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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建立服务于我们的新生态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4-04-24
大概从去年这时候开始,关于日本失落三十年的讨论开始获得关注,辜朝明和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论被资本圈捧了起来。

社会学、经济学是两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哪怕经济学基石的“供需决定价格”也可以动摇,这与物理学、数学等基本学科截然不同。这就意味着,任何一门社会、经济学理论的被追捧,背后都代表着一种思潮、一种利益、一种结构。

就像政治学理论,并不是提出某个理论的学者指引政治家,而是政治家选择了某种政治学理论用来为他的决策背书,降低沟通的成本。

需要站在这种底层的逻辑基础上,才好理解一些纷纷扰扰背后的真实。

就像辜朝明和他的理论被追捧,本质是为了要求大放水、大刺激;而现在日本又再次成为热点对比对象,也自然有其目的。

关于现在的资本市场,没啥好谈的。小镇一贯的观点说得很清楚了:《炒股是苦活》《当前,股市没那么重要》,上周还预告了一篇谈谈“金融强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资本市场,计划明后天分享。

本篇针对资本市场只说一句话:目前的状态,是一系列复杂变化导致的结果,想要破局,解药不在资本市场,也不在金融。

相比资本市场还有股市,小镇更想、更擅长的还是聊现实,聊聊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

自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本成为了引领全球变化的底层,一个个世界性、区域性国家争夺的有很多,但如果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全球资本秩序的主导权,这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决定的。

这套底层架构服务于谁,谁就是最大的获利者,融入这个体系的,也能分得一些汤汤水水。

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资本秩序的底层架构仍然偏向西方,这绝非一两代人能够逆转的。也就是说,当前以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套底层秩序服务的对象就是西方世界,就是霸权国家。

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去看,几十年前改革开放,实际就是融入到这套体系,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以出口为导向,满足了这套秩序主导者的利益,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因为我们需要的资本、技术、市场乃至倒逼国内改革和利益调整等等,都需要通过开放,有了开放才有更深入的改革。

打破旧利益,需要建立新利益。
这也是1981年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虽然融入这套西方主导的秩序,我们只获得了很小的一部分利润,很不公平,甚至到现在仍然不公平,但客观上我们得到了需要的,汤汤水水也暂时够了,哪怕“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毕竟那时候长期困扰的是城市就业不足,发展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是必要的。

大量街道、乡镇企业吸纳了海量的就业。
但提出上述主要矛盾是1981年,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500元人民币,1981年已经采取了双重汇率制度,适用于进出口贸易阶段的外汇价格相对接近真实汇率比,大概2.8兑1美元,按照这个汇率,人均GDP才区区178美元。

当年,日本是1.06万美元,美国是1.4万美元,就连泰国都有700多美元。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三来一补”虽然利润极为微薄,大头被掌握这套底层秩序的西方国家拿走,但已经足够维持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转,还能有所发展。

但国家和社会发展、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社会保障更加完善等等一切,都在提高维持整个国际社会运转的成本,就要求必须能够获得覆盖成本的更高收益。

借用经济学“边际”的概念,一个国家想要持续向上发展,避开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就必须保证整个国家的边际收益增长,超过维持整个社会运转的边际成本。

这个边际成本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息息相关。

比如治安。

唐山打人案发生的时候,网络上充斥着质疑中国治安的杂音,然而这件事被某些人转到境外,却遭到了一些境外媒体平台的封禁,因为认为这是在变相宣传中国治安之好,以至于这么小的事都能震动全国。

最近张雪峰直播中,就有位女儿成绩很不错的家长,说拿到了纽约大学应用数学的入学资格,这个专业学完之后,毕业年薪不可能低于80万。但张雪峰重点提醒的是美国的治安问题,要考虑晚上从图书馆上完自习,能不能安全回到宿舍,这在美国大学是非常现实的,所以才有顶级的美国大学会安排专门的保安人员和车辆护送学生往返,才会安装很多自动报警装置。

小镇周围也有一些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基本上至少有一位家长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陪同。
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

关于国外安全问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再回来,已经不是啥新鲜事了,但是仍然有相当规模的人,把日常享受的良好治安当成了天经地义,在温室里被保护得太好,严重丧失对危险的警惕。

现在很多人看到了海外的机遇,纷纷到海外创业,但最缺的就是安全思维的转换。比如海外主播,已经有一些做得很好的,他们在当地待了十几年甚至更久,已经融入了当地生态,能够像本地人一样清晰判断所处环境是否安全,但是一些刚刚出海的人不知道。比如最近一名视频博主就被杀,他正是近期大批视频博主出海创业者的一员。

又比如医疗,这又是一个被妖魔化攻击的领域。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甚至更高一点,任何国家都达不到中国的医疗保障水平。经常鼓吹的所谓“免费医疗”坑了很多人,所谓的“免费”要么是低水平,要么就是等,更甚至是低两者合一。

最近就有个案例,有一名中国游客到挪威旅游,注意挪威可是著名的高福利国家,结果刚下飞机就摔断了小腿骨,到医院后先是打了石膏,静养几天后发现效果不行,要做牵引手术,但噩梦的是,圣诞节到了,医生要休假,只能继续等,甚至跑到其他欧洲国家也等继续等,然而哪怕假期结束后,也要按照顺序继续等之前排队的。

一个小小的小腿骨牵引手术,需要等待近一个月时间,而且费用高达7万人民币,最终只能选择回国。

类似的案例已经非常多了,但有些人选择性无视,本质并不是迷信国外,只不过借助国外描绘一个自己想象的虚假世界,借此抨击现实。

中国的医疗水平已经远超经济发展水平,核心是公有制,是医护人员利益的让渡。

还有更多的基本社会保障,比如强大的国防。倘若之前还有人对世界和平抱有幻想,那么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害者直播被屠杀,看到了全球一场又一场战乱,总该清醒了吧?

