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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要砸钱，何不花在国家的未来身上？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4-04-24
昨天《事关明年经济，今天的两个重磅会议》提了一点，国家层面做决策，要考虑短期更要考虑中长期，中长期是以“代”为单位，最基本的就是要考虑人口、时代的变化。

尤其是人口，至少以20年为周期，一旦出现了大问题，想要弥补会非常麻烦，所以必须时刻盯牢人口的中长期变化，而且要从各方综合判断，而不是交给个别领域、部门自行研判，这很难避免认知惯性乃至部门利益。

举个例子吧，与昨天的主题很匹配，小镇3个月前谈的《不妨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目的是借用经过几十年验证、调整的义务教育体系，包括央地责任、师资培养与管理、社会认知、法律规定等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降低年轻人育儿压力。当时说已经形成了政策建议，希望成真，也看到有读者朋友留言反对，比如认为不应该强制上幼儿园，把幼儿教育搞成义务教育容易误人子弟。

关于这个质疑，先不急着回应。

当时那一篇写的很简单，今天展开谈谈，为什么建议义务教育向前覆盖，而不是如一些人说的向后覆盖到高中？

现在新生儿持续减少已经不用多说了，而且不要觉得一年900万就是底了，从目前新生儿结构、婚配结构来看，大概率一年600万才能相对稳定的维持若干年。

简单说一下判断逻辑，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仅供思考，有兴趣的可以做个模型，研究下投刊。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那就是二孩、三孩以上占比，2022年二孩占比38.9%，三孩以上占比15%，这就意味着2022年的956万新生儿，只有46.1%是第一胎，大概400多万。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据，意味着没有生育过的年轻人更倾向于不生育，以现代社会的高育儿成本，二孩三孩的增量是很有限的，一孩才是基础。

近些年结婚登记对数，也在持续下降，不要指望所谓的“非婚生子”，中国不是欧美，绝不能套用其他文明区域的数据，值得参考的还是日本、韩国，而一般认为很开放的日本，2018年非婚生子占比也就是2.29%，而韩国是1.9%。

考虑到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再加上相比日韩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社会相对更加传统，非婚生子女还是受到一定歧视，而试图让非婚生子女享受应有保障的改革，也总是遭到激烈反对。
比如前不久四川取消了生育登记中是否结婚的限制。

网上有很多扭曲成认为是鼓励小三，还有的说什么“去父留子”，这怎么可能啊，好好想想日本、韩国非婚生子女比例才多少？

这个改革，实际就是为了保护因为各种原因生下来的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落实民法典“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的规定，生育本就应该是人的权利，过去搞得生育审批太多，本就应该逐步取消。

不多展开了。

基于生育还是要靠婚内一胎，以目前的情况，如果没有根本改善，能够保持一年600万新生儿，已经是比较客观的预期了。

虽然在未来十几年，新生儿数量减少只会对幼儿园、婴幼儿等产业产生影响，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起码得到40年代，但谋国者必须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考虑在内，尤其考虑好真正的人口断崖式下跌可能还没开始。

不展开了。

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为什么结婚了不愿意生育？

这两个问题在很多关键点上是重合的，比如婚姻、育儿的性价比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本只有婚姻、后代才能提供的保障，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取代。无论男女，从搬运家具、吃饭、维修电器等各方面，都能够花钱从市场上购买服务，而“养儿防老”也可以通过社会保障进行很大程度的替代。（一定会有很多留言认为社保没意义，如果只是发牢骚也就罢了，对普通人来说，社保、医保是最好的保障，一定要冷静想想）

而结婚、育儿意味着极高的投入，包括金钱、时间、精力，家庭负担很重，而对于生育第一胎的年轻人来说（也可能是30、40多岁），正处于职业生涯最关键的成长期，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如果生育之后，0-6岁需要花费大量的心思，要么请老人照看，要么花钱请人，再不然就得有一个人牺牲职业发展，但无论哪一条路，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导致更加焦虑。

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也让育儿焦虑越来越大，总觉得如果不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就没必要让孩子来这个世上受苦；还有的认为没有把握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也选择了逃避。

对于这种焦虑，有的老一代难以理解，会觉得以前带孩子多轻松啊，也不用专门不上班，甚至生好几个都觉得没啥，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娇气了。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在小镇看来，年轻一代越来越能承压、甚至过于早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越来越极速变化的时代、以及增量减少的存量竞争时代，能够慢慢成长的时间越来越短。

不用多对比，小镇今年37岁，当年在大学的时候，也没考虑以后要干什么，无非考虑学习、考研，参加下社团，在北京城里转转，虽然也去实习、勤工俭学，但更多是出于体验，而不是作为必需，通过学习获得的学校奖金，都可以维持日常生活。

但现在大不一样了，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可能是最后的放松，从上大一开始，就必须为以后的出路努力，恨不得在大学就读期间搞出来一两年的累计工作履历，网络上戏称的“00后整顿职场”，不过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歧视，实际上新一代踏入职场后的职业成熟度远高于老一代。

那为什么新一代觉得育儿压力太大？

核心是时代变了，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速度太快，原本应该是几代人一两百年逐步演变的过程，竟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
这就导致爷爷奶奶辈（50、60后）与儿女（70、80后）、孙辈（90、00后）之间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认知偏差。

以前多数孩子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小城市农村不多说了，就算是北京，也基本生活在各种大院，无非政、军、学、工等等，一个孩子离开家庭前往学校，一路上能遇到好多认识这个孩子，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大人。

