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作者简

张 炜   著名作家；1956 年11 月生于山东龙口，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20 部、散文20 卷、中短篇小说集8 卷、诗集2 卷；201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张炜文集（48 卷）》；作品获茅盾文学奖、全国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南方传媒文学大奖杰出作家奖等；《古船》1993 年开始被法国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作品被译成韩、英、法、德、日、瑞典、土耳其、俄等数十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读《诗经》之二

文 ／ 张 炜

作为档案史料

在许多人眼里，《诗经》可以看成一部档案史料，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寻求历史隐秘，这种“史”的功用价值在缺少文字记录的远古尤其得到了凸显。那时候没有或很少有专门的记述者，没有后来的宫廷史官，却有更多的人分担了这一角色，比较起来他们要自由得多，也随意得多。这些任由心性的记录者没有专门职务的羁绊，没那么多庄重性和严肃性，只是尽情快意，咏唱生活和情感，如衣食住行、祈愿、倾诉等。特别是《国风》，简直就是一部色彩斑驳的野史，一部分内容荒诞不经，更多属于饮食男女的欲求，而较少经国大事。要探究人类生活的本源，实际上辽阔丰赡和自由生动更应该是史书的特征，只是到了后来，“史”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属体制的文体，形制上才变得愈加规范，面貌更为僵化，所以越是展看近代史书，越是觉得无趣无味。而司马迁开辟的《史记》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风貌。人们只知把司马迁的“史笔”作为生动传神的典范，却不知道有《诗经》这样的咏唱之“史”在更前面，它已经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诗经》的生动记录不仅是抒情叙事，状描万千风物，而且还是韵文，是音乐曲调下的歌咏和浩叹，是一部唱出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实在是一场宏大的有声有色的“记事”。

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叙，其文风的滞重和拘谨是逐渐形成的。如果几千年前没有设立专业史官的职责，没有他们的著述，那么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文笔狭窄和刻板一律。“诗三百”的源头当然更为广阔，篇什一定极为繁多，哪里是这样的数字可以囊括。可以想见，这会是从无数的民间咏唱中择取的，比如《风》。整部诗经中的专业诗人不多，有一些大概属于宫中官人撰写。最多的作者还是在民间，民众把日常所见所记所思唱出来，是劳动或忙碌的间隙中产生的。这些咏唱有的是自然生发的即兴内容，有的也可能遵循了固有的调式，并应用于专门的场合。这些歌咏如果一开始并不囿于严格规定的曲调之下，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就被固定下来，这个过程是从民间到官家，或直到最后也各自行事，朝野各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

但最终作为一种范式的确立，官家肯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这些人更擅长规范和总结，把芜杂理顺的同时也删除了千姿百态。《诗经》最生动撩情的还是歌唱，由于富有韵律，唱出的一切朗朗上口，也就易于传播和记忆。作为一部可以传唱的史料，无论如何还是最有可能保存在民间的，所以《诗经》虽然是产生于少文无纸的远古，经历了漫漫时光的磨损，最后还是保留了几百篇之多，即使是秦代的大火也无法将其烧尽和毁灭。

《诗经》里记载的典章礼法、风物人事，还有一些涉及到氏族迁徙、国家缔造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都是极为宝贵的。作为“史书”，它虽然自由顽皮到不可救药，但因为绝少其他文字可以代替，也就不得不倍加珍视。数千年里要研究历史几乎都离不开“诗三百”，形成了所谓的“以诗正史”。它的叙述方式和意图主要在于记事，有时还会忘情地直抒胸臆。这就决定了它的风貌与品性不是后来的史书文笔那么直接和简明，没有直奔主题和目的。这就对后世的记录文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都多少具备它的性格。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鲁迅先生夸赞司马迁的话，他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再次将“诗”与“史”连到了一起。

我们记述历史的专门著作是渐渐才变得无趣的，越是到后来越是如此 ：不仅没有韵律，还艰涩干瘪，难以卒读。史章的文字仿佛变得愈加简明和严谨，绝无丰腴可言，早就失去了司马迁笔下的那种生气伶俐。于是我们眼中的史书常常是大而无当之物，这期间没有鲜活的个体，没有人性的决定力和转折关系，仿佛历史只是一个机械的组合体，是神秘而又僵硬的一次次偶然，是人人无可奈何的既成事实。这些厚笨的篇章里没有人性的温度，没有传神的细节，没有鲜活的生命，有的只是物质化的强硬拼接与堆砌。文字溲干，没有汁水，神情麻木，缺少喜怒哀乐等情感刻记，没有生动丰盈的局部。这样的史笔记录的只能是一些非人的生活和虚假的场景，岁月成为枯燥数字的累加，是无意义、无记忆价值的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史书不可能是信史。

