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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融合是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项，构建科学院系统与高等学校新型关系是全面深入推进科教融合的重要内容与基本趋势。受苏联科学院附设有科研机构与教育机构联合体的启发，中国科学院早在1958年9月就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于新中国也采用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各自为战的分离体制，此举还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197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至合肥，仍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现设有环境科学与光电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天文与空间科学、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应用化学与工程、生物医药工程、能源科学与技术等7个科教融合学院。2012年，中国科学院新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现有（2020年12月31日统计数据）在校博士生达到28131人、硕士生为26124人、本科生为1645人、博士与硕士留学生为1682人。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同意，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并共同建设的上海科技大学正式建立。自2013年起，该校即可与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硕士和硕博连读研究生，2017年开始独立招收培养硕士和硕博连读研究生，现已连续9年招收了5047名研究生，并有1421名学生实现硕博连读，转入博士生培养阶段。中国科学院率先开启机构层面的科教融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广泛支持。由此，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要预见到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的融合发展问题。如果地方科学院以及相类似的科研院所与省属高校也大举探索跟进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层面的科教融合发展，是否需要给予认可和支持？我们认为，确有必要及早关注此事，并加以理性看待和正确引导。

一、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融合

发展的初步探索

1999年9月，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个单位合并组建成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此举在当时被视为我国推进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统筹改革的重大试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也因此在2004年6月跨入国家“985工程”建设序列。也许有人会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且合并组建该校的原7个单位中，只有西北植物研究所与陕西省科学院密切相关，这似乎远离了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题。殊不知，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主导的科教融合路径完全不同，并开启了省级人民政府管辖的地方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融合发展的先例。

率先探索地方研究机构与省属高校融合发展的，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是济南大学与山东省医学科学院。2007年，经教育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济南大学与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合作共建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目标是以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基础，向本科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延伸，逐步构建本、硕、博一体化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合作共建的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办学经费与人员薪酬等由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承担，日常管理以及师资、专业与学科建设等亦由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负责。山东省医学科学院（1978年即获得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放弃原有招生代码，统一使用济南大学招生代码，由济南大学单列招生计划和负责学位授予等方面事项。与之相关，2008年济南大学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资格和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临床医学便是其中之一。截至2018年山东省决定将泰山医学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等整合组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至少已拥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3个本科专业。经教育部批准，2019年2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正式成立。据该校网站介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是山东省重点建设高校，具有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48个本科专业、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20年入选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冲一流”高校。

在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融合发展方面，山东省也是处在先行先试的位置。2017年8月，山东省正式决定将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省科学院整合组建新的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以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为办学定位，争创“科教融合的示范、产学研结合的示范、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高校党建工作的示范”，构建教学、科研、转化、实践四位一体发展格局，打造科教融合的“山东样板”，成为全国科教融合改革的名片。我们有幸参加了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充分感受到两个单位是在机构层面全方位扎实推进科教融合，山东科学院所属土地等资产划转至齐鲁工业大学，机构设置、干部任用与财务管理完全打通，还有很多具体做法，此不细说。需要强调的是，科教融合发展确实见到了明显的成效。据他们2020年12月完成的“科教融合实施效果总结评估报告”，科教融合以来，有977名科研人员取得教师资格证，347名科研人员被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校的资源总量、科研平台数量以及承接国家与地方重大攻关项目的能力等迅速跃居省属高校第一位，高层次人才队伍、学科整体表现、科研成果水平以及教育教学与生源质量等均跻身省属高校前列。在USNews2020年排名中，齐鲁工业大学首次上榜，全国排名第172位，山东省属高校第7位。2020年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入选山东省“冲一流”建设高校行列，2021年获批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据我们所知，2019年山西省委省政府着眼全省高等教育和农业科研改革发展大局，将山西农业大学和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进行合署改革，成立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据悉，2020年12月由教育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也有机构层面科教融合的考虑，以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建设世界名校。该规划中提出，拟对标全球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以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为依托，围绕空间分布集聚、学科方向关联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大型科研院所、广东省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资源，采用“学校+重大创新资源”“学校+大型系列研究设施”“学校+大型科研院所”“学校+广东省实验室”等多种形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谋划布局以前沿科学交叉学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和特色学院，新机制高起点筹建大湾区大学。