虽然在一段时间，社会治理情况恶化，导致拐卖儿童的事情高发，但从比例上讲，绝大多数孩子还是安全健康的长大了，就像小镇初中之前都在镇上长大，至少幼儿园大班就已经自己一个人步行去幼儿园了，一路上会遇到很多同样自己上下学的小孩子，大家结伴而行。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彼此关照太正常了。自家有事，请邻居、同事等帮忙照看一下，接送一下、管一顿饭都不是事，如果碰到孩子没回家或者赌气藏起来了，喊一声都会帮着找，也丢不了。

这种环境下，哪怕是双职工，其实压力也是有限的，更别说当时的通勤距离与现在的差别。

现在呢？

别说一线大城市了，就算是普通中小城市，基本上也已经是陌生人社会了，就算在单位小区，又能找到几个能够经常串门的？大家都很忙。

于是父母就必须承担过去被周围熟人共同承担的保护职责，起码要负责孩子在学校以外的所有事情，而通勤距离和工作压力的增加，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中午还能回家吃饭、照顾孩子。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现代城市，对于人类仍然是一个极为崭新的事物，满打满算也不过诞生一两百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就20来年，而就在这20多年里，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对于年轻父母而言，正在挑战的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中国式城市中育儿的大难题。

相比而言，6岁以后虽然有课业、考学压力，但起码能喘口气，不用担心孩子的基本安全和生存健康问题。

而这种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现代城市的变化，影响到绝不仅仅是怎么育儿，更重要的是连怎么培养孩子认识这个社会，都变成了难题，因为作为家长，很多才第一次经历，上一辈更没有经验，甚至可能连怎么坐公交地铁、怎么使用智能手机等，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

怎么能不累呢？

正基于以上思考，所以小镇建议：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义务教育前移将3-6岁的学前纳入义务教育，同时强化0-3岁托育的普惠性。

特别重要的就是要以国家力量思考如何适应这种社会底层模式的转变，帮助没有经验的第一代更加正确的育儿，既要减轻物质上的压力，更要抚慰心灵上的焦虑和迷茫。

过去是走了弯路，一度大规模取消公立幼儿园，而直到2018年前新生儿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就在前几年，想上公立幼儿园都极为困难，于是大量民办幼儿园迅速出现，质量层次不齐，差的很差几乎没有下限，好的也基本就是公立的水平。

2017年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被爆虐童事件，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明白色药片。小镇一名朋友的孩子就在这家幼儿园，当时小镇问他是否转园？

他说转啥啊，这附近公立幼儿园少的可怜，红黄蓝已经是特别抢手的私立园了，当初为了抢位子，提前一年上所谓的兴趣班，花了几万块才拿到了排位资格，入园后一个月得花5、6千，就算出现虐童，又能怎么办？只能期待出现恶性案件后，监管能够更加严格，也算好事了。

就是如此无奈，这位朋友当时已经是处级，不过北京嘛，处级算什么，正如《人民的名义》的台词，“在北京，一板砖下去，能砸倒一大片处长”，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大城市的魅力，有更多选择，体制外更加精彩。

但在幼儿园上民办化，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看上去减少了财政支出，但由此增加的社会成本远高于那点财政支出，更损害了国家的未来，以利润为导向的幼儿园成了压在中国人身上的新大山。

于是开始纠偏，也就是在2017年，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颁布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2018年国务院进一步要求提高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合起来就是“5080”目标。

既：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

公办不仅仅意味着国家补贴、费用更低，更意味着有更加严格、系统的管理体系，能够更好地保护幼儿，前些年屡屡曝光的幼儿园虐童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民办。
这很好理解，因为在当时，民间投资办幼儿园主要是为了盈利，一方面高额收费，另一方面不断压低幼儿教师薪资、压减教师人数，更放开对从业教师的要求，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从“5080”目标开始，各地开始大力推进公办幼儿园，并严格民办幼儿园的审查，将民办幼儿园转为普惠制，加强监管，于是原本为了赚快钱的民间资本退出，留下的更多是愿意从事幼儿教育的机构。

实际进展还要快于国家规划。于是到现在随着新生儿下降，自2007年以来，2022年首次出现全国幼儿园数量下降，相比2021年，全国幼儿园减少了5610所，下降1.9%。今年8月，全国人口最多的县，安徽临泉县宣布当地50所民办幼儿园终止办学，其中有38所并没有实际招生，就是这轮政策调整的缩影。

但到了这一步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比如把“5080”升级为“80100”，要对标全国小学净入学率，向99.9%以上努力。

这里也补充一下，这并不是意味着必须全部进入统一的幼儿园，实际上小学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创新模式，但那种模式对父母家庭的要求很高，也基本存在于发达地区，如果有更好的育儿途径，大可以选更好的。

还要向0-3岁的托育覆盖，其实已经有一些新的探索。比如小镇从抖音上看到，有一名女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选择给曾经打工的老板娘带孩子，这种模式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进行规范、探索，可以一举多得。

包括《事关明年经济，今天的两个重磅会议》提到的更多投资人，给毕业生提供一段时间的补贴，就拿托育来说，肯定有毕业生愿意从事，那么把补贴给到对应的岗位，既减轻了年轻父母育儿压力，也能创造更多就业，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这才是提高消费的正道。

但有别于3-6岁学前阶段，需要注意科学教育，所以适合国家承接的公立形式；0-3岁更需要家庭的参与，政府要做的是提供更多支持，以政府购买或者补贴的形式，鼓励社会投资，引入更加多元的育儿教育模式，最重要的是做好监管。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上述一切开支理应以中央支出为主，过去担心被挪用不好监管，但现在数字监管体系已经很健全了，中央资金直达也执行多年，金税四期、个税申报等够用了。

在这上面每花1元钱，回报是10元甚至更多，现在经济正需要更多刺激，还有比把钱花在这种地方，更值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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