在现代某些人那里，如果说史书一定要继承《诗经》的传统，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戏言，一种偏执的观点。他们早就忘记了那部原典的另一个重要功用即史的价值。某些人即便承认这种价值，大概也会敷衍说那是缺文少字的上古造成的偶然。但问题是，我们却会在这种“偶然”中找到最为丰富和真实的储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那个时代君子与劳民的生活、具体情状和风俗习惯，更有一些历史关节，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反过来也加重了“经”的性质。也许由此，人们会忘记《诗》的绝大部分，其产生的初衷恰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专注于考察其中的史实，从大事到小事，从君王到奴隶。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几篇可以称之为“史诗”的文字，如《公刘》《生民》诸篇。

这些篇章也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而依旧是尽情地咏唱，内容只是抒发的材料，人的情感借此攀援而上，直到一些相当冲动的场景描述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著史？今天的人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因为他们早就被逐渐形成的模式给框定，不会认可《诗》的传统和情怀，不会觉得那种随意和烂漫的抒情文字也能步入“史”的正殿。其实他们已经忘记，《诗》早就无可争议地端居于这个崇高的位置上，它已经是“六经”之首，是“三坟五典”失传之后最可依赖的文字，不仅是中国诗歌之源头，更是“史”之源头。抽掉其“史”的功能和功用，其“经”的地位便会变得孱弱。这种“史”不仅是信史，而且是足以效法的尺度，是言说先人道德行为的丰富宝藏，经历了数代人的传唱、选择和充实，今天已变得不可撼动，不可摧折。

在几千年的时光中，一些不安分的文人极尽推敲穿凿之能事，试图提出自己的质疑，然而或者无能为力，或者耽于中途。总之无法做出更动或确立，原因是难以超越。经过了孔子和孟子、荀子等先圣大哲的解释，这三百篇更加屹立于民族文明的滔滔巨流之中。对于那段历史，没有可替代的篇章，没有其他更丰富翔实的文字，也就没有几千年传唱叹赏中滋生的万千思绪，它被后来者、被一代代的精神所簇拥。以诗写就的历史就存于此，它留下了不绝的余音、无边无际的蔓延。

仅就历史的书写而言，仍然是“诗与帝国对立”。整齐划一的人生观、历史观、社会观，在《诗经》中是缺少的。当年的庙堂定制者肯定会有再度规范的企图，但还是失败了，或者是不得不放弃。那是人类之初的原始时期，大自然的教导力依然强大，所以流传下来的是多极多义与多姿多彩的交响合奏，是多声部，是合唱和独唱相互辉映的历史华章。只要充满了个性，就有鲜活和灵动；有个体的存在，就有千姿百态；个性毕露的历史细节将在诗性书写中得到保存，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总体而言，《诗经》是集三百篇于一体的、伟大的历史保鲜行为。

作为“经”的记事

《大雅》和《颂》主要是叙事，而《风》更长于抒情。当然这两种艺术手法在《诗经》中是交错使用的。“风诗”的叙事非常生动和具体，它通过许多传神的细节而言情抒怀，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抒情性，指向了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那种文学经典性。《颂》和《大雅》则更趋近于人们心中的“经”，那通常是一种社会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标准，确切到不宜更动，其历史档案的性质也多少变得凸显。

像《生民》《公刘》《皇矣》和《七月》，都属于典型的叙事诗，甚至有的被认为是“史诗”。不过作为史诗，它与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西方口头文学的大制作完全不同，不仅没有相应的规模，也缺乏那样的质地；更重要的是，它们大多缺少一种在漫长传唱中所形成的故事系统，不够完整。《豳风·七月》应该算是《诗经》中最杰出的一首叙事诗了，它具有民间文学的性质，这一点与西方史诗有相似之处；然而《七月》中缺乏大的历史转折、征战、王位争夺和民族变迁等宏大叙事，记录的只是周代先民日常生活和劳动的细节，而且非常之具体。当然，作为一首杰出的农事诗，《七月》是无与伦比的，但它尚无史诗所要具备的另一种卓越品质和宏巨气象。如果以西方史诗的民间性为鉴，那么《诗经》中的《国风》，顶多还有《小雅》，它们才更趋近于史诗，而不是《大雅》和《颂》的部分。虽然《大雅》和《颂》常常言说国事，颂扬君王的文治武功，这方面与西方史诗相合，即歌唱大英雄和记录大历史，但是这些诗篇少了一种万口流唱的气质和风采，所以还算不得西方史诗的同类。每个民族的史诗其实都是大地之歌，具有众口传唱所形成的那种极其自由和繁茂的风貌，而这种品质，当属于《国风》。

