“先锋文学浪潮”则是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文学脱离惯常“现实主义”、更有创新性和标识化的一批崭新文本，它具有时段性和专指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文学浪潮”无法涵盖、拢取“先锋意识”的全部，而“先锋意识”却可贯穿于整个文学史的始终。

米兰•昆德拉曾反复强调，“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他将小说是否做出自己的发现当作“道德”标准，这自然是对“先锋意识”的注重，他认为不再有新提供的小说是跟在小说之后的小说，是死亡了的小说；与此同时，他也另外强调，“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

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对前行的、独特发现的强调和它的持续性都是镍币的两面，它需要同时存在——时常，我们往往在言说的时候选择“非此即彼”，将“对方”放置于一个极端处，以便于我们轻易挥起点什么将它打倒。在巴尔扎克之前，没有人写过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没有人像巴尔扎克那样认知巴黎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人，那种城市性还没有得到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尔扎克在他的时代是先锋性的；在《神曲》之前，似乎没有人像但丁那样使用意大利语，也没有人想过古希腊人在“创世纪”之后将进入天堂还是地狱，拥有何种命运……它同样是先锋性的。当然，他们的先锋性也终将成为传统的部分甚至坚固的部分，对于后来者构成“影响的焦虑”……

先锋，即是创造感。对影响焦虑的摆脱，即是先锋意识。没有一个写作者愿意自己一直是“渺小的后来者”。我也愿意再次重复那个漂亮的、片面深刻的短语：所谓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

我固执地认定先锋性是文学得以存在的首要理由之一——我所说的先锋性并不仅是“写作技法”，我更看中思考的前行，“对未有的补充”，以及让沉默发出回声的能力。做出发现、提出问题是重要的，帮助我们获得艺术上的“新知”是重要的，即使采用的方式是最为传统的样式；如果仅有固定化的“先锋技艺”，不提供新质和发现，那它和先锋性就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我认为。

将先锋和先锋文学浪潮混为一谈，要么是出于惰性，要么是出于无知；将先锋文学浪潮的丰富和多样性忽略，只强化其对技术的革新再造，同样如此。任何一项新技艺的出现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对世界认知的变革，所以我才固执地认为，没有哪一位写作者会掌握将内容和技艺霍然分开的解剖学。

四、先锋文学的中国实践本质上是一项试错工程

谈及先锋文学，有个话题大约也不能回避，那就是“80年代先锋文学秉承打破公认规范与传统的理念，在语言和形式方面进行文本实验。十多年之后，先锋作家又集体转向写实主义”——为何如此？它是否意味着先锋文学的中国实践本质上是一项试错工程，否则那些实践者为何在获得功成名就之后又纷纷转向？在郭艳老师的访谈中，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80年代的先锋写作是一些具有超凡才能的聪明人玩的，那时，我们的政治氛围也倡导改革、创新、探索，鼓励弄潮儿，他们的出现适应着时代潮流，他们懂得，猜度，让自己适度地保持处在‘风口浪尖’——之后集体转向，当然也是一种时代暗合，因为时代骤然改变了面目，商业的、经济的浪潮形成了另一股强力，部分还有政治机会的考量。随世俯仰，这是我从阿袁小说里学来的一个词，我觉得真是精确、准确。他们的集体转向恰恰显现了他们的世俗图谋，我以为他们可能不是骨子里的先锋派，不是，他们没有一意孤行的决绝，也不想成为真正的‘孤独的个人’。请原谅我的部分尖刻。说实话，我也部分地认同他们在炫目的技艺操作之后转向沉实、丰富的现实学习，这也是我在学习他们之后希望自己能够延展的部分，但他们的方式绝不是出于艺术的适度调整。这种调整是时代性的，假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继续，他们的写作不会是这个样子。当年，他们宣称的某些口号（有些口号也是借来的）可能更是一种标新的、吸引的策略，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并没真正想坚持实施。真正的艺术需要决绝、冒险，甚至灾变——这是我个人偏执的理解，我也还真不准备修正。”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放更远些、更宽阔些，我们会发现文学写作的“适度调整”一直存在，它有着某种“进化”的成分，这种“进化”有时就是时代结果。二战之后西方文学同样有一个疯狂的文本实验时期，随着时间发展，某些实践放缓或者被放弃，而向历史、现实、精神内在的勘探却得到了延展，故事性也得到了又一次强调，虽然这时的故事性已经完全不同于旧有的故事。我赞同总结经验之后的调整，但不赞同割裂，更不赞同跟随强力随世俯仰。本质上，这不是先锋文学的挫败，不是。

五、我愿意继续我的思考与追问

有人注意到，一时轰轰烈烈的“先锋文学浪潮”首先是由诗歌的创作而萌生的，在这一浪潮之中，最有先锋感和光辉感的也是诗歌，而小说是后知后觉地“被波及”，然后是文学理论的再次推助……之前，影响巨大的文学文体是小说和戏剧，在先锋文学的浪潮下滑之后，较有影响的文体也依然是小说。为何诗歌在先锋文学浪潮中充当了引领者与“弄潮儿”？诗歌，为何在这一浪潮之中独具如此力量？

它与诗歌这一文本的灵活、多变和迅速自我调整有关，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唤醒的人道激情有关，诗歌的言说与音韵可与“内心”生出直接而强烈的共鸣……似乎不止于此。

“先锋文学”的创作宣言和创作文本的“贴近”与“鸿沟”，何以至此，对后来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启示？我们是否带有某种敏锐有过查验，时下的文学写作与“先锋文学浪潮”的延接、反叛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又是出于创作者怎样的考量？它和中国的故事讲述又是怎样的关系，“先锋文学浪潮”中的实践哪些是已经完成，哪些还远远不够？——这些，也都是问题，是值得仔细研讨的问题。限于篇幅与个人阅读，我现在无法将它进一步展开……我承认，这篇文字属于“急就章”，不够深思熟虑，它建立了许多支点却没能跟上严谨的、合理的阐释与解析。我希望能有时间和机会，再对我的这篇文字进行适度调整。我愿意继续我的思考与追问。

【作者简介】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批评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告密者札记》，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如归旅店》，诗集《果壳里的国王》，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

【作者简介】于焕强,导演，播音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沧州师范学院;影像艺术作品多次获国家、省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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