(上图来自:新华社)
而中国的国防实力,同样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军费投入,区区1.5%的GDP占比,在全球都属于相当低的水平,目前全球总军费占比大概是2.2%。

还有司法、教育、水电气网、科研等等一切,这些都是成本;人力也是成本,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8美元,中国劳动力早就不再廉价,对比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甚至称得上昂贵,这也是发展的要求。

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去产能”?

关键就是这些低端的产能未来已经找不到维持的人,这些低端产能创造的边际收益,已经远远无法支撑当前的国家和社会运行成本。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去掉外部资本的掌控,本质就是边际收益无法覆盖边际成本,那就只能倒退回去,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也就是降低社会服务供给水平、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阿根廷现在做的就是降低边际成本,虽然收益没有增长,但看起来似乎有了盈余,但代价呢?

我们强调产业升级也好,强调提高在全球价值链的位次也好,就是要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

小镇之前谈过真实的利益切分,具体见《藏在水面以下的真实世界》,看起来我们顺差很高,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顺差是被外资拿走的,只不过列入了我们的出口统计;更重要的是,真实的利润,我们拿到的太少,一台苹果手机,大陆果链企业占据的总价值份额才区区2%,看起来红红火火,这么多人就业,但是也仅仅是把人养着而已,想要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根本不可能。

如果搞不清这个底层逻辑,仍然停留在表面,非常静态甚至选择性地对比,怎么可能得到真实的答案?

就拿日本来说,现在又在热炒日本泡沫破裂。搞不清楚有些人是不是患上了PTSD,怎么竟然会觉得自己的国家遇到困难反而觉得很爽?如果会从中得利也就罢了,偏偏是自己的生活如何与国家是绑定的。

单说日本当年泡沫破裂,就存在极为严重的刻意屏蔽。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前,1991年日本平均房价高达59万日元/平米,日本东京平均房价达到272万日元/平米,市中心高达1450万日元/平米,即使按照1991年的汇率,相当于1991年北京平均房价10万人民币、市中心57万人民币。

而当时日本股市更是高达39000点,这才有了之后三年下跌超过56.5%,并且直到2013年才开始上行恢复。

先不说更多分析,就对比当前基本数据。国内的房地产价格有没有到1991年日本离谱的地步?北京现在的平均房价也不过6万一平,而东西城最抢手的德胜片区学区房也基本在15-20万一平。

至于股市,中国股市和资本市场早在房地产市场遇冷之前,就一直低位震荡,“3000点保卫战”喊了有30年了吧。

这么说当然不是什么“低位更安全”之类的鬼话,这种鬼话否认了问题的存在,毒害性太强。以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增长的大规模经济体,2023年各种经济指标并不差,产业升级更是取得了里程碑进步,如此经济基本面,资本市场这种表现绝对不正常,需要好好动动刀、去去毒。

但换个角度,最基本的数据指标都截然不同,日本的经验真的有多大参考价值吗?

小镇在《大变革:2024年的中国战略与决策方向》第一次谈到,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国家决策的底层逻辑会出现根本的调整,与过去截然不同。

从今天谈到的全球资本秩序的视角,更容易理解。

说的直白点,西方主导的秩序体系,指头缝里漏下来的汤汤水水,已经不够覆盖国家和社会运行的成本,更不要说继续向上。

就是因为这套体系是服务于西方,以西方利益为先。我们已经发展到现在的水平,虽然底层秩序不可能一夜之间变革,但必须要开始调整,逐步建立以我们为主、服务于我们的新秩序、新生态

就是要建立以中国人消费市场为核心的新的全球产业和资本生态,就是要将全球更多区域纳入我们的生态圈,把已经不适应当前发展阶段的低收益的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而这才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根本要义。

这句话的关键是以谁为主导、服务于谁的问题。

这是要动很多发达国家命根的,当然也会动国内一些人的命根,哪怕这些人已经变更了国籍,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盘仍然是旧有的土壤。

可喜的变化已经发生,那就是高价值商品的价格错位。

过去,同样的汽车,在中国国内卖的比国外贵,但现在已经逆转了,不仅仅是中国国产汽车国外售价高于国内,就连国外品牌比如大众,也出现了德国市场售价高于中国的现象,比如大众ID.3,德国市场售价比中国高出20万,注意这辆车国内起售价才12万元。

于是就出现了德国经销商从中国购买ID.6汽车再运回德国售卖,结果被大众起诉,要求没收并就地销毁。

这就是华为、比亚迪等企业极为重要的关键,因为这些企业正在打造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由中国人掌控的生态体系,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去依附”,但“去依附”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将更多的利润和税收留在国内,要比看起来红火的表面数据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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