《诗经》的《颂》诗，特别是《大雅》，许多诗章出自专业史官，是受命之作，所以往往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公刘》和《生民》中，王子和英雄的事迹得到了记载。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些关于周族先人的传说和故事可以被确认为不可更易的信史，所以一代代儒生和治史者在印证历史的时候，都用了“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的方法，在这两个方向上做出了不懈努力。要认识那段历史，离开《诗经》不可以，因为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文字可供我们参考。更重要的是，诗中的这些文字有细节，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局部，包括其见证人的口吻，都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公信力。“以诗证史”的卓越例子，是《史记》与《生民》的关系。这首记叙周人始祖后稷发迹的神话诗，写到了姜嫄怎样受孕，后稷怎样出生，整个过程得到了传神的描述，而《史记》中关于周族起源的细节几乎全来自于它。甚至有人认为，司马迁对《生民》有过一场演绎，只是因为不尽周全而漏掉了许多情节。

一首《生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它咏唱周族的源头，周代先人的艰苦创业，他们对于农业生产的伟大建树，整个艰苦卓绝的过程。这些神采飞扬的记述，只有汲取《风》的营养方可完成，于是我们猜想，它只能来自于那些距离民间较近并熟知底层生活和口吻的文人，即便是史官，也并非头脑僵固。《生民》是《大雅》中鲜见的优秀作品，因为这种浪漫自由的气质随着原创群体的改变和缩小而逐渐减弱，以至于最后丧失。所以最好的“经”之素质，其实也来自于“风诗”。

《国风》像一片无所不包的广阔原野，可以有无尽的生长，让当时与后来的文人从中吸取至关重要的营养和力量。它生长出《小雅》与《大雅》，以至于《颂》诗。有人或认为《大雅》和《颂》的创作时间大多是西周初年，比《风》要早，后者只有“二南”的时间更早些，所以不能将“风诗”当作源头。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因为这一定是以上层采集和使用的时间为据，而忘记了创作的发生早于采集。浩渺的民间具有难以估量的生长力，在空间上有着深不可测的纵深感，在时间上更是难以探测。《雅》《颂》如果离开《风》的土壤，也就缺少了生长的基础，没有了血脉流通，变得更加单调和贫瘠：只剩下唯唯诺诺的阿谀之声，或者说奉命而制的那种勉为其难的歌唱。艺术戴上了笼头，牵引到堂皇庄重的庙堂里，怎么看都会是局促别扭的。

《公刘》 是研究周族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它记录了周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从何地出发、迁徙路线、经过怎样的历险，这为历史考证提供了切近的根据。而且那些生动的描述还可以强化判断，进一步激发想象，使一部历史变得血肉丰满、神采飞扬。这样的记叙由撰著《大雅》的知识人士来做也许是相宜的，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想象力还没有完全被限定和凝固，而且能够接触大量上层史料，可以在发挥民间想象力的同时，运用史官那样相对规范的思维。诗章开篇就感叹：啊，公刘，我们遥远的先祖，你是后稷的子孙。这种遥远到难以窥测的追索真是用心良苦，可以说是一次漫长的追溯。从那个遥不可及的起点写起，整个西周历史就变得恒久绵长，生命之河溯源而上，抵达的是一个只能用传说和想象来描述的境域。对于那个传说中的起点，笔者尽情发挥的墨迹都化为了后来的史实和凭据。源头之渺茫，描述之具体，这似乎是一对矛盾；但这种矛盾的统一，就完成于一些具有特别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人之手。

在通常的记录中，当一段长长的历史往前行进时，愈是接近当下就愈是变得不自由。歌者只有在无依无据的想象里咏唱，才会浪漫无忌魅力无穷。他们享用和发挥这种自由，把璀璨绚烂的生命之花移栽到史书当中。原来《诗经》作为“经”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辉煌显赫的王室既无法质疑，也不会有这样的兴趣，相反却是乐观其成。得到王朝的认可，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快乐，也是歌咏者受到的一次最大鼓励。

《国风》中的短章与《生民》和《公刘》这样的大制作相比，其“史”与“经”的地位又是如何？在我们眼中，《国风》里的每一首都无妨作为“史”的一个章节，它们汇集编织到一起，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与可信度，这比《大雅》中那些知识分子的单独记录和演绎更加珍贵，也更为色彩缤纷。群体的记忆，跃动的人性，激越的言说，放浪的心灵，这一切相加才是一部鲜活的生命史。它们是一个又一个现实版的《公刘》，蕴含着改造世界和创立社稷的力量，是文明的基础，也是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基础，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顺着这个源头往下漫流，才出现了我们后来所遵循的礼法伦常。为何而哀怨？为何而欢乐？怎样的男女之情？怎样的社会行为？这是每个独立人生的汇合，是生命个体必然归入的集体意识、呈现的精神风貌，是一切的基础。

