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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4-04-24
标题化用了下胡适的话,他在1919年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文章中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那种主义”。

胡适写这篇文章时的背景与对错就不展开了,主要是借用他的这段话。

上周总书记到湖南调研,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关于中部崛起,小镇在两年前已经分享过了,先是谈西南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推出能够参与全国竞争的核心城市,再从东西南北全局角度谈中部崛起,之后在长江经济带、新长江工程等文章中也提到了,所以中部崛起的内容暂时先不分享。

因为调研并不仅仅是对调研地区发展做出指导,也是指导全国,尤其要注意在地方调研中释放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信号。

这次调研最重大的信号,与去年没开、今年要开的改革会议有关,在公开的报道中提到这一句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特别注意“问题导向”。

这与过去的改革思路非常不一样,具体

可参见从关键岗位安排,把握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

在改革上大概有两种做法:

一是理论、主义先行,通过理论构建一个理想的模型,用这个模型去比对现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需要改革的地方。这在上世纪中国金融体系构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去改革主线“政府与市场关系”“计划与市场关系”等也大致属于这一类。

二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实用主义。比如“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实用主义的典型,近些年的改革中,强调试点、重视调研,也是希望通过一线的实践,总结解决问题的可行做法,进而推广到全国,正所谓“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

比如浙江之所以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浙江共同富裕做得好,尤其农村发展得好。

这两种方式不能说哪个一定对、哪个一定错,各有优劣。比如在关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人看来,如果不以市场的基本理念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建立的体制机制或许就会存在种种问题,甚至认为会出现过于计划导致的错判,导致走弯路等等。

对这个观点,谈的人很多,也说了几十年了,所以小镇也不准备赘述了。谁都知道有一个成体系的理论为指导,然后根据理论推动改革,会更稳,但问题在于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很难准确预测人类的未来,尤其在大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过去的理论还能有多少能用?

比如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到现在整个经济学都拿不出来一个普遍认可的理论进行解释。

从小镇个人角度,更偏向于实用主义,当然这与小镇的个人立场有关,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

举一个不以问题为导向,结果导致积重难返的案例。
正好最近有个很有意思的报道,有一个叫陈旺在美国已经流浪大半年了,对美国极为推崇,去医院问了下自己的牙能不能在这里治,就问了几句话,没有拿药、没有诊治,结果几天后发来一封催款信,要求他支付2327.44美元。

这个事特别适合谈谈不以问题为导向,而是主义先行导致的严重后果。

美国的医疗应该说是发达国家之耻,美国2022年医疗保健总支出达到4.5万亿美元,人均1.3万美元,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发达国家里垫底,比中国还低2岁。

有很多人鼓吹美国的福利保障,这其实很荒唐,因为在高收入大国中,美国是全球唯一不向国民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美国的医疗系统也是高度营利化的。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医疗负担太重,觉得中国的医院见钱眼开、不给钱就不治,说实在的真的是见识太少,看一国医疗是否以营利为目标,要看考核机制。

中国的公立医疗机构考核项有很多,绝大多数与赚钱无关。
美国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关键就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建立医疗保险体系的时候,因为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而舍弃大多数国家选择的正确道路,最终走上了补丁叠补丁的邪路。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可以有效提高每一个人的抗风险能力,理论上所有人平时缴纳很少的一笔钱,一旦得了重病就能有钱治疗。但从人性角度,健康的人或者自以为健康的人显然不愿意花钱买保险,只有身体不好的才愿意买,这就让全民普遍的医疗保险很难有商业价值。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国家强制兜底,通过各种形式要求全民尽可能普遍购买医疗保险,这实际上就是另类的税收,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社保、医保就是称为“税”而不是费,既然政府强制推行,那么如果全民交的钱不够,那么政府也有必要兜底。

但是这种做法,在冷战时期,太苏联了、太左了,当然不能这么干。

要注意美国的时代背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各种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反越战、妇女解放、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等等不断,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各大利益集团迅速壮大的时期,比如美国海军造舰也是在这一时期全面商业化,美国海军几乎丧失所有造船厂,只剩下简单的维修能力。

能够拯救的最后机会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医改,但因为尼克松的倒台失败了,等到里根等上台,利益集团已经尾大不掉,而美国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打的不可开交。