以上仍属个案，因涉及院校排名、重点大学建设和竞争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资格，且还存在争议或负面评价。但是，可以预见，科教融合已不再局限于高校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职能的相互转化、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等常规路径。因为有先例，融合双方或多方各有收获，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起到了“1+1〉2”的作用，机构层面的科教融合发展有可能成为常态。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无论结果与社会反响如何，我们都要有见微知著的意识。特别是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的融合发展，类似山东科学院与齐鲁工业大学那种实质性的科教融合，尤要引起关注。

二、1978年以来地方科学院的

发展历程与趋势

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是否走向融合发展，地方科学院的态度至关重要。地方科学院也是高教研究较少关注的对象，所以有必要就有关情况加以梳理和分析。地方科学院作为地方综合性自然科学研发机构，是我国创新链条的重要一环，其前身多是中国科学院地方分院。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院设有地方分院（11个）的省份，大多数尚未设立作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地方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系统相对稳定的政策资源与管理体制机制相比，地方科学院堪称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风向标，每次科技战略的调整都会深刻影响地方科学院的发展。1978年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依靠科技振兴经济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区域创新战略，地方科学院则依次历经市场化改制、结构调整与分类发展的曲折历程。

（一）1978-1994年：依靠科技振兴经济战略与地方科学院市场化改制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科技领域开始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1984年间，在上海、黑龙江、陕西、河北、广东、贵州、河南、山东、江西、甘肃、新疆、广西、北京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先后成立或恢复了至少13个地方科学院。然而，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技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的问题逐渐暴露，亟需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科学技术必须围绕并服务“振兴经济”这个中心，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在这轮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对研究机构拨款制度的改革，要求逐步核减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机构的事业费，争取用三五年时间实现事业费基本自给，让其从市场取得收入、积累资金，鼓励同企业设计机构进行联合或合并，也可自行发展为科研生产型企业。

自此以后，国家逐年核减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机构的事业费，以开发应用为主的研究机构被迫走向市场，科研事业费也从财政单一来源变为多渠道筹措经费。受此影响，地方科学院及下属机构开始思考经营问题，积极开拓市场、组织创收，力求在内外环境变化中探求自强之路。如湖南省于1990年将省经济地理研究所、省分析测试研究所、省技术物理研究所、省能源研究所、省科委四所管理处与原中国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局共同组建湖南省新技术研究开发局（后更名为湖南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院）并完成市场化改制，拉开了地方科学院体制改革的序幕。

（二）1995-2005年：科教兴国战略与地方科学院加速结构调整

依靠科技振兴经济战略实施以来，国民经济建设逐步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但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高素质劳动者。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力争把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与科教兴国战略的新型科技体制，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调整结构、分流人才”，并采取“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进行改革。也就是说，要稳住少数重点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基础性、公益性、高技术及重大攻关研究，放开、搞活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机构，使其逐步由事业法人转为企业法人。

为贯彻中央政策精神，地方科学院启动了新一轮改革，精简了研究院所，在稳住公益类研究院所的同时，开始自办经营实体、分流富余人员，部分技术开发类院所最终转制为企业。然而，部分地方科学院由于在转制过程中太过急功近利，创收压倒一切、盲目成立公司，忽略自身特点和优势，导致其市场作为不大，人才流失加剧，甚至出现被边缘化趋势。因此，这轮改革引发了科研机构的分化，公益类科研机构在稳定支持下得到发展，应用性科研机构则进一步走向市场，导致国家行业共性与区域综合性研究机构受到削弱。此外，地方科学院之间开始出现分化，多数地方科学院整体保留了事业单位运作，一些科学院形成了“一所两制”运营模式，少数科学院基本实行市场化运作。

