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精编 | 黄晨：场域决定思想——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知识社会学逻辑（1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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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思想变迁，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因和逻辑？这个问题是理解中国政治转型和文化启蒙的关键，也是探索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一个突破口。当代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在于：市场化和全球化并未带来自由主义主导的政治思想，甚至见证了民本主义、集体主义等前现代思想的回潮，呈现出一种保守性；而知识界引进的新思想有时能改变社会，有时却得不到其他阶层的回应，呈现出一种不同步性。这两个特点正是当代中国思想研究的待解之处。
海内外关于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思潮的论著虽多，但多数仍属于传统的人物和文本梳理。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有哪些思想”“在怎样变化”，却无法回答思想“为什么这样变”。与之相对，由曼海姆开创，并由福柯和布迪厄等人的社会研究发扬光大的知识社会学范式，有助于我们走进思想的背后，对生产思想的场域和群体、权力塑造这些场域的过程、思想的社会影响等关键问题做出系统性解释。
01
“理论界”与思想的一致性
在1978年以后的权力转型中，依次诞生了三种基本的场域，这些场域又决定着政治思想的生产和变迁，最终形成了我们在21世纪看到的场景。
当代中国所谓的“理论界”和“理论家”（official theorists），其核心特点就是知识与政治权力高度嵌合，因为理论家们都在行政—官僚系统内有级别和任务。全能主义官僚制的强制性权威既是理论界形成的原因，也是其生产、传播思想的主要逻辑。在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社会中，理论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场域。而且，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并不会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更新换代而立刻瓦解，而是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
理论界如何生产一致性的思想，可以从出版资料和话语体系中看出。统计历年全国的书籍、报纸和期刊的“印数/种数”比值后，我们可以看出，1967年是出版物种数的波谷，又是印数上的波峰。这使每个人接触到的知识更加一元化了。而改革初期思想的多元化程度仍然不高，主要是因为理论家的会议讨论使用的是同一种话语体系。这也影响到了那些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和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没有独立于理论界的思想，因为能接触到的知识资源和进行研究的机构平台都没有太大变化。
02
“公共知识界”与新思想的传播
03
“专业学术界”与政治思想的边缘化
04
一个解释，一种范式
有观察者断言，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商业社会中占据了“统治性地位”。实际上，自由主义只在改革开放前中期的公共知识界占主流；如果算上理论界和专业学术界，情况就更为复杂；如果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可以说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都居于边缘。大众、政府与知识界的政治思想，因场域逻辑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思想变迁的不同步性。20世纪末各场域对经济实用知识的追求压倒了对政治参与的关心，成为此后“中国模式”思想占据主流的基础，这就是思想变迁的保守性。
展望当代中国以外的案例，知识社会学的场域分析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因为无论我们想解释哪个国家、哪个时段的政治思想变迁，都有必要放眼于“文本”之外。一本《论语》或者《政府论》固然伟大，但它们直接改变的只是一群读者的思想，要改变某个国家的思想——或者被这个国家所改变——就一定要凭借场域性的变化。这就是以知识社会学重书“宽的思想史”之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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