最终美国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拿出来一套很奇葩的折中版本:美国政府给雇主减税,由雇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

但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大量未被雇用者,而这些人才是最需要医疗保险的,比如没有工作的,又比如老人和残疾人,还有大量自由职业者和零工。

于是美国开始了漫长的打补丁历程。
先是推出针对老人、残疾人、穷人的专属医疗保险,也就是联保医疗保险(Medicare)和州医疗补助(Medicaid)。
后者也被称为“白卡”,如果真的没钱也可以不支付医疗费用,但是最好没有遗产、也没有后代,否则等人死了以后,会用遗产偿还,如果自己的遗产不够会要求后代负责偿还,这也是很多人鼓吹的“美国医疗免费”的由来。

但是还有一个漏洞:自由职业者以及相对底层的就业者没有被覆盖,于是奥巴马医改就试图把这些人也纳进来,推出了“奥巴马医保”,还强制要求所有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就要交罚款。

兜兜转转30年,实际还是回到政府兜底的模式,但这时候已经积重难返。比如对医疗机构而言,如果想被纳入“奥巴马医保”,那就必须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显然高端的医疗机构根本看不上,最终导致能够使用“奥巴马医保”支付医疗费用的医疗机构,医疗水平极差,于是美国人就不想要,觉得宁可交罚款,也比买这种保险强。

而为了解决医疗水平差、宁可交罚款也不愿意购买保险的问题,奥巴马医改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解决方案:取消医疗费用的透明化,医疗费用不再明码标价

于是美国人看病,就变成了开盲盒。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禁止与患者谈钱,每位患者看病之后,具体治疗费用多少,由医院和保险公司确定,确定之后会向患者寄送一张账单,患者必须支付。

于是就有了某些人口中在美国看病不用交钱,以及跟医生聊几句就要交几千美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事情同时存在的诡异现象。

凡是不透明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暗箱操作,更何况早就形成了庞大利益集团的美国医疗,就导致美国医疗费用极为随意。医疗机构狮子大开口,跟医保公司讨价还价,同样的医疗服务,价格可能相差十倍甚至更多。

当然,这么干确实解决了个人宁可交罚款也不买医保的问题,因为太吓人了,在美国看病,在收到账单前,根本不知道要交多少钱,想想看问能不能在这里看病,都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医疗服务,就要交几千美元,更何况其他的。

而且由于美国在奥巴马医改前,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医保体系,不同保险公司的合同区别很大,有的医院能用有的医院不能用,有的病能用有的病不能用,体系的复杂程度跟美国法律差不多,普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能否覆盖。

终于,奥巴马医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全民覆盖,但代价是以全民的医疗降级,让原本没有得到医疗保障的几千万人获得了兜底的医疗保障,但同时全民的医疗支出急速提升。

2019年,美国由雇主提供的保险,员工单身保费每月平均为599美元(雇员付103美元,其余雇主承担),比2009年增加49%;员工家庭保费每月平均为1715美元(雇员付501美元,其余雇主承担),也比2009年增加54%。

疫情期间,美国医疗保险费继续增长,已经吃掉了薪资涨幅。

2023年,美国雇主给雇员的每年每人保险支出已经超过9000美元,而且保险也歧视小公司,那种价格便宜、保障又好的医保,只有大公司才能拿到,小公司能够购买的医保费用高、保障还差。

正因此,也导致了近些年美国严重的药物滥用和依赖,比如动辄1000粒的止痛片,以及各种致幻剂。

美国医保就是强调主义超过解决问题的负面典型,最后积重难返,由于美国的体制问题,医保问题已经无解了,医疗支出越来越高、医疗保障不断下降。

相比而言,以“问题为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什么配套什么,以实用主义思维制定改革方案,可能会出现未必能解决问题,提出的改革机制可能出现新的堵点需要理顺等新问题,会出现浪费。

但只要继续坚持尊重客观事实,继续坚持解决问题,那出现预料之外的新问题,无非继续想办法解决就行了。

当然,这或许跟小镇也是实用主义者有关,更崇尚实践。

更何况,坚持市场经济与突出问题导向,从来都不是矛盾的,为什么不想办法打造一个更适合中国的理论体系呢?
明明可以兼得,何必非得只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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