（三）2006—2013年：区域创新战略与地方科学院开始受到各地重视

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加速推进，自主创新的战略价值愈发突显，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区域创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要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深化地方科技体制改革，发挥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增强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完善区域创新发展机制，强化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加大投入支持力度，优化区域内创新资源配置。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的指引下，地方科学院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投入力度也逐步加大，一些地方开始筹建科学院。2008年，重庆市整合原属中央和地方的10个研究院所组建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安徽也成立了安徽省科学技术研究院；2012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广东、河南、陕西等17个地方科学院组成的全国科学院联盟在京成立，旨在通过协同合作与资源共享，共建区域创新平台，促进共同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成为区域创新中坚力量的同时，地方科学院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定位，即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开展应用基础、应用技术以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研究，力争成为集科技研发、技术服务、企业孵化、科技咨询、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区域创新平台。

（四）立足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地方科学院走向科教融合

进入新时代，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越发突显，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民族复兴大业，亟待破解。基于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相继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相较以往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以下新要求：一是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深化转制院所改革，引导部分基础研究能力较强的转制院所回归公益，逐步与下属公司剥离并不再新办企业；二是加强科研院所与高校的合作，优化科研布局，加快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变，探索科教融合、教研相长、协同育人新模式，打牢科技创新的科学和人才基础；三是推动区域创新改革先行先试，授权地方开展科研院所、高等教育、人才流动等改革试验，率先在一些地方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引领、带动全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显然，这轮改革更加突显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培育的战略地位，注重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相互配套，强调科研院所与高校协同创新，坚持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科教融合上升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举措。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公布，明确提出“优化创新组织体系”，其中就包括“推进科教融合发展”，并“支持一批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继2012年8月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之后，2016年3月中国科学院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教融合的若干措施和规定》。2017年5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年设立）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985年成立）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也成功创办。在地方，除前面所述及的机构层面的科教融合案例之外，地方科研院所与高校之间各种形式的科教融合，估计不在少数。如2015年10月，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联合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全国首家特种设备学院。2018年9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与江苏大学签约共建江苏大学南京研究生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因此首批即有11人获聘为江苏大学博士生导师，88人获聘为硕士生导师，并视同为校内导师，可以独立指导研究生。

相对地方农科院、医科院与社科院等，很多省份的地方科学院体量更大，在地方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受国家科技战略调整的影响，地方科学院的发展总体上是较为艰难的，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地方科学院既有转制为企业的，也有不断被反复重组或切分的。山东科学院在地方科学院系列中，其整体实力以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均处在领先地位。但是，当我们与该院相关人员座谈时，他们反复提到科学院与高校文化的不同。事实上，地方科学院及其下设的各个研究所，无论是属于公益一类，还是被划为公益二类，普遍面临着在市场上找寻研究课题与资源的压力，潜在地受到“饥饿文化”或“狼性文化”的支配。在科教融合成为国家科技战略新方向与新举措的新时代，上有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标杆示范，另有地方科研院所与省属高校融合发展的初步探索，地方科学院选择适当的合作高校与方式，坚定地走好科教融合发展之路，或许是各方所需与大势所趋。

三、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融合

发展的有利因素

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融合发展是有条件的，撇开公共价值暂且不论，双方各自的利益、能力以及外部支持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地方科学院的科研力量、平台资源与社会服务渠道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但这并不排斥与省属高校实施融合发展的可能。融合发展是多样态的，未必要重复山东科学院与齐鲁工业大学融合发展之路。2012年8月，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科苑学者上讲台、重点实验室开放、大学生科研实践、联合培养大学生、联合培养研究生等10个项目计划。若把聘任岗位导师与共建新型学院等也考虑进来，足见融合发展可选择的路径与方式较为多元化。即便是机构层面的大动作，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融合发展已具备较多有利因素。