生命诞生于万事万物和广大自然之中，人等同于自然界里会移动的树，肌体和毛发如同躯干与叶子，在荒野中奔跑活跃的身影又像万千野物的另一个化身。所以我们听到了《何草不黄》中那些流离失所的征夫面对老虎和狐狸的哀叹：不同的生命为了生存都需要不停地劳碌，都走在一条宿命之路上。这条路统属于个体和群体，属于整个人类凝结而成的所谓“社会体制”。这种宿命感实质上源于一种相当超脱和高级的思维，它就隐含在整部《诗经》之中，其伟大的发现力和创造力，是后来人自愧不如的。如果说形而上的思维源于现代主义的归纳，还不如说滋生于我们的上古源流。只有在与大自然肌肤相亲、不可分离的摩擦当中，才会产生出这种深切的、确凿无疑的悠远感悟。生命的悟力来自天籁，一部人类的发现和发展史就在天籁中大笔书写。就文学和天籁的关系而言，还很少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够像《诗经》这样得到呈现与表达，它是如此饱满、如此淋漓尽致。

人类既已离开了那个历史时期，就再也不能回返。这种不可逆的单向进路，使我们在一路获得的同时，也在一路遗失。所以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就是一次长长的回首，这样的遥望和沉浸实在是太重要了。

“诗三百”的由来

传统观点认为，《诗经》经历了周宣王和平王东迁后两次编订，孔子的修订已经是第三次，并说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次编订。因为经过漫长的诸侯分裂、诸多的社会动荡以及政治文化的变易，到了孔子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的局面。当时礼乐最重要的载体为《诗》，它除了不能按原有的规制进行演奏，失去了固定的音乐谐配，而且作为文本的歌词本身也有些混乱，比如重复、各种误植之类，这肯定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孔子，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梳理订正一遍《诗》《乐》。有人以为既是编订，也就一定有增删。但随着考古发现，进一步得到的确证是，孔子当年并没有面对数量庞大的诗篇，于是也无从删削。早在孔子之前，《诗》的篇目大致也就如此了，而且排列顺序也差不太多。所以以前说的孔子将《诗经》的三千缩减为三百，是一种没有根据的预估。

从考古记载来看，孔子对《诗经》的篇目虽没有做过更易增减，但是在那个文字书写的贫乏简陋之期，历经长时间的洇淹之后，一些重复的异写本、不够准确或以讹传讹的部分仍旧需要整饬。就此看，今天形成的《诗经》确有孔子的规范修正之功，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功莫大焉。一些衍文、重复的段落、混乱的版本，可能都要花费孔子许多劳作。我们还不能忘记孔子所具备的人生历练：半生劳碌，周游列国，完全可以掌握不同的《诗》的版本；他在听到一些新的传唱时，也会注意搜集和积累。作为一个敏感而用心的教育家和文学家，他会及时地捕捉和记录，将诸多不同加以比较鉴别，然后选择一个相当可靠的优质文本。

今天看，孔子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能并不是订正诗句，而是“乐正”。他自卫国返回鲁国，即开始着手这件极其复杂的工作了，这在当时是非常迫切的，也是他留给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功。“正乐”和“正诗”实质上成为一体两面，如果将“诗三百”的订编与“正乐”的工作分开，反而会误解孔子的劳动。他当时所做的，主要是将每一首推敲确定字句的同时，再安放到一个相应的旋律之下：有其词必有其乐，诗与乐协配并固定下来。《诗》《乐》合体，这才算初步完成了一件大的文化工程。

孔子所做的，既可以看成是文学和艺术的工作，同时又是礼法和政治的工作。如果把《国风》的诗篇放入《雅》的音乐，甚至更为错谬地置于《颂》的旋律之下，那不仅是不得体，而直接就造成了混乱。这种混乱不仅是艺术的混乱，还是礼法和体制的混乱。在孔子看来，这是一种可以引发其他种种大错的政治失范，是僭越和乱政的发端。所以，这种规范和订正与政体有关，更与诗的“经”的作用有关。也正是通过这个“正乐”的过程，使我们能够看到一部更加完整、规范、准确、凝炼的“诗三百”。仅就改正衍文、统一版本，在文字记录极其匮乏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业。这对于《诗经》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前无古人的作用。后来中华文明又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的浩劫，《诗》更属于被剿灭的传统典籍，虽然官藏本有可能保存，但它在宫墙之外的丧失湮灭似乎不可避免。好在它已经流行于传唱之中，经常使用在一些场合节令上，也就可以通过口耳相传得以保留和传承。