（一）融合发展是地方科学院做大做强的内生诉求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这就要求既要通过吸引和培育科技人才产出一流研发成果，也要培养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应用型人才，这是地方科学院因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应然定位。然而，一些科学院在前期体制改革中步伐过大、市场介入太深，导致创新人才大量流失、学科领域不断萎缩、公益服务日趋弱化、综合实力明显下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面临严峻挑战。随着高校与企业等创新主体的迅速崛起，地方科学院在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既无法与研究型大学较量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实力，也不具备企业研发的动力系统与雄厚资金支持，且国家政策也限制科研机构新办企业，使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陷入尴尬境地。在新一轮人才大战中，受制于体制不稳、待遇偏低、编制数少、科研环境不佳等因素，地方科学院不仅无力跟高校和企业争夺人才，且人才流失还进一步加剧，没有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要想谋求创新发展越来越难。因此，通过与高校整合，地方科学院可以借助高校平台、福利待遇和优良环境吸引人才，实现理论研究与应用研发、自由探索与成果转化相互衔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此外，创新驱动发展呼唤科教融合、协同育人，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创新人才培养。尽管不少地方科学院自20世纪末以来就开始培养研究生，但仍面临领导体制、培养模式、环境条件和提高质量等诸多问题。尤其以研究所为主体的培养模式，不仅基础设施分散、育人氛围淡化，也加大了教育管理难度，培养质量亟待提高。因此，地方科学院通过与高校进行整合并实施“两段式”培养，既可弥补研究院所基础设施不足、教学资源短缺、文化氛围欠缺、育人质量不高等问题，也可扭转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培养趋势，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地方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另外，从调研情况来看，作为利益相关者的科研人员与高校教师普遍对融合发展持认同态度，科教融合阻力不大。

（二）融合发展是破解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困局的有力抓手

经济发展提质增速和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换挡，迫切需要应用技术型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但高校培养的人却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需要政府和地方本科高校探求破局之策。为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鼓励具备条件的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快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但是，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过程中仍存在转型目标摇摆、校企合作不畅、专业设置闭门造车、双师型教师匮乏等问题，其中双师型教师的匮乏成为制约高校转型发展的主要瓶颈。事实上，高校转型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而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如果教师不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就是一句空话。然而，部分转型高校依然固守学术本位，在师资引进、职称评聘、人才评价等方面仍奉行学术至上，未给应用型人才制度认可和配套保障，导致转型困难重重。因此，要推动地方本科高校顺利转型，不仅需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调整专业设置，也需在双师型教师引育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如将地方科学院与转型高校进行整合，那么上述问题便有望迎刃而解。地方科学院历经体制改革之后，开始对标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行业需求，主要开展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和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地方战略科技力量。融合发展以后，高校可以依托科学院与行业紧密结合的优势，开设科教融合学院，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实现高校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升级的精准对接，培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应用技术人才，破解专业设置与产业脱节的困局。另外，科学院科研人员历经多年历练、熟悉市场运作规律，又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研究造诣，是担当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不二人选”，可以弥补高校教师从业经历的不足，助力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

（三）融合发展是地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高效途径

“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动态调整、特色发展“双一流”建设取向，让一批非“211”高校看到了“冲一流”的希望，也让地方政府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高校作为资源依赖组织，其创新发展依赖人才、平台与资金支持，没有超常规的举措，很难实现后发赶超和一流愿景。尽管简单融合或增加资源总量难以保障高校追求卓越，但按部就班地发展，要冲击一流无异于痴人说梦。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备受推崇，绩效理念被引入财政投入的每一个领域，加之受国际局势与新冠疫情叠加的影响，政府也开始“精打细算”，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加注重绩效，希望“花小钱办大事”。相较新建高校或巨额投入等方式冲击一流，整合资源、存量发展显然更有效率，也契合政府的绩效观和价值取向。尤其对一些财力并不雄厚又想有所作为的地方政府而言，整合资源、错位发展或许是弯道超车的唯一路径。

正因如此，政府从“双一流”建设的大局出发，开始推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整合，以实现科教融合、资源优化重组，且取得了不错的整合效果。从科教融合案例来看，中国科学院大学自2012年组建以来就发展迅猛，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高考录取分数节节攀升，几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持平，在有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这两所顶尖高校，反映了考生与社会的认可；另外，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自2017年整合组建以来也发展势头良好，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应用研究型大学和省属高水平大学“冲一流”建设高校，高考录取分数逐年攀升，省内录取位次提升近3万名。

（四）融合发展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利益相关者诉求

当然，任何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那么,将地方科学院与高校整合发展是否有依据呢？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探索科教结合、产学研联合培养新模式，授权有条件的省开展科研院所、高等教育等创新改革试验，发挥中国科学院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的优势，探索现代科研院所制度；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优化科研布局，使目标导向研究和自由探索相互衔接、优势互补，加强科教融合、校企联合，形成教研相长、协同育人新模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再度指出，科研院所改革、创新型人才培养等领域的改革进展滞后于总体进展，亟待解决。

由此可见，尽管国家暂未出台科学院与高校融合发展的意见，但从相关政策表述及领导人讲话中可以看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优先战略的背景下，推进科教融合、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区域创新、先行先试等成为改革的关键词和高频词。且从前文分析和实践效果来看，融合发展符合政府、科学院、高校、科研人员、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部分省份的先行先试也为整体改革积累了经验。

四、地方科学院与高校融合发展的

公共价值及注意事项

地方科学院与高校融合发展，有利因素与获益主体较多。但是，仍有必要强调融合发展的公共价值。学术界对公共价值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主张公共价值应是超越局部或特定主体利益诉求，指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满意，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价值。公共价值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帐，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疑是国之大者，科教融合显然是公众认可和期待的创新之举，但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地方科学院与高校融合发展实践必然具有充分的公共价值属性。当采取科教融合发展举措之后，若总是能够看到随之而来的重点大学建设或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等方面的绩效，自然会引起旁观者或局外之人的抵触情绪。越是强调科教融合的重要性，越是需要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政策，以规范和引领地方科研院所与高校融合发展。科教融合发展不能只是中国科学院系统以及国家部委附设研究机构与高水平大学之间的事情，而任由地方自主探索科研院所与高校融合发展，则有可能引发区域之间或院校之间的过度竞争，甚至有可能使科教融合沦为有关各方谋取利益的工具。

法国传统上也是将高校与科研机构分离、高校之间存在显著等级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提升其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法国开始通过各种手段纠正高校过于分化的弊端，力图集中有限资源打造世界一流大学。2006年法国通过《研究规划法》，决定以“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的方式整合各类公、私立高校与研究机构。2013年法国政府又颁布《高等教育与科研法》，鼓励法国学区内或跨学区间的高校（包括大学校）与科研机构自主进行整合，通过建立大学与研究机构共同体，以达成开展教育合作与战略改组目标。从2014年12月至2016年1月，法国政府以政令形式分批确立了20个大学与研究机构共同体，涉及近190所大学、大学校和科研机构。如2015年挂牌成立的巴黎—萨克雷大学，就是由9所大学校、2所公立大学、7个研究机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国家农业研究院、法国国立计算机及自动化研究院、国家航空研究办公室、国家健康与药物研究所）联合组建。足见其力度之大与范围之广，对提升法国大学的世界排名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创新法国高等教育格局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国如此提升大学排名的做法显然会有争议，如此大刀阔斧的操作也必然带来很多问题，没有加入集群或共同体的院校面临更窘迫的生存压力，合并新组建的新大学也面临各自的难题。同样是巴黎—萨克雷大学，起初并入的巴黎综合理工、巴黎高等商学院等知名院校后来又选择退出了这个大学与研究机构共同体。

之所以在此提及法国组建大学与研究机构共同体一事，这既是为了强调科研院所与高校融合发展之于科教分离体制国家的特殊价值，也是为了说明科教融合发展要着眼科技进步与人才培养两个基本点。相关机构的自我利益固然重要，但创造公共价值才是根本。尽管地方科学院与高校融合发展具有诸多好处，但融合发展兹事体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需要科学论证、严谨设计。为此，有科教融合意向的地方科学院与高校，需要遵循自利价值与公共价值并重原则，切实注意四大事项，即厘定融合发展目标、明确融合发展对象、找准融合发展载体和细化融合发展模式。