对比同时遭劫的《书经》等，正因为不可传唱，一旦失去物质形态，也就无法流传和记忆。民间的保存力正像民间的创造力一样强大，就记忆而言，这种传唱之功比金石刻录更加坚不可摧。

当年孔子订诗正乐劳绩巨大，却没能一劳永逸。后来《诗》又经历了更大的劫数和磨难。然而正是由于孔子的劳作，《诗》才得到了培元固本，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孔子对《诗》的修订特别是“乐正”，应该是《诗》传播和记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这为它以后经受长期战乱、社会政治变动而得以保存，提供了一个基础。《诗》的命运与《书》大为不同，后者可谓更加坎坷艰难。我们今天看到的一部《书经》来自所谓的“伏生献书”，实际上大致还是一部伪作。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最令人哀叹的一件事。《诗》则完全不同，不断的出土能够佐证，它大致还是可信的。就此，我们要感谢孔子，特别要庆幸它的咏唱和旋律，感谢广阔的民间，感谢集体记忆的伟大力量。

《诗经》流传至今，尽管一代代经学家考证出许多异体字和其他谬误，甚至有“错简”之说，但是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它的信赖。

采诗的目的

周王朝的民间采诗是为了“观民风，知得失，自考证”，这种说法来自《汉书·艺文志》，似乎已是不刊之论。但就真实情形来看，此说可能多少有点夸张。因为它的指向性和目的性过强，这就跟实际形成的过程以及后来的使用有诸多不符。娱乐在当时是极为贫乏的，所以表演性的歌咏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艺术形式对宫廷一定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完全出于社会政治功用去民间采集诗篇，这样的理解大概过于理性了。这是一种社会实用主义的思维，之所以被不加怀疑地接受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典艺术研究的简单和贫瘠。

这里所讲的采诗主要是指《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据研究认为，采诗官是周王室里一个专门的职务，他们通常受君王委派去各地采集民谣，倾听意见，以了解民情，为改良朝政提供帮助。这种目的性当然会有，也许会是主要的理由。但是王朝更需要无所不在的民间创造，用以丰富自己的娱乐。后者倒有可能成为采诗的重要功用和目的。采诗官走入民间歌者中间，这些长期生活在宫廷里的人士就会大开眼界，心身舒畅并陶醉沉迷。这种情形下的记录将让他们暂时忘却许多禁忌。由于他们的记录采集工作，大量情趣盎然、多姿多彩的咏唱得以进入宫廷，这对上层人物的生活来说该是加入了一种多么活泼的元素，对僵化呆板的宫廷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民间舆情也包含其中，这就有了“自考证”的机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政治。这个过程大致会是良性的。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也就理解为什么许多讽刺、揭露甚至诅咒的咏唱，会被宫廷采用并固定在一些节令的应用中，配以专门的乐曲旋律。有些曲目一定是从词句到调式一起采回，或加以改造。尤其是那些写男女情欲、幽会野合的诗章，被历代腐儒们指认为“淫诗”者，竟也被当时的周王朝宽容地接受了。这一方面说明西周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才拥有宽广的包容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广泛的民间创造所产生的审美快感有多么巨大，这即便在宫廷中也难以割舍。这些野性四溢的嚎唱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为他们堂皇地打开了另一扇人性之门，让他们看到更为斑斓的风景，一定令其快慰和欣喜。实在说，这道风景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这才是“风诗”最终不弃之根本。作为采诗官，他们的主要目的和兴趣可能更早地转向了这里。

我们目前看到的“诗三百”最初是由官方编撰的，《国风》占了一百六十篇，篇幅上具有压倒性呈现，这说明在上层人物眼中，“风诗”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功用。《国风》的绝大部分诗篇以不可遏止的放肆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冲决宫廷的严肃与刻板，也许在诸多地方明显地不合西周礼法。我们可以想见，《诗》所贯彻的礼法典章会体现在《大雅》中，更多地体现在《颂》诗中。《风》与《雅》《颂》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表现在精神生活上就是一种互补与调节，两者交织一体，才满足了日常的使用。这个“日常”是宫廷的日常，而不仅仅是民间。《国风》同时属于民间和上层，只是在使用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大雅》和《颂》却难以上下通用，有些篇目和曲调一旦用在了民间或层级较低的场合，那将是不被容忍的，在当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在当年，这三百多篇咏唱之辞既用于社会礼法、一些固定的节令，同时又会是上下同欢的一场场大娱乐。最具发泄力、与人性共鸣最切的当是《国风》。也许采诗官们起初怀着一种庄重严肃的目的而来，却在工作的过程中一点点欣悦起来，渐渐被吸引了，以至于忘记初衷。他们忘情地记录，最后将它们收于囊中，携回宫廷，放在君王和群僚身边。君王也是一个寂寞之人，需要倾听和欣赏，后来也会产生喜悦。当年交通不便，更没有什么发达的传媒，精神与艺术之果都分隔在不同的地域板块内，从这个角度看，宫廷采集的意义就变得愈加重大了。我们尤其不会相信宫廷里只热衷于政治采集，而对具有强大娱乐功能的民间咏唱视而不见。娱乐有可能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上层人士也同样如此，不必回避，也不必拒绝。

其实要吸纳民间形成的艺术或精神，也包括思想与意见，回到一种自由散漫的采集就更有意义。我们所了解的现代人的采集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抱有更为明确的社会目的，主题先行，所以收获也不可能丰厚。上有所好，下必满足，于是就做出非常狭窄的采纳，然后又是层层把关和谨慎选择。这种采集的结果就变得相当无趣了，收获之物既不丰厚，又不真实，哪里比得上几千年前的那场采集。

三体之别

诗学研究中常常说到的“三体”，是指《风》《雅》《颂》这三个部分，即三个文体。现在我们考察三者的区别，往往单纯从文字内容上看，原因是既然失去了与它们匹配的旋律，也就只剩下比较文字的可能了。但是，我们如果能稍稍还原它们当年的风貌，还原以声音，那样三者之间的差异将变得多么明显。若再加上不同场合的使用，其区别性就更加显豁了。庄重与嬉戏、肃穆与娱乐、庙堂与民间，它们将因为独有的调性而形成决然不同的氛围。这些迥然有别的旋律会进一步作出强烈的提醒 ：功用不同。我们再做追究，很快还会注意到这些诗篇由不同的作者创造。这些综合的比较研究，会更加深入“三体”的内部。

《国风》可能是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民间文学”，它是文学史上首次展开的民间画卷，以一种深不可测的创造所显现的辉煌绚烂。整部《诗经》的主要艺术魅力就来源于它。在广大时空中反复传唱的文辞与曲调，其品质不断地得到改造与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文学真的是不可战胜的。就艺术生产而论，无论多么卓越和优异的个体、拥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和超人的才华，都无法去对抗一个不可预测的巨大的创造群体，这早已为文学史所证明。在当年，民间歌谣不可抵御的魅力，很容易征服那些来自上层的采诗官，因为他们的人性之弦，很容易被撞击和弹拨。

《诗经》研究者认为，《小雅》出自当时一些具有较高书写能力的知识分子之手，大部分属于文人的作品。这些文人与宫廷里的文职官员还有区别，他们可能既具有相对的政治疏离性，又具备相当好的文化修养。虽然他们的创作多数时候是为适配某种乐调、为一些特别的场合量身定做，但也仍旧会保留一点个人空间。某些创作者自由散漫和活泼的心绪，明显地存在于《小雅》之中。这里产生了许多极优秀的诗篇，如《鹿鸣》《常棣》《采薇》《湛露》《鹤鸣》《白驹》《蓼莪》《都人士》《何草不黄》等等。

《小雅》是《国风》与《大雅》及《颂》之间的结合部和过渡体，似可以更多地向民间汲取营养。这部分知识人介于上下两个阶层当中，自然起到了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他们能够较为自由地表达和建议，感时伤世，抒写哀怨，直接而广泛地接触芸芸众生，并把民间的情绪以及表达方式接受下来、传达出去。今天看，他们手中呈现的最优异部分，是那些具有文人气息的优雅轻快的歌咏。比如《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这些篇什，其宫廷气象的铺排，并非民间歌手所能渲染，因为底层劳民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见闻和知识；但也不完全是那些《颂》的作者所能企及，因为那些宫廷御用文人少有如此明快活泼的想象，这些想象力需要接通民间与底层。也正是这种上下阶层的交互感染，产生了一大批杰作。

《小雅》是《国风》向《大雅》和《颂》的趋近与衔接，在艺术上十分令人期待。而《大雅》逐步向《颂》诗靠近，那种生命的蓬勃强旺感在减弱，于是渐渐表现出庄敬刻板的风格。《大雅》和《颂》显然更适用于庙堂。庙堂的庄正阴郁和陈暮之气笼罩了一切，包括这些咏唱。它们虽然偶有辉煌感人的声部，可更多的时候还是低沉和阴晦的。尽管当年的声音已经无法还原，可毕竟还有歌词在，有这些文字符号保存下来，它们身上仍旧携带了宫廷的尘埃。庙堂里氧气稀缺，而广阔的田野上则充满新鲜的空气，长满了蓬蓬勃勃的绿色。