（一）厘定融合发展目标

加强地方科研院所与高校融合发展，需要服务国家和地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双一流”建设，助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变。其具体目标可以考虑：一是探索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契合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加强科研院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二是提升“双一流”建设效能，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质量和绩效；三是助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破解“双师型”教师匮乏、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脱节等问题；四是通过科教融合、产学研联合培养等新模式，培养创新型、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打牢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和人才基础。

（二）明确融合发展对象

为了取得理想效果，选择适切的融合发展对象至关重要。对象的选取既要考量各自特性，也要注重双方的兼容性和匹配度。第一，鉴于地方科学院通常直属省政府管理，因此，对象高校以省属高校为宜，原则上不选取部属高校或市属高校，以减少整合阻力、降低协调成本；第二，对于从事应用基础研究与高技术开发等科研实力较强的地方科学院与高校的融合发展，既要考虑学科门类，也要考量研究类型与办学层次的匹配度，因此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省属理工院校较为适宜（如理工大学、工业大学、科技大学等），以强化优势特色、助推冲击一流；第三，鉴于某些地方科学技术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转型院校的发展定位和办学层次较为匹配，可以考虑将地方科学技术研究院与新建本科院校（主要是理工类院校）进行机构整合，促使其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为地方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三）找准融合发展载体

坚持科教融合理念，将地方科学院下属研究所与高校相关学院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工作等方面实现高度融合，通过组建院所一体化的科教融合学院，推动地方科学院与高校融合发展；汇聚地方科学院各研究所高水平科研资源与高校优势学院的优质教育资源，依托科研平台和教育平台的综合优势，打造优质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特区，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科建设、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采用小班化、导师制、科教产融合、个性化课程组、“2+2”分段培养等途径，提供一流平台和创新环境，让学生在领略学科前沿及接受专业指导的同时，深入实验平台、开展产学研合作，用高水平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支撑人才培养，造就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创业人才。

（四）细化融合发展模式

融合发展不是将地方科学院简单并入高校，而是依托科学院优质科研平台和科技资源来支撑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同时保留科学院的建制和职能，让其继续在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为此，应保留地方科学院的建制与组织构架，实行一体化运营模式，将研究所整体并入高校，保留独立法人地位与资源供给渠道，遴选和激励优秀科研人员参与教学和人才培养，打通研究员与教师身份转换的通道。同时，支持和保障研究所与研究人员继续从事应用基础、高技术研究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用高水平科学研究与技术转化支撑和反哺人才培养。

五、结语

受苏联模式影响，我国科学院和高校长期分立，科学院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则由高校负责。尽管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就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且，1956年我国编制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草案）》指出：高等学校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成立独立的研究室，并鼓励产业部门及科学院把规模较小的研究机构归入大学之中；1961年中共中央印发试行的“高教六十条”，也明确主张“高等学校应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科教融合改革，如加强高校科研职能和支持科学院系统招收培养研究生等，但这些文件与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触动科教分离体制。

令人欣喜的是，自国家开始酝酿并在党的十八大上正式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中国科学院系统率先示范科教融合，相继推出各种支持政策与重大举措。受此引发与激励，地方科研院所与高校也开始探索科教融合发展。本文虽然是以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融合发展为题，实际上也兼顾了地方各类科研院所与高校的融合发展，其目的还是希望以国家高度重视科教融合为契机，从大家可能更为熟悉的科学院入手来洞见新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科教融合体制。包括中国科学院设在地方的分院，是否有必要延续改革开放初期的做法，全部或部分划转到地方，我们认为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即便是立足当下，地方科学院与省属高校同样是地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力量。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推动地方科学院与高校进行融合发展是因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是破解普通高校转型困局的有力抓手，是推进地方“双一流”建设的高效途径，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融合发展相关单位及政府主管部门，若能处理好自利价值与公共价值的有机统一，把握好融合发展的目标、对象、载体与模式，必将能够实现科教深度融合，并有助于建设科教强国和实现科教一统体制。

（参考文献略）

大学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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