《小雅》的写作者一脚踏入民间，一脚踏向宫廷，可以能够同时看到两片不同的风景。他们生活在京城，是所谓的“都人士”，是时髦的知识阶层，口吻语调与《国风》《大雅》和《颂》的作者皆有不同。这些人能够倾听底层，并有机会关注宫廷仪式之事，不过笔下文字与《国风》相比，还是缺少了一些蓬勃生气。《大雅》包含了少量的谏诗，更多的则是歌颂周王室的排场和功德，空间变得狭窄，进一步减弱了生长的性格。显而易见，《大雅》是宫廷文人的手笔和功力，从辞藻上看也较为典丽和铺张。《颂》诗则进入了完全不同的风格气象，这些庙堂之诗是那么沉重和肃穆，有着不可移动的性格，就像脑满肠肥的士大夫那样富贵臃肿，举止稳重，步履迟缓。

《颂》诗本身透出的韵律感，与《风》和《小雅》相比区别更大了，再没有俏皮、轻松和欢快，只有伟岸、盛大和崇高。想象当年，孔子对于《颂》诗部分有可能极为重视，因为他需要从这些旋律和文字中感受那个繁荣恢宏的西周，注目秩序井然的庙堂，那是他寄托梦想的地方。但是，从《论语》谈论《国风》和《小雅》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又看到了另一个多侧面、极丰富的孔子。《风》与《小雅》的人性温度、生命的冲决力，不可能让其无动于衷，它们显然打动了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孔子对诗中活泼的生长性具有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觉得单纯从识别植物的功能来看，《诗》也是一部了不起的著述。满篇绿色尽在“风”中，没有“风诗”，《诗经》就少了太多斑驳陆离的野地色彩，就此看，孔子的陶醉主要来自《国风》。

我们说“三体”之别、它们相互不可取代，就在于功用不同、色彩不同和审美向度不同。在《颂》那些冗长的诗篇面前，我们会感到烦琐和疲乏，可也就在这种疲惫感中，在埋怨官场繁文缛节的同时，又充分地体会了上层的排场以及礼法的周备和严谨。这种长长的令人厌烦的铺张，恰恰反衬出《风》与《小雅》的鲜活灵动和不断挑战与逾越的呐喊。正是这“三体”之别，构成了《诗经》的三大声部。

娱乐与仪式

《诗经》中所有的歌咏几乎都与仪式有关，无论民间还是官家，都是如此使用它们。即便形成于民间的《国风》，最后也被接纳进仪式之中。只是“风诗”自始至终被广泛用于民间的节令，而《大雅》和《颂》则更多地使用于官方。仪式的庄重感使娱乐变得神圣，这种气质渗流在整个娱乐中，也就多少避免了所谓的“低级庸俗”。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风》最早全都是应用于民间仪式和节令中的，即便被宫廷采集之后也依旧这样使用，演变不会太大；而官方采集后则用在迥然不同的场景里，虽然侧重于娱乐，但意义却会有些不同。官方的娱乐方式及使用方法也多少会影响到民间，这大概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漫长的、双向的，所以长时间以来既有官方的节制和规范，又有民间的自然改造，《国风》便会出现许多不同的版本。这就给后来的知识分子如孔子的修订提供了一个基础、一个空间。

“风诗”规范化的道路很长，首先要依赖采诗官带回宫廷的改良，这个版本成为传播的基础。直到今天的文艺表演，纯粹的娱乐与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节令吟唱，仍然还有明显的区别。纯粹的娱乐往往在为体制所用中，多少改变其原有的性质和方向，而在民间却不会这样。民间娱乐就像这种形式诞生之初那样，自由开阔，率性随意，大致是兴之所致。对于底层来说，娱乐不过是服务眼前的生活，是劳动之余的松弛，是劳动之后的享受，也是劳动之中的陪伴。而在官方眼中，所有的娱乐形式都是可以利用的。民间歌咏根植深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像单独的生命那样狭窄和局限，因此总是格外开阔辽远，具有不可限定的多种可能性。民间的自由吟唱开始未必全都为了仪式，但官方仪式的采用却渐渐强化了它的规制，最后也就慢慢地固定下来。这种相互利用和促进，有时候是良性循环，有时候却也未必。

民间歌谣中的相互打趣、挑逗，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吟唱，这时候它们的娱乐性是无所不在的，其感染力也就更大。当它后来慢慢被规范成一种上层社会的仪式所用，就要变得贫乏和单薄许多，这也是通往上达之路的一个必然结果：本来是自由地歌唱，后来却被刻满标记，那些率真野性、荒诞不经的品质，便一点点地被改造殆尽了。大致来说，这可能也是“经”的形成路径。今天看，顽皮、亵渎、欲望和淫荡的民间，其特点多多少少还保留在这个路径里，因为一旦完全抽掉了这些元素，也就等于抽掉了所有的吟唱。它们被删削至可以容忍的地步，然后安放在一些旋律和格式之中，也算含蓄了许多。如果它们某一天重返民间，经过变异和改造的陌生面貌一定会引起诸多惊讶，接受和拒斥都会发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们纠缠一体，循环往复，没有终了。这成为一场民间与庙堂之间无始无终的较量和搏斗，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式生长与演变。

后来人们对于《风》的产生机缘和属性与功用的质疑越来越少，有所争执的是《小雅》产生的方式和过程。《大雅》和《颂》已经渐渐与宫廷文献合二为一，它们生来即为仪式，娱乐性自然较弱。

自然人文三横列

我们展读“诗三百”，会发现其中的文字主要是记述黄河以北的物事，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这五百多年的历史。它主要记录描述的这个区域，弥漫着北国的风气，而少有南方色泽。实际上这正是汉文明早期的特质，它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语言系统和文化品格。

中华古文明主要分布在漠河两岸、黄河两岸和长江以南，地形横列，从而形成了三种人文特征。《诗经》所呈现的基本上是黄河两岸的文化，如炎黄两帝的传说、蚩尤之战等，都发生在这一自然背景上。实际上可以说，《诗经》是继上古神话之后出现的一部大河两岸之歌。在炎帝和黄帝的争夺战中，炎帝是一个失败者。炎帝可能是江南人物，至少是黄河以南的人物，离北方比较遥远。黄帝出自北方，正是北方山水的粗粝培养了人的悍气，这种悍气具有强大的征服力威慑力，所以黄帝是不可战胜的。南国不抵北国，南方不抵北方，以黄河为界，可以看到很长时间里北岸几乎都是胜利者。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一种社会历史定式，在人类文明之初，似乎也成为文化的定式。生命与自然的奥秘在此做如此呈现，足以令人深思。

研究中华大地山水，可以发现它大致是东西横向排列的，人文也是如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如果把漠河两岸作为第一横列，黄河两岸作为第二横列，长江以南作为第三横列，那么《诗经》呈现的主要还是第二横列的文化。人类在山河皱褶里活动，就像植物茂盛地生长于阳坡一样，有一些地带的人相当活跃和茁壮，他们有更多的歌唱咏叹，这正是旺盛生命力的挥洒和张扬。在考察《诗经》时，我们会发现它主要以第二横列为地理坐标，采诗官们由此往南，深入黄河之南地区，这就是他们当时行走的足迹和路线。

这种横列性无论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还是具体到《诗三百》，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特征。周王朝派出的采集民谣的官员，每一次出发几乎都是向南，这是离开黄河横列的南移。像“周南”和“召南”，都是关于“南”的最早注释。其实这时的“南土”只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和河南南部，至多包括湖北北部。习惯上把周公时期采集的歌咏称为“周南”，而“召南”便是召公时期的采集了。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南方”，按地理划分，仍然是今天的“北方”。

尽管远古时代的自然三横列与今天的气候模式不尽相同，但大致仍旧是从北到南，由凛冽向温暖的一个过渡。我们在《诗经》中所读到的大量关于植物和人情的记录，也与这种风土的演变紧紧相连。我们读到茂长的植物和漫漶的大水，也就想到了温暖的地带，那里才有众多水流，有密集的绿色；当我们读到过冬前准备食物修缮居所，首先就会想到北方的严寒。《七月》“凿冰冲冲”的吟唱，只会发生在北方的隆冬，因为只有第二自然横列即黄河两岸，才有如此分明的四季。

《公刘》和《生民》所记录的周族源头当然也在北方，它的大致行进和发展路线就是南下和东进。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这个路向已经延续了很久，汉语诗也正是沿着这个自然横列滋生和蔓延的。文明所至，必是人类征伐自然的足迹所至，二者纠缠一体，共命共生。这些诗中的神话模型大致适合于北方，而不是江南。这与后来出现的《楚辞》中的神巫文化有所不同，后者已慢慢跨越第二横列，进入第三横列，开始被长江淮河之水滋润，有了浓烈的南国风味。

比较而言，整部《诗经》都透着重重的寒意，这寒意只适合生长北方的植物与北方的人种，所以字里行间闪烁着北方的文采。这种“诗”中独有的叙述口吻、色调，掺和在北风里，逐渐形成了一种干练、清冷、含蓄的品格，最后发展为汉语言的基础。这当中看不到江南地带的俚语之类，也绝少南方语汇。这对未来汉语言